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撤离广场——《末日幸存者的独白》3.2

【编者按】本刊上期转载了刘晓波所著《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绝食在纪念碑上”的第一节“人群的诱惑”。现根据读者的要求继续转载。本期转载的是第三章的第二节“撤离广场”,所记载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的事情。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宣布在广场进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名誉校长严家其发表演讲。他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要求李鹏必须辞职,如果李鹏还继续与人民为敌,必将要接受人民的审判。他最后说:“如果政府用暴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将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来铸造中国的民主事业。”严家其讲完后,广场指挥部宣布了民主大学校委会的成员名单。我觉得现在还成立什么民主大学有点儿滑稽。更荒谬的是我的名字也进了校委会。我在这之前从未听说过要成立民主大学的事,更没有人征求过我是否同意进入民主大学,民主大学的办学宗旨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学运之声”广播站宣布:据可靠的消息,戒严部队将于凌晨至四点钟之间进入广场。号召人们“血战到底”。大概是六月四日一点钟左右,广场已经被戒严部队围住,官方的广播开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联合发出的“紧急通告”,大意是:现在,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共和国的首都,戒严部队将于今晚采取行动平息反革命暴乱。为了保障广大市民的人身安全,特紧急通告如下:市民们不要上街,更不要去天安门广场,凡是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必须立即离开……不听从劝告者,我们将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紧急通告”一遍遍地反复播放,威严的语气和不容争辩的措辞令人生畏。广场的四周不断地响起零星的枪声。我走出绝食棚,看见密集的人群正以最快的速度向广场的四面八方疏散。客观的时间起码有十几分钟,但我的主观感觉中仿佛仅仅是一瞬,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纪念碑附近的数千人。“看起来真要动手了。”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可能随时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面对棍棒、刺刀、催泪弹和枪口。可是,也许由于突然逼近的危险使我惊呆了,也许因为亢奋的大脑还没有转过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恐惧,也不想找他们三人商量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我呆呆地站了足有十几分钟,毫无感觉地回到绝食棚中。

周舵和侯德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失措的感觉,似乎我们是处在一场血腥大战的最安全地带。但是,不断地有人进来,描述着外面令人恐惧的气氛。我听了这些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但又的确不知道要做什么。索性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但是,一躺下又觉得危机四伏,很不安全。绝食棚附近的纠察线已经没有了,绝食棚也再不是难以接近的“圣地”。人们进进出出,传递着各种消息。几个一直守在门口的纠察队员象宣誓似地对我们说:“四位老师,万一发生危险,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要是死也死在一起。”

六月四日二时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了吾尔开希的声音,他号召人们坚持到底,并发誓说:“只要我吾尔开希有一口气,就要坚守广场。我与广场共存亡……”突然,他的声音中断了,我猜想可能又是心肌炎犯了。他经常在公众场合犯病,讲着讲着便突然语塞,手捂胸口作快要晕倒状,于是马上有人搀扶他,踉踉跄跄地被扶上担架抬走。果然,十几分钟后,吾尔开希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我们的绝食棚的东侧。刘燕来到绝食棚中,贴在我耳边说:“开希来广场,本想在危险的时刻肩负起领导学运的重任,可是他绝食后身体一直不好,又犯病了。他让我来叫你和德健,他有话跟你们说。”我说:“刘燕,你我都知道开希的犯病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他想说什么。现在我没什么要说的。开希病了,你快找人带他去医院吧。”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吾尔开希被抬上一辆救护车,离开了广场。此时,离开戒严部队进入广场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这时,广场上靠近天安门的西南侧的长安街上,有坦克和军车被点燃,火光映红了大半个天安门,不断地听到一阵阵枪声,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仍然在一遍遍地播放,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凌晨两点多钟,几个纠察队员拿来了饮料、面包、苹果、香肠、油饼等食品,劝我们吃一点儿。显然,今晚的清场确定无疑,再绝食已毫无意义。高新、周舵和侯德健都吃了些东西,我没吃。不是因为要继续绝食,而是吃不下,没心情吃。但是,我们四人并没有商量一下究竟怎么办。有几个学生劝我们尽快撤走,他们的理由是:你们四个人不是学生,而是被官方指责为“黑手”式的人物,一旦被抓住,肯定倒楣。而且,纪念碑肯定是清场的主要目标,绝食棚里太危险。我说:“来了就要坚持到底。要撤也只能与学生一起走。”

凌晨两点半左右。邵江全身颤抖地找到周舵,向他们详细叙述了广场外发生的令人恐惧的场面。他说:“周老师,你们想象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们想想办法,救救广场上的学生们。现在,只有你们四位老师能做到。”邵江边说边流泪。时至今日,我们四人仍然感谢邵江,是他的请求打动了我们,之后才有组织学生撤离广场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那天晚上的天安门广场的幸存者都应该感谢他。同时,一名医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议由我们组织学生撤出广场。

邵江的亲身经历和恳求使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广场所可能造成的流血,使周舵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上的人和平撤离。周舵知道我易激动、脾气倔,难以被说服。所以他先找到高新和德健,说服他俩同意组织和平撤离。他俩被说服后,他们三人一起来说服我。开始,我坚决反对。我有些结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撤?撤得成吗?”我还陈述了不撤的三个理由:一、广场已经被戒严部队死死围住,根本无路可撤。撤离并不能减少危险,还不如留下来等待戒严部队清场。二、那些害怕的人早走了,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是准备以死相拼的人,要说服他们主动撤离广场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三、我们四人不是学生领袖,更不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由我们四人提出撤离、组织撤离,既不名正言顺,又要被指责为懦夫。要组织撤离也应该由广场指挥部出面。他们三个人都反对我的主张,认为无论如何要以数千人的生命为重,有一线希望就要做一百倍的努力,即使承担懦夫的恶名也要组织撤离。

尽管他们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我觉得他们说得有一定道理。更重要的是,绝食是我们四个人的集体行为,不管我赞成与否,都应该尊重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同意撤离。接下来是商量怎样才能使和平撤离成功,怎样做最安全最有实效。十几分钟后,我们四人就统一了看法:一方面派人找戒严部队谈判,让他们为撤离开出一条通道,可能的话,让他们延迟清场的时间。另一方面,动员广场上的坚守者交出他们手中的枪、棍棒、刀、酒瓶和自制燃烧弹等可能导致暴力对抗的武器,说服学生和市民撤离广场。正在商量时,“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柴玲的声音:“……现在,已经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愿意离开广场的人可以离开,不愿意离开的人就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坚持到最后,用生命保卫广场,包围这次民主运动。”听到柴玲的话,我感到组织撤离必须要说服广场指挥部,如果他们不配合,撤离是不可能的。我们商量决定去广场指挥部。

我们四人到了广场指挥部,向柴玲、李禄、封从德说明了来意。他们同意撤离,但不同意和我们一起去找戒严部队谈判。我们只能自己去。我们通过“学运之声”

广播站向全体坚守天安门广场的人和戒严部队发出和平呼吁,希望马上进行谈判。幸运的是,我获得自由回到北京后,得到一盘当时的现场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录音者:广场指挥部发布最后一道命令,让同学们全部聚集到纪念碑上,全部聚集到纪念碑上。

学运之声主持人:同学们不要放鞭炮了,不要放鞭炮了。不要制造混乱,不要制造混乱。

柴玲:工人可以撤下、市民可以撤下。同学们绝不撤下。同学们不要再留市民,不要再留市民。

学运之声主持人:同学们迅速聚集到纪念碑上。在最后一刻,我们将作为人民英雄永垂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柴玲:愿意撤离的同学,你们可以去发动,有组织的有秩序地往一个方向撤离。不愿意撤离的同学,你们可以继续坚守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可以坚守广场。(录音带插话:这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香港人: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敌人不是军队,而是我们政府。我希望大家要谨慎(录音者插话:这是香港同学在讲话)。我们香港同学谢谢你们。一起守护着天安门,一直到胜利,我们香港同学支持你们。

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发布第五号最严厉的命令:请所有的手中有棍棒、瓶子、砖头、甚至燃烧弹的同学立即放下这些徒有虚名的武器。你们知道吗?在西长安街上,已经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被杀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掷东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东西,作为你个人,而你想到(没有)只要你一仍,所有的同学都要牺牲。

周舵:呼吁你们立即派代表到天安门广场到纪念碑上,到我们的营地来举行谈判。我们负责说服全体同学立即撤离广场。请你们立即派代表来举行和平谈判,我们负责动员全体同学撤离广场,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请迅速传达我们这个紧急呼吁,由我们四个人去和你们谈判也完全可以。

刘晓波:我呼吁你们马上派代表到纪念碑上进行谈判。必要的话,我们四人可以前往军营,前往戒严部队指挥部进行谈判,进行谈判,谢谢!(录音者插话:刚才是刘晓波代表绝食的四个人侯德健、周舵、高新来就谈判的形势讲话)。

学运之声主持人:广大的市民们,同学们,下面请一位市民的见证人给大家讲几句话。

一位市民:广大市民们,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向广大市民讲几句话。我向广大市民呼吁。刚才我从永定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这条街来讲哇,已经死亡了十几个人。我作为一个辛存者,手已经割伤了。希望广大市民们放下手中的东西,在街上静坐。我估计、我认为吧,士兵们也不会向广大市民开枪。不要再有过激的行动。谢谢!

上面的录音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当时广场上的人的情绪。我们四人还呼吁大学生马上行动起来,各学校组织好队伍,市民可以插在各学校的队伍中,准备撤离。如果谈判成功,广场上的人就可以马上撤离。但是,从内心深处讲,我感到和平撤离的希望不大,因为我们四人还没有完全说服广场指挥部的人。“学运之声”的基调不是撤离,而是坚守。在我们呼吁时,不断有人骂我们是懦夫、胆小鬼。

在派谁去谈判的问题上,我们四人争执起来。我提出:“绝食由我发起,我必须去。另外,德健一定要去。他知名度高,安全系数大。”他们三人坚决不同意我去,主张让周舵去。因为周舵的长相和为人都比较平和。处理问题比我冷静、理性,而我去则容易激化事态。最后是周舵说服了我。他说:“晓波,我们四人中,你和德健的知名度最高,而你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威望更高,我和德健去谈判,可以增加安全感和成功率。你留下来和高新一起劝学生,效果肯定比我留下来好。”就这样,周舵和德健去谈判,我和高新留在纪念碑上劝学生。

周舵和德健穿上医务人员的白色衣服,在两名医生的陪伴下,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向天安门方向的戒严部队走去。望着他俩一阶阶走下纪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阵阵揪痛,我不知道他俩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来,戒严部队的枪口是无情的。如果他俩遭到不幸,我就会背一辈子负疚的十字架。因为是我把他俩带入危险之中,没有我的发起绝食,他俩无论如何不会置身于这么危险的情境之中。我突然后悔发起这次绝食,更后悔不该让周舵去谈判。“万一、万一、万一……”我在心中反复重复着这个词,呆呆地站了好长时间,直到他俩的背影消逝。

泪水已经浸满了我的双眼。能够减少他俩危险的和能够缓解广场上的紧张气氛的唯一行动,就是尽全力说服留下来的学生和市民。我和高新拎着手提式扩音机,在几名纠察队员的保护下围着纪念碑转,声泪俱下地说服学生和市民交出手中的“武器”,按校组织起来,准备撤离。我没想到,说服的效果很好。学生们纷纷把手中的“武器”放到一起,集中在纪念碑的最上层,再由几名纠察队员将这些“武器”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我和高新说服学生时,人群中也不时地传出“不撤!”“我不怕死!”“懦夫!”“学贼!”的叫喊。还有人哭着嚷我“混蛋”。

学生们手中的“武器”收得差不多了,但市民手中的“武器”缴上来的不多。两个学生急匆匆地找到我,对我说:“那边有两个人架一挺机枪,准备和戒严部队拼命,谁也劝不动他们,谁靠近机枪,他们就要谁的命。刘老师,只有你去劝了。”我跟着两个学生来到纪念碑上最上层的西南角。果然见两个市民模样的人,分坐在一挺重机枪的两边,机枪上蒙着一副棉被,枪口和枪把露在外面。他俩每人手拿一根铁棍,交叉着放在枪上。我向他俩走去,大约离他们两米左右,两人同时举起铁棍,向我喝道:“你再靠近一步,我们就叫你脑袋开花。”我停住,对他们说:“我是北师大的教师刘晓波。”他们一听到我的名字,便放下铁棍站起来,其中的一个说:“刘先生,我们正想跟你谈谈。”另一个人冲上来,一把抱住我,边哭边说:“刘先生,你们没看见,在广场外面,他们杀了多少人。这群野兽,我们跟他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捞一个。刘先生,你能带头和他们干到底吗?反正我们是豁出去了。”

我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你们拼了命能打死几个戒严部队的人,而广场上是数千人的生命。要报仇,这也不是时候。再说,这次运动一直采取和平的方式,面对残暴的政府,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和自卫方法,只能是和平。就算纪念碑上再有几把枪,也挡不住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人。”

他俩说:“和平,还他妈的哪来的和平。他们已经杀人了,不要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守着和平挨打。刘先生,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我说:“没时间谈了。要嘛你俩打死我,要嘛你俩把枪撤下来。”我说着痛哭失声,跪在他俩面前说:“求求你们,为了广场上数千个年轻的生命,为了你们自己,我求你们把枪撤下来。”他俩一起跪下抱住我,失声痛哭,答应了我的请求。我永远感谢这两位我既不知道姓名也记不住面容的市民,他俩也为和平撤离立了功。但是,他俩的命运比我悲惨,也许现在还在狱中。我知道他俩肯定是作为暴徒处理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份开庭审判我时,法庭宣读过他俩关于如何交出机枪的全过程的供词。他俩的供词对减轻我的处罚非常有利。我今天的自由确实是用许多人的苦难换来的。我衷心地祈祷他俩能早日获释。

他俩交出枪后,我和几个纠察队员把枪抬到位于纪念碑东南角的广场指挥部,把枪交给了李禄,叮嘱他一定尽快处理。李禄开始想把枪藏在一顶帐篷下面,我坚决反对。李禄只好叫来几个学生,把枪扔到纪念堂附近的树丛中。

我要过封从德手中的话筒,动员学生和市民准备撤离。正讲话时,一个市民模样的人大喊着“学贼”冲过来,举起手中的铁棒向我砸下来。多亏身边的纠察队员用身体保护了我,铁棒落在一个纠察队员的肩上,几个学生一涌而上,死死地抓住那个人。那人哭着高声说:“你们撤了,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有身分、有名望的人,我们呢?要是被抓住,最惨的就是我们。反正好不了,还不如拼命。”尽管那人对我发泄着怨恨,但我还是能够理解他的心情。进秦城监狱后就更理解他当时的情绪。在处罚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人时,学生从轻、知识分子从轻,市民从重,大多数被处罚的市民都是作为暴徒。提审的公安人员在劝我悔罪时也说:“你是有文化的人,和那些暴徒不一样。”在“八九抗议运动”中,最悲惨的是北京市民。“六四”血案中的死伤者大多数是市民,因此而被枪毙、被判重刑的大多数还是市民。王军涛和陈子明被判十三年,得到了世界和国人的关注,而那些被作为暴徒判重刑的市民则默默无闻。更令人痛心的是,参加此次运动的北京市民大都动机很纯正,毫无个人功利的考虑,而我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则满肚子花花肠,疑虑重重,私心很重。与市民们的单纯和勇敢相比,知识界显得混浊而怯懦,但他们却得到了国际声誉和大量的资助,还一个个地自视为英雄。

我正在继续动员学生和市民准备撤离时,又有一个学生来叫我,说纪念碑北面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我马上赶到,在两名纠察队员的帮助下夺下了那把枪。我一时不知道往哪扔,交给别人又不放心。灵机一动:“砸掉枪”,我高高举起枪,在纪念碑的石栏上使劲摔,边摔便喊:“我正在砸枪,想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和平的非暴力的宗旨,也证明政府的暴力镇压是法西斯行为。”枪很结实,震得我虎口和双臂发麻,连续摔了不知多少下,枪才弯曲。这时,两名纠察队员从我手中接过枪继续摔,直到摔碎。在我摔枪时,我的正面有一个外国记者拍照,刺眼的白光照亮了纪念碑,我感到自己的成熟和力量。

摔完枪,几个同学又抬上来一箱自制燃烧弹问我怎么办。我说:“马上销毁,千万不能落在激进的同学和戒严部队手中。”正忙着,侯德健和周舵谈判归来。他俩说:“戒严部队同意我们和平撤离,让出广场的东南角。”我们四人马上去广场指挥部向大家宣布谈判结果,并作最后的呼吁。下面的情况也是根据现场的录音整理的。

录音人:现在时间是六月四日凌晨四点,现在广场上的华灯全部关闭,只有长安街上的华灯依然亮着。

侯德健:我是侯德健,我们刚刚到了纪念碑的北侧,天安门前面的部队里面,我们找到了部队的领导同志。我们希望不要再流血。他的番号是多少?团政委叫季兴国,五一零四部队。团政委和我们接触了之后,他请示了戒严总指挥部,同意全场的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全部撤出天安门广场。刚才是周老师和我一起去的,请周老师也说几句。

周舵:同学们,我们现在少流一滴血,将来我们的民主、我们民主化进程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在座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全体同学、全体市民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

侯德健:请大家安静。

周舵:没关系。

录音者:在侯德健讲话的时候有两辆装甲车从历史博物馆由南向北开来。

周舵:我们已经答应戒严部队回来尽力说服同学们尽快撤离广场。我们建议现在以各学校为单位,马上组织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安静的从南面撤离。现在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少数要服从多数。

广场上的嘈杂声、掌声,有人高喊:“不撤!不撤!”

录音者:很多人对撤离广场还有争议。

刘晓波:我叫刘晓波。同学们,现在我们坚持的一贯原则是和平的非暴力,我们希望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民主、最大的民主。现在再多流一滴血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刚才,侯德健、周舵已经向大家谈了,他们和戒严部队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与承诺。现在我们想争取民主,就象周舵老师所说的那样必须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开始。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最民主的原则,这是最民主的原则。希望、希望过激的市民们,你们能够冷静下来,你们冷静下来。这次学生运动离不开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参与。你们今天留在广场,证明了你们的勇敢、你们的信心。我希望你们冷静下来。你们已经为学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们再牺牲我们于心不忍。你们能够保存下来就是对中国民主最大贡献。市民同志们,希望你们冷静下来,在天安门广场的这最后的关键性时刻,能够作一件具体的民主事情,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最后,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学生们,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现在我们必须有秩序地、安全地、各校组织起来撤离广场。任何牺牲在现在都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市民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冷静、冷静,少数服从多数。你们今天如果能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体大学生、全首都的公民们、全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会感谢你们!

封从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我们现在把广场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所有同学。但是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来统计、来统计票数。我们现在就用大家的呼声来表达我们是留是撤的决定。这一次广场指挥部。……下面我们将说撤离、或者说、然后说留守。我说撤离的时候,大家就喊……我数三下,我说撤离的时候大家同意撤离的就喊撤离。再数三下,喊留守,同意留守的就喊留守。好,现在准备由这个呼声来判断我们是撤还是留。这个表决过后,我们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同意撤的喊撤离,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中发出“撤离”的呼喊。

封从德:同意坚持的喊坚持,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发出“坚持”的呼喊。

封建德:我们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现在我们逐步、准备有组织地、把大旗打在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离。外校的同学和市民、工人、市民纠察队和工人、市民、外校的同学都同北京的同学一道撤到海淀区去。

录音者:现在一位英国公民,英国路透社的记者正在录像。

广场上的人齐声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在封从德主持广场上的人就撤离问题表决时,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后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吾尔开希真是个王八蛋。”

广场上的人秩序很乱,还有些人坚持不撤。一位台湾记者正在采访侯德健。我对侯德健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愿撤,特别是那些过激的市民。我们四人再分工,分头去劝。”德健说:“好吧。”我说:“你和周舵去纪念碑北边劝,我和高新留在纪念碑南边劝。无论如何,我们四人一定要最后一批撤离广场。”

德健和周舵去了纪念碑北面。高新下纪念碑组织学生。纪念碑南面的人已经排好了队,准备撤离。突然,广场上的华灯又亮起来,紧接着纪念碑附近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的大喇叭上,发出火花。三辆坦克车从人民大会堂由西向东一直向纪念碑南侧驶来。枪声一阵紧、一阵稀,纪念碑上的喇叭被打哑了。排成队伍的人群正向广场的东南角缓缓地移动。学生们不断地回过头,冲着坦克高喊:“刽子手!”“法西斯!”

在我毫无感觉的情况下,七、八个士兵向空中鸣着枪冲上了纪念碑南侧,纪念碑上的人已经没有了。我站在“学运之声”广播站旁边,想看看柴玲等人是否撤了,我弯下腰,把头探进帐篷,已经空了。我刚刚直起腰,冰凉的、硬硬的枪口顶住了我的后腰。我的身后响起了略带焦急的声音:“你还不快走,没时间了。”我被枪口猛地推了一下,踉踉跄跄地下了纪念碑。由于没有心理准备,我下到最后一个台阶时,差点儿摔倒。多亏我的学生王越红抱住了我。这时,我看见高新挥舞双手,高喊道:“大家不要乱,手拉手一起走。”纪念碑南面的三辆坦克离我大概只有二十几米,坦克上的士兵探出半个身子,头戴钢盔,手里拿着枪不断摆动,示意让学生快走。坦克前面排成一队的士兵,他们挥着枪向学生们步步逼近,有的士兵高喊:“快!快点儿!”

不知为什么,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撤离的学生和用枪逼学生们快走的士兵。有的学生还往士兵这边吐吐沫。当三个士兵端着枪向我吆喝时,我才意识到必须走了。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于硕跑过来,拉起我的手说:“还不快走。”我刚刚走了几步,猛地想起我的手提包忘在了绝食棚中,那里面有我的护照和其他证件,还有两本记录朋友们的电话和地址的本子。我转过身,飞快地走上纪念碑,刚上到一半,纪念碑上的一个士兵居高临下把枪口对准我说:“下去!”我说:“我的护照忘在绝食棚中,请你允许我上去取。”士兵严厉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什么护照。下去,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气了。”面对枪口,我感到凉气袭心,本能地向下退。我的学生王越红和于硕又要上去和士兵交涉。那士兵大吼一声:“不要命了。”我赶紧拉住王越红和于硕。下了纪念碑,我劝她俩先走,我要去纪念碑北侧找德健和周舵。我已经看见高新跟着撤离的队伍走了。于硕走了,王越红死活不肯走,一定要留下来跟我在一起。

我和王越红没有跟向东南角撤的队伍走,而是逆着撤离的人群向纪念碑南侧走。当我俩走到纪念碑的东北角时,最后一批从纪念碑北侧撤离的学生打着旗迎面而来。围着纪念碑的铁栅栏和松树墙全部被踩倒,有的人也随之倒下。在纷乱的人群中,我一眼看见了侯德健,两个学生搀扶着他。我拉着王越红奔了过去。由于饥饿、由于疲劳和紧张,德健休克了。我和王越红代替了搀着德健的两个学生,因为其中的一个学生的脚已经负伤,连自己走路都非常困难。我和王越洪搀着失去知觉的德健,想尽快撤出广场。但是,通向纪念碑东南角的所有空地都被戒严部队封死了。士兵们端着枪,把企图向东南角走的人赶回来。我和王越红只好扶着德健,跟着留在广场上的一百多个人向历史博物馆前的红十字救护站走去。

到了历史博物馆前,看见许多人躺在担架上,他们都受了伤,最重的腹部中了二颗子弹。我向医生们讲了德健的情况。医生马上把德健安置在一个担架上,用毛毯盖住了德健。在历史博物馆前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左右,所有的人都或坐或蹲在地上,只有两个中年的医生在和戒严部队的军官进行交涉。一有人站起来,医生就用手势示意让他坐下。医生还劝学生们不要喊口号。我半蹲在人群中,尽量使视线不被其他人挡住。但我很担心,不知道周舵和高新是否安全撤离,中途会不会出事。更不知道我们这些仍然留在广场上的人将是怎样的命运。

天完全亮了,一片狼籍的天安门广场上,除了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和士兵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人了。士兵们用刺刀挑起各种废弃物堆起来烧掉,广场的上空弥漫着烟雾,一些自行车也被投入火堆。纪念碑上和纪念碑的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几个肩扛录音机的军人录下广场四周和纪念碑的情况。有一个站在纪念碑最上层的士兵打着“V”形手势。一辆坦克由北向南开来,碾过已成碎块的自由女神像,向纪念碑的台阶上冲去,钢铁的履带砸在石阶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一个军官冲着坦克喊了几句,坦克退下了纪念碑石阶。

我们这些聚集在红十字救护站的人被团团围住,一共三层包围线。第一层是手持棍棒、没戴帽子和领章、穿着绿军装的士兵,这些人表情呆滞,有些人低着头,有些人侧着头,似乎不敢正视我们。第二层是戴着透明面罩的防暴部队,第三层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被包围在中间的人,都盯着正在和军官交涉的两位中年医生,谁也不说话,再也没有人企图反抗了,只能等待戒严部队的安排。

我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内心的恐惧使我无法平静。刚才,在组织广场的人撤离时,从未多想过。即使在枪声之后也没有恐惧,一心只想着怎样使学生和市民尽快离开广场。但是现在,天亮了,枪声停了,面对那些面容无表情的士兵,我忽然感到恐惧,即对未来的命运,也对刚刚在纪念碑上的滞留感到恐惧。万一有颗子弹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吗?如果被打死又是为了什么呢?现在,如果医生和部队的交涉失败,我们这些人肯定要作为反革命暴徒被押走,等待我们的不是死亡就是监狱。还不如跟着那些学生们一起撤走。

正在胡思乱想,一位医生让大家站起来,四人一排,向广场的东南角走。刚走出二十多米,前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队伍立即停止前进,所有的人都蹲在地上。这场枪战持续了十分钟左右,是居民楼中的人在和北京公安局门前的戒严部队相互对射,能清楚地听到玻璃的破碎声。

枪声停止后,我们又在原地待了一会儿,才继续向东南角走。我们的两边是近在咫尺的士兵。我的上身只穿一件半截袖的青白色衬衣,感到从头到脚的冷,禁不住颤抖。我身边的王越红问:“刘老师,你在发抖?是不是病了?”我没有回答她,继续朝前走。我们这最后一批撤离广场的人,一迈出戒严部队的包围圈,上了前门东大街,就开始喊口号,唱国际歌。路过北京市公安局前,许多人含着泪冲着戒严部队喊:“刽子手!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一个头缠白纱布的医生大声说:“你们这群野兽,连我们医生都打呀!”马路的南侧,挤满了围观的市民,有青年人、老人、有妇女和孩子,他们哭着说:“你们没失败,你们是好样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有人举起双手,打出象征胜利的“V”型手势。激愤、嘶哑的口号声、《国际歌》声和沉痛、揪心、绝望的叹声混合在一起,给人以一种失败的悲壮感。

【北京之春】1993年7月号(总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