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孔子与娼优

只因替别人说了几句同情之言的司马迁,在被汉武帝割了之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娼优所蓄”实乃肺腑之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战国纷争之时的君王们“养士”之风。养几个有智慧的读书人,如同养几匹好马,是君王身份和明君仁主的标志之一。先秦的纷乱之争中几个被后代儒生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养士之人。

当时各国争霸,君王们急需人才,知识分子便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为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学术变成了执政的工具,孔子在春秋时期周游列国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在汉代由董仲舒完成。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它为先师,轼君者也拜它为先师;汉人视它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它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既是统治者维持“法统”和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又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统”。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经常使用阴谋政变、怠工避税、逃亡、在走投无路时揭竿而起等对策的逆臣和刁民来说,真正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即便触犯了伦理上三从四德的戒律,惩罚起来也不能只是宣讲三从四德之礼的说教,还是要动用从剜眼睛剁手到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德政”秩序没有“暴政”秩序来作为最后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历史上,都把“法家”作为暴政的代表与作为仁政的代表“儒家”对立以来,其实孔子说的那点类似“攻心术”的道理,韩非子也照样门儿清,他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最终取决于牧人手中的鞭子和开办的屠宰场。即便在统治秩序的和平时期,意识形态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体控制的辅助手段,是执政者为降低统治成本而采用的劝诱策略。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本质上并不是靠其本身的道义凝聚力来维系的,而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的。是选择意识形态的说服还是选择暴力镇压,其决定权都在执政者手中,根据不同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统治手段。如果运气不错,偶尔碰上个所谓“明君贤臣”,最好的可能是把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那里,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套说教,唯一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和“贤臣”呢?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在其意识形态还有充分的说服力时,尚且经常动用暴力来对待虚构的敌人,就不要说其他的君王了。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通奸的野合是真的,那他也算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是断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的,而是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但是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的鼻祖乃道家的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特别是官场而已。尽管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磨碎了多少双,脚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茧,可惜只当了一次鲁国的大司寇,屁股还没坐热就被炒了鱿鱼。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在那么短的为官生涯中也没有闲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不讲仁义理智信,不用攻心怀柔术,而是大开杀戒,诛了少正卯,过过手握暴力的瘾。中国文化的外儒内法的虚伪和残忍,早就由孔子在当权时实践过了。正如鲁迅所说,从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遗产的字缝里,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实的。

其实,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最平庸而又最功利的一位,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周游列国去“跑官”,四处碰壁的无奈之下才私人讲学,以求糊口,未必就如后来的酸文人演绎的那样,是为了成就一番民间教育的大业。孔子一贯眼睛向上而轻蔑平民,他教统治者怎样愚民,教百姓怎样做顺民,教士大夫圆滑的处世谋略,教读书人怎样混迹于官场,怎样盛世入庙堂、乱世避山野,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都要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孔子编定了《诗经》三百首,美其名曰“思无邪”,后人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而我以为不知有多少他认为“思有邪”的好诗被他删掉了。先秦的诗歌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按照他一个人的取舍标准进行文化遗产的整理,被他毁掉的好东西肯定不少。后来的“焚书坑儒”以及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删诗法。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统治者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孔子编定的鲁国史《春秋》,也完全是精心剪裁过的,所谓“秉笔直书”,不过是后人为了维护儒术的权威罢了。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超逸、飘飞、潇洒以及想象力的奇伟瑰丽、语言的汪洋恣肆,庄子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他那脱俗的哲学智慧和横溢的文学才华,都远在孔子之上;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更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平民关怀;与韩非子相比,孔子虚伪、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的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脑;孔子所说的一切,只是处世小智慧,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审美的灵性和哲理的深邃,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先是四处跑官,失败后就当道德教主,他的好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他那种“盛世则入,乱世则隐”的聪明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可悲的是,正是这个最圆滑最功利最世故最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和楷模。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的全部奴性皆源于此,这种文化上的遗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1996.11.24)

【北京之春】2001年4月号(第95期)-理论探索《狱中随笔(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