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王怡惊动了我——《王怡文集》序

辟头先给王怡一闷棍

辟头先给王怡一闷棍,然后再容我细细“捧杀”。

其一,自打青年王怡出了名,关于宪政,他写得最多,大致可分为“历史宪政”、“武侠宪政”、“影评宪政”、“时评宪政”,乃至还有“饮食宪政”和“丁克宪政”,如此眼花缭乱的宪政论说,读起来却大多脉络清晰、让人获益,比干巴巴的抽象宪政,也更有滋味和情趣,确实需要另类的才华。然而,这样的宪政言说,也免不了有些绕弯子,弯子绕得太复杂,也会把作者自己绕进去,让人感到困惑、生硬和别扭。

比如,他赞同别人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易经》箴言,与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秩序”勾联起来,并进而解释说:“易经的精神尚有一种‘天行健’的先验主义背景。但易经的经验主义性质就在于‘天行健’是相当虚泛的,它构成一种背景但并不构成一种教条。”我看不出易经箴言与“自发演进秩序”之间的联系,也不觉得无所不包的、怎么解释都行的“易经的精神”与西方基督教的“圣约”之间的关系。我只知道,无所不包的言说大都“一无所包”。王怡的解释,倒是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许多人把中国的“民本”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或“民主”扯到一起。

再如,王怡的《丁克家庭、创世记和宪政民主》一文,尽管里面讲了许多逻辑推演的问题,但还是看得我云里雾里:他反对中国传统蛮横地把“专制政府与细民的关系模拟为父子关系”,但这并不能反证如下逻辑演绎的合理性:从父子关系和人神关系之间的模拟联系,推出血缘关系乃父子之间的契约,再推演出宪政的先验基础。我不知道王怡的如此“创世”说服了多少人,但他起码没能说服我。

其二,时而,信奉自由主义的王怡,也要回到传统里,接点悠远的气脉,“鸡蛋里挑骨头”地汲取些许古典精华,且拿出自己的饮食习惯来佐证,以证明自己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但理论上是,生活细节上也是。似乎做个英美派的自由主义者,必要一副文化保守的尊容,否则就不正宗。王怡在《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中自述道:“我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吃牛肉面都不会换地方。我最迷恋的概念之一就是‘传统’。传统在这里代表一种方向性,比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情欲是一种有传统的性欲。性欲原本是没有方向性的,方向性在针对特定对象的传统之中形成。”

尽管,王怡反复强调文化保守应该与政治自由主义融为一体,但在他的论证中,也常把不同层面的文化因素与保守-激进、传统-现代混在一起说,混淆了非制度性文化因素和制度性文化因素的区别。其实,爱吃川菜或爱读庄子,喜欢字画扇或沉溺于京剧,实在与百年来中西大碰撞的语境下、与中国当下语境中的保守或激进无关,也与提倡“读经”的民族主义王道政治差之千里,更与选择自由或甘于奴役无关,大可不必张冠李戴,更不必如此张扬。

每个个体都是多元的,社会也是多元的,不能用例举一元的方式来指认多元的活人,更不能把多元中的不可比因素硬拉在一起。

英国最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界埃德蒙·柏克,他的保守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和法治秩序方面,而很少论及传统的非制度化因素。他的保守,正面前提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自由权权利和宪政法治的传统,它既是传统,也是柏克时代的活生生的政治现实。正因为英国有着这样的传统和现实,才无需法国式的大革命。他的保守,反面前提是“我憎恨专制,……我尤其憎恨多数人参与的专制。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55)所以,让专制王权异常强大的法国学习英国式的保守,可能吗?正如中国“百日维新”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之间的差异一样。

在现代中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既是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激进反传统主张的人,也是一贯提倡“点滴积累、渐进改良”和“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人,同时,与五四一代的其他人相比,胡适在生活细节上,也算得上传统和保守。

垮掉一代的经典诗人金斯堡,一边发出声震美国的“嚎叫”,一边喜欢静谧的佛教。这位嬉皮诗人的叛逆之作变成美国大学中的经典之后,并不意味着激进的愤青已经变成保守的教授。

王怡自称吃牛肉面从不换地,但我也知道他看光碟的紧跟潮流,而且基本上是西方影片,总不能说前者是保守、后者是激进。正如拼命拽着西方时尚的尾巴乱转的“酷一代”,不见得就是激进一族,说不定他们在如何钻营上颇为老道。

其三,偶尔,读王怡还会读出小卖弄。显示渊博,固然是知识人难以根绝的嗜好,但引经据典时,总要尽量避免文不对题和节外生枝。一些不必引经据典就已经说清的常识问题,还要绕几道弯,掉掉书呆子,那不是渊博,而是轻浮。中国读书人的注经和掉书袋子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先秦之后没有“子”,汉代以来,由孔孟而马列,一路注下来掉下来,已经把国人的精神创造力逼入“穷途当哭”的绝境,否则的话,“老杜之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诗评,怎么可能变成大诗评家的审美标准?“点石成金”的用典,怎么可能演化为大诗人推荐的作诗法则?

其四,最让我不舒服的是,王怡的文字中,冷不丁会流露出传统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骄狂。比如,王怡为“宪政论衡”开张写的“广告辞”,题目本身就有些张狂:“存在主义的宪政观——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用于解释这一题目的文字中也有不少大话:“所谓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有一明的信念,就当有千年的恒心。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历史观,一种非目的论的根植于先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我愿意将这句话看作现代宪政的根本精神。”

读过不少神学书和哲学书的我,实在看不懂这样的表述:“一种非目的论的根植于先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也无法理解这句王怡喜欢引用的易经箴言,怎么就能被“看作现代宪政的根本精神”?

尽管,在王怡的全部文字中,类似这样的骄狂文字极为罕见,但只要出现就该自我警惕。在上帝的俯视下,人的最大原罪就是心无谦卑和目无神圣的狂妄:知识狂妄遮蔽真理,道德狂妄亵渎良知,权力狂妄制造人祸。

如此作序,还是给一本在国内无法公开出版的文集作序,大概有欠“厚道”,那现在就开始“厚道”吧。

初次被王怡的文字惊动

我被王怡的文字惊动,缘于他的那篇短文《美得惊动了中央》:一部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让王怡夫妇回到校园青春期,品味那份“朝花夕拾”的初恋,必定很闲适、甚至激动。F4的扮相和发嗲的对白,尽管平庸,但毕竟优美。只是,王怡大大低估了党中央对“不健康舆论导向”的敏感,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么老大个的政权,竟然视大众化的“优美”为威胁,来自中南海红墙内的禁播令,使《流星花园》半途而废。

这样的蛮横,犹如一个常年不洗澡的恶汉,仅仅依仗穿了一身官服,就悍然闯进民宅,并把臭气熏天的汗脚伸进刚刚放满清水的澡盆,极大地冒犯了有洁癖的王怡们:剥夺了其天然权利,亵渎了其审美趣味。所以,在王怡看来,权势者扼杀了给无权者带来“赏心悦目”的优美,是不准“平庸”的蛮横,其背后所隐含的审美指向,庸俗而邪恶。或者说,极权的邪恶乃平庸之最。

审美依赖于极端个人化的偏好,审美经验也大都是隐秘的私人经验,所以审美是最多样化的精神体验,正如西谚所云:“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而独裁国家只要求一个钦定的“哈姆雷特”,只允许大一统的权力美学,它的程式化抽象化干瘪化的趣味,天然地敌视个人、个人偏好和私人经验,所以就只能制造精神垃圾,并把这样的垃圾强行塞满家家户户的夜晚,所以,王怡愤怒了: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足以惊动中央的事件总在善恶之间,而与美丑无关。尽管善恶之间的立场,往往会妨碍审美的品位,造成审美的堕落。……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缺乏道德了,决不能承认自己没有品位。……我不太在乎政府对我的道德水准造成的歧视,我极其注重的,就是这个禁播令对我的审美能力进行了当众的羞辱。”(《美得惊动了中央》)

王怡没有经历过更严厉的羞辱个人美感的时代,那是连衣裙、披肩发、高跟鞋与诸多经典名著共同被押上红色审判台的时代,是焚书、砸唱片、刮壁画、倒庙宇的时代,是毛泽东的“不许放屁!”的昏话被捧为佳句的时代,是郭沫若的献媚四六句被排在文学刊物头条的时代,……而在这样的审美沙漠中,一个敢于偷看《红与黑》、偷听情歌、私下里朗诵情诗的中学生或青年人,其清爽的灵魂必定有极柔软的部分,柔软到可以为了美、为了独立思想的尊严而冒险(比如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之死)。这样柔软的灵魂,也必定被美被诗被爱所拯救,如同《1984》中那对偷情的男女。所以,在奴隶制仍然残存的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祈祷:美将拯救世界!诗将提升我们的卑贱灵魂!(大意如此)

然而,独裁国家,没有宗教,没有哲学,也没有伦理,更不必说它的审美情趣了。因为,独裁者只信仰权力、只为权力辩护、只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只欣赏装饰权杖的花纹……面对羞辱个人美感的粗俗政权,王怡写下了基于个人美感的文字,读这样的文字,我能感觉到他那种蔑视强权的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面对的这个庞然大物,尽管一刻不停向我们炫耀着它的权力和皮鞭,但它越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就显得越发平庸猥亵和空洞下作。

基于个人自由的谦卑反抗

身处后极权中国的年轻王怡,自我定义为“知识分子”,但不是古代士大夫标榜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众代言人,而首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个体,一个争取个人尊严的维权者,一个为个人自由辩护的言说者——在自负和内疚之间取得平衡的“罪人”。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知识’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怀璧其罪’。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我要活在自由的言说中,在言说中呼吸,在言说中为个人自由作无罪的辩护。”

“一个知识分子的诞生大致需要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我总是认为我在一些领域和事件上比一般人知道和了解得更多,才能感到公共言说的冲动。……一个人没有这种自负就不会写文章。……否则就比自负还糟糕,叫自私和不负责任。”(《王怡:知而不言是一种罪》)

在没有自由的制度环境下,在深厚的“为生民立命”的代言人传统中,王怡坚称自己在“骨子里”是个人主义者:

“虽然王怡这个名字很平庸,不如西门吹雪好听。但这个名字中蕴涵了一种传统,一种和我有关的、亘古以来持续不断的血统。以前有一首歌唱道”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这是扯淡。流在我身上的血只和我的祖先有关,和别人、和任何一般人群之集合都没有关系。流在我身上的血是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绝不是集体主义的。”(《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即便王怡不断介入公共维权运动,表现出了反抗暴政的良知和勇气,并赢得了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美誉,但他的介入和反抗,对强权是高调的,而对自己却是谦卑而低调的:“签名是一种自救,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良知。”(《用言论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基本见不到那种用“大话”堆砌起来的狂妄姿态。

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自由,绝非老庄式的消极自由——逃避公共生活,只求个体精神的自足自娱,而是致力于在公共生活领域内争取个人自由。也就是王怡所言:“一个不将自己放入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一个不能在行动中企图表达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就不是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

那么,自由主义所珍视的知识人品格,也决非动辄以“代言人”和“启蒙者”自居的“救世情怀”。知识人介入公益性的民间维权,是把坚守做人的个体尊严和捍卫社会性的言论自由贯通一气,旨在催生出有利于个体自由的生长和实现的公共政治生态,即自由宪政。而不是通过为民请愿而获取左右民众的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话语权力)。所以,一个珍视自由的知识人的反抗,对不准个人自由的强权来说是高傲的——决不屈从于权力的威逼利诱;同时,这种反抗的自我意识却是谦卑的——拒绝充当救主式的“代言人”或“启蒙者”。

“在一个去魅的世俗化的当代,重新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牧羊人抑或上帝本人,这种僭妄之举是愚不可挡的,也不是怂恿一个革命者大开杀戒的理由。(《”奉天承运“与”皇帝诏曰“:统治及其伪神学基础》)

王怡写下的有关宪政的文字,全部围绕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一核心命题。这是一种源于个体尊严的价值坚守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期待,它使王怡对士大夫式的“代言人”角色极为厌恶。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人格,仕途顺利时就变成“救世主狂妄”,宦海沉沦时就生出“人民万岁”的民粹主义自贬;在应对外部挑战遭遇挫折时,要么生出“盲目自傲”的民族主义狂热,要么陷于“自我贬损”的自卑性媚外。一旦国力有所增强和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对内的救世狂妄和对外的民族狂热就会自然结合,演变为一种国家性和全民性的癫狂,既可以制造出任何君临天下的救世主神话,也能够制造出合法化杀人的民族主义神话。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癫狂崇拜造成了种族灭绝的大灾难,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癫狂崇拜制造出阶级灭绝的大灾难。而颇为反讽的是,在这一系列大灾难造成的精神废墟上,畅通无阻的恰是从国家到个人的犬儒化机会主义:政权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吞噬掉个人,个人借国家或民族的名义谋取私利,而落得实处的国家或民族,不过是一个吓唬麻雀的稻草人,一旦麻雀们熟悉了这个稻草人,它们就会特意落在稻草人头上偷吃稻穗,直到吃光所有的颗粒,并从中获得一种戏弄神圣的快感。

所以,王怡在评论“赵燕事件”时才会激愤地说:

“在我们周围,像赵燕这样动辄引用人民的名义、引用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为自己的欲望撑腰、为自己的话增添正当性,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好像一件事如果只以自已的名义,就底气不足,就失去了光环和崇高中的晕眩感。也失去了令人围观的表演性。随手举两个例子,一是张东荪当年劝梁启超一定要保重身体,他就是这样开头的,”我以四亿亿人民的名义向你提一个建议“。另外去年看一场世界小姐选美,一个中国的美女身着比基尼,自我介绍时用极尊贵的口气说,”我来到这里,代表了12亿中国人“。我是差一点就喷出饭来,不知道她浑身下上到底哪一点代表了中国人民。仅就这样一种妄称代表性的逻辑霸权而言,张东荪、赵燕和这个选美小姐的三句话,算得上公共领域里面最不要脸的三句话。”(《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转自《新闻周刊》2004年8月9日)

自由主义者反抗独裁的出发点,只能是个体性的:捍卫已经具有的个人权益,争取还不具有的法定权利,只有在法律上将权利落实到每一个体,才是权利;只有在道德上或习俗上尊重个体权利,自由制度才能具有伦理的依托。反过来,只有反抗政治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强制性剥夺,拒绝政治权力为全民钦定的道德标准,个人权利或自由秩序才有可能逐渐生成。相应地,知识人的良知或社会责任,也只有落实为个体担当才是责任。即便在仍然独裁的制度下,有责任感的知识个体必须通过向强权说真话来参与公益事业,个体对强权的公开化反抗,也就自然转化为社会性反抗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坚守个人自由这一原点不能有丝毫移动。因为,个人自由没有替代品,与自由相连的个人责任也没有替代品。离开了有血有肉的个体,既无自由,也无责任。

在此意义上,我想王怡会欣赏著名诗人布罗茨基所推荐的抗恶方式:“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即是说,某种难以虚假、伪装、模仿的东西;某种甚至连老练的江胡骗子也会不高兴的东西。换句话说,即是某种像你自己的皮肤般不能分享的东西:甚至不能被少数人分享。”(引自《见证与愉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P308)

可敬后生的勇气

不管别人如何评价王怡的写作,也不管我对王怡文字的偏好是否能赢得共鸣,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偏好:王怡在“知识的自负和罪感”的平衡中写出的文字中,有种与其年龄不成比例的广博、睿智和美感,所以才独具超越通行网文的魅力。他写过反思青少年时代的系列文章,勾勒出的不只是“作弊的一代”,也是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凸现的“无父无母的一代”。对于我个人来说,回忆孩提时代的家庭,几乎想不出什么父爱母爱的细节化记忆,而能够铭心刻骨的记忆,则是父母管教我时的粗暴。孩子们的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成天见不到父母的影子。我们这代人的父母们,要么把身体、大脑和心脏都交给了党中央,交给了隐居在中南海的肥硕极权者;要么是有身体有大脑有心脏的父母们,身体被监禁,大脑被砸碎、心脏被窒息。而最关心如何把孩子们培养成红色接班人的学校和社会,又对孩子们实行强制灌输和谎言教育:

“最大的作弊还是来自教育者。上半年(1989年)的腥风血雨一旦散去,所有的教育者开始合谋为一个时代作伪证。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判断力,几乎全部丧失。一遍遍地在政治课、语文课,在时事政治的考试中背诵领袖的讲话,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全部的精神成长。除非,你是一个作弊者。”(《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没有家庭之爱和学校的自由教育的童年,象一棵棵小草挣扎在被红太阳烤焦的大地上,只有极少数幸运的孩子们,出于儿童的冒险本能,为自己寻找一块“在作弊中慢慢成长”的阴凉,也找到一份惊奇。

然而,这种将孩子逼入作弊的教育,也等于把孩子从小培养成一个说谎者,孩子用作弊进行自我保护,保护层就只能是谎言,正如王怡沉痛地反省道:“在那以后,你的漫长的一生,已经不再有真诚的誓言。”1949年后的孩子,变成了“向良心说谎的一代代”:红色谎言的标志就是“红领巾”(在文革时是“红小兵”)。直到前几年,全国性声讨“”运动,也要动员孩子们和青年们加入,上百万大、中、小学生在“校园拒绝邪教”的长幅上签名。

正因为有了这样到位的反省,成年后的王怡,作为一个知识人,才会尽量让自己的文字表达“活在真实中”。他从武侠里读出“毒汁四溢”传统江湖,从电影中悟出宪政的均衡之美,如同出自杰出建筑大师手中的古老教堂;他从故乡曾遭遇过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的血泊里,看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张惶的深层原因:我们这个一直被恐怖所笼罩、被饥饿所追逐的民族,羊群般的奴化生活已经变成第二本能,在最初碰上更强大的异域文明的挑战时,无论如何,也难有健康人性的从容。一个个枭雄在刀光剑影里倒下,最后胜出的“大救星”必定是最大的流氓。以至于,经历了百年现代化的腥风血雨之后的当代国人,还是显得过于急功近利和手足无措。

虽然,号称小康了,崛起了,但吞食“黄金宴”、品味“女体宴”、喝着“婴儿汤”、包着“二奶”、买回30万一盒月饼……的小康,用20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换来32块奥运金牌……的崛起,不能不显得东倒西歪、饥不择食和慌慌张张。正如王怡所言:“看看在辛亥之后,历史在每一条路口的张望,在每一道岔口的哭泣。”(《辛亥年的张惶:宪政历史的可能性》)

王怡等青年一代自由知识分子通过网络而现身,从屠杀的血腥中,他们觉悟到自己也生活在制度性的欺骗和残忍中;从反抗奴役的民间维权中,他们逐渐获得了内在的勇气和明亮。在我而言,王怡们的崛起,绝非“后生可畏”,而是“后生可敬”:他们的才气和学识不输于其他知识人,足以作为攀权附贵之资,为自己挣得安全而体面的精英生活,而他们选择的却是“无权者的独立思想”“的孩子”必将在与恐怖、与残忍、与谎言、与犬儒的对峙中成长:

“在我们心中,她们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母亲,是这个在政治罪孽中沉沦的民族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此庄重的宣称——我们是每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们愿以眼泪、笔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议这个政府对每一位母亲的摧残。”(王怡余杰:《抗议拘捕丁子霖等难属的声明》)

一向温和宽容的王怡,一旦表达起自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来,我就能切实地看到他内心的火把,那种绝决的勇气和自信被内在明亮所凸现:

“我最后的想法是做一个批评者,一个永远批判而不是赞美公共权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民族主义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调情。不需要义勇和虚骄的自负。民族主义归根到底,需要的只是一种羞耻心。”“我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那天,我想我有资格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蒋医生和所有因言获罪的同胞,我也有资格要求这个政府和我一样去爱这个国家。否则,我唯一的良知,就是让自己成为这个政府的敌人。”(《我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那天》)

“对一个专制社会中的发言者来说,”隐晦“和”直白“都是减少恐惧的两种途径。一种通过对自己言论的主动阉割来减免外在的危险,这种主动的自我设限不仅反映在言论上,对一个思想者和写作者来说,对言论的阉割其实就是对内心的阉割。”隐晦表达“的实质是把外在的危险看得比内心的恐惧更重要。而另一种言说方式恰恰相反,是把恐惧本身看得比危险更重要。这就是杜导斌所代表的那种言论方式,这种方式用直白的言说来克服内心的恐惧。”(《用言论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

“‘天安门母亲’成为被屏蔽的关键词,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进入的另一个中文世界里的声音。道义被屏蔽,希望也被屏蔽。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绝大多数网民,依然对此一无所知。”(《“天安门母亲”:一个被屏蔽的关键词》)

在仍然黑幕重重的恐怖的社会子唯有看得见的良知才有揭穿黑暗和法权力的行使必须是独立的和秩序之下,要让“天安门母亲”不被遮蔽,要使小康了的身体不至于过于肥硕,把心脏和大脑压迫出“高血压”或“脑血栓”,唯有良知引导智慧的公开表达:把个人对重大公共事件的洞见和良知,举到公众都能看到的蓝天下,哪怕只是一个细节的真相和一句真话!无数发自不同个体的洞见和良知之光汇聚起来,谎言和恐惧的阴霾就会散去,自由和尊严的阳光就会穿透云层。

给我美感的王怡

我喜欢王怡,还有更个人的偏好,不仅因为“无权者的独立思想”,更在于这样的思想洋溢着美的魅力:幽默中透着对权力的鄙视,自我反省里沉淀着谦卑和苛责;他的一系列宪政文字,显示出理性的从容和自觉的敏感。仅从审美的角度讲,我最喜欢的王怡文字依次是:《乌托邦之广播体操》、《在作弊中慢慢成长》、《“国家安全”是个套》、《美得惊动了中央》、《每个人的家乡都在陷落》、《辛亥年的张惶:宪政历史的可能性》……在一个能让人跪出愉悦甚至癫狂的国度里,在一种狂妄出空洞的天下主义的帝制传统中,在一个野蛮得连顺民都要灭绝的新极权下,仰望救主和感恩戴德的国民习性,只能把大话当自信、把作秀当典雅、把铺排当礼仪、把矫情当浪漫、把隐讳当含蓄、把下跪当敬畏、把权势当尊严、把裹脚当性感、把殉夫当忠诚、把砍头当戏剧、把羞辱当享乐……也只能使审美局限于歌功颂德的载道巢穴,比如,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电视剧《雍正王朝》、电影《英雄》等;至多是小康时尚的小品化帮闲情调,比如,美女作家的小说、电视剧《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和电影《手机》,各类晚会上常演不衰的小品和越来越多的商业性选美。

对于这样的大众化情趣,王怡评论道:

“而在我们生活中至今高声颂扬的虚拟词汇、虚拟的政治哲学和虚拟的集体主义激情,不仅包围着每一个成年人;更尖锐和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种虚拟的精神世界笼罩着千百万初到贵境的未成年人,笼罩着我们的整整一代子女。”

“最突出的就是近年模特与选美比赛严重的‘幼女化’倾向。从18岁一路往下降,到2003年底时的一场选美,已经出现14岁的获奖模特。成人世界公开‘消费’一个幼女的形体,几乎是一个标榜时尚的时代最无耻的事件。”(《双重“矩阵”:时尚与意识形态下的青少年双重的虚拟文化》)

王怡的文字经常基于愤怒而发,他所定义的“……愤怒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高贵品质。不必剑拔弩张,也不必心跳加速。但公共知识分子正是愤怒与理性的一种结合。”(《王怡:知而不言是一种罪》,转引《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7月号)与那些对流氓政权做声嘶力竭的声讨相比,王怡的才气、美感和学养所孕育的文字更为尖刻,一种看透骨髓的锥子眼光,一种蔑视丑陋的辛辣幽默:

“因此一个独裁的政权对制服的需求,就像行淫者对安全套的需求一样。行淫时戴不戴安全套,就和抓人时穿不穿制服是一个道理。……一个穿上制服才敢施暴的独裁者,就像一个依靠枪杆子才能统治的政权,在其私人生活中将注定是一个性无能者,一个只有半个睾丸的家伙。他手上不握一把滚烫的枪,不告诉对方自己是007或者三军统帅,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勃起。因为没有真正的尊严,就没有真正的性能力。……有一天,面向权力的民主宪政制度,能够取代面向公民的‘国家安全套’,像独裁者在农村结扎我的姐妹们一样,把狗日的独裁者也给结扎了。”(《“国家安全”是个套》

“这时候的三个代表云云,除了同意重复的说‘我是处女,我就是处女’之外,已没有任何内容。……独裁者早已经过了更年期,却还要将”装处“进行到底。”(《意识形态和“装处”情结》)

“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不要别惊动日理万机的中央。”(《美得惊动了中央》)

“三分钟之内,你若是还没有心跳加速、血压上升,脸面泛起初恋般的红晕,——你娃也太对不起党和人民数十载的苦心栽培了。”(《乌托邦之春节联欢晚会》)

王怡对封杀流行电视剧的中央,对这样惊恐万状地滥用权力的政府,表达的不仅是厌恶,更是鄙视。而只有在审美上鄙视权力美学,才能在个体生命中拒绝权力的政治和道德。

不记得在哪儿读到过一则关于哈维尔的佚事:哈维尔出任捷克总统后,第一次走进共产极权时代的总统办公室,令这位民选总统万分惊诧的是:这个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的房间,居然无法给人以一丝美感!

只要是独裁者,无论是否受过教育,也无论其个人的知识素养如何,最终都必然敌视美,且会自以为满怀高尚情操、满心喜悦地去毁灭美。列宁著作等身,斯大林写过语言学论文,希特勒擅长绘画,毛泽东被奉为诗人兼书法家,萨达姆也爱写小说……但他们都是最残忍的杀人犯,也是人性及其人类精神遗产的最大破坏者。他们的唯一嗜好是独裁权力,而独裁权力天然地敌视人性,也必然敌视美。

独裁权力,在政治上是野蛮的,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在审美上是病态的,因为独裁者“嗜好权力就像任何老人嗜好养老金或银行存款。”(布罗茨基语)所以,独裁美学不可能健康明亮,而只能潮湿阴暗,如同寄生于朽木中霉菌。独裁美学是变态权力欲的结果,与权力无关的所有的道德和趣味,统统令独裁美学不高兴——无论是古典的高雅的,还是时尚的平庸的。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倡过大众风格和通俗文艺,但那是一种为了权力而战斗的精神火药或暴力美学,充满了践踏一切柔软的咬牙切齿,四溢着诋毁一切精致的粗俗。所以,看上去生性懦弱的沈从文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中,之所以曾选择过自杀,与其说源于他的政治立场或道德选择,不如说源于他在审美上与毛式暴力美学的格格不入。沈从文在审美上的敏感、细腻、雅致和忧郁,如同湘西山间茂林中的溪流,有种清澈透明的深邃,根本无法忍受从红色延安一路滚滚而下的暴力浊流。何况,那浊流不是黄河之水的天然浑浊,而是混合着独裁者的残忍和无辜者的血泪的浑浊。

“你若不在文字上表示甘愿牺牲生命,就要在考场上牺牲寒窗十年等来的高等教育机会。这已不仅是在鼓励和暗示孩子牺牲自我而已了,这实在是一场明晃晃的道德绑架,一场以500万学子的锦绣前程和一千万父母十数年含辛茹苦的期待为质押物的道德绑架。”(《道德绑架和意识形态的垂直极限》)

“我的母校和我的家乡,在被整合进入这个革命政权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千百年间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拨的自由精神不断沦陷的历史。60年代的一个冬天,台中内的草堂遗迹被狂热的学生尽数捣毁。一位被诬为和女学生苟合的原东大教师在宿舍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几十年后,一位本校教师子女对围在这棵树旁的同学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无数与东大和川北大学渊源深厚的教师,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打翻、羞辱和残害。斯文、谦逊、文化的灰烬,乡土社会的秩序,都一去不返。”“如果我能在当时得知,自由与尊严的沦陷在一个革命者的学校里会来得这样早泄和尿频,我一定会在彼时的场合回答”梭爷子,日你先人板板“(大意为操你妈)。但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洞察力,且过于腼腆,缺乏教育者的厚颜无耻。……我的师长们,我的大多数比我更可怜的师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一个渊源深厚的城池内,在他们兄弟姐妹的子女们眼里曾是一个代表着遥远世界的意象。……这一意象的破产,在一个继续沦陷的时代,甚至没能够保持住比官员们的堕落慢上一拍的矜持。”(《每个人的家乡都在陷落》)

独裁者能从谎言中看出美,更喜欢从残忍的屠戮里获得愉悦,纳粹士兵用人的头皮做成精致的灯笼,斯大林的克格勃最欣赏布哈林等昔日高官的尊严丧尽和低头认罪,毛泽东的红卫兵喜欢双脚踏着“走资派狗头”、用刀尖对准“敌人心脏”的漫画,邓小平的战士喜欢享受开着坦克追碾徒手学生的快感,金正日的军警喜欢用铁丝穿透逃亡者的掌心,萨达姆的凯旋门用两柄高举的战刀搭成,恐怖分子及其精神追随者把纽约双塔的轰然倒塌视为杰作……独裁者及其打手们,不止是嗜血,更嗜好以一种兴灾乐祸的态度观看由死亡所导演的恐怖戏剧,享受着人性在死亡的威胁下的种种懦弱和背叛,用被恐惧逼出的人性丑陋来满足那种靠简单的屠杀所无法满足的邪恶快乐。这就如同观看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父亲强奸女儿,把仇恨的种子植于人性的最亲密感情之间,进而彻底埋葬人性及其审美。

此外,独裁者们最喜欢大数字、大场面、大人群和大话,动不动就举行盛大的膜拜仪式,向几十万、上百万臣民发表煽动性的演讲,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火把游行”,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式,毛泽东的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金家父子和卡斯特罗的百万人反美大集会,……奴仆们黑压压跪呈忠心,无数双愚昧的眼睛向上仰视,如雨的热泪搅拌着喊劈的嗓音,“万岁!万万岁!”以至于,红太阳的光芒先刺瞎所有人的眼睛,再刺穿所有人的心脏。

进入小康时代的中国,令生命之树枯萎的红太阳陨落之后,CCTV似乎被钦定为新一轮红太阳。大陆观众每天都能看到中共传媒巨无霸中央电视台的片头,就是独裁美学趣味制作出的典型标本:伴随着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央视的台标CCTV如同冲破云层的太阳,光芒四射地运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从繁花闹市到空旷田间,从滔滔江河到魏巍高山,从偌大秦陵到万里长城,从汉族灯笼到少数民族的头饰……CCTV所到之处,不分党、政、军、士、农、工、商,也不分男、女、老、幼,所有人统统站成仰望的身姿。其中的一个画面是:两个穿着花衣裳、背着竹篓的少数民族姑娘,正走在田埂上,突然被从天而降的强光所笼罩,她们就像中了神奇的魔法一样,顿时站住并抬头,满眼的深情和虔诚,追逐着太阳般运行的“CCTV”。最后的画面更有霸气:三个仰望着的年轻人,像“CCTV”之光的投影,立在一座山上。这座山陡然拔起、迅速升高,而周围的群山则骤然下降,直到推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到此,片头结束。

对于独裁美学来说,这就是气魄,就是奇迹,就是最美。

而在王怡眼里,这样的美无异于阉割:

“好象是同一个人说的。那副腔调如出一辙,陈旧、克制,但略带激情。仿佛五十年代建设工地上热火朝天的高音喇叭。要不怎么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在我们的童年,制服、大合唱、广播体操和一周两次的大劳动,构成了另一个乌托邦的活动桌面。……近千名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列成方队,在每一个清晨第一堂课前十分钟,准时进驻大操场。举手投足,整齐划一,颇为壮观。远远望去,像一座被阉割掉的少林寺习武场。”

“除非检查评比,或跑出两头猪来在主席台上交配,大家一般都兴趣阑珊。看见周围有无数人与你惟妙惟肖,作出雷同的、剽窃的举动,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以为你是谁?当你在人潮人海中融入相同的节拍和姿势,进入预装的操作系统,你还能妄自尊大的认为你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个体吗?你好大的胆子!”

“一种统一的姿势可以带来渐渐聚汇、直至吞噬一切的伟岸力量,并使你产生自弃的冲动。好象初中物理老师所讲,一队喊着口令、操着相同步伐的士兵,竟可以把一座大桥活活操跨!”

“操完了,通常还要受训。”(《乌托邦之广播体操》)

“意识形态话语的虚拟性,体现在它使用‘大词’,诉诸于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价值灌输,抑制甚至扼杀了青少年精神世界的个人主义和真正的浪漫主义。”(《双重“矩阵”:时尚与意识形态下的青少年双重的虚拟文化》)

独裁美学的广场效应如同希特勒演讲时的扩音器,歇斯底里的叫嚣塞满了所有空间和所有耳朵,听讲的人们用狂热的欢呼呼应着非人性的嚎叫。权力金字塔的尖顶之所以显得高不可攀且闪闪发光,是因为人性已经远离了个人审美,远离了精神性的独创,而被融入被操控的乌合之众的癫狂,在精神上被加工成型号同一的传声筒,与覆盖广场的人工草坪或水泥地面毫无区别。权力的声音笼罩人群并通过万众欢呼来传递,如同权力的皮靴践踏草坪。

那个开创中国大一统独裁体制的秦始皇,他在死前就已经为自己营造好了壮观墓穴美感——死尸也要检阅一排排象征秦王朝百万雄师的兵马俑。令世界叹为观止的陕西秦陵,大概是中国独裁者的广场暴力美学的最早表达:秦始皇初即位就开始修建陵墓,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入葬,修建期长达37年,用工最多时高达70余万人。秦陵园面积56.25平方公里,陵墓本体的封上呈平顶的四方锥体,底部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高115米。陵墓的周围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875米,外城周长621O米。内外城四面都有大门及门网建筑。园内外也都有各种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人员的墓葬500余座。陪葬坑中比较重要的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吏俑坑、青铜水禽坑,以及各种附葬坑等。还有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大量的宫殿建筑遗址。它是中国历代帝王陵中规模最大、埋藏物最多的一座陵园

秦陵所展示的权力美学,核心意象便是秦始皇生前统治的地上王国的再现,他活着的时候所统治的一切,要尽最大的可能皆备于地下坟墓。秦始皇当然希望、也真的相信:即便在幽冥王国之中,他依然是“朕即天下”的至尊帝王,仍然可以通过号令千军万马来奴役天下百姓。毛时代的中国,最欣赏秦始皇的极权者毛泽东,把宏大的秦陵兵马俑列阵转化为频繁的大型团体操和广场阅兵,以及一系列追求宏大场面的庆典、集会、仪式;后毛的时代中国的秦陵美学,先变成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阅兵式,再升华为张艺谋的视像《英雄》,声光高科技对权力美学的包装,制造出整齐划一的活动兵马俑方阵和众箭齐发的天下主义的画面。这是对秦陵美学的后现代回忆,也是对毛时代的团体操美感的贺岁卡式的展示,或是对北朝鲜更为整齐的大型团体操的潜意识模仿,颇有些广场暴力美学的竞赛味道。

在幽默中为独裁美学送终

当下中国,似乎直接进入了后现代的消费性休闲的时代:令世人惊叹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小康式的衣食无忧,北京长城饭店的著名夜总会“天上人间”中的高消费糜烂,长安俱乐部的雍容华贵,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喧闹夜生活,电视中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各类晚会和选美竞赛,……然而,在曾经被现代共产极权彻底践踏过的地方,至今还没有经历过成功的自由主义启蒙,也没有自由制度中的个人权利保障,所以,这里发生的每一次变化,看上去似乎都是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未必就不是向更高级野蛮的倒退。比如,在仍然不尊重人的国度里,却有越来越多的中产白领好上了环保,他们对动物生命、花草树木的夸张珍爱与其对作为同类的农民工的极端歧视,构成了中国大城市中的有闲阶层的“绿色意识”(我当然支持环保,但面对漠视基本人权而重视动物权利的环保,我非但笑不出来,反而感到一种冰冷的附庸风雅)。国人的物质生活迈向小康的同时,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倒退回野蛮,而且是丧心病狂的享乐化矫情化野蛮。由此就足见出:被媒体热炒的大城市中产情调,一只脚踏着貌似现代文明的高科技高消费,另一只脚却踩着货真价实的前现代野蛮。

不知为什么,王怡在谈论极权统治时的幽默感,让我想起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在东欧各国中,捷克的共产极权之崩溃,可算得上最具“天鹅绒”性质的革命,自发上街的徒手民众,仅靠普天盖地的口号和标语,就埋葬了不堪回首的恐怖时代。那个没有任何美感的胡萨克博士(前捷共总书记),早已在捷克人的视觉趣味中腐烂。

反抗极权的抗争,是米兰?昆德拉的拒绝遗忘,也是哈维尔式的“生活在真实中”,更是哈维尔的拒绝丑陋。同时,现代捷克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深植于更久远的卡夫卡式的悲观和哈谢克式的乐观之中,即便是卡夫卡的绝望感和无力感,也表达着更本然的挣扎和更深层的幽默。哈谢克的帅克喜欢开玩笑,所以他才可能是“好兵”。这是鄙视权力美学的玩笑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当旧制度的全面崩溃无声地降临之时,捷克人不是以兴高采烈的欢呼、而是以心不在焉的玩笑,为它送终。

独裁的准军事化审美必然饰以同一颜色的裹尸布,没有微笑、没有爱、没有美,点亮个人的尊严和趣味的火把,不仅需要勇气和韧性,更需要一种豁达而智慧的幽默。

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心向自由的民间力量对独裁制度的反抗,从每一个个体“活在真实中”的意愿及其践行出发,让无数个体的拒绝谎言汇集成民族的真实记忆,让拒绝强制统一的权力美学的多样化的个人情趣来恢复国人的审美敏感。我们需要哈维尔的良知,也需要哈谢克的幽默。一旦大多数个体具有了足够的内在自信,民间力量就能以玩笑来鄙视官权的丑陋,在苦难深渊中学会微笑,对恐怖的威逼报以幽默,中国独裁制度的崩溃,也就很可能循着东欧模式:

不是“轰的一声巨响”,而是“嘘的悄然倒下”。

2004年9月17日初稿,10月6日修改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