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不择手段的官道

读古史,那些谙熟于官场权谋的高官们所为,不能不震惊于官场之阴毒,也不能不佩服为官者的聪明周旋。如,翻阅《明史》即可知道,进入“列传”的高官们,大都受到过或轻或重的处罚,很少有善始善终者。两位朝廷重臣,可以作为两种不择手段的典型。两人的表演皆是以“奔丧”为由头。一位以延长奔丧期而避官,一位以缩短奔丧期而弄权。

为避官场而装疯吃屎

在正史的记载中,明朝洪武年间,开国元勋之一汤和,战功卓著,资历深厚,颇得朱元璋赏识。他因身患痼疾而辞官回乡之后,也得到朱元璋的优厚抚恤,死后其家人也得到朝廷优待。然而,据野史记载:汤和熟悉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杀功臣的残酷教训,深谙“伴君如伴虎”的制度常识,知道唯有功成身退,才是全身保家和维护名誉的上策。但在洪武年间,开国天子朱元璋霸道得不近人情,居然连自愿退隐都是犯上之罪,所谓“读书人不效忠朝廷,不为国家尽力,乃忤逆之罪。”于是,自己想退隐是一回事,能不能被天子恩准则是另一回事。想不当官而又不获罪于皇帝,就必须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使天子不得不恩准。

在古代中国,退隐的最好借口是双亲需要儿子尽孝道,尽孝道的最好时机是父母亡故,按照正统的儒家礼仪,起码可以避官三年,回家守丧,而且这种礼仪已经成为明朝的正规律令。老臣汤和正是以奔父丧为借口,一去不归。为了让朱元璋相信他无法重返官场,他便让家人放出口风说:丧父之痛过于强烈,以至于使他受了刺激,变成精神病,整天痴呆癫狂。

朱元璋对此人多有依赖,很想让他尽快回京复职,听说他疯了,不免生疑:那么精明能干的人怎么会疯?于是派人前去暗探虚实。而汤和也深知朱元璋的秉性,知道一定要派人来查看虚实,所以就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等到探子来他家时,他从屋里象狗一样爬出来,朝来人汪汪学狗叫。那探子大声呵斥,令他更衣接旨进京,他却爬到墙角,嗅嗅那里的一堆狗屎,摇头晃脑竟吃了起来。探子由此确定汤和真的疯了,回朝如实禀报皇上,自然深信不疑。其实,汤和哪里会真的吃狗屎,那狗屎乃是他预先命丫鬟用芝麻糖稀拌成的!

虽然,无从考证野史记载的真伪,但流传下来的段子,其小聪明的下流也已经足以令人扼腕:为了逃避官场祸患,居然以装疯吃屎来欺骗圣上和自我贬损,可见皇帝是何等霸道,官场是何等险恶,逼着人不拿自己当人;也可见高官们明哲保身的手段,是何等的犬儒!国人的全身之策,是多么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更可见中国人对“人”的理解,是多么粗俗而下流;只要保住肉体,全不拿人的尊严当回事。汤和没有疯,也没真吃屎,但是,当他汪汪地学着狗叫、吃着那堆假屎之时,也就等于把自己的尊严和良心当作狗屎吃掉了。

而这,在圣贤们的教诲中,居然被称之为“独善其身”。

类似的典故还有许多,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李斯从腐鼠生存中悟出处世之道,韩信甘受“胯下之辱”而成就大业等等,直到今天的“韬光养晦”,都是教人为飞黄腾达而甘愿放弃尊严的生存之道,也就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为保权力而不服满丧

另一位是万历年间最著名的首辅张居正,在十岁登基的小皇帝无法统领朝纲的情况下,他执政十年(1572-1582年),为增加朝廷岁入和减轻农民负担,做出了贡献,留下了著名的“一条鞭法”。但他死后,却被控多项罪名:勾结太监、结党营私、滥用权力、压制舆论、欺瞒皇帝、试图篡权、庇护儿子、接受贿赂、生活奢侈,其名誉和家族皆遭受残酷的清算。原因之一,便是他为官时的权谋,曾使多人遭殃。

象所有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僚一样,张居正能够升任首辅之位,也是经过残酷的宫廷内斗,扳倒了他的前任高拱之后,才位及人臣。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继位后,首辅高拱曾对一位太监感叹道:“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共同反对高拱的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由此有了可乘之机,二人合谋将高拱私下里发的感慨,上纲到煽动谋反的罪名。于是,小皇帝和皇后下诏书,以妨碍皇帝行使权力和威逼皇室的罪名,剥夺了高拱的官位,将其发回故乡,终身处在地方官的严密监视之下。

张居正取代高拱任首辅之后,受到多方面的攻击,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高拱覆辙,所以他为官极为慎重,尽量不给政敌以可乘之机。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儒家化的朝廷律令和礼仪,他应该放下职守而回家服丧,而如果他真的按照规定服丧,起码要有27个月不在位,如何保证十四岁的皇帝不被其政敌所利用?如何保证自己刚刚经营出官场自留地不被侵占?

所以,张居正为了确保首辅之位,私下操纵私党向未成年的皇帝进言:张居正如何忠诚能干,念及朱家天下的中兴,现在的朝廷如何离不开他,恳请皇帝以特事特办的方式,破例下特诏免除张居正服满丧期,让他回朝理政。小皇帝果然听从了进言,下令张居正中止服丧而回朝理政。此举引来一片哗然,许多高官联名上书要求张居正离职。但是,皇帝的金口玉牙完全受张居正操纵,反对张居正的进谏者受到惩罚。而张居正回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了一次破例的官员考核,命令四品以上的京官都要提出自我鉴定,借助考核将政敌清除。在中国,人事安排一向是党派权争的工具,张居正不过是老手法的新用而已。

明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大都是负面的,在帝制历史上少有的极端专制影响至今。张居正发明的权争手法,也被后代延续,并在中共体制下达到登峰造极。众所周知,从延安整风开始,定期的干部审查、填写履历表格和经常性的向党交心,已经成为党内权争中考核忠诚和打击政敌的一项制度——整党整风。这是独裁制度控制官员的惯用手段。审核登记和自我鉴定,美其名曰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受辱和自辱。

在此制度下,官员的无人格无尊严,必然演变为“不择手段的下流和残忍”。

1997年3月于大连教养院

【议报】2003.09.29总第1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