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

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可能形成全国性的“五·四”热。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五·四”,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本文主要要想谈的是“五·四”的局限,或者说是“五·四”启蒙运动失败的原因。林毓生写过一本《中国现代意识的危机》,是谈“五·四”的局限性的。林氏认为“五·四”运动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思想意识救国论”;一是“全盘西化论”。对于第一点我同意,但对“全盘西化”论我持保留。我认为,“五·四”运动失败不在于“全盘西化”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而在于“五·四”运动在表面上是全盘西化,但在骨子里却是传统文化,是中国现实中传统的势力太强,以至于当时最激烈地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仍然是传统的。而造成这种传统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政体、经济,也就是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的腐朽缺乏内在的自觉。与西方相比,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不是中国人内在的自觉要求,而是被外来压迫逼出来的;是被迫的。而西方的由文艺复兴开始的启蒙运动,则是一种没有外在逼迫的内在自觉,是西方人自觉地意识到基督教文化和专制主义的腐朽而主动地要求改革。

因此,中国的启蒙无论在“洋务派”、“维新派”那里,还是在“五·四”运动那里,都不是为了改变中国人自身的奴隶命运,而是为了应付外敌,是为了保住华夏帝国的中心地位,所以一切改革的措施的出发点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民族的振兴,是权宜之计。中国人的封闭性使之很少主动地走向世界,而是被迫面向世界。有人常常说中国人曾经开放过,唐代是明证。但是唐代的开放与“鸦片战争”后的开放非常不同。唐代面对的世界仅仅是东方文化圈,而且大多数是受中国文化辐射的文化圈。这种开放没能为中国文化提供一种先进的异质参照系,以促成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觉醒,从而进行改革。相反,那些异域文化远比唐代落后,与他们相比,唐代文化占据着绝对的主宰地位,异域文化根本无法与汉文化对抗,只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同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的确,殖民化是不平等,人类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是没有这种不平等,那些落后愚昧的,处在封闭的专制统治下的民族就不会有内部的民主、科学的要求;不为殖民化付出代价,就要为专制主义付出更大的代价。再强调一遍,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文化,就不会产生落伍的耻辱感,而没有落伍的羞耻感就没有改革的要求,就会永远陶醉在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梦中。

正因为中国人的启蒙不是内在的自觉,而是外在的强迫,所以,中国的启蒙一开始就是畸形的;在维持传统的前提下要求改革或反传统,结果只能是虚假的改革和反传统。这种畸形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没有人的解放的启蒙

启蒙的目的是保住传统、振兴民族,而不是改革传统、解放人,特别是解放在专制下的每个中国人。先前的民族主义目的使中国的启蒙沿着“中体西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方向发展,改来改去,不是为了每个中国人过一种人的生活(平等、自由的生活),而是为了保持住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因而,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西方的启蒙完全相反的路线。西方的启蒙是内在的自觉,以个体的人的解放为目的,从“个性主义”、“自然人权”、“平等自由”开始,进入到私有制、民主政体、言论自由、法制原则、竞争原则。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有一个最响亮、最醒目的口号:人是目的,解放个人最关键的步骤就是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

而在中国,永远是民族高于人,群体高于个体,即使是启蒙时期亦如此。中国的启蒙以振兴民族为目的,从民主政体走向自然人权。私有观念在中国人的眼中永远大逆不道。一系列启蒙的著名人物都对“私”字深恶痛绝,而对“公”字顶礼膜拜,孙中山不是也高扬“天下为公”吗?中国没有意识到,人从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变封建主义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权利得以全面实现的基础。

尽管到“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潮盛行一时,但是在没有明确私有财产对个性解放的重要意义的情况下,任何个性主义、民主、自由的口号都无法确保个人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西方启蒙以个性主义为目的,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商品经济都是从皇家公有财产的私有化开始的。而中国的启蒙以民族主义为目的,其具体措施先是坚甲利兵,继而是君主立宪和共和,就是不强调私有财产。因而,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个性主义一方面因失去了经济基础而变成虚幻的装饰,另一方面成为民族振兴的一个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目的。与此相关的就是对“公有观念”的维护和对“私有观念”的仇恨。而民族主义、“天下为公”正是中国封建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象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很少谈到“私有观念”的问题,反而,“十月革命”一胜利,他们便放弃了民主而转向了“天下为公”的苏联,甚至把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

今天中国启蒙,必须吸取“五·四”的教训,强调个性主义必须高于民族主义,私有观念高于公有观念。遗憾的是,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理论界仍然在重弹民族性的老调,重演封建社会是私有制的老剧。当用民族代替了个人,用公有制代替了所谓的封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时,中国的改革只能原地踏步。我们理论界的盲目、糊涂、幼稚和劣根性未除,其重要表现就是用私有制来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而在事实上,封建主义不是私有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更不是私有制,而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所有制,人与土地都归国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皇臣。就是翻开马克思的著作,他对西方中世纪经济体制的描述也不是私有制,而是经济共同体。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的公有制还带有奴隶社会的性质,它在当代中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跃进时期的供给制。吃饭不收钱的时代只在奴隶制中存在,因为奴隶本身连人都是公有的,何况他的物质消费。真正的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其标志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来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总统无权给予和没收个人的任何财产,即便此人犯罪了,财产仍然是属于个人的,国家无权干涉。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有权赐给和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更不必说财产了。

即便从逻辑的角度讲,说封建主义是私有制也讲不通。从整体结构的对比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经济、政治、法律、观念等等所有的点上都是完全对立的,为什么偏偏在私有制上是共同的?难道整体结构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会在经济所有制上完全相同吗?中国人始终认为封建主义是私有制,完全是传统遗传下来的。在当代,讲这种理论的人,要么是说假话,要么是愚昧无知。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是整体性的,离开了整体的变革,任何局部的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现代化(商品经济、民主政体、法大于权、言论自由、自由竞争、个性主义)是个国际性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因而,中国改革的目标十分明确,是自明真理,根本不用论证、讨论。应该制定一系列可行性的改革措施,使我们不断地接近现代化这一明确的目标。而在当代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也就是在现代化中注入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结果只能使本来清晰明确的改革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能说清的是现代化,说不清的是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因为民族性本身说不清。

当代中国文化的“寻根热”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前提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说(五·四与文革二次断裂)。而在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断裂,“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传统文化的胜利,“文革”则是封建主义的全面复活。因此,中国人无根可寻,或者说根本不用去“寻根”,根从先秦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从未断裂过。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传统文化这条千年文化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是这条根所生长出来的果实。进行改革,追求现代化就是要斩断这条劣根。我不明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至今天的改革,中国人为斩断劣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终究没能斩断,为什么当代中国人还要去小心翼翼地保持这条劣根呢?

正因为现代化是全人类的目标,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选择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下不是任何民族的选择,而首先是人的选择。正因为现代化使人活得是人,而中国的民族性则使人活得不是人,是奴隶,所以中国人才向往现代化。是人与不是人(人与奴隶)之间没法调和、互补。想过人的生活,获得人的权利,就必须抛弃民族性(非人性)而选择现代化。特别是在中国,必须明确在追求人的权利、生活和爱祖国之间,应该首先选择前者。绝不能蛮不讲理或愚昧无知再要求一个人去爱把他变成非人的祖国。难道一个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变成零的国家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吗?新中国不应该是传统中国的继续,而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现代中国。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界,民族性是一条界限、一个紧箍咒,甚至成了权威、棍子和唯我独尊的尺度,换言之,中国人在学术上摆脱了政治衡量一切的教条主义之后,又陷入了民族性衡量一切的新教条之中。而且,民族性所特有的道义色彩又使人们从道德的角度对它敬若神明。“母亲错打儿子”却要求儿子宽宏大量,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祖国不是人的母亲,而是人的居住地,祖国无权以母亲自居。退一步说。即便是母亲错打儿子,儿子也不能原谅,原谅就是迁就错误,纵容母亲继续错打。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在爱国主义的掩护下错打了无数人,干尽灭决人性之事,难倒就能因为爱国主义这个动听的名称而原谅吗?中国人难道天生就该爱那位屡教不改的错打儿子的母亲吗?事实上,不是母亲乞求儿子原谅,而是母亲大权在握逼你不能反抗,不能原谅也必须原谅。更何况根本不是母亲的人借母亲之名错打儿子的人遍地皆是呢?

“五·四”运动的失败,与其说是“全盘西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传统文化战胜了外来文化造成的。“全盘西化”就是走向世界,是国际化、是追求人的生活。“五·四”之前的启蒙,压根就不是启蒙,因为其目标是维护传统、使传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五·四”的启蒙,也是极不彻底的,当时的先进分子们所追求的启蒙目标和所使用的启蒙工具在表面上看是现代化的“科学与民主”,而在实质上却有着大量的传统因素(振兴民族与天下为公)。更重要的是,能够一贯地坚持现代化的先进份子并不多,几乎所有的启蒙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都背离了现代化,或回归传统,或面向苏联。而极少数坚持启蒙、坚持现代化的人,在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便走了传统士大夫的退隐式的道路。即便如胡适这样的坚定地面向现实的启蒙者,所用的考证方法仍然是传统的,而在这种传统方法的背后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人格(尤其表现在胡适对家庭生活的处理上)。

“五·四”运动仿佛仅仅是一瞬,而更漫长的时间则是传统的延续。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主客观的条件上去解释“五·四”运动失败的原因,甚至可以不苛求于前人,但我们绝不能迁就,必须以批判的态度面对“五·四”。因为迁就前人实质上就是迁就今人,正象迁就庸人者本身就是庸人一样。真正的启蒙思想应该是:目标——人(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振兴民族;手段——现代化(西化),也就是市场经济(私有化)、民主政体、言论自由、法律至上、科学精神、平等竞争、多元开放。就世界整体而言,殖民化使原来只属于西欧的自由竞争国际化了,每个国家的人,作为世界公民都有权平等地参加这个国际化的平等竞争。但是,必须记住,给每个国家、每个人以平等的进入自由竞争的权利,并不意味着竞争的结果是平等的,相反,平等的竞争权利只能产生不平等的竞赛结果,有人失败,有人落伍;有人胜利,有人前进。但就人类整体而言,这种国际化的自由竞争无疑将加速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这有点像奥运会,所有国家的运动员都有权站在起跑线前争夺冠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但是冠军只属于跑得最快的人,而且总要有被淘汰的人。我以为,体育比赛不仅是为了提高人类的身体素质和加强人们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这种比赛,是人类追求的平等精神、自由精神、竞争精神、冒险精神,是天赋人权和自由竞争这两大原则的最完美的体现。最优秀的运动员永远是强有力的个人,正象最优秀的天才永远是个人一样。

再强调一遍,在振兴民族(民族主义)和人的解放(个性主义)的目的抉择上,立志于现代化的当代国人应该首先选择人的解放。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启蒙留给当代中国人的重要教训之一。

寻找救世主的实用化启蒙

“五·四”启蒙的失败在于中国社会没能以人的解放为目的来完成整体结构的现代化(西化),中国人在接受现代文化时采取的态度是民族主义的(如前所述),这种民族主义使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功利主义和救世主意识渗透在对现代文化的接受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之中,因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文化现象:在接受现代文化的开放中,国人非但没有被现代化,反而进入中国的某些现代因素全部被中国化了——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掉了。甚至于到今天还出现这样的传统:在一个没有自由意识和自由权利的国家中反对自由化。

先说救世主意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既无民主也无法治。每个中国人的权利根本得不到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舆论上的保障,整个社会都控制在皇帝的专制权力之下。因而,中国人想得到一种比较安全的生活时(坐稳了奴隶地位),只能乞求于掌权者的恩赐、保护,寻找清官和明主。换言之,救世主的意识只能产生于一人大权在握而众人毫无权利的绝对专制社会之中,反过来,绝对专制社会又依靠救世主意识的支撑。这样,臣民需要好皇帝式救世主,而皇权需要救世主意识。森严的社会等级形成了一层层固定的主奴关系。在社会政治上,臣子需要明主,子民需要清官;在家庭关系上,女人需要好丈夫(高官厚禄,知书达礼),儿子需要好父亲(有权势),儿媳妇需要好公婆。而相对于皇权而言,所有人都是臣民,是奴隶,在这点上倒是人人平等,但不是作为主权者而平等,而是作为奴隶而平等,这种平等是以每个人等于零为代价的,是非人的平等(有许多国内学者和外国学者所指出过的中国古代之平等,即是这种非人的平等)。甚至可以说,由于主奴关系是社会的核心关系,所以包括皇帝本身在内的一切人,在非人这点上都是平等的,在具有救世主意识上也是平等的。救世主意识是一种奴隶人格,这种人格在面对任何东西之时都是寻找救世主。无权无力时甘当奴隶,有权有势时便作主子。这种救世主人格也就必然渗透到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中。“师夷之长以制夷”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先当洋奴,再当洋人的主人。中国人见到洋人一脸媚相,而独自一人则趾高气扬的现象,就是救世主人格的最好表现。非常奇怪,中国人常常处在一种看似分裂的状态中:既向洋人摇尾乞怜又看不起洋人,既在西方文化面前感到耻辱又具有完全无法摆脱的民族虚荣心。这种奇怪的双重性完全根植于救世主意识,摇尾乞怜时是寻找洋主人,趾高气扬时是想当洋人的主人。换言之,每个乞求过救世主的人都想当救世主。所以,中国人往往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来人为的提高自己文化的地位,在借助于西方文化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文化当做世界的救星。冯友兰、粱漱溟、李泽厚等人都曾用西方的近现代哲学来论证中国古代哲学的伟大之处,并用中国的哲学为世界指出方向,设计未来。西方现代有的,中国古代都曾经有过,这意思就是说,现代洋人当了中国的救世主,岂不知中国古人是现代洋人的救世主。于是乎,儒学不仅在意识上拯救过中国人,而且能拯救世界。严格点说,中国人在近现西方文化面前所感的耻辱,骨子里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信念破灭的悲哀,是发现自己坐不稳世界君主地位的悲哀。正像鲁迅说中国人的最大悲哀是坐不稳奴隶地位的悲哀一样。振兴民族的口号中潜含着中国总有一天要称霸世界的救世主野心。不愿当洋奴的心态之产生不是因为想争得做人的地位,而是因为想争得做君主的世界地位。“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使全中国人痛感中国作为“世界中心”地位的彻底动摇,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日本这个“弹丸之地”怎么能打败泱泱的中华帝国,真是奇耻大辱。要改革、要维新,以重建中华帝国的中心地位。这种救世主意识表现在文化领域,便是用寻找思想救世主为手段来重建中国思想在世界上的独尊。只要某种外来思想在中国扎了根,那么中国人一定就要称之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绝对真理,放之于四海而皆准,靠着它,中国人的意识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世界的未来就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到来。

西方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整体,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构成的,有些文化因素之间是对立的。在古代的希腊,是酒神与日神的二元并存;在中世纪,是世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并存;从文艺复兴开始,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相互对立。而且也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诸国都加入了西方文化的整体之中。意大利人的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政治精神、商业精神、科学精神、法国的理性主义以及启蒙时代的浪漫热情,英国的经验主义、贵族风度以及工业化,德国的新教改革(路德的宗教改革)、思辩精神以及追求心灵超越性的探险精神……正是在这多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辩争之中,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创新机能的西方文化整体。到了现代,西方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又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几乎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有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竞争。也许,在某段时间内某种思潮成为显学或主流,但是从近代开始,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或思想能够成为整个西方的唯我独尊的救世主。康德不是、尼采不是、维特根斯坦不是、马克思不是、弗洛伊德不是、萨特不是…每种思想、每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都在这种没有主教或救世主的平等的竞争中,占有一席地位,奉献一份精华,没有唯一正确,没有绝对真理。

然而,根深蒂固的救世主人格使国人的思维方式变得十分僵化,总想寻找到某种唯一正确的东西,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政治上寻找救世主的民族也就必然在思路上寻找绝对权威。一元论的、决定论的选择方式使国人根本不能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多元的整体来理解,而总是在这个多元的整体中选择一种思想来作为唯一的权威。中国人不能没有绝对权威,一个权威被打倒后所带来的不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选择,而是重建一元的、封闭的新偶像。用这种寻找绝对权威(救世主)的思维方法来进行选择,无论其目光转向那里,都不可能找到有活力的思想,即便找到了,也会死去。“五·四”时代的知识份子并未摆脱掉这种救世主人格和由此产生的僵化思维方式。因此,当传统文化的偶像在中国先进的知识份子的心中破灭之后,寻找新偶像的目光便投向了西方。只要中国人认定了某种思想可以拯救自己时,就必然把它塑造成神。因而,中国人的接受外来文化造成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悲剧。对于接受者来说,一个旧权威倒塌之后本来应该使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但是外来的新权威把锁链重新套在接受者的身上(事实上不是别人给套的,而是接受者的作茧自缚)。对于传播者来说,本来处在多元整体中的有活力的文化,被造神者绝对化、教条化了,使其丧失了生命力。换言之,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的社会整体中,即便是错误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人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而在一个一元化的、专制的社会整体中,即便是好的理论也因被绝对化而丧失其正面价值。中国人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用偶像化来扼杀世界上有价值的思想。中国人同化现代文化的手段极为有效:第一步是把某种西方的思想从其多元价值中选择出来(也就是分离出来)纳入中国文化的整体之中;第二步是把分离出来的思想绝对化、偶像化。也就是把多元整体中的一个因素变成一元整体中的绝对权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便是如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处在与其他主义平等竞争的地位上。但是,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所接受,便成了独尊的思想权威,其地位是最高的、唯一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尊崇、敬畏、服从、注释,就象汉代经学、宋明理学对孔子的态度一样。即便是发展,也只能在不改变其绝对权威的地位的条件下发展;即便是修正,也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马克思之外无真理。这样,马克思就不仅仅是思想偶像了,而且是权力的象征。如果中国人当时没有选择马克思而选择了尼采,那么尼采也将被偶像化,失去其砸碎一切偶像的价值。与此相反,西方现代人开始对中国之儒学、老庄发生兴趣,把孔子、庄子请入西方文化中去,但西方人仅仅是把中国的思想作为众多思想中的一种,而不是作为唯一的思想权威或思想偶像。也就是说,从独尊儒术到独尊马克思主义,具体偶像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寻找救世主的人格。或者说,正因为救世主人格未变,所以才会用一个新偶像来代替旧偶像。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表面上是面向西方,实质上还是国人们选择了自己的传统;表面上是开放了,而骨子里仍然封闭着。我以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借思想意识救国,而在于借救世主救国。更可怕的是,国人几乎本能的需要救世主。而需要救世主在根本上就是需要专制主义。每个中国人不是自己作为一个人来面对现代化,而是作为皇帝的一个臣民来面对现代文化,因而,“丧权辱国”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而做了几千年的奴隶却很少真正地悲哀。

与寻找救世主心态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人在文化选择上急功近利的实用人格,(但是这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现代的实用主义哲学)。真有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味道。总是急于把某种外来理论拿过来付诸应用,不适用便马上抛弃,再找新的,反正西方理论多得很,总有能够“立竿见影”的。因此,“五·四”时期与当代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都带有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色彩。短短几年内把西方所有理论全都“玩”过了,而对任何一种理论都缺乏认真的、深入的学术研究。有人为了救国,有人为了赶时髦,尽管二者有动机上的崇高与卑下之分,但在用一种功利主义的目光看待西方文化上则是一致的。

在中国人眼中,理论永远没有自足的独立性、目的性、超越性,而仅仅是工具。中国人缺少西方式的超越精神,没有“为信仰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而是把人的所有精神的、理论的活动都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自然科学在中国的理论地位一直不如社会科学,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认为它对“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价值不如社会科学。而且,中国人的功利化、实用化倾向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政治永远居于社会的首位,其他的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放在首位的是人的情欲需要和人的幸福)。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统统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轴心旋转。因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接受也仅仅是为了政治服务的,是技术、是工具,根本无法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蕴涵的精神——人是目的。在“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为了“坚甲利兵”,以维护中华帝国不被异族吞没。至于怎样通过这种引进来改变中国人的素质(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解放人的目的从来不是中国人考虑的问题。这样,西方的自然科学中蕴含哲学精神(以人对自然的征服、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为目的)和思维方式(物理方法与数学方法,实证与逻辑,使人的经验逻辑化、形式化、理论化)便被中国人忽略了。“维新运动”极力主张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包括“维新四君子”在内的大多数维新者,并不了解西方民主制的根源在于“人权”和“自由”,其目的是用社会制度来保障每个人的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权利的实现。而民主制一进入中国,就变成了改良、巩固王权的手段、工具,“通达上下之情”、“沟通君臣感情”成了民主政治的主要作用。到“五·四”时期,尽管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在性质上大大地超过了“维新运动”的水平,但是先前的民主主义的目的仍然使中国人把民主和科学作为一种实用性手段来理解。“科学救国论”和“民主救国论”就是最典型的表现。真如鲁迅所说:“每一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没有土壤的启蒙

上述导致启蒙失败的原因大都是从启蒙者本身的内在弱点着眼的,如果把这些弱点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就会懂得:在一个封建主义如此漫长、如此根深蒂固,而又如此缺乏起码的人的意识(民主、自由)的民族中进行启蒙,肯定是十分艰难的,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不仅愚昧的大众需要启蒙,即便是那些启蒙者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地启蒙和脱胎换骨。作为中国现实的一部分,启蒙者本身所因袭的传统重负就决定了这些人根本不会把启蒙进行到底。退一步讲,即便中国的启蒙者个个都是真正的觉醒者,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等现实条件也决定了启蒙的长期性。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启蒙的受挫是必然的,但这只能说明中国多么需要启蒙,而决不能证明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启蒙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就是决不能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主义启蒙,而需要另寻它途。事实恰恰证明,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以反封建、建立民主制度为主旨的启蒙。

遗憾的是,大多数启蒙者从启蒙的受挫中所总结出的是:中国不适于搞民主、自由。于是统统转向。一方面,中国人并不真正理解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启蒙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很难承受启蒙的屡屡受挫所带来的失望情绪。所以“维新运动”的失败使那些维新的闯将们一个个成了保皇党(康有为最为典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使一大批民主革命者得出了中国不适于民主制的结论。这些结论最集中地表现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现代启蒙者的普遍转向。孙中山放弃“旧三民主义”而提倡“新三民主义”,把西方民主视为压迫平民的工具,称议员为“猪仔议员”,并全力主张苏联式的民主。真是异曲同工,“五·四”运动中的一大批极为深刻且有勇气的反封建战士(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纷纷放弃了反封建的主要任务,转而攻击资本主义。鲁迅从“左联”时期开始的写作,几乎篇篇不离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早期的那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刻、冷酷的剖析和批判日渐衰弱,代之以大量无聊的、相互攻击的杂文,被攻击者的罪名大多是与资产阶级有关。在早期,中国的大众是鲁迅的主要批判对象,而晚期,大众变成了鲁迅的救世主。向公众、向青年、向一切不理解鲁迅而又吹捧鲁迅的人献媚,是鲁迅晚期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他以“呐喊”、“彷徨”、“野草”、“坟”、“热风”等作品超越于中国传统,居高临下地进行批判,而他的后期作品又使他回到传统之中,为了逃避孤独,鲁迅不能不向中国社会献媚,向那些政治势力投靠,向最愚昧的大众鞠躬。正是这些先进分子的转向,才是最值得我们今天警惕的。这说明,在中国,即便是那些觉醒了的人也没有完全摆脱掉几千年传统所塑造出的人格和思维方式。我以为,在现代的中国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纯属政治笑话,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个叫做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更说不上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毫无民主的国家里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只能导致封建主义的全面复活。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是击垮封建主义的最有效的力量。而在中国,当封建主义还遍布华夏大地且根深蒂固之时,却反对反封建的资本主义,这岂不是为虎作伥,倒转历史进程吗?只要反封建历史任务未能完成,那么中国大地上的任何革命都将最后走向封建主义。

不能否认,“五·四”启蒙者放弃西方式的民主而转向苏联,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极大的关系。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极为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剧了这种残酷性。军事独裁使西方人的民主之梦破灭。当时的许多西方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也都转向了苏联。可以说,本世纪初的前三十年中,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热、苏联热。在这种国际环境中,中国那些本来就对西方文化了解得十分浅薄,而且与传统文化又有深层血缘关系的启蒙者,不可能具有正确的判断力,不可能不被席卷世界的“红色苏联热”所裹挟。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人,在民主化的启蒙受到内部的重重阻力而难以进行下去的情况下,转向一种新的思潮是必然的。

这种世界性的苏联热直到斯大林为巩固绝对的个人独裁而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清洗”之时,才开始暴露出它的专制性质和致命弱点。本来,三十年代就应该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年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延缓了苏联式体制危机的全面爆发,也延缓了人类对苏联体制的批判性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束后,苏联体制在东欧、亚洲取得了胜利。同时,这胜利也意味着独裁统治和个人崇拜达至顶峰,衰弱已不可避免。五十年代,“匈牙利事件”彻底揭去了苏联的红色伪装,专制主义的横行已经国际化了。在苏联控制下,东欧各国的普遍落伍不能不为有识之士敲起了警钟。斯大林死后,对苏联式体制的批判不仅来自西欧,也来自东欧集团的内部。赫鲁晓夫以极为激烈的态度清算斯大林的独裁和个人崇拜所犯下的罪行。南斯拉夫出现了《新阶级》这种融入个人经历的痛切反省,继“匈牙利事件后”,又有“布拉格之春”、波兰的“团结工会”。尽管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专制统治,没能使东欧在整体上发生转变,但是,东欧国家内部的民主要求、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化,已经成为一把难以完全熄灭的烈火。它证明了苏联体制所带来的危机已经很难再次复活,要么改革、要么死亡。经济危机(计划经济、公有制),政治危机(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信仰危机(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使最最保守的人们也开始怀疑苏联式体制的优越性。先是从其他东欧国家开始改革,现在,东方模式的最坚固的基础——苏联本身——也因摇摇欲坠而开始了以“公开化”为口号的改革。这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独裁的延续。

在中国,东欧集团和西欧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几乎毫无反应(批判苏修只是为了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与现在的改革毫无关系),反而开始了一系列把专制和个人崇拜推向高峰的运动。直到“文革”这场人类的专制主义夺权才使中国人又一次醒来,面对自身的落伍、僵化和衰弱,改革的要求才开始产生。我认为,今天的改革从国际环境看,的确优于“五·四”时期。外在环境不会象“五·四”时期那样,使中国人产生错觉。因而,改革的关键取决于我们内部。从国际和国内,也就是从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角度,我们可以为“五·四”运动的失败寻找具有说明力的理由,但是,我们决不能迁就“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

从大众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的启蒙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几乎没有在大众中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封建专制赖以长期延续的最深厚的土壤——广大农民——并没有因少数知识分子的启蒙而觉醒,甚至连听到启蒙之声都没有。而中国的现实革命又必须依赖广大农民的支持,这样,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革命恰恰走在一条与现代化相反的道路上。如果把西方从文艺复兴至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称之为现代化的话,那么可以大致划分为工业革命时期和后工业革命时期。西方的工业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城市的资产者、市民阶层、资本主义化的贵族阶层,而农民和封建贵族则是被革命的对象。工业革命从社会上层消灭了贵族的专制,从下层消灭了农民,也就是从经济方式、思想方式、政治方式(生存方式)上消灭了农业文明,消灭了农民。西方的后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合理延续,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等工业革命的成果日趋完善的结果。后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逐渐地消灭了被马克思称之为赤贫的无产阶级。的确,现代化的进程是残酷的,特别是工业革命时期,使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变成城市中两手空空的赤贫。它所拥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创造出消灭大多数人赤贫的奇迹。在现代西方,占人口大多数的不是双手空空的无产者,而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和技术阶层。这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果从人的解放的角度看,工业革命时期的无产者正是广大农民摆脱封建等级关系而走向人身自由的第一步。一个人可以没有财产,但他拥有宪法所规定的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而在封建社会,不要说一个农民,就是一个大臣也没有人的权利。因而,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不是经济的奇迹,而是人的解放的奇迹,是人从无权利、无自由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奇迹——成为有权利自由的人。

而中国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具有现代化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官僚资本、集权经济;在政治上是一党专制、个人独揽大权的专制主义,思想领域便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非但没有消灭农民,反而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正象历代农民起义式的革命一样。在现代,鲁迅后期曾竭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但是他丝毫不懂,中国当时并不存在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如果把无产者等同于劳苦大众,那么无产者就是这汪洋大海般的小农阶级。不是改造农民,而是保护、依靠农民,这样的革命怎能称之为现代化呢?只要农民式的生存方式存在一天,中国的现代化便不会完成。换言之,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推翻皇帝,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根除农民。因为后者是前者赖以存在的基础,基础不彻底更新,不管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政权表面称之为什么,都无法进入现代化。中国革命成功,仅仅是农民革命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又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它只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原地踏步,中国人生活的依然如旧,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并未改变,中国人几千年来世代相袭的非人生活并未改变,正如鲁迅所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中国大众的非人地位并不仅仅是皇帝造成的,而是皇帝和大众一起制造的非人。因而,摆脱非人处境就不光是打倒皇帝,而且醒悟到使自己变成奴隶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由此可见,现代化意味着既不能宽恕皇权,也不能宽恕大众。落实到每个中国人,就是不能宽恕自身。祥林嫂与其说是可怜,不如说是可恨,真正“哀其不幸者”,更应“怒其不争”。

总之,中国的现实,很容易使启蒙半途而废,因为中国是一个太缺少民主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民主的民族。中国的现实使国人最容易接受专制而又太不缺少专制了。滞留在农业文明中的生存方式的根深蒂固,使现代化的启蒙屡屡被中断。因此,立志于成为一个人的国人,必须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别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能过上人的生活,一旦受挫,又将重演“五·四”的悲剧。

换言之,当代国人在改革上的深入,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以批判的态度面对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改革,特别是要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五·四”运动。否则的话,今天最激进的改革者,明天也会象鲁迅一样误入歧途。

1988年末旧作

刘晓波7/15/2002 0:47

(作者原署名为黑马)

【中国之春】第68期(1989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