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避难在外交公寓——《末日幸存者的独白》3.3

“六四”天安门清场后,刘晓波等知名人士开始考虑如何躲避……

侯德健躺在担架上,由四个协和医院的医生抬着。他的一双手垂下来,随担架晃来晃去。我走在担架边上,拉住侯德健的手,希望他能清醒过来,和我说点什么。但是德健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双手象死人的手,或象刚刚打过麻醉药完全失去知觉的手,任人摆布而没有一点儿感觉。我对抬担架的一位医生说:“德健是不是不行了?”医生把手伸进毛毯里,摸了一会儿说:“问题不大。”我说:“能快点走吗?我来帮你们抬。换换会快点儿。”那位医生说:“刘先生,你身体也很虚弱,还是我们抬吧。”说完,他们又叫来四名医生,替换正在抬担架的四个人,加快了脚步。就这样,八位医生交替着把侯德健从广场一直抬到协和医院。

在路过通向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中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在长安街上燃烧。车身倾斜,黑乎乎的浓烟飘向空中,油漆被烧焦后散着刺鼻的气味。被烧得发黑变形的铁皮,在火中不断扭曲,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就象有什么东西被强行撕裂似的。王府井大街上空空荡荡,见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几名外国记者跟着我们拍照、录影。突然,一辆救护车停在侯德健躺着的担架旁。驾驶室里探出一个头问:“有垂危的伤员吗?担架上的是什么人,干脆上车,我们负责抢救。”抬担架的四个人停住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一个医生问我:“刘先生,怎么办?”我说:“还是抬着保险。上了车,德健就不知道被拉到哪去了,反而更危险。”医生点点头,示意抬担架的继续走。

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围着几十人,这些人都是来探听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的下落的。医院的人劝他们不要急,查对也要慢慢来。我和王越红跟着侯德健的担架进了协和医院。德健被抬去检查身体,我和王越红在外面等着。我再次劝王越红回家,她仍然不肯。一会儿,德健在两位年轻医生的搀扶下出来了,虽然看上去脸色不好,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医生把我们三个人领进一间小屋中,屋里有两层床和一张桌子,看来是供医生值夜班用的。医生们拿来面包、香肠、汽水、西瓜给我和德健吃。吃了些东西后,德健的气色逐渐恢复了正常。医生们劝我俩好好休息一下。王越红回家了。我和德健一头栽到床上,竟死死地睡了过去。

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王越红。她回家安排了一下又回来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我叫醒德健,商量怎么办。我说:“这里不能长呆。我想回家。”德健说:“现在绝不能回家。一来街上太危险,二来你的家肯定被监视了,我们最好还是躲一躲。”我问:“去哪儿?”德健说:“外交公寓”。我说:“现在家里的人不知道我们的死活,一定要让家人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德健说:“可以打电话通知家里人。”王越红插话:“你们俩出去太危险,还是由我去。”我俩把家里的电话和一个外国朋友的电话告诉了王越红。一会儿,王越红回来了,她说:“已经告诉陶力和程琳你俩很安全,请她们放心。那个外国朋友说,三点半他开车来协和医院接我们。”我们三人在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焦急地等着,胡乱猜着周舵和高新的下落。两个医生一直陪着我们。下午三点二十五分,两个医生带我们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由于怕德健被人认出来,医生稍稍给他化了妆,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医院的门口仍然聚集着许多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寻找亲人的焦虑。

我们三个人在协和医院门口站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一辆挂着黑色牌照的红色轿车神奇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车门开了。我们立即上车。开车的人对德健讲着不太流利的汉语。这时,一群人围了上来,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侯德健!”汽车飞快地启动,甩开所有的人。

我们的车上了朝阳门立交桥,德健才笑着对开车的朋友说:“你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开车的人没有回答,表情严肃地盯着前方。东二环路上,几乎排满了军车,只有我们一辆载客的民用小轿车。我望着车窗外向后飞掠的军车,真为司机捏把汗。我一直在想:如果被截住怎么办?如果戒严部队向我们开枪怎么办?十分钟后,我们的车驶进建国门外交公寓的院子,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下来。

在等电梯时,那个外国朋友嘱咐我们不要说话。电梯的门开了,开电梯的中年妇女上下打量着我们三人。我顿时又紧张起来。以前就听说过:“在外交公寓为外国人服务的工作人员大都负有监视住户的使命”,“六·四”期间,这种监视肯定要加强。六月六日深夜,我离开外交公寓后,在街上被绑架式地抓住,就证明了从我进入外交公寓就已经被盯住了。

一进朋友家,我和德健就紧紧地抱住为我们开车的朋友,连声道谢,他的确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我们避难的寓所还是我前些天见白杰明的地方,屋里的一切依然如故,同样是宽敞明亮的客厅,同样是色泽舒适的地毯和沙发,同样的酒、茶,同样的音乐……好象是这里的一切与昨晚的血雨腥风无关。但是,在我的眼中,这里的一切都有种异样的感觉,站也好,坐也罢,总感到心中空空,一点也不踏实,随时可能有恶运降临。唯一可以使自己镇静下来的方法就是洗澡。淋浴的喷头向我赤裸的身体上喷洒着密集的水珠,我毫无感觉地揉搓着自己的皮肤,仿佛不是在洗去几天来积满身上的污垢,而是在清除渗入心底的恐惧。我手下的肌体似乎是个远离我而去的无生命体,它感觉不到水滴,感觉不到温度,感觉不到有两双手轻轻地揉搓。尽管洗手间中很热,但我仍然不住地颤抖。我始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离开了那层层把守的士兵,离开了那些毫无表情的目光,离开了闪亮的枪口。

从洗手间出来,走进客厅。我叫了一声,“德健,洗澡吧。”德健一动不动,好象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他蜷缩在一把靠窗的椅子里,呆呆地看着窗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背后,顺着他的视线向窗外望去。下面是建国门立交桥,桥上是排列整齐的军车和来回走动的士兵。

突然,门锁响起来,我和德健顿时紧张起来,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门开了,进来的是这个家的主人周思和琳达。他俩都是我们的朋友。四人相见,既惊且喜,他俩万万没有想到我和德健能如此安全地进到这里。我们四人紧紧拥抱,琳达哭了,泪水表达了她的担心、焦虑和意外的欣喜。

房间里的人一多,紧张的气氛自然就有所缓解。当只有我和德健时,我俩都不掩饰我们的恐惧,但是有了周思和琳达,我俩又毫无感觉地变得潇洒、超脱起来,好象我们不曾身处层层戒严部队的包围之中,不曾听到过枪声,不曾被士兵用枪口逼下纪念碑,我们只是听到别人说过广场的情况,现在只不过在向周思和琳达转述。尽管我的心还在剧烈地跳,我在讲述撤离的经过时尽力保持平静,偶尔还要玩点儿小幽默。德健更是一副超然于生死之外的神情,他讲到躺在担架上的感觉时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葬礼都举行完了。”

吃过丰盛的晚餐,琳达坐在我和德健的对面,商量以后怎么办。琳达让我进澳大利亚使馆,我不同意;德健要我马上去广州,他在广州有一套房子,可以供我使用,我也没有同意。我说:“在我没有见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绝不离开北京。”反过来,我力劝德健离开北京去香港。德健开始时不同意,但到最后,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德健,我们四个人必须出去一个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你出去的条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许人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清场的事实。”德健同意了。

接下来琳达分别给陶力和程琳打了电话,告诉我和德健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嘱程琳准备好德健的护照,我们会派人去取。我又分别给高新和周舵打电话,想让他俩也来外交公寓。周舵家里的电话没人接。高新的未婚妻张小梅接了电话。我告诉她:要高新呆在家中不要出门,明天会有人开车去接他。

那天晚上,我们根本没睡。白杰明从澳大利亚打来长途,叙述了他在电视中见到的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当琳达向我们转述时,我和德健都感到庆幸,当时的北京城,风暴之眼的纪念碑附近是最安全的。同时,我又隐约地感到不安,有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感,总觉得死于戒严部队枪口下的人与我发起的绝食有关。一种挥之不去的推论总是跟着我,直到我被抓进秦城监狱,直到我获得自由,直到我走进坟墓:“如果我不发起绝食,就不会有新的运动高潮;如果没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许会等待着学运的自我瓦解,不会进行强硬的清场;如果没有强硬的清场,北京市民就不会与军队发生正面的暴力冲突;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暴力屠杀。”当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多次向朋友和熟人谈到过这种想法,尽管他们都众口一辞地说清场早已决定,与我们的绝食无关,但我仍然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至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晚上九点多钟,我的学生程真不知从哪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安全,是否想尽快离开北京躲一躲,她说她可以安排一切。我告诉他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谢谢她想着我。程真打来的电话使琳达非常紧张,说不定已经有人知道了我的下落。万一出现意外,对我和德健、对周思都没有好处。

晚上,窗外不时地传来枪声,有时密集,有时零星,有时近在几十米之内,有时好象从北京城的某个角落里响起。我们几个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一阵枪声响后,我们总要拉开窗帘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六月五日凌晨二点多钟,我们看见有五十多辆坦克驶过建国门立交桥,向天安门方向开去。我们边听外电的广播,边议论着、猜测着北京的局势。英国BBC的华语节目,播放了对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采访,杨老愤怒地说:“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用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是北洋军阀不敢为的,国民党不敢为的,连日本人也没有干过,但是今天共产党却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杨老的仗义直言令我们感动不已,因为我、琳达、德健都是杨老的朋友,曾多次去他家聊天、吃饭。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的英译稿还请杨老帮过忙。“六·四”后,由于他坚持自己的反对戒严和屠杀的立场,他被开除出党。

六月五日,又有几位澳大利亚在北京的公民避难于周思家中,准备乘六月七日的飞机回国,周思家成了一座难民营,但是是一座生活条件优裕的难民营。除了睡觉不太方便外,其他的条件还是满不错的。而且,高度的紧张和恐惧很难使人成眠,所以人多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六月五日一整天,琳达都在为从德健的家中取回德健的护照忙碌,打了无数次电话,托了无数多门路,结果还是没希望。琳达一闲下来就劝我进澳大利亚使馆,并且当即写了邀请信,以备在必要时得到澳大利亚使馆的签证。但是,我执意不肯去。我的理由是:绝食由我发起,至今不知道周舵的死活,也不知道高新的情况,如果我进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或逃亡国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将在国外或使馆中背一辈子道德的十字架。琳达气愤地说:“到什么时侯了,还讲哥们义气。现在是能逃一个算一个。”我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先回国,非要和德健一起去香港干吗?你不也是出于对朋友的忠实吗?”琳达无言以对。后来,在监狱里,提审人员都对我有条件逃亡而没有逃表示敬佩,出狱后,也有朋友夸我这样做的勇气。但我以为,我这样做实在不值得夸耀。我之所以留在北京,没有进使馆避难或逃亡,完全不是出于留下来为“六·四”、为八九抗议运动、为死难者承担责任,而是为了狭义的哥们义气,为了自我良心的解脱。如果当时我、周舵、高新、德健四人都有条件逃亡国外,我想我就不会考虑留下来承担责任,肯定和他们三人一起逃亡海外,或避难于使馆。不是“六·四”中死难者的鲜血和生命留住了我,而是狭义的私情留住了我。宁愿不负朋友之谊而冒险,不愿为自己深深卷入其中的、结局悲惨的运动承担责任,这难道有什么正义、道义、高尚可言吗?绝对没有。

从外交公寓的窗户向下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门立交桥上的军车和头戴钢盔、手持武器的士兵。中午十二点左右,十几辆军用卡车载着一车车士兵驶过立交桥,有的车上的士兵不断地向天空鸣枪。有一辆军车驶到立交桥的一半便停住了。司机下车和车上的士兵说了些什么,士兵们跳下车,截住后面开过来的军车上去了。显然,那辆停下来的军车出了毛病,孤零零地停在桥上。半个小时以后,几个市民来到军车旁,看着驾驶棚和车厢。他们用铁器砸开油箱,把汽油洒向驾驶室、车头和车厢。然后划着火柴,扔进驾驶室。顿时,火舌蓦然升起,从驾驶室的窗口向上升腾。过了一会儿,整个车身都开始燃烧。那几个烧车的人站在几十米外欣赏着他们的杰作。令我和德健奇怪的是,在这几个人烧车的全部过程中,立交桥上的戒严部队离他们只有二十来米的距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烧车。而那几个烧车的人一点恐惧感都没有,一切都干得从容、自信、毫不慌张。一开始,当我和德健看到他们在士兵的枪口下烧车,确实替他们捏了一把汗。但是,直到这辆车烧黑烧焦,也没有一个戒严部队的人出来干涉。这是不是戒严部队有意为之?是不是政府为了证明“反革命暴乱”而精心策划的阴谋。我被捕后,看官方的平暴录影,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在历史博物馆的马路上,一排军车开过,其中的一辆被人群截住,砸毁、点燃,但后面的军车好象没有看见一样,匆匆开过。据官方报导烧毁军车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的证据之一,是不是官方有意拿出一些早该淘汰的破车让市民烧,烧得越多越好?

同时,戒严部队的士兵却对外交公寓的动静警惕万分。他们不让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影、拍照,甚至不让外国人看。只要一发现有人站在阳台上,戒严部队就鸣枪警告。从窗口,我看见几个士兵追赶一个小伙子,一边追一边开枪。这时,有一个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影,大概是想录下戒严部队开枪抓人的场面。那个外国人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个士兵一起跑过来,枪口对准那个外国人,大声道:“不准录影!”“赶快回去!”“再不回去,我们就不客气了!”过一会儿,一个当官的拿着手提式扩音器,冲着外交公寓的窗口反复喊话:“请你们不要录影,不要站在阳台上。不听劝告者,我们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五日下午五点多,高新随周思来到外交公寓。一见到高新完整地站在我面前,我无法抑制地抱住他哭了,高新也掉下了眼泪。德健没有哭,但从他的表情中能看出他的激动。高新说:“我和程真、梁兆二一起走的,在六部口看见坦克碾死学生。有的士兵一边笑一边开枪,他们打红眼了。中午到了北师大,去陶力家,安慰了她一阵,吃过午饭,就回家了。陶力让你在外面躲一躲,能出国就出国,不要考虑她和孩子,这是陶力托我带给你的三千元钱。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高新还说:“昨天晚上枪声一响,陶力就到北师大东门前等你,从半夜十一点半一直等到天亮,等到从广场撤下来的学生全部返校。她没有找到你,以为你非死即伤,她哭得眼病又犯了。”

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力无关,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是我自己要回国、要投入、要绝食。我在外面风风火火,有刺激、有观众、有名声,即使受难也不会白付代价,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负责。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两年和病魔搏斗之外,她一无所得。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我从未想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的痛苦;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接到离婚协议书时我所经受的痛苦完全是应该的,而且它还远远不能与陶力所承受的痛苦的深度相比。

在周思家吃过晚饭,除了没有任何目的的等待外,我们无事可干。德健出于道义上的激愤,提出由我们四人联名写一份面向世界的紧急呼吁,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政府和公民在物质上、道义上谴责中国政府的法西斯暴行,支持“八九抗议运动”。德健说:“这个呼吁录成磁带,如果我能出去,就带到海外。如果我走不成,就交给琳达或其他人带出去。”我和高新开始时都有些犹豫。我觉得周舵不在场,不知他会怎么想。德健说:“没问题。我们四人在广场组织撤离时的一致是超人的,现在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人权是国际性的,受到联合国的保护,我们的呼吁完全合法。”在德健的说服下,我和高新同意了。

呼吁书的起草自然由我执笔。草稿出来后,大家都觉得不够简练,太长。德健进行了删改,加上了杨宪益在接受BBC采访时说的那段话,最后由我订稿。《呼吁书》的大致内容如下:

由胡耀邦逝世所引发出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是完全符合宪法的。此次运动一直遵循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但是,李鹏政府居然动用坦克、装甲车、军用卡车、飞机和全副武装的军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是法西斯行为,是八十年代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暴行。

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着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

为此,我们向全世界一切维护人权和民主的政府呼吁,向全球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暴力的良知呼吁,给中国的法西斯政府以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制裁,给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和“六·四”的受难者以一切形式的支持与声援。

呼吁人: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者
侯德健、高新、刘晓波、周舵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周舵的签名由我代笔。《呼吁书》写完后,由侯德健和高新分别对着录音机念一遍。琳达当时把《呼吁书》翻成了英文。我们商定,如果德健能出去,公开发表由四人签名的呼吁书要视我们三个留在北京的人的情况而定。如果我们三个人被抓,就只以德健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如果我们安全,就以我们四人的名誉发表。后来,由于六月六日的忙乱,《呼吁书》的原稿和录音带是否被带出国境,是否安全发表,我就不得而知了。

六月六日差不多一整天,大家都在为德健的护照和飞机票奔忙。上午九点多钟,高新冒险骑自行车去双榆树的德健家中取护照。从建国们到双榆树,几乎横穿了大半个北京城,我真为高新捏一把汗。一个小时后,高新从德健家打来电话,说程琳已经带着护照走了,肯定是她去了建国门外交公寓。果然,过了一会儿程琳打来电话,说她在国际大厦门口,带来了德健的护照。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是否让程琳上来。但是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不能让程琳再卷进来了,少牵连一个人是一个人。于是,琳达和另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儿下楼取回了护照。程琳想见德健而没能如愿,我想她肯定非常痛苦。六月六日的北京城还充满着恐怖气氛,人走在街上随时都有危险,程琳能孤身一人给德健送护照,已经是忘我的勇敢之举了,确实让人感动。我想,不管程琳和德健的关系到了多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在当时或在以后,德健都应该感谢程琳能够冒着风险给他送护照。

高新从德健家里出来,就直接去昆仑饭店附近的一个民航售票处给德健取去香港的飞机票。这边桑哗和王越红带着护照和钱去和高新见面。我、德健、琳达和其他几个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下午四点左右,高新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办妥,约定在澳大利亚使馆的门口见面,一会儿,周思从使馆回来,接在他家的几个澳大利亚人去使馆。德健又找到一个外国朋友的车一起去澳大利亚使馆。德健的飞机票是六月七号的,他必须在使馆住一夜,第二天和琳达一起飞往香港。在周思家中避难的所有的人,特别是琳达都劝我和他们一起走,躲进大使馆肯定更安全。但我执意不肯。我一定要等到高新和王越红回来,再商量怎么办。另外,我一直为不明下落的周舵悬着半颗心。

我看见他们忙碌着收拾东西。德健的行李最简单,只有一个小挎包。他把我叫过去,拿出他身上所有的人民币,共一千七百元交给我,他说:“我一出境,这钱也没用了。你们留在北京的人也许用得着。”

一阵忙乱过后,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要走的人都聚到了门口,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知道分手的时侯到了。德健过来,仿佛特别不情愿地和我拥抱,他对我说:“小波,这次分手很难说什么时侯再见,你多保重。如能见到周舵,代我问候。如果你想开了,等高新回来,你们也一起来吧。”琳达哭着和我做最后的吻别,她的嘴唇贴在我脸上时,我感到一阵彻骨凉气,那是一种冰冷的悲哀,渺茫的离别,尽管她在不住地颤抖。直到门已打开,其他的人都走向电梯时,琳达还在说:“小波,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固执地摇摇头。琳达的眼中掠过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我送他们到电梯门口,又和所有的人一一告别,最后我对他们说:“放心吧。我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如果高新和王越红也能进大使馆,就代劝他们进去。如果不行,请你们开车把他俩送到这。”电梯的门开了,他们动作缓慢地上了电梯,当电梯的门缓缓地关上时,我看见德健负疚似地看着我,撇了撇嘴。

电梯开走了,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中,盯着那个闪着红光的倒三角,那垂直向下的形状让我想起一个大头朝下的人,正在被从无限的高处推下来,一头栽入无底的深渊。真不知道德健此去,是入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到周思家,关上门。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冷飕飕的失落,仿佛在生死攸关之时我被最好的朋友抛弃了。尽管我心里清楚,谁也没有抛弃我,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留下来,但是,我的意识的清醒已经无法控制那种浸透整个身心的失落感。偌大的房间,刚才还到处是人,是各种混合的气味,是各种嘈杂的声音,但是仅仅几分钟后,它空了,空得如此迅速、突然,如此不留余地;它静了,静得毫无道理、毫无感情。仿佛在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挨了猝不及防的一击,还没等我有所反映,攻击者早已不见踪影。我的确懵了。

头脑里空空落落,外界无声音,内心里也没有窃窃私语,没有独白的词语,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动的痕迹。唯一能作的就是双脚机械地移动,走遍周思家的角角落落。经过一大段可怕的空白之后,自己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能就这么等着,必须干点什么。”我的目光在房间里东游西荡,象轻飘飘的败叶没有着落。我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杂志,又放下。起身倒了一杯水,拿到嘴边又不想喝。我走进洗澡间,想解手,但又什么都尿不出来。我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想让自己清醒一下。擦脸时,偶尔在镜中看见自己,仿佛在看一个脏兮兮的陌生人,总也洗不干净。我又去洗脸,一连打了三次香皂,毛巾把脸皮擦得火辣辣的。突然,我想起了德健的眼睛那目光似乎是在做永久的告别。我猛地意识到,也许不会有任何人再走进这套公寓,我将一个人长期地生活在这里。不行,我一定要出去。我快步走向门口,但是恐怖逼迫我没有勇气开门。只要跨出去,我将无法回来。门是一条界限,门外的世界仿佛杀机四伏,到处都是陷阱,狰狞狠毒。

犹豫了几分钟,我退了回来。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有多少吃的东西。冰箱几乎是空的,只有冷冻室里有生的肉、鱼。我又打开冰柜,里边差不多有半柜各种肉食。我感到有点饿,又想到高新和王越红可能来,干脆开始做饭吧,为他俩做一顿烧牛肉。我拿出一块牛肉,放在案板上化冻。

一走进客厅,看见了放在一角的电话,我这才意识到我最应该干的是给周舵拨电话,拨通了周舵的电话,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在家,我叫他想办法过来,他说:“我们单独行动更安全,更方便。现在我白天回来看看,晚上躲出去。”我说:“我们最好见一面,看看以后怎么办。”周舵说:“哥们儿,以后怎么办。先老老实实呆上一阵子,现在不能做任何事。”我说:“一会儿高新也许来,我俩一起去找你。”周舵说:“太危险。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就等着吧。我马上就要出去。德健怎么样?”我说:“德健已经去澳大利亚使馆了。他明天飞香港。”周舵问:“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走?你比他危险。”我说:“我们要逃一起逃,什么时侯见面?”周舵说:“这不是讲义气的时侯,能逃一个算一个。”我说:“反正知道你安全我就放心了。你要是能走就一个人走吧。我和高新再想办法。”周舵说:“就这样吧。多保重。”电话断了,我一怔,感到自己很累很累,真想躺下睡一觉。

大约七点多钟,有人敲门。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打开门,原来是高新和王越红。他俩在使馆门口把飞机票交给了德健,坐一个外国朋友的车回来了。我和高新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大概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周思回来了。他说:“我回来取东西,还要接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去使馆,明天回国。”我说:“我们三个马上就走。”周思说:“去哪?”高新说:“先到我家去吧。”周思说:“小波,你坐我的车,安全些。”我说:“我还是和他俩一起走吧。”高新说:“我和王越红骑自行车,你就坐周思的车吧。澳大利亚使馆就在我家对面。”

周思收拾好行装,我们一起下楼。我坐进周思的车。开车后,周思问我:“小波,你想进使馆吗?”我说:“不想。”周思问:“为什么?”我说:“周舵和高新怎么办?”周思摇摇头,不再说话了。车到大使馆门前,周思又一次问我:“小波,你想进去吗?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说:“不,谢谢。”我拿起自己的东西下了车。

两个小时后,当我骑着自行车被拦路抢劫式地抓上公安局的警车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后悔,痛心疾首地后悔:我为什么没有进使馆?

【北京之春】1993年8月号(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