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在我看来,先秦诸子中,孔子最平庸也最功利。

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人格的超逸、飘飞和潇洒,没有想象力的奇伟瑰丽和语言的汪洋恣肆,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庄子的哲学智慧之脱俗和文学才华之横溢,都远在孔子之上。

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更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远见和平民关怀。

与韩非子相比,孔子圆滑、虚伪、甚至不乏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

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和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脑。

儒家有所谓的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孔子在“立功”毫无作为,儒家信徒就只好津津乐道于孔子在“立德”和“立言”上的伟大贡献。

先说“立德”。

孔子是个官迷,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孔子跑官之所以屡屡失败,源于他的自视甚高。孔子的自我解释是待价而沽:“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孟子的解释是孔子的开价太高。孟子列出了孔子做官的三大条件:“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第一条是自己的主张能够变成治国之策;第二条是要受到君主的礼遇,第三条是君主养贤出自诚意。此三条中的任何一项不能满足,孔子就可能拂袖而去。所以,即便某些君主给孔子以礼遇和,但只要孔子之道无法变成治国之策,孔子就会再去寻找新主子。

孔子跑官失败后,才勉强当道德教主。在我看来,一部《论语》,只是处世小智慧,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哲理的深邃和审美的灵性,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的好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

孔夫子在与别人讨论问题时,总是扮演诲人不倦的导师(回答问题者)。尽管孔子也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是,他说出这段话时,其姿态是高傲的导师,其口吻是教训弟子:“子曰:由,诲汝知之乎!”通观《论语》一书的孔子,他毫不怀疑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可以教导别人怎样处世、怎样做人、怎样齐家治国王天下。他既想做拯救社会于‘礼崩乐坏’之中的先圣,也想做指导人生的先师。故而孔子说:最高的智慧是“随心所欲,不逾矩。”

作为对比,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与别人辩论时,总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他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似乎是在有意捉弄对方,一步步地击垮对方的自信和狂妄。辩论的目的,不仅是澄清问题、破除疑团、发现真理,更是想让参加讨论的人意识到:人是无知的。宇宙、生命就是一连串人类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故而他说:只有神才有智慧,因为它给予了人以最高的智慧——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提问留给西方的最宝贵的遗产。

苏格拉底和孔子,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意识,其中隐含着中西文化的最重要的差别:不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和相信人能够全知全能。前者自然要走向对超人存在的追寻,后者只能走向对现世人生的认同。孔子开创的“诲人不倦”传统,作为中国人的为师美德,其潜台词就是永远高人一等。苏格拉底开创的提问传统,与后来的基督教原罪意识相结合,开启了智慧谦卑和勇于自省的西方传统。

孔子被后代神化为圣人,儒家伦理被拔高为“儒教”,不仅造就中国的专门神化世俗人格的造神传统,而且造就了权力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传统。在中国,历代不乏自恃无所不知的诲人不倦者,以至于,使诲于人者大为疲倦。

作为中国读书人的典范,孔子传给弟子的主要智慧是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谋略。他教读书人怎样混迹于官场,怎样待价而沽、与统治者讨价还价,君主刘备“三顾茅庐”才让诸葛亮出山的典故,最典型地诠释了君王与御用谋士之间的讨价还价的游戏。他教读书人如何盛世入庙堂、乱世避山野,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所谓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都要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学而优则仕,禄在其中”的教诲,为中国读书人指出了一条依附官权之路。虽然孔子本人跑官失败,但他的弟子中却屡有当大官的。由此可见,他的教诲,还是有成效的。

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圆滑、功利、世故的孔子,这个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却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平庸的《论语》也被后人注释了两千年,耗费国人的大量心血和智慧,正所谓“皓首穷经”的中国式学问。

再说“立言”。

后儒们说,孔子在文化上的大贡献之一是开办私学,既成就一番民间教育的大业,也首开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但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后人的演绎。孔子的志向是做大官、立大功,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周游列国的“跑官”,开办私学是四处跑官的副业,主要是为了糊口。无论从孔子的跑官经历中,还是从《论语》的言论中,他从来不是平民利益的捍卫者,而是一贯眼睛向上而轻蔑平民。他最痛恨忤逆之人,也就是那些不畏统治者的犯上作乱者;次讨厌诽谤大人的人,也就是不畏“圣人之言”的人。他教君王如何愚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策略,历代统治者用起来都很顺手;他教百姓如何做顺民,要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要百姓敬畏统治者和圣人,要学生绝对服从老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上者即使错了,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孔子提倡的师道尊严,不过是盲从老师而不认真理。正如鲁迅所言:“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故而,国人的奴性人格始于孔子式教育。

后儒说,说孔子“立言”的另一大贡献,是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万世经典,即孔子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而在我看来,说孔子操练文化的结果是贻害千古,也不为过。

中国的第一本诗集《诗经》,是经过孔子对古代诗歌的删编而成,收录了305 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答道:“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特别是他删诗的标准乃万世不移的圣谕。而我以为,孔子删诗之标准,美其名曰“思无邪”,实则“诗无人”,不知有多少抒发性灵的好诗,被他作为“思有邪”的诲淫制作删掉了。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虽然从唐初孔颖达开始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以来,关于孔子删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在审美上,孔子给出的作诗标准是“思无邪”和“温柔敦厚”,遵循的大原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孔子论定的诗歌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所谓的兴观群怨,主要是为了“事父”和“事君”,顺便认识点“鸟兽草木”,基本与艺术的审美作用无关。由于孔子把艺术作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解释,所以他老人家在审美上必然是功利的平庸的,与稍晚出现的《楚辞》相比,《诗经》的美学价值太过平庸。

所幸,孔子活不到战国时期,要不然,由他来审定《楚辞》,其中的《九歌》大概也要被删了。因为,楚地巫师乞神的唱辞大都具有情歌的特点,其中的神和巫具有阴阳的属性,阳神倾慕阴巫,阴巫勾引男神,神巫之间的关系变成情人关系。《九歌》就是典型的巫文化产物,其中的神灵都被赋予了男女性情,女神由男神来迎请,男神由女巫来迎请,乞神的过程充满了男欢女爱和女怨男叹,甚至,乞男神用妙音好色的少女,乞女神用貌比靓女的童男。正如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有不可道者。”

如《九歌》中最著名的请神辞《湘君》和《湘夫人》,读起来完全是优美的情诗。《湘君》是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迎请男神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在这里,有女巫为讨好男神而精心打扮:“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有女巫对男神的刻骨思念之情:“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有女巫迎不来男神的一腔幽怨:“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有女巫向江中丢饰物以表达誓与君相欢的决心:“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湘夫人》是男巫以湘君的口吻迎请女神湘夫人,也是以表达男女思念之情的方式来祈求女神的降临。有男巫对女神的望眼欲穿的期待:“登白薠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有男巫思念女神之情:“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有男巫欲见女神的焦急,恨不得朝发夕至:“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甚至有男巫脱衣与女神合欢的想象:“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如此《九歌》,显然触犯了儒家的双重忌讳,既有“怪力乱神”、又有男女偷情。所以,儒家的几位著名继承人孟子、荀子和朱子(朱熹)都批判过楚文化的怪力乱神和男女淫乱。专门注释过《楚辞?九歌》的朱子断言,楚地风俗之所以“亵慢淫荒”,乃在于“以美色媚神”。他说:“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于巫,则见其貌之美而服之好,盖身则巫而心则神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但朱熹又不好否定屈原的地位,也就只好用“载道”理论来为给屈原作《九歌》脱罪。他在《九歌集注》中说:屈原作《九歌》是以“事神之心”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所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我读屈原的作品,与历代大儒的审美感受完全相反。我不喜欢《离骚》和《天问》,因为这两首长诗表达的是屈原的双重媚态,既向君王献媚,更向自己献媚,甚至有种弃妇般的病态自恋:屈原把被楚怀王放逐的原因全部归罪于龌龊的小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冰清玉洁的君子,其高贵品质甚至要上溯他的祖宗八辈。特别是屈原的那种的“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狂妄,培养了一代代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

我喜欢屈原的《九歌》,因为它源于楚文化中的人神恋爱故事,女巫的美丽妩媚和男神的多情温柔相呼应,传达了圣俗合一、灵肉不二的化境,也表现出一种两情相悦的平等关系。这在信奉男尊女卑的儒家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亵慢荒淫。

如果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孔子删诗还仅仅是一家之言,删得再狠,也问题不大,毕竟还有其他的标准。但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大量失传,比如《诗经》,据说曾有鲁、齐、韩、毛四家版本,但到了汉代,仅剩下“毛诗”,相传是鲁人毛亨所传。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诗经》成了儒家经典之一,但不是艺术经典,而是用于治国的政治经典;孔子的“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汉儒不是把《诗经》当作艺术来欣赏,而是当作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材来读,从而把诗歌的作用提升到治乱兴亡的吓人高度。正如《毛诗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儒们挖空心思地在诗中搜寻先王事迹和圣人遗训,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注解出“微言大义”。明明是平民内容,偏要读出“文王之化”;明明是男欢女爱的情诗,非要解释成“后妃之德”。

由此,中国文学离“人性”越来越远而离权力越来越近,最终变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工具,使中国古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到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也要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源远流长的奴性、功利的文化,不能说全部源于孔子,但儒学肯定是主要根源。

1997年11月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8月4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6.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