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绝食在纪念碑上——《末日幸存者的独白》3.1

【编者按】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刘晓波、高新、周舵、侯德健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绝食,抗议李鹏当局实行军管。为纪念“六四”四周年,本刊特转载刘晓波所著《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绝食在纪念碑上》的第一节《人群的诱惑》。

在去广场的路上,我想着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他们把绝食棚搭在了什么地方?新闻发布会安排好了吗?会有人在广场上欢迎我们吗?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安排好了吗?广场指挥部的柴玲等人会让我们到广播站演讲吗?我们的绝食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

下午三点十五分左右,我们来到纪念碑上,没有见到吾尔开希答应过的绝食帐篷,更没有纠察队。我们只见到了王军涛、王丹、老木、李禄等。李禄对我说:“刘老师,我马上找人给你们搭帐篷,到了广场,你们听我的没错。”

王丹和王军涛找我们商量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事。这时,吾尔开希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在纪念碑顶层的东南角,我们被安置在由纠察队围起的空间里。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许多记者举着证件要进来采访。老木让纠察队员开一个口子,凭记者证进出。一会儿工夫,记者已经挤满了这小小的地方。这时,我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严家其,他向我要一份《六·二绝食宣言》,我叫他进来,他摆手拒绝,我给了他一份宣言,他就走了。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围观的人群终于安静下来,记者们也半蹲在我们的对面,新闻发布会开始了。会议由王军涛主持,他向记者们一一介绍了我们四个人。会议的程序是:先由我们四人就绝食问题回答提问,然后由王丹和吾尔开希谈学生们对知识分子绝食之举的看法,最后王军涛讲一下对此次学运的未来发展的总体估计。

我们四人的发言和六月一日下午接受采访时讲的差不多。只是侯德健一开口,围观的人群就哄他唱歌,会议的秩序混乱起来,人群拼命地往圈里拥挤,高新的发言还未结束,秩序已经无法维持。于是,王军涛宣布明天上午在纪念碑上重新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四人在许多纠察队员的连拉带拽下,挤过围观的人群,进了李禄带人搭好的绝食棚。绝食棚的周围早已被人墙似的纠察队员封住,出了我们四人和一些医务人员外,其他的人进入绝食棚一定要经过我们四人的同意。

绝食棚布置得不错。地上铺着新棉被,有四张行军床,床上有厚厚的铺盖,有崭新的枕头和毛毯,其条件比学生们绝食时不知要强多少倍。我突然感到自己变成了孩子或宠物,所有的人都在夸我、保护我、关心我,我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有人过问。特别是那些医务人员,完全拿出照顾病人的态度对待我们,就因为我和德健的抽烟,我俩费了太多的口舌才获得医务人员的批准。

我们四人的绝食轰动了北京,广场上的人又多了起来,透过隙缝,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的绝食棚,期待、欣喜、敬佩、幸灾乐祸、好奇……人们的脸上表现出不同的感情。不断有纠察队员递进一张纸、一顶帽子、一件衬衫……要求我们四人签名留念。签名,的确是八九抗议运动的一大奇观,我现在根本记不清为多少人签过名了。赵紫阳和李鹏等人看望学生时,也有许多人要求他们签名。一些人专门准备一个本子或一件衬衫,供签名用。我给别人签名,一开始是兴奋的自我欣赏,每签一次都有种名垂千古的感觉,只是我感觉自己的名字写得不好,恨不得能马上学到草圣张怀素的潇洒。继而是对签名的麻木,只要有人要求,想都不想地签完了事。最后是厌恶,没完没了的签名搅得一刻也不得安宁。特别是在绝食棚中,平均几分钟就会递近来某种东西要我们签名。后来,我索性谁也不理。

也有一些人,特别是熟人要求加入我们的绝食,记忆尤深的是着名青年作家徐星,他来到绝食棚,三番五次地提出绝食要求,我对他说:“想绝食,你自己去组织。”他又通过我的一个好朋友求情,希望同意他参加我们的绝食。这真是八九民运的一大奇观,挨饿还要托人情、走后门。而我呢?为什么要拒绝别人的绝食要求呢?从道理上讲,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因为绝食是为了抗议戒严、为了争取民主、人越多越好。表面上,我的拒绝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如果我们无限地扩大绝食队伍,就将造成新的混乱,也很难保绝食的纯洁。因而不想扩大。但在骨子里,由于绝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人们把在白色恐怖下的绝食视为英雄壮举,因而,绝食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它与英雄梦、社会威望和知名度血肉相连。我的拒绝,是不愿意有再多的人跟我们四人共同分享这荣誉、这英雄的美名。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断地往纪念碑上挤,高喊着:“出来!出来!”还有一些人高喊:“侯德健,唱个歌!”周舵说:“这些人,大多数是来看猴的。”侯德健腼腆地一笑说:“猴子屁股摸不得,猴子的脸太难看。”拥挤的人群把纠察队员挤得站不住、坐不下,向后仰着身体,靠着绝食棚的支撑与人群搏斗着,以至于帐篷开始剧烈地摇晃,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一个纠察队员探进头来说:“四位老师,你们出来一下,我们实在挺不住了。”我们四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出去。外面的纠察队员高声说:“请大家自觉维持秩序,向后退几米,四位老师马上出来与大家见面。”人群的骚动趋于平静。

纠察队员掀开帐篷前面的布廉,对我们说:“四位老师,准备好了吗?”我们点点头。纠察队员转过声,对着人群高喊:“现在四位老师与大家见面。”

第一个走出绝食棚的自然是侯德健,人们最想见的人就是他,来广场看绝食的人中,其动机之一就是看看侯德健。侯德健一出现在纪念碑上,广场上的掌声和叫喊声骤然响起。“侯德健,好样的!”“侯德健,真棒!”“侯德健,来一个!”喊声中还夹杂着程琳的名字。如果程琳真的和侯德健一起来,广场上就会更热闹。侯德健向公众鞠了个躬,然后双手抱拳致谢。我们三人也在欢呼声中出现在纪念碑上。我们四人站成一排,举起相互拉着的手臂,齐声高喊:“谢谢大家的支持!北京市民,真棒!”

从我们所在的纪念碑的最高层向下俯视,可以看到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和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喊着、叫着、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标语和手臂,离我近一点儿的人伸出拿着本子的手,让我们签名,数不清的闪光灯在闪亮,数架摄影机的镜头从各种角度对准我们,有些人手拿着录音机,希望录下我们的讲话。

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而飘飘然。想想一九八六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数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现在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人群是多么可怕的力量,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仅凭其狂热就能使人颠三倒四,分不清南北。在我和周舵讨论绝食的细节时,在我与侯德健商量绝食宣言时,在我们四人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在我们刚刚来到纪念碑上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此绝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会唤起如此广泛而狂热的社会动员。我不知道这狂热的公众中的大多数也许仅仅是出于看热闹的心理,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四人成了展览品,人们象看一件新奇的事一样而来到广场。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我就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我暗自得意:这次绝食太对了。运动又有了新的热点,我也有了新的角色。如果我们的绝食能再次成为社会动员的能量,广场上的人就会越聚越多,军队的清场计划就不可能实施,瓦解戒严就大有希望。此时此刻,单纯的殉难的激情就转化为一种引导运动的自信,我相信我们四人有能力把运动引向新的轨道,进入新的境界,使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转变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我突然冲动地接过话筒,面对人群高喊:“跟李鹏死磕!”

这时,一名自称是长春市来的记者拼命地挤到我跟前,把手中的话筒对准我说:“刘先生,我是吉林电视台的,我为有你这样的老乡而自豪,你为咱长春人、吉林人、东北人争了光,希望你能为家乡的人们说几句话,你的声音对长春、吉林、整个东北的民主运动都是莫大的鼓励!”那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几个纠察队员拉走了,而我的感觉竟是无动于衷。也许,我当时认为自己是属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吧,故乡对我是个非常陌生而遥远的概念。

回到绝食棚中,几名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不是演戏,不是接见红卫兵,而是绝食吗?还有七十个小时呢?这样下去身体要完蛋。我是医生,有责任请你们克制一下。群众想见名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你们的体力有限,经不住群众欢呼的诱惑只能自食其果。希望你们能听医嘱。以后想出绝食棚,必须经过我们的批准。”从医生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中,我能感到他们的不满和焦虑,从心里感激他们的劝告。但我又说:“总待在绝食棚中对不起公众,不见公众,我们来这儿干吗?”我的一个好朋友说:“晓波,有没有当年毛老头儿接见红卫兵的快感?老于世道的毛老头儿都经不住诱惑,你们初尝云雨,可以理解。”

这时,李禄来了,他代表广场指挥部邀请我们四人去广播站演讲。为了避免公众的围观,我们四人分别行动,每个人都由几名纠察队员保护。这次运动就是如此具有反讽意味,不管你是否愿意,一旦进入某种角色就身不由己,完全遵守运动本身所特有的规则。以前,我看不惯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人走到哪儿都带着贴身保镖的行为,更讨厌进入广场指挥部的层层设防,纠察队员们的蛮横令人寒心,常常使热心的支持者灰心丧气。但是,当我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优待”,尽管没有贴身保镖,但每次离开绝食棚时都有纠察队员跟随。我待在被纠察队员们严密封锁的绝食棚中,谁想进来也要通过层层设防纠察防线,先递进一张要求看我们的条子,由我们四人签字后才能放行。有一次,吾尔开希在绝食棚后面的开口处,看着我沮丧地说:“晓波,连我想进去也要你们签字同意。我吾尔开希都进不了你们的绝食棚。”那个拦住吾尔开希的医生说:“这是规定,规定不论是谁。”我在绝食棚中看着吾尔开希,心中暗自高兴,这回他也尝到了受屈辱的滋味。这说明,从内心深处,我也喜欢成为受人保护的特殊人物。层层设防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从大连回到北京后,许多朋友和熟人都向我谈起过去他们去广场看我,但就是进不去了绝食棚,纠察队员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使他们都非常反感。我的一个朋友为了上纪念碑看我,居然在广场周围转了七个小时,几次要上纪念碑都被拦住了。纠察队员对他说:“如果象你这样的人都要见刘晓波老师,他就别绝食了。”还有王培公夫妇去过广场,说破了嘴纠察队员也不让他俩上去。王培公拿出他的所有证件也不算用。他说:“晓波,那时你真成难以接近的神了。”

从绝食棚到广播站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但是我们四人神秘得如同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纠察队员把我们围在中间,专找人少的地方走,绕了好些冤枉路才到了广播站。我曾多次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演讲,但是只有这一次走进昏暗的小帐篷的感觉是底蕴充足的。前几次总有一种心中无底,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表演讲的感觉。因为此次运动的主体是大学生,我仅仅是支持者、吹鼓手和出点儿小主意的人。但这次不同了。绝食使我们四人成为运动的中心了。我们以无所畏惧的行动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和信任,我们有资格在这里宣扬我们的政治主张,有资格和学生们、特别是学生领袖们平起平坐地面对公众。我们也成为运动的主角,不必再通过学生领袖来表达我们的主张。这种主角意识,既使我兴奋,又有几分担心。兴奋的是自己的勇气,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这就等于把当黑手的把柄交给了官方。

在“学运之声”广播站,我再一次重申了这此运动的和平与非暴力,再次呼吁学生和政府都以大局为重,互相妥协,坐下来对话。在指责政府的同时也批评了学生们的弱点。我说:“民主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就是避免了在解决政治问题上的暴力和流血。学生们要求民主,政府也强调民主,只要在民主这点上达到共识,就可以防止流血。谁主张流血,谁制造流血,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新和周舵都宣读了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侯德健自有歌星的风格。他没有谈政治,而是讲了他去香港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的义演时的感觉。他说:“参加义演的人几十万,坐满了香港的跑马场。演出持续了十二个小时,会场的秩序良好。演出结束时,跑马场的绿草地上,连一个纸屑、一个烟头、一个食品盒都没有。这说明了香港人的道德修养。再看看我们的广场,遍地狼籍,不忍目睹,就凭这种道德素质,怎么能搞真正的民主。我希望同学们从现在起向香港人学习,整顿并保持广场的秩序,一尘不染的广场会使全世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这才是运动的纯洁。”侯德健讲话时,不断有人哄他唱歌。他就带领全场的人唱《龙的传人》。开场前,他还就歌词的修改作了说明。这使我想起了与德健的第一次会面。我们胡吹海侃,自然要谈到他的宿命式的解释。我直率地批评了《龙的传人》所表现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大中华帝国意识和对中国人的命运的宿命式的解释。我说:“为什么愿意与否都只能是龙的传人,而且永远永远?假如这条龙邪恶有痴呆呢?假如这条龙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呢?难倒中国人就没有选择做人的自由,只能别无选择地做龙的传人?这个被中国人顶膜礼拜的封建图腾和皇权的象征,还要再次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偶像吗?”德健平静地听着我尖刻的指责,一点儿没有吃惊和坐不住,他平和地接受了我的指责,并告诉我,他早就想改一改这首歌的词。

六月二日晚上,我在绝食棚中激动得难以入睡,绝食棚外的呐喊声、欢呼声从未中断,来看望我们的朋友进进出出。许多记者到绝食棚中采访。侯德健在接受台湾电视台的采访时,抱着吉他,唱了他刚刚写完的歌曲《漂亮的中国人》。德健非常兴奋,他说:“我不去香港了,和你们一直绝他七十二小时。绝食完了我也不离开纪念碑。真过瘾,真刺激,这种场面比上台唱歌有意思。”我说:“德健,我拉你绝食对了吧。”高新在绝食棚中待不住,一会儿就出去看看,回来讲外面的情况。周舵倒显得平静,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养神。他说他胃不好,身体虚,要为坚持三天养精蓄锐。

六月三日,中央台广播了我们四人绝食的消息,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大有学生绝食时的气势。上午九点钟,由陈小平主持在纪念碑上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会议刚刚开始就被围观的人挤散了。只好改在下午一点钟开。纠察队员们在自由女神附近围起了一块空间,我们四人又分别在纠察队员的保护下来到开会地点。

发布会由陈小平主持,围观的人哄着侯德健讲话。德健不愧是歌星,在这种场合也用歌星的风格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他穿着那件签有数名歌星名字的汗衫,向公众喊:“你们知不知道邓丽君?”围观的人群中发出:“知道!”侯德健便开始在他的汗衫上找到邓丽君的名字,找到后,用手指指着邓丽君的名字说:“瞧,邓丽君就在这儿。”围观的人群发出欢呼和各种怪叫。如法炮制,侯德健指着几个着名歌星的名字,激起了公众的情绪后说:“这些着名歌星都参加了‘民主歌声献中华’的义演,为支持我们的民主运动而奉献。邓丽君在演唱会上声泪俱下,感人至深。”这时,人群中有人高喊:“侯德健,你能把邓丽君请来唱歌吗?”侯德健笑吟吟地回答:“再去香港时,我试试看。”人群发出狂热的欢呼,侯德健开始带领大家唱《龙的传人》。

这时,几个学生把吾尔开希举起来,在公众中边走边发表演讲,人群使劲往里挤,纠察圈渐渐缩小。几分钟之后,会场的秩序彻底混乱了,我们四人只好又在纠察队员的保护下狼狈地回到绝食棚。回到绝食棚,陈小平问我新闻发布会还在哪里开,我说:“从我们来纪念碑,已经开过三次了,每次都半途被迫中止,最好别开了。我看在广场上,只能待在绝食棚中,其他的事什么也干不成。”

下午三点多钟,广场指挥部的广播站突然响起柴琳嘶哑的声音,她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充满血腥味,大流血即在眼前。戒严部队开始强行向广场推进,各路口已经在不断发生流血事件,一个女大学生被打死了。同学们、市民们,最严峻的时刻到了,我们一定要与广场共存亡。为了自卫,我们要准备好一些武器。”接着,一个在拦军车的路口被打伤的人现身说法,叙述了他所目睹的令人恐怖的场面:戒严部队先是施放催泪弹驱赶人群,如果再遇阻拦,就用枪托、皮带、大棒子在人群中乱打,许多人被打伤,有些人生死不明。再接下来,一位自称是老军人的老者向广场上的人介绍怎样防止催泪弹、毒瓦斯、怎样破坏坦克、怎样自制汽油燃烧弹。

两位学生陪着一个头上缠有浸血的白纱布的外国记者来到纪念碑上,向公众控诉戒严部队的暴行。这位记者是在人群中拍摄戒严部队与学生发生徒手冲突时被打伤的。防暴警察用棍棒击中了记者的颈部。多亏几个学生奋力相助,记者才得以脱险。同时,不断有人把拾到了的弹壳、钢盔、军用罗盘拿到绝食棚中给我们看,有的钢盔上沾着血迹。纠察队员给我们拿来毛巾、口罩、以防受到催泪弹和毒气的攻击。

骤然紧张的气氛中充满了血腥味。有几个学生劝我们站出来,组织广场上的人和戒严部队拼个你死我活。还有人劝我们去戒严部队,以我们的威望和感召力说服戒严部队停止暴行。我们四人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硬拼不是办法,我们手无寸铁,拼不过戒严部队。更重要的是,硬拼既违反了我们绝食的宗旨,又要给政府以进行更残酷暴行的借口。只能呼吁双方的理性、克制,特别是学生和市民的克制。我们四人商定后,快速地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我们认为,当对方是全副武装的军队而我们手无寸铁时,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暴力反抗,而是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我们呼吁广场指挥部尽快派人与戒严部队谈判,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争取协商解决问题。

我带着《呼吁书》来到学运之声广播站,向柴玲等人说明了来意,广场指挥部的人都默不作声。费了些口舌他们才勉强同意我通过广播站向全体坚守在广场上的人发出呼吁。没想到,我刚讲了几句,就有一个学生对我大喝道:“刘晓波,读你的文章时就非常佩服你,你毅然绝食,更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关键时刻到了,你却害怕了,来这儿瓦解军心,涣散斗志,居心何在?我怀疑你绝食只是投机。”这个学生的话还未说完,广播站里就响起了乱哄哄的指责声。“胆小鬼!”“懦夫!”“学贼!”“你是政府派来的吧?”“你别想腐蚀学生运动!”“没胆量就别硬充好汉,想走就走吧!”“你们这帮知识分子,只想下山摘桃子。”“滚出去!”

我气得全身发抖,再也念不下去了,刚刚来绝食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一扫而光,我把《呼吁书》揉成一团,扔到李禄面前,说了声:“你们会后悔的。”便气愤地走出广播站。

回到绝食棚,正巧碰上一个学生在讲述戒严部队向广场推进的情景,他的头上缠一条白毛巾,脸上是一道道汗渍,衣服脏兮兮的。我让他坐下,喝口水,慢慢讲,并掏出一包烟打开,递给他一支,为他点着。他吸了一口烟后,毫不在乎地把手伸进我的上衣口袋,掏走了那包烟,揣在兜里,扭头便要走。我一把抓住他,气愤地说:“你以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大锅饭,是打土豪、分田地吗?你以为革命了就可以白吃,白拿、白抽吗?你把烟给我掏出来!”说着,我又劈手抢下他叼在嘴上的那支烟:“就你这号人,我的烟扔了也不给你抽。看你一副苦大仇深,流氓无产者的样儿!要共产回你自己家里去。你给我滚!”几个医生上来劝我别动怒,为这点小事不值得。刚才在广播站的受辱和这个不懂起码做人原则的学生,使我的心情灰暗到极点,我忽然又不知道自己发起这次绝食究竟是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是在献身于民主还是在捞取功利。

我正在气头上,一个顶多十八岁的小姑娘出现在绝食棚中,她手捧一束鲜花,含泪献给我们,侯德键接过花,感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温柔地请小姑娘坐在他的床上,听着她含泪的诉说:“我一听说你们绝食,当晚就准备了一束花,今天一早儿就来广场,想把花献给你们。但是纠察队员不让我进来。我在下面等了差不多十个小时。我下决心一定要当面把花献给你们,不论发生什么我也要来,你们是在为中国、为人民、为我们挨饿、冒险。希望你们多保重。”说完,她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请我们四人为她签名留念。侯德建第一个签名,他一笔一划地写,象个完成楷书作业的小学生一样认真;高新签名时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飞快地写下分不出东西南北的两个字;我签名时手有些颤抖,字写得糟透了。周舵也是工工整整地签上名,又在手帕的空白处写上“谢谢”。献花的小姑娘含泪的眼睛晶莹闪亮,羞涩地一笑,鞠了个躬,走了。我们四人相互对望,默默无语。一名医生建议把花束挂在绝食棚外的最高处。

六月三日一整天,来绝食棚看望我们四人的亲人和朋友络绎不绝,绝食棚几乎成了接待站。我的妻子支撑着虚弱的病体来看我,她一见我就哭,什么也不说,一个多小时,她是在泪水中度过的,我也手足无措,不知道用什么能够安慰她,她临走前,紧紧地抱住我,仿佛要让我跟他回家。周舵的女友来到后就一直陪着他,帮他扇凉,给他按摩,直到天快黑了才走。高新的未婚妻和前妻都来看他,两个女人见面虽有些尴尬,但对高新共同关心化解了女人之间的嫉恨。我的朋友也来了,一直陪我到深夜十一点半左右,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她才离开,临走前再三叮嘱我不要冒险。我们四人中,唯有德健的亲人没有看他。我知道他与程琳已经闹得必须分手,但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程琳来看他。尽管绝食棚中很热闹,来的人进进出出,一刻也未停过,但我还是看得出德健的寂寞。当我和女人依慰在一起互叙情话时,德健突然说:“晓波,你这个混小子,你是拉我绝食还是想故意刺激我。我真想把你小子一脚踹到床下去。”德健的话使我清醒过来,感到是在犯罪。

王丹、吾尔开希、王军涛、闵琦、赵渝等许多积极投入八九抗议运动的人都来绝食棚看望我们。赵渝还告诉我们,“联席会”已经决定搞接力绝食。我们四人的绝食结束后,就有人来接替我们,他说出了一大串名字,都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如果一直搞下去,坚持一个月没有问题。还有一位熟人对我说:“晓波,戒严没戏了。我去各路口和广场四周转了转,到处都是支持绝食和拦军车的人群,而且一个个情绪激昂。戒严部队根本无法清场。他们不可能向这么多人开枪,除非疯了。”我的一个极富有幽默感的好朋友,对什么都要开开玩笑,当我对他说:“发起绝食时没找到你,要是找到你,我一定拉你参加”时,他双手挡住我的视线,后退一步说:“别、别、别,我可不是扛大旗冲锋陷阵的种,打娘胎里一出来就不是栋梁之材。党的教育和雷锋精神也没有把我改造过来。我这个人心眼多,喜欢钻空子,最爱看表现咱地下工作者智取匪巢的电影和小说。我最适于穿长褂、带礼帽、鼻上架一副墨镜,说起话来阴阳怪气,对上暗号两眼贼溜溜。总能甩掉跟踪的尾巴,练就一身化险为夷的本领。你是八路的正规军,迎头痛击敌人,壮烈地战死沙场。我是阴暗角落里的地下工作者,机智非凡,巧妙地瓦解敌人的斗志。革命嘛,总有前方和后方之分,总要讲个必要的牺牲和保存实力。我和你一起绝食,保不准被一网打尽。从革命的长远利益看,我从小就被化入保存实力那部分了。我躲在树后窥视敌人的动向,随时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一遇危险就颠儿。等革命胜利了,虽然没有气壮山河的业绩,但也有一堆战斗故事讲给子孙们讲。”开过玩笑,他认真地说:“晓波,等你绝完食,我请你撮一顿,北京的饭店任你挑。”他没有食言,一直记着这件事。两年后,我俩在北京相见时,他请我吃了一顿,虽然不是最高档的地方,但是这份朋友之情胜过一切。

下午,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女教师,叫于硕,她来到绝食棚,拿出一份要求罢免李锡铭、陈希同的呼吁书请我们签名,在我们之前她已经征集到了不少人的签名,其中包括包遵信、严家其、苏晓康等。我们四人传看了《呼吁书》,便在上面签了名。后来,在六月四日清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最后时刻,我还见过于硕。她听说我的护照忘记在绝食棚中,还要上前与戒严的士兵商量,帮我取回。但是,面对她的是黑森森的枪口。

天快黑时,“学运之声”广播站播放雄壮的《国际歌》,广场上顿时一片肃穆。自从五月十三日以来,《国际歌》声天天在广场响起,但从未象此时这样具有震撼力和感召力。嘈杂的人声安静下来,我们的绝食棚中的谈话也嘎然停止。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当其中的一个跟着唱起来时,我们就一起跟着唱。侯德建从小生长在台湾,根本不知道《国际歌》的歌词,他只好跟着哼曲子。在一片《国际歌》声中,柴玲嘶哑的声音显得格外庄严、神圣:“同学们,市民们!今晚是广场最严峻的时刻,是这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成败的决定性时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名义号召,凡是决心坚守广场的人,请站起来,举起右手,面向纪念碑,跟我宣誓。”听到柴玲的声音,我们四人走出绝食棚,心情沉重地举起右手。我看见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都神情严肃地举起右手,面向纪念碑。

我宣誓:我要用我的生命捍卫人民的广场!我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

我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丢!

宣誓结束后,我感到了危险的紧迫,从心底里产生一种献身的冲动。回到绝食棚中,我对他们三人说:“无论有什么危险,我们四人都不能提前离开。既然已经上了祭坛,就只能别无选择。”过了一会儿,王丹和吾尔开希来了,他俩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广场指挥部,说服柴玲,让她同意他俩进入广场指挥部,和柴玲等人共同分担严峻时刻的领导责任。我让他俩自己去,开诚相见,把过去的矛盾全部公开化,我想柴玲在此刻是会理解的,危险会把他们重新团结起来。而我去,只会加重柴玲等人的猜忌,好象是我在背后出主意,让王丹和开希去夺广场的领导权,效果肯定不好。他俩同意了我的想法,自己去广场指挥部了。望着他俩离去的背影,我很感动。王丹刚刚十九岁,吾尔开希也不过二十一岁,他们的年龄和经验都不足以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但是,在我们这些长胡子的、有经验的人都不愿或不敢公开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毕竟站出来,一直走在最前面,用他们不成熟的声音和行动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活动,使在强权压制下沉默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运用上街游行的民主权利,表达了对现政府和某些最高层领导人的不满,形成了一种来自民间的社会政治动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丹、柴玲、吾尔开希、封从德等学生领袖是了不起的。想到此,我忽然觉得我对这些青年学生的指责过于苛刻,其中夹杂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和自我标榜。退一步讲,即使我能够从一开始就站出来领导运动,也未必比他们强多少。搞民主、组织民众运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书本上学来的民主常识、人权观念和现实中的具体实施、政治运作太不同了。实际运作中有太多的未知的偶然因素,民众的热情常常是盲目的、难以把握的。再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它有着长期的政治运作的经验,有着无孔不入的组织,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全副武装的军队。这个政府是善于搞群众运动的,而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影响都是党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搞运动的参造系主要来自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文革,这就必然使一场旨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民众运动变成共产党式的反抗运动。

我又想起了开希的无知和狂妄,这些弱点是与他的天真、透明相联的,他没有任何政客的城府和圆滑,简直就象完全自我中心的,有时想骗骗大人却又被一眼看穿的儿童。同时,他的勇气、口才、外在形象、特别是他天生的在公众场合的表演才能,要超过其他学生领袖,他插着输氧管出现在电视上的形象打动过众多的人。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确实需要开希这样的人。他既不象人们捧他时那么伟大、杰出,也不象人们贬他时那么渺小、平庸。社会舆论的放大效果使他晕眩,不知自己的真实分量。他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膨胀既是他自身的弱点所致,也有公众的狂热崇拜和媒介的过分吹捧的原因。二十一岁的大学生,一夜之间成了世界性的新闻人物,要求他很有分寸地把握住自己的行为是不现实的。

同开希相比,我更喜欢王丹。无论从待人处事上,还是从学识经验上看,王丹都强于开希。开希是靠勇敢和公众魅力突然崛起的,其无法自持不可避免。王丹却是踏实地、一步步地靠他的智慧而成为学运的核心人物之一的。王丹更理智、更清醒,知道自己的界限,肯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会主动请求别人来代替他。他曾多次谈过学生领袖的弱点,谈过学生不适于领导这么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希望有权威的知识界出面。但他的努力因知识界怯懦而徒劳无功。与开希比,王丹缺乏在公众场合的表演才能,而一个投身于政治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我曾扼腕叹息,如果王丹和开希都明白各自的长处和弱点,默契配合,肯定是一对不错的搭档。

天黑了下来,广场上仍是人山人海,喧闹鼎沸。“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播出骇人听闻的消息。外面的沸腾和绝食棚中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四人绝食的时间已经超过三十个小时,虽然没有饥饿感,但是旋风式的行动和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神经已使我有些累了。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脑子里居然一片空白。这是从我四月二十七号回国后,第一次什么也不想。

迷迷糊糊地正要睡去,有人叫醒我。这是北师大的学生,他带来了港支联的一个小伙子和三个澳门来的老人。港支联的小伙子问我们需要什么,并嘱咐我们如有危险,可以去北京饭店找他联系,我托他帮助买条烟。澳门来的三个老人带来了一些捐款,当即要叫给我,并提出参加我们的绝食。我很惊讶,也很感动。我对他们说:“有你们这片心意就够了。至于钱,先请你们带回饭店去,等我绝完食,我会找你们具体商量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其中的一个老人执意要把钱交给我。我说:“我们需要钱,有许多事没钱办不成。但是,现在我正绝食,形势又很紧张,随时会遇危险,钱放在我身上太不安全,搞不好最后都落在共产党手中。请你们放心,绝完食我一定去找你们,一起商量这笔钱这么用。”三位老人无可奈何地走了。现在,我已经记不住他们的长相和名字了。

【北京之春】1993年6月号(总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