刘晓波: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无论后人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如何评价,但他坚守个人良知的彻底性却被普遍公认为人格典范。他爱智慧,爱到蔑视任何功名利禄的程度;他追求美德,极端到不惜冒犯众人甚至蔑视芸芸众生的程度;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倔犟到英勇无畏、自愿献身的程度;他想做好公民,执着到既蔑视不公审判又服从死亡判决的程度;所以,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记述中,无论是在私生活中还是在公共事务里,苏格拉底的行为举止和人格魅力接近于完美。

在私人生活上,他宁愿要精神上的满足和道德上的完美,也决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富足,为此他坚决反对奢华的生活,拒绝教育收费的政策。色诺芬说:“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最能严格控制他的激情和嗜欲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最能经得起冷、热和各种艰苦劳动的人;”(《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7)

在公共生活中,苏格拉底对雅典的热爱,堪称勇敢与智慧、献身精神与清醒反省的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古希腊时期,希腊在打败了入侵者波斯后,随之而来的不是希腊的和平与重建,而是内部矛盾的激化。在希波战争中,希腊的两大城邦各有贡献和收获,雅典通过萨拉米斯海战确立了海上霸权,斯巴达通过温泉关和普拉蒂亚会战确立了陆上霸权。于是,为了争夺独霸希腊的权力,雅典和斯巴达开始同室操戈,进行了长达26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以斯巴达人大胜和雅典人惨败而结束。

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智者苏格拉底也毅然走上战场,作为甲兵参与了三次战役,每一次的表现都堪称刚毅勇敢。更可贵的是,当雅典败于斯巴达之时,苏格拉底对战败教训的反思,既出于深沉的爱国之情,又保持了清明的理性之思。所以,他非但没有象其他爱国者那样,要么互相抱怨地推卸责任,要么咬牙切齿地诅咒斯巴达,反而以谦虚的姿态批评平庸的雅典人而称赞“优秀的斯巴达人”,在与优秀敌人的对比中总结雅典人的弱点和失误。他还大声号召自己的同胞要重视敌人的成就、学习敌人的优点。

在苏格拉底看来,雅典的战败与其直接民主体制有关,因为直接民主制有三大致命弱点。

首先,在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下,握有最高权力的多数决策,其成本之高和效率之低,使民主制根本无法运作,即便只是一万人的直接民主方式,在决策上也将困难重重。所以,只能通过抽签方式产生500人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作为民主决策的最高机构,其产生的随机性、偶然性和多变性,既无法选出优秀的代议士(代表),导致议事和决策质量的低劣;也无法保证议事会成员的相对稳定性,使决策随着民意的多变而多变,根本无法保持决策连续性,两次公民大会的决策就可能完全相反。

其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智力优秀的异见者手中,所以,仅仅诉诸于多数同意的决策未必就是明智的,而健全的体制,不仅要尊重多数的权利和意见,也应该尊重少数的全力和异见。苏格拉底认为,直接民主政治的平民性质和多数表决的方法,无法产生最优异的统治者,粗俗的工匠、农民和小商贩等手中的议事权和决策权,很可能导致平庸的、堕落的、错误的、乃至残暴的决策(现代的间接民主制即议会民主,就是为了弥补直接民主的这一弊端而产生的。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无法经历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宪政法治对多数权力进行约束,直接民主中的多数权力就具有了绝对性质,而任何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都可能被滥用。少数决策的权力不受限制,必将导致寡头独裁或个人独裁;多数权力不受限制,必将导致多数暴政;雅典城邦民主制正是多数权力不受限制的典型,屡屡让优秀人士死于多数暴政。

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国民大会具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而对少数异见者的权利却疏于保护,一哄而起的多数决定往往变成极为野蛮的暴政,国民大会的多数决定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界限,常常做出令雅典人追悔莫及的判决。

具体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正是公民大会的多数暴政一次次作出错误的决定,惩罚那些曾经拯救过雅典的英雄——或被放逐或被处死。比如,杰出的狄米克斯特里斯和西门,先后被公民大会判决放逐,甚至创造雅典最辉煌的时代的伯里克利,也曾陷入过权力危机,差点遭到公民大会的处罚。在挽救了雅典危机的阿尔吉鲁沙海战中,那些获胜的雅典舰队指挥官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以凯旋者回到雅典时,所面对的居然不是卫国勋章,而是公民大会的死刑判决,其理由是仅仅是他们没有能拯救出在风暴中落入海中的雅典水手。

苏格拉底经由抽签而出任过雅典议事会成员,恰好参加了轰动一时的六将领审理案。在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议事会多数表决通过了死刑判处。据说,在议事会成员中,只有苏格拉底一人,敢于面对多数决定的压力而坚持遵循法律程序审理此案,并尖锐地批评雅典民主制,表现出一个理性而负责的公民的非凡勇气。虽然,苏格拉底的正确意见被错误的多数所否决,但在六位有功的将领被雅典式民主的多数暴政处死后不久,雅典人就对自己的愚蠢决定追悔莫及,并追究那些把公民大会引入歧途的主要指控者的罪责。

然而,只要多数权力没有制约的直接民主体制不变,雅典人就不会接受惨痛的教训,同样的多数暴政将再一次重演。而这次暴政的受害者,正是曾经在议事会上孤身反对多数暴政的苏格拉底。他仅仅因为对雅典民主制提出尖锐的批评,就被公民大会以反民主和教唆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之死再次唤醒了雅典人,他们再次为自己的判决而追悔莫及,而他们表达后悔的方式却是暴政的继续。雅典人把告发苏格拉底的主谋们判处死刑,且不允许使用“火和水”来执行,而是让他们上吊,其中的安尼多被用乱石砸死。其他告发者也全部被驱逐出境。雅典人还为苏格拉底建立了一座铜像,陈列于雅典波姆佩奥博物馆。之后的二千多年里,西方人一直把苏格拉底与耶稣相提并论,称之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殉难者。

以言论自由著称的雅典城邦,居然对一位除了言论自由而再无其他罪过的智者和爱国者提出控罪,无论如何都是暴政,即便以主权在民的多数同意作为理由,也无法为之辩护。正如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苏格拉底是哲学的殉难者,因为他自愿赴死。而雅典对他的审判和处决,“不是司法上的他杀,而是司法上的自杀。”这种“司法上的自杀”让雅典民主制留下永恒的耻辱。

苏格拉底式爱国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清醒而勇敢的批判来表达深沉的爱国之情怀。当公民大会绝大多数皆曰六将军该杀时,苏格拉底独自反对这种违反法律程序的多数暴政;当整个雅典因败于斯巴达而相互抱怨和咒骂敌人时,苏格拉底再次孤身一人发出刺耳却睿智的异见。他对敌国的赞扬和对祖国的忠告,不仅是明智冷静的,也是无私勇敢的,因为批评自己的城邦而赞美敌对的城邦,在当时的雅典实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的行为。但他出于对母邦的无私之爱和对真理的执着,绝不怕被同胞们指责为卖国者,即便最后被送上断头台,他也要坚持己见。

苏格拉底提醒同胞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用贬低雅典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是在长敌人的志气而灭自己的威风,更不是要按照斯巴达制度来重建雅典,而是为了让母邦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积蓄力量和锐意改革,以图恢复其在希腊的领导地位。他认为,雅典败于斯巴达,既有雅典内部决策机制的低效和混乱的原因,也有过于低估对手的原因,只要学习敌人之所长来弥补自身之所短,进行对症下药的内部改革,雅典终将从失败中挺立和统治全希腊。

苏格拉底在号召雅典人向斯巴达人学习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雅典的忠诚。他一向认为雅典人的品质高于其他城邦的希腊人,并为自己的城邦和同胞而自豪。他说:雅典人是最爱好荣誉、最慷慨大度的人,这些美德肯定会使他们为着荣誉和祖国甘冒一切危险而不辞。“”无论是谁,他们祖先的伟大功绩都不如雅典人更显赫更众多。“”没有一个民族能像雅典人那样为他们祖先的丰功伟业而感到自豪;“(P98)

自爱是每个个体的本能,爱国主义是一种群体本能。然而,如果没有宽阔的胸怀和清明的理性的引导,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一种盲目而轻率的激情。本民族强大时,它往往会导致对外的盲目自大、甚至扩张的好战心理;本民族弱小时,它通常会变成对内护短和对外仇恨的破坏性情绪,进而导致仇外排外和崇洋媚外相混合的畸形民族心理。

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号召同胞向敌人学习,表现了一位智者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也无论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只要肯于放下虚荣和傲慢、敢于承认错误和正视弱点,特别是能够尊重对手和学习强敌的优点,就必定能够重新振兴并走向强大。

苏格拉底的勇气和智慧,让我想起中国人和日本人。

在世界文明史上,日本,这个中国人眼中的蕞尔小国,似乎不值一提,因为,东方古代文明的灿烂也好,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辉煌也罢,日本在古代和近代都是后进者,古代不如中国,近代不如西方。直到甲午一战,老大帝国惨败于蕞尔小国,甩着大鞭子的国人才开始正眼看日本。

是的,日本没有辉煌文明和辽阔疆土作为自傲的资本,但日本具有极为认真务实和不耻下问的民族传统。在亚洲诸国中,为了国家的兴盛而最肯于虚心向强大对手学习的民族,非日本莫属。日本的肯于和善于学习,不仅是向友邦和对手学习,而且向强敌学习。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大改革皆是虚心学习强敌的结果,古代的“大化革新”是向盛唐时期的中国学习,而且是“仿唐制”,一种接近于全盘唐化式的学习,奠定了日本古代文明的基础;近代的“明治维新”是向西方学习,而且是力求“脱亚入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使之在近代战争中崛起为世界大国;二战失败后,日本忍受着被美军占领的耻辱,在政治制度上听由美国的安排,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从战争的废墟上再次崛起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

反观中国,总是以老大帝国自居,张口是“历史悠久,文明灿烂”,闭口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动不动就拿“强汉”、“盛唐”炫耀一番。即便在近现代落伍中开始向西方和日本学习,但那种学习却有种不得不为之耻辱和勉强,骨子里仍然不愿意彻底放下老大架子,最终变成了一种混合着奴性的自卑和阿Q式虚荣的学习,一种跛足而畸形的学习——中体西用。所以,中国人学西方学得七扭八歪,学日本学得满心怨恨,学苏联学得反目为仇,以至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新中国”,不过是穷愁潦倒的孤家寡人,既遭到资本主义西方的孤立,也自绝于共产主义东方阵营,只剩下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不过是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

甚至直到改革将近三十年的今天,国内改革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改革,对外开放是只要经贸利益而拒绝政治价值的跛足开放——拒绝学习人类文明中最精华的制度文明自由民主。正因为如此,刚刚吃饱穿暖且跛足而行的国人,才能迫不及待地唱起“大国崛起”的高调,盲目的民族主义迅速风靡,越来越走向畸形、狂热和极端。以至于,在综合国力远远不及美国和日本之时,也在中国最需要和平国际环境来继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大陆的官民居然不停地发出好战的呐喊。愤青们经常发誓赌咒说:“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共军少将朱成虎甚至发出疯狂而冷血的叫嚣: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然而,仇外、叫骂和核讹诈,不会对美、日两国造成丝毫损害,更不会增加中国人的尊严和力量,反而会对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造成伤害,因为它们仅仅是懦弱者的壮胆和愚昧者的宣泄。

总能看到别人的弱点和错误,仅仅是小聪明;而经常能发现自身的弱点和错误,才是大智慧;敢于揭露和批判别人的弱点,仅仅是燕雀之勇;而敢于正视自身和自我批判,才是鸿鹄之勇。犯错和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认错和推卸责任,也就是不肯从自身寻找失败的原因,而总是把失败归咎于外在原因。反过来,只要肯于从错误中、失败中学习,特别是向你的对手和敌手学习,一次失败就将换取长远的成功。

苏格拉底,这位钉在古雅典光鲜肌体上的黑色牛虻,以针针见血的尖锐,表达着他那深沉而睿智的爱国主义。

2006年8月13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6.08.14
【大纪元】2006.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