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福柯一生反叛的悖论

一、迷恋同性恋的思想怪杰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知识界的左派大腕们在大陆知识界逐渐串红,哈贝马斯、德里达、乔姆斯基、詹明逊等人被相继引进,其中,法国哲学家福柯代替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家萨特,其名字突然在大陆知识界中响亮起来,谈论和引用福柯也似乎标志着某种知识时尚。但是,知识界大都停留在对福柯思想上学术上的激进反叛的欣赏,而鲜有人注意福柯的一生在政治上的左倾。我也是在先读过几本福柯的代表作之后,才注意到他在政治上的左倾。读了之后,遂感到生活于自由制度下的法国知识人的左倾教训,很值得身处独裁制度下的知识人了解,起码可以减少汲取西方思想资源时的盲目和错位。

左派知识界是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政治上以反对当局立场为己任,可以对政治权力及右派思潮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而西方左派一旦被中国知识人奉为偶像,却往往成为中共秩序的意识形态同谋,比如,法国毛派是西方的反体制力量,而中国的毛派──无论是党内老毛派还是知识界的新毛派(新左派中的部分激进人士)就是企图恢复毛体制的思想先锋。

第一次读福柯是1994年,他的《癫狂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版)动人心魄,就连很少看理论书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读中进入了凝神状态。后来又陆续读了他的《知识考古学》(台湾麦田1993年版)、《性史》、《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词与物》(皆为大陆版)等,几乎每一本都会给我带来审视西方文明的新视角。这位思想怪才令我着迷,所以又连续看了二本关于福柯生平的书。一本是《福柯的生死爱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James Miller著,高毅译),另一本是大陆出版的《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Eribon D著,谢强和马月译)。以下行文中的史料和引文大都出自以上书籍,所以不再另行标出。

只活了58岁的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其生平并无太多戏剧性因素,除了他的同性恋及性虐倾向之外,给我触动最深的事件有三,而此三者都具有令人困惑的悖论性质:

其一,在思想上极端叛逆的福柯,却驯顺于西方主流社会的知识制度和世俗荣誉。

福柯也毕业于人才辈出的著名巴黎高师。法国的中学生之所以能受到一流人文教育和思维训练,是因为那些优秀的高师毕业生都要有一段教中学的经历。薇依、阿隆、福柯、萨特、波伏瓦、梅洛。庞提等中国知识界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中学时就接受过毕业于高师的著名人文学者的教育,也在毕业后做过教师。只要有巴黎高师在,法国的思想界似乎就不会出现空白。而福柯是个例外,他从高师毕业后没有去中学任教,而是去了研究所,致力于心理学及医学,并由此进入了对精神病和精神病史的研究,为他以后的思想探险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福柯几乎具有杰出思想家最应该具有的所有品质:文献学般的广博记忆力、尖锐而深邃的批判智慧、怪异而痴迷的反叛激情、娴熟而狡猾的写作技巧和透明而幽默的语言风格。但是他对西方的思想学术传统的反叛及其思想成就,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且不可替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讨厌一切体制化的东西──无论是思想体系还是学术机构。他对“权力─知识─话语”的一体化所构成的西方式操控传统的批判性考察,尤其批判了这种一体化操控的体制化,他在探讨了监狱史所代表的惩罚和训诫的操控传统之外,还顺便考察了诸如教会、神学院、修道院、学术机构、医院、疯人院、军营、工厂等体制化操控。在福柯的笔下,这些机构皆带有准监狱的性质,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化操控,现代理性把人变成“身体的自我监控者”,古人云:被欲望所主宰的肉体是灵魂的牢房,而福柯说:被理性所驯顺的灵魂才是肉体的监狱。

在后现代的意义上,福柯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方向,重新形成了哲学的问题──人与权力之关系──不是狭隘政治意义上的人与权力的关系,而是涉及到所有领域的人与权力之关系。他视历史思考为“真理的游戏”,也是“话语政治”,即为了反抗主流话语权力的“一手遮天”,就必须致力于被边缘化的“反话语”。他执着地挖掘那些被遗忘的历史碎片,又以独特的方法把这些碎片纳入“权力─知识─话语”谱系,使他的历史研究和哲学追问,呈现出令人震惊的力度、深度与新奇感。更重要的是,他的问题,既关乎人类整体历史的叙述方式,又在根本性上关乎个人自由,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当下的紧迫性。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控制与反控制的紧张,历史主体和个人主体之间的交叉,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相通与对立,性、疾病、犯罪与社会控制之间的龌龊,每一个体与社会系统、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都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上。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言:“(福柯)堪称是当代最伟大的尼采信徒,同时也可能是20世纪西方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因为福柯是西方主流记忆之外的反记忆。

然而,在思想上执着于“体制外叛逆”的福柯,却在现实中屈从于“体制性荣誉”,面对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法国最高学术荣誉,福柯的叛逆性不见了,他非但不反感不拒绝,反而汲汲于这种体制化精英化的学术荣誉。当他与别人竞争这一荣誉位置时,他不仅心态惶恐、寝食难安,而且对没有推荐自己的同行一直耿耿于怀,活脱脱的小人心理。在此意义上,萨特以拒绝任何体制性荣誉的理由而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姿态,无论是作秀还是真诚,皆比福柯来得体面。当然,思想巨人和人格矮子的集于一身,也属于人之常情,不能苛求。思想大师能为世界贡献出独一无二的精神财富,已经超额完成了个人对公益的责任,他们没有义务在思想贡献之外,还要把世俗功利硬当作人格考验,通过强行的自律,再为社会提供人格楷模。

其二,福柯式反抗在个人生活方式上的极端性。

福柯的极端叛逆,不仅表现在思想上学术上、性行为上、政治介入上,更表现在个人的私生活上,可谓“知行合一”的“典范”。也就是说,他把生活作为反抗主流操控的个体存在的实践,也就是“身体的反叛政治”,不断地创造新的欲望和快乐来重塑自己的身体,以便摆脱普遍规训的生命同一性,从而确立生命的个体独特性。通过这种反抗主流体制化操控的游戏,来确认自己作为超越无所不在的权力网络的个体生命,以特例独行的生存方式来活着、欲望着、劳作着;并以个体性为标准来判定自己是否有罪,是否应该自我惩罚。福柯的个人生活,在同性恋中找到了实现欲望的新方式和生命的新活力,正如他在学术上关注疯癫和犯罪一样,他在私生活中沉迷于施虐受虐的性行为,他在为同性恋辩护时,还为施虐受虐的性行为作了学术化的包装,将之称为“仪式化的交互作用”,从中发现了那种“被文明弃绝了的极端体验”。在福柯的性游戏中,广泛使用的捆绑和鞭打已经算是温和的了,还有一套更为惊人的“酷刑”,如堵口、憋气、拳交、穿刺、切割、悬吊、悬挂、电击、监禁、火烙、火烧、蒙眼、刮毛、钳夹、拉肢拷打、绑上十字架、做成木乃伊、在身上大小便、缝住屁股、把生殖器缝在大腿内侧……等等。在当时的法国,这类行为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即便如福柯这样的反叛者,也是直到1979年才敢于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谈论同性恋,并学习他的美国同行们的榜样,开始在法国提倡同性恋解放运动。而在美国,同性恋行为则要开放得多,那里自发形成的同性恋社区使福柯着迷,有专搞同性恋的酒吧和公共浴池,他还置办了一套“皮革”(leather)式行头,那是美国同性恋社区中的施虐受虐者的代号:一件黑皮夹克,一条皮护腿套裤,一顶带沿的黑皮帽;此外,还有各种性游戏所需的玩具,诸如阴茎套、乳头夹、手铐、鞭子、板子、钢针,还有绳索、头套、口罩、眼罩等。福柯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前往“死亡谷”,一边吸毒一边同性恋,体验到某种理想化或审美化的极端性享受,并把性的解放作为个体的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之一。

福柯在思想上的开拓,似乎是以他的个人生活的边缘化为代价的,他执迷于社会的边缘群落研究,肯定与他一生的同性恋嗜好有关,因为在福柯的时代,同性恋还没有获得今天的承认和权利,还属于被主流道德所排斥的边缘的弱势群体,身为同性恋者,就等于处在歧视和反歧视之间的对抗之中。

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死于艾滋病,年仅58岁,没有完成他计划中的六卷本巨著《性史》。他晚年关注西方文化中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演变,肯定与他本人的同性恋身份有关。尽管《性史》的主题是反抗用宗教、法律或各类哲学观念来解释人的性行为,试图创造一种关于个人行为的伦理方式,他从历史上的种种被视为“性禁忌”的规训中,发现的却是对“性行为”的鼓励和放纵,所谓“男童之恋是新的性爱形式”,所谓“道德堕落恰是人类快感的反抗式倾诉”。难道福柯这种死法,就是他自己所要的那种“身体政治”的反抗?

福柯说自己不是作家或哲学家,而是一位记者和试验者。记者的记录随事件的变化而变化,试验者随时准备用新的试验推翻已有的结论,他的反叛就是建立在这种试验的态度之上。福柯甚至一直反叛自己写出的文本,他多次强调自己“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哲学家”,“作品总意味着作者自己的死亡。人们写作是为了匿身。作品是自己存在着的,是语言的赤裸、无名的流动。”因为,作品活在语言中,而语言又是无名的中立的。至于读者如何理解他的作品、评论家是否歪曲了他的思想等问题,福柯更拿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别人怎样读、怎样理解、怎样评论,皆无关紧要,因为作者无权在如何使用作品上发号施令。既然作品的诞生意味着作者的死亡,也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尊重作者的思想和意图。

我以为,这样的自我反叛颇有些矫情的成份在内。

当时,由于福柯作为思想家的名声正如日中天,更由于艾滋病在道德上还处于被指控的地位,所以舆论界和同僚们似乎也为尊者讳,在福柯去世后,无论是讣告还是一些同仁的悼念文章,都有意回避“艾滋病”这一死因,而用了“死于恶性败血症所引起的神经病综合症”这类遮人耳目的语言技巧。最为弄巧成拙的是左派喉舌《解放报》,它在以头版头条并配以大照片发布福柯逝世的噩耗的同时,还此地无银地发表了一篇排版醒目的文章,竭力驳斥早已流传的福柯死于艾滋病“谣言”。如果福柯地下有知,看到这样的驳斥和避讳,大概也会冲着战友们苦笑不迭:如此为尊者讳,岂不是对喜欢反讽文风并热衷反叛的福柯的最大反讽?

其三,福柯在政治上的极端反抗。

痴迷于叛逆的极端性,加上法国知识人的激进传统,导致了福柯在政治上的左倾,他投入街头政治、热衷人民审判、颠覆教学秩序、支持狂热毛派、崇拜霍梅尼。而奇妙的悖论在于,在当时的西方,这种左倾恰恰不是边缘化的思潮,而是大多数知识人所热衷的“时尚”。与文学艺术上和学术思想上的标新立异时尚相适应的,是政治上对现存秩序的造反、叛逆、决裂的时尚。在此意义上,自称沉迷于孤独的思想探险的福柯,恰恰不是孤独的思想者,而是众多知识明星中夺目的一颗,即便将福柯与另一知识明星萨特相比,二者作为反叛时尚代表,其闪光的亮度也难分仲伯,两人都一直是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的弄潮儿。

福柯大半生的左倾言行,给我以另类启示,加之我生活和写作的特定背景,有必要认真对待:对共产理想的坚信和对魅力型极权者的狂热崇拜,不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专利,西方知识分子亦如此,只不过他们所处的制度及文化环境与我们完全不同,而使其狂热不至于造成整体性的社会灾难。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大都抱有对政治的浪漫想象和对反叛的痴迷,既把他们的良知和责任变成自以为“正义”的参与行动,也常常使之误入歧途,变成东方极权者的意识形态化妆师,并为独裁制度的东方辩护士们提供最时髦的理论工具。9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自由左派、东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不是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理论武库了吗?

二、法国的左倾知识界

政治与学术之间固然有歧途存在,但是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而热情介入现实政治,无论在任何国度和任何时代都不是什么历史特例。

福柯读书的时代,正是二战后西方思想界极为活跃的时期,普遍的政治化和左倾化,使学院里书斋中的思想和学术带有强烈的“介入性”。在当时的法国,萨特自称为“介入文学家”,福柯被视为“介入哲学家”,高师的教育赋予了这批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知识背景,1968年的“红五月”是他们的共同经历的毛式造反。除了雷蒙。阿隆等极少数人之外,法国知识界表现得普遍左倾。而且,当时的派系之争火药味极浓,同作为高师同学的萨特和阿隆在政治立场上的歧途,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史事件,如同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胡适和鲁迅之间的歧途所具有的象征意味一样,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再解释空间。

上世纪前半段,可谓是西方世界的多灾多难时期,且其灾难的深广度又前所未有。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深重的经济危机,使西方人对右翼资本主义思潮深恶痛绝,各国政府普遍转向强调国家干预的福利制度,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风靡欧洲,就连美国这样的典型的放任式市场经济的国家,虽然基于冷战的需要而导致政治上短暂的“麦卡锡主义”,但在经济上继承的仍然是“罗斯福新政”的左倾遗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也是美国青年的思想偶像,审美化、无政府化的反叛变成时尚,并于60年代出现了知识界对“麦卡锡时代”的强烈反弹,以“跨掉的一代”为标志的左倾思潮最具代表性:激进的反叛中充满了找不到方向的迷茫和看不到希望的悲观情绪。而迷茫悲观和相对主义一旦变成大众消费社会中的时尚,也就失去了精神深度而变成文化超市里的廉价消费品,如同批量生产的流行商品一样,变成富裕社会中的反叛一代的灵魂毒品。

就连流亡美国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对苏联体制抱有希望。大家熟知爱因斯坦的坚决反纳粹极权的立场,也知道他谴责其他类型的独裁者(如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军事独裁),却很少知道他曾经独独对斯大林的共产极权特别宽容。爱因斯坦的理由是:俄国人民还很愚昧,所以政治变革只能由少数精英来领导完成,多数人必须服从,他甚至为斯大林体制辩解说:“毫无疑问,对于个人来说,这意味着痛苦地暂时放弃个人自由。我个人相信我自己也会接受这种暂时的牺牲。”

所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失望和批判,必然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萨特等左派成为思想明星而类似哈耶克和波普尔等自由主义者的怀才不遇,也就顺理成章。在20─40年代,西方知识界正处于红色苏联热的席卷之中,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经济学论战,在当时以哈耶克的失败告终是必然的。他的《通向奴役之路》于1944年出版,固然在欧美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但对他的批评远远多于赞美。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大家在哲学界声誉卓著,但他最早的政治哲学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长篇论文的形式在1944年发表后却默默无闻,他只能在孤寂的岛国新西兰继续完成他的政治哲学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并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于1945年出版,虽然也引起一定的反响,但直到60年代末,他才作为政治思想家进入公众的视野。

尽管,法国的左倾知识界与戴高乐的右翼政府水火不容,但是二者在疏远整个西方同盟上又是相同的。戴高乐与北约的决裂及对红色中国的承认,与萨特、福柯等人对中国的文革和古巴的实验、对伊朗的原教旨主义的热衷,具有法国式的内在一致性。当时的法国,是各类激进思潮的中心,巴黎作为世界艺术之都,引来大批思想上左倾的先锋艺术家。激进的左倾知识人喜欢标新立异和走极端,并把思想上艺术上学术上的标新立异和走极端,用于对西方现存体制和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容易引导这些知识人转向陌生的异域,去寻找新鲜的刺激。于是,他们把新制度新人性的希望寄托于东方的社会主义,把造反和暴力作为解决现实危机的可靠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被今人常常以崇敬的口吻提到的一些文学艺术大师,曾经都是红色苏联的崇拜者,也是暴力和造反的鼓吹者,著名者如作家布勒东、诗人艾吕雅、画家达利、导演戈达尔等人,莫不如此。艺术中心巴黎几乎成了红色暴力主宰灵魂骚动的试验场,最极端者要数超现实主义运动和达达主义运动,二者都是充满暴力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艺术流派(文学、电影、绘画),且带有极强的流氓无产者的造反意识。那些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对共产革命的盲目崇拜,犹如今天的天真儿童或浅薄青年对文体明星的狂热追逐。

同时,左倾知识人大都与法共关系密亲,要么是法共党员,要么是同路人,而法共又与苏共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就是听命于苏共)。虽然在法国的社会制度之下,不可能有克格勃式的迫害和正式的言论审查制度,但在这些左派团体内部,却有残酷斗争和言论审查的存在,暗地里打小报告整人的事也屡见不鲜。比如,著名导演布努艾尔的多部影片,首先要接受的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查和专家们的鉴赏,而是小团体内部和法共的严格审查,并被组织下令禁止放映。而且,这类左翼艺术团体内部和法共内部的艺术品官司,如果出现难以达成一致结论的僵持局面,就要一直上诉到苏共的意识形态“法庭”,最后由苏共的某权威发话作为终极裁决。

同时,专注于寻找和制造敌人的苏联式意识形态,对法共及其左派的渗透也颇深,使文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法共的领导层大都是斯大林主义者,随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起舞,法共内部也象大多数共产党一样,必然有不间断的清洗异见者运动,跟随斯大林先后清洗过托派、布哈林派等。斯大林死后,法共内部由于对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所持立场不同而出现分裂,并随着中苏分裂而形成毛派与苏派之间的彻底分裂。拥护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法共派别,开始与苏共站在一起反对中共,于是,法共内部又开始了对毛派的清洗,被清洗出来的毛派分子便建立了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并与另一左派组织“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中被清洗出来的青年毛派结成统一战线,以此抵制非斯大林化和反中共的立场,跟着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随后,被清洗出来的毛派分子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

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是这种内部清洗的受害者。她于1944年参加法共,曾热心参与法共的工作,她后来之所以宣布退出法共,就是因为她无法忍受苛刻的言论管制和对个人兴趣的粗暴干涉,厌恶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警惕、敌视、排斥和诬陷。她本人就被诬告为“德奸”和“道德堕落的女人”,她也因不愿背叛被整肃的朋友而受到警告。在杜拉斯看来,无论什么名称的组织或政党,一旦在组织上思想上奉行独裁原则和斗争哲学,就必然脱不掉阴谋性质,必然形成鼓励缺德者和惩罚有德者的逆向淘汰机制,从而导致人性沦丧。凡是进入这样组织的人,都要面临服从组织利益和保存个人的趣味、良知之间的悖论窘境。结果往往是:坚守良知的高尚者被淘汰出局,而变色龙品质和阴险小人则可以靠出卖良知而步步高升。无论在哪儿,只要是列宁式的政党,都脱不掉独裁和阴谋,都将最终把人异化为道德上的无耻者。因为,一个时时心怀恐惧、用警惕的目光寻找可疑者和敌人的政党组织,所得到的忠诚只能是缺德者的犬儒化效忠,而有德者要么主动地自我放逐,要么被组织清除。

共产党最喜欢用“警惕”一词教育党员,但在杜拉斯看来,“警惕这类词带有专横的意思”,所以,她在组织和人性之间,选择了为保全人性而自我放逐于组织之外,主动退出法共。她在退党信函中指出:“我可以为党付出精力和时间,努力工作,但是我无法改变我的生活趣味,特别是文学趣味;无法忍受组织对我的私生活的干预;更不能与被党组织开除的老朋友绝交,良心要求我不能不向极为痛苦的朋友伸出友谊之手,保证永远不会因他的被开除而抛弃他。”(见《杜拉斯传》,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有人论证说,法国知识人的左倾的革命激情来自高卢民族的传统,对“十月革命”中诞生的第一个共产政权的向往也好,对毛泽东时代的“疯狂文革”的赞美也罢,其狂热和极端都让人联想到此前的“法国大革命”。这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1,臆造一个至善的乌托邦目标,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目标的至善就足以为手段的邪恶提供正当性。2,崇尚毕其功于一役的彻底革命,迷恋暴力手段和敌人意识,通过制造敌人来为大规模革命和无节制地使用暴力张目。3,对“人民力量”和“人民主权”的盲目崇拜,只要是以“人民”的名誉实施的统治,就理应具有不受约束和监督的绝对权力,从而为实施多数暴政大开方便之门。而凡是历史上的左倾民粹主义,实质上都是精英们救世主义的傲慢和狂妄──借“人民之名”来实施绝对独裁的“为民作主”。

具体而言,正因为三次大革命意欲达致的目标,皆是再造新人和新社会的乌托邦,所以,为了完成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试验所采取的任何手段,都可以在“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的至高权威的庇护下,畅通无阻地实施并获得道义合法性──哪怕是绝对独裁的迫害异己和抢劫财产,哪怕是多数暴政的血腥屠杀和疯狂破坏,哪怕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秩序和犬儒生存。比如,在暴君斯大林死后,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在悼念文章中居然煽情地说:此刻,应该令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解放力量窒息。

三、福柯扑向“癫狂火山般的革命”

在知识界普遍左倾的大背景下,福柯这样痴迷于叛逆的人,也就很难在政治上拒绝“精神鸦片”的诱惑。他也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当了三年党员。但他与其他左派的不同在于:他受不了组织的约束,很少参加“支部会议”。他在法共的那些日子以及去苏联和东欧的旅行,更给了他“某种痛苦的感觉”,并令他产生了“某种非常深刻的怀疑”。所以,在左派偶像萨特的声望达到最高峰之时,福柯却以轻蔑的态度远离派别争论,而进入了个人的“内心流放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福柯正在千里之外的突尼斯,一边在大学里教哲学,一边与同性恋恋人享受异域激情。他虽然于1968年5月回过巴黎,但只是一直关注着整个事态的进展,并没有介入和亲历“激情红五月”。然而,他的灵魂却受到了震撼,巴黎的街垒之战所预示的,似乎正是他在内心深处等待的“癫狂火山般的革命”,他曾向朋友评论道:学生们不是在“干革命”,“他们就是革命”。

其实,福柯在突尼斯已经经历过学运的洗礼。早在1966年12月,他刚刚到突尼斯大学不久,正碰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政府的家长式统治和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教员里也有许多人参加。到1968年3月,政府开始镇压学运,大逮捕引发了更激烈的学潮,警察殴打学生并把一些人投入监狱,判处8─14年徒刑。开始,福柯作为外籍教师并没有介入,因为他讨厌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反犹情绪,纳粹大屠杀使福柯怀有很深的亲犹情结。但是,随着政府的强硬镇压和学生们的英勇反抗,福柯在那种强烈的激情、狂暴的行为和不怕坐牢的无畏的集体狂欢之中,感到了一种“道义的力量”,感到了马克思主义那种“神话”般的煽动力。所以,在学潮被镇压后,福柯一边重新开始阅读马克思、卢森堡和托洛斯基的著作,一边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学生们,他藏匿一些逃避追捕的学生和油印机,多次出面为狱中的学生向当局交涉。福柯承认:“这个经历对我影响甚大”。

1968年夏天,福柯被新建的樊塞纳大学聘为哲学系主任。68年五月的激情仍然在大学校园内燃烧。1969年1月,福柯所在大学的学生们在校园内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动,他们把实验性的师生大会称为是“大骗局”,宣称概不承认教授们的权力,高举“打倒大学”的标语。1月23日,警察进入校园,福柯终于有机会弥补他没有亲历“红五月街垒之战”的遗憾。为了抗议警察进入校园,福柯作为哲学系主任,率领一些教授和五百名学生斗士占领了新建的校办公大楼和刚启用的阶梯教室。24日早晨,警察开始强行进攻办公大楼。坚守在楼内的福柯们予以猛烈回击,他们用座椅箱柜堵住大门,警察们透过窗户向楼内释放催泪弹。有些人投降了,而福柯和另一些继续坚持的人上了房顶,并居高临下地向警察们投掷石块。据目击者回忆,福柯表现得非常勇敢,面对警察时他自告奋勇地站在最前列。此刻的福柯,既是有身份的教授,又高兴得像个调皮的顽童,一边兴高采烈地投石块,一边尽量小心不弄脏自己的丝绒西服。

此次“准街垒战”之后,福柯从“红五月”时期的“地下人”,一变而成为萨特式的左派先知。在他主持下的哲学系开了多门诸如“文化大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课程,吸引了各种类型的左派人士。一位极端的左派、也是该系的女教师朱迪特。米勒(Judith Miller),居然在公共汽车上和其他公共场合,向毫不相识的人们胡乱发放哲学学分证书,她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大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虚构之物”,其行为可与中国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相媲美。她的极端行为惹恼了法国总统,命令教育部解雇了她并发出通报:樊塞纳大学的哲学学位持有者不再具有在法国教育体系中任教的资格,也就等于取消了福柯任主任的哲学系授予学位的权利。福柯坚决捍卫他的教学方案和学生们造反的权利,但他的反抗主要诉诸于舆论,他向社会解释其改变教学方案的理由:应该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因为那种方式是阴险的教化和操控;现在的大学里已经没有真正的哲学,有的只是“哲学教授们”,所以应该用新的方法创造一种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良心的国民自卫队”──用游戏和反讽相结合的戏弄方式,超越政治的道德的保守主义;他甚至说,为了把一本正经的传统礼仪扔到游戏中戏弄一番,“让男孩看上去像女孩,女孩看上去像男孩,也是有益的”。这就是福柯自我定义的“激进派”,即肉体存在本身的激进性。

从马克思开始,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大都处于一种文化皈依的悖论之中,他们既是西方文化的继承者和自由制度的受惠者,具有浓厚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和白种智慧优越论的情结,又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充满民粹主义的同情,对东方抱有某种浪漫的异域想象,向往在陌生而遥远的东方出现的极端运动,并依靠同情和想象来判断甚至美化在东方发生的一切,福柯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他并没有象萨特那样,作为东方极权者的贵宾受到过优惠款待,但他象萨特一样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唱赞歌;他宣扬民众法庭的正义性,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法庭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民众造反辩护;他曾与法国的毛派关系密切──两个狂热崇拜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极左组织“无产阶级左派”(GP)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UJC),对鼓动起1968年5月学运功不可没。

毛派的口号是“反对任何等级制度”、“实现绝对平等”、“革命万岁”等,他们不看重理论而着眼于行动,把毛泽东的《实践论》奉为“圣经”。他们对革命实践的评价标准有三条:1,不合法性,即专门与现存秩序对抗;2,创造性,即每一次反抗行动必须超越常规;3,肉体接触性,即如果斗争需要就选择暴力自卫。所以,毛派发动的一系列运动大都导致程度不同的暴力冲突,甚至导致命案。为了吸引工人阶级拥护毛主义,他们分裂法国工会,煽动工人加入“日常生活运动”,为更公平的面包和黄油而斗争;他们反对地铁票涨价,乘车拒买地铁票且不承认警察的执法权力;他们鼓励贫民窟的穷人进行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强占空闲房屋的运动;他们因反对工人食堂的肉价上涨而与法国工会发生暴力冲突,因反对等级工资制而与厂方、工会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一个毛派分子死于“星期五枪杀事件”。为了报复,毛派对工厂官员进行非法的秘密扣押。毛派还关心移民的悲惨处境,成立了“越南根据地委员会”,引导移民们与警方之间发生一系列暴力冲突,并一度占领过越南驻巴黎大使馆,升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子。在毛派活动最多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他们甚至煽动科西嘉的民族主义,发起两次具有分离主义诉求的夏季运动。激进农民把他们的粮食运进城市,倾倒在大街上,在马路上设置障碍,占领加工厂,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访问的农业部长拘押起来,后经警方解救才被释放。

福柯钦佩这些左翼组织的骨干们的斗士精神,与毛派领袖皮埃尔。维克多一起,发表了关于民众正义和人民司法的长篇对谈,还参与了《造反有理》一书对谈。

1970年12月2日,福柯终于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法兰西学院,成为法兰西最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争取这一崇高的知识荣誉时,表现得像个急功近利且鸡零杂碎的小人,而在接受这一荣誉时,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学者式文雅。他就任院士时面对那些翘首以盼的听众发表演讲,仍然刻意显示惊世骇俗的“嬉皮士”反讽,说:那些受人尊敬的现代知识,实际上很“庸俗乏味”,常常表现为“邪恶”的权力和危险,甚至就是施加于人本身的精神暴力。

1971年,毛派份子发动了对法国狱政的抗争运动,为壮声势,他们拉入了一些知识名流。而此时的福柯刚刚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又曾是学院运动中的英雄,自然是毛派的首请对象。福柯不仅同意加入,还协助毛派建立了类似民间法庭的组织“监狱信息小组”,关注司法机构特别是监狱中的人权问题,为罪犯们争取人道而公正的待遇。此小组先通过对狱中犯人的访问和对狱政的调查取得资料,然后再通过传媒发布来唤起大众对狱政的关注。凑巧的是,此小组成立之时,法国各地监狱频繁发生暴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监狱信息小组”介入皮埃尔。里维尔案件,其声誉迅速传遍整个法国。之后又介入旨在保护精神病患者人权的运动。

1972年2月,福柯参加了毛派朋友们在雷诺工厂举行的示威大会,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发生了一场混战,福柯又一次经历了对制度性秩序的肉体反抗的极端体验──他那个著名的思想家光头重重地挨了多下警棍的敲打。毛派中的极端者居然采取恐怖主义的绑票手法,绑架了一位雷诺厂的官员,要挟政府赦免所有被捕的抗议者,并为每一个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一份工作。但政府拒绝谈判,两天后,在战友们的批评下,参加绑架的毛派分子向政府投降。

问题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于毛思想的热衷,乃基于对反体制力量的渴求和法国式的革命浪漫主义,而时空的错位又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荒谬,正如当下的中国“新左派”从西方的后现代汲取反全球化反自由市场的资源一样。毛派认为:一切取决于人民而非官僚机构或其它特定团体,要求弭平一切阶级差异而建立真正的平等式民主。福柯参与的狱政改革,就激进地主张无政府主义,要求废除所有的警察机构及法院,而改由人民来决定谁为社会公敌,并由人民来进行公审及处罚。他甚至极端地说:对待人民司法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开一切监狱的大门和关闭一切法庭的大门。然而,谁能保证“人民法庭的审判”不重蹈昔日的多数暴政──古希腊公民大会处死苏格拉底,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先是处死国王和贵族,接着处死大革命的多位领导者?

四、左拉良知的又一继承者

在整个七十年代,福柯更深更多地介入现实政治,和其他著名的左派一起,主动参与争取人权的运动,虽然还带有激进盲目的无政府色彩,但也表现出左拉式的知识分子良知。他不仅基于坚守个人自由的底线而与毛派分道扬镳,而且高度关注极权制度对异见和人权的迫害。

福柯对一切制度化的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皆保持着高度警惕,支持对政府权力的任何形式的反抗,他的反权威立场免不了盲目,有时甚至极端到不承认任何权威的合法性的程度。但福柯的左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左派,就在于他坚守一条不能跨越的自由主义底线──个人权利的不容侵犯。他在反对任何权威的同时,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对异见者的迫害。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方式,都不能成为迫害异见和剥夺个人权利的正当理由,即便他所支持的“无产者的造反或革命”,也不能成为迫害异见者的正当理由。

福柯对毛派的亲近,也许与毛派反对性别歧视和为同性恋呐喊有关,法国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就发源于毛派。但福柯与毛派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在政治上珍视个人自由的底线,使福柯与法国毛派最终分道扬镳。福柯与毛派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他即便在最狂热的左倾情绪之中时,也不会象其他毛派分子那般激进到泯灭起码良知的程度。比如,他反对把毛泽东作为偶像,更为谨慎地对待毛思想在法国的应用,反对一切针对思想言论的清洗和棍子。当毛派分子以非常时期的革命需要为理由,为苏联极权制度下的思想审查和清洗异己进行辩护时,福柯针锋相对地反驳毛派分子:“尤其应该把这根棍子折断”。在中国发生了“林彪事件”之后,福柯认为中国的文革走错了路,绝非西方知识分子所期望的那种文化革命,至少不是福柯所期待的“反对权力结构封固,反对权力关系对身体的渗透”的革命。福柯发现:反对“神化权力”和号召打到一切权威的毛泽东,却鼓励人们神化毛自己的权力,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毛本人的权威构成挑战。

在“监狱信息小组”影响最大的时候,特例独行的福柯却与之渐行渐远。在福柯看来,小组对犯人的援助,应该把争取让犯人自主发言作为宗旨,无论犯人的处境如何,小组都无权代替犯人说话并替犯人作主。而此小组的活动,越来越变成了一种越俎代□,因而也越来越变成一种道德伪善或政治上的沽名钓誉。毛派分子打着人道救济的旗号,事实上却以救世主的姿态堵住了犯人的嘴,自以为是地代替犯人发言,霸道地为犯人作主……这些做法,已经与管理监狱的官方机构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极权的警惕和厌恶,也表现在福柯与其他左派的辩论中。1971年11月,福柯曾应荷兰电视台之邀,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及左派乔姆斯基进行对谈,结果变成了两个著名左派之间的著名争吵──乔姆斯基宣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想,以及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说,而福柯对乔姆斯基的反驳却颇有古典自由主义的开放意味:乔姆斯基的理想主义和本质主义,尽管不是柏拉图式的极权主义乌托邦,却也是决定论式的终极主义。福柯拒绝任何人为制定的“理想的社会模式”,并引用毛泽东的阶级论来讥讽乔姆斯基,福柯还问道:难道当你做了一件违法的事情,你会用正义或某种最高合法性或用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来自我辩护吗?最后,福柯谈到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战,就是因为一向弱势的无产者“破天荒第一次想到要掌握权力”,而绝非是为了什么至善理想。乔姆斯基大声反驳说:“我不同意!”福柯接着说:“当无产阶级夺得权力时,它很有可能要向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一种狂暴的独裁的甚至血腥的权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后,乔姆斯基曾对别人说:“这一次,我感到像是在和一个并不跟我住在同一个道德世界的人谈话”,并在道德上把福柯贬为非人,“他好像不是人,而是属于其他的什么物种。”

除了在国内关心犯人和精神病人的人权保护之外,福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际性的人权案例上。1975年,福柯和著名作家莫里亚克等六人,带着有马尔罗、萨特、阿拉贡、雅各布等人签名的传单前往马德里,抗议西班牙独裁者判处11位男女死刑。他们一到达西班牙就召开记者会,一群警察冲进会场,福柯固执地与警察们对峙,后来在莫里亚克的强烈劝说下才做了让步,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押出饭店,送往机场,并经历了长时间的仔细搜查之后,才把他们塞上一架飞往巴黎的航班。福柯一行在西班牙仅仅停留了七个小时。福柯等回国后,报道了他们在这个行将灭亡、杀人如麻的国家的冒险历程,又参加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抗议西班牙暴政。根据在场的莫里亚克的观察,福柯是外表刚烈而内心懦弱的人,他描述道:在与西班牙警察的对峙中,“福柯随时准备跳起来,窜上去,发动进攻。这是人们从他的拒绝、攻击和勇气中所感受到的最无用、最危险、最美妙和最值得钦佩的东西,这是某种自身的生理反应和道德原则:肉体上不能忍受警察的接触,不能接受警察的命令……”,但是,坚持反抗的福柯却“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身体颤抖。”

70年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在西方相继出版,给西方知识界的左倾狂热注入了强力清醒剂,遂使整个西方开始向右转。特别是索尔忍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于1974年在法国出版,萨哈洛夫对苏联体制的坚定反叛,在西方引起轰动性影响,如同三十年代纪德出版《从苏联归来》造成知识界的大论战一样。这本来自独裁集中营的实录和控诉之书,在西方揭开了清算苏共极权罪恶的序幕。从此,马克思主义和红色苏联在法国知识界持续了近四十年的主导性影响开始衰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福利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在西方各国难以为继,凯恩斯主义也走向低潮,崇尚自由经济的亚当。斯密主义开始复兴。以哈耶克、波普尔、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显学,配合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领导的回归自由资本主义运动,也就是里根─撒切尔主义逐渐成为主流。在美苏的冷战对峙中,里根总统第一次直率地道出了前苏联为“邪恶帝国”这一事实,并宣称是“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拉圾场”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苏联式共产主义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迹象,经济衰败和信仰危机遍布共产世界,逼迫东方各国不得不开始改革。中国率先进行了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苏东各国的改革也随之开始,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既是新制度诞生的喜乐,也是旧制度灭亡的哀乐。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东方共产主义逐渐失去了对西方知识界的吸引力,法共与苏共的关系也日渐疏远,萨特在晚年也曾自我检讨过中青年时的激进左倾。1977年,勃列日涅夫访问巴黎,福柯以极高的效率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要求勃列日涅夫停止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眼睛失明的萨特在波伏瓦的搀扶下出席了这次抗议。1978年,福柯成为保护越南难民人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并与萨特一起向法国政府递交请愿书;1979年,他与萨特一起为救助越南难民而出席记者会;1981年,他赴日内瓦参加“反对海盗行径”的记者会,执笔起草并宣读了一份人权声明,其核心的道义原则就是今天的“人权高于主权”。他宣布:“存在着一种国际国民资格,它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义务,并有权奋起反抗被滥用的所有权力,不管滥用权力的人是谁,也不管受害者是谁。总之,我们都是被统治者,我们应该团结一致。”

也是在1981年,波兰的专制者雅鲁泽尔斯基,断然出动军队镇压了团结工会运动,逮捕反对派领袖,坦克在各大城市的街道间巡视,而法国外长却发表声明称:“这一事件纯属波兰内政,法国政府不想干涉。”福柯知道消息后,出面组织了对法国政府的抗议书,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在上面签了名,发表于12月5日的《解放报》上。抗议书列举了曾经发生在西班牙、匈牙利的军事镇压,把法国政府以他国内政为借口而放弃国际道义责任的态度,称为“不道德的”“欺骗的”“耻辱的”。之后,福柯又参与组织了5万人参加的请愿活动,并在工会组织声援华沙的会议上发言,号召法国人不要只停留在语言的谴责上,而要以行动参与波兰工人的斗争。他参加了流亡巴黎的波兰持不同政见者委员会的工作,他组织了“拯救华沙”行动,1982年9月,他抱病参与了最后一次“拯救华沙运动”,行程三千公里,并在波兰参观了奥茨威辛集中营。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治运动。

显然,福柯的这些行动都是知识良知的表现,对于消解苏东共产制度及其在西方知识界的余毒,也具有助力的作用。

五、仰望霍梅尼的福柯

本来就对共产主义不是特别热衷的福柯,在不断疏远马克思主义和抗议苏东极权主义的同时,发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伟大革命性,他对极端不妥协的原教旨主义的迷恋,对霍梅尼及其伊斯兰革命的近于狂热的赞美,远甚于他对中国文革及毛泽东的兴趣。

福柯关注伊朗的因由,来自他对受迫害的伊朗流亡者的同情。早在1971年,福柯就成为伊朗政治犯辩护委员会文件的签名人之一;1976年,福柯在一封“抗议政府当局对伊朗践踏人权的罪行保持沉默”的公开信上签名,其他签名者包括许多法国名流,如萨特、波伏瓦、密特朗、莫里亚克、德勒兹等人;1977年,福柯作为意大利《晚邮报》的特约记者,开始关注流亡巴黎的伊朗宗教人士,意在让西方世界倾听这些来自东方中小国家的声音,让这些异域的价值观念的“活力爆发出来”。

1978年9月8日,伊朗国王巴列维命令军队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四千人死亡,史称“黑色星期五事件”,伊朗的君主立宪制也在几个月后,随着这次罪恶的屠杀而坍塌,被政教合一的霍梅尼政权所取代。福柯在大屠杀发生几天之后,就作为意大利《晚邮报》记者访问了伊朗,并会见了一系列宗教反对派人士,他们把伊朗进行的西方式现代化称为“专制─腐败”的混合物。福柯认为,伊朗的宗教革命是新的开端,它并不是反对现代化,而是反对现代化对整个伊斯兰传统的破坏。福柯说:“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寻找我们在文艺复兴和基督教危机之后已经遗忘的东西:政治精神性。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已经听到法国人在笑。但我知道他们错了。”如果把“黑色星期五”大屠杀作为背景,那么福柯对伊斯兰革命的同情还事出有因,但对“政治精神性”的迷恋却把福柯引向另一个革命幻象。

也许,在思想领域激进的怀疑主义和批判性,在生活中身为同性恋者所遭受到的社会白眼,共同塑造了福柯近于偏执的反叛性和左倾色彩:他以对历史中的那些被抛弃被遮蔽被边缘化的群体和细节的考古学开掘,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思想家,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声誉关注现实中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支持一切对现存秩序的反抗行为,无论这种反抗出现在哪儿,也无论这反抗采取何种形式,也无论这反抗所欲达致的目标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哪怕是抵制现代化改革的旧制度复辟,哪怕是独裁对自由的颠覆,哪怕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甚至在西方的自由秩序的平静中生活得太久而心生厌倦之时,还会产生那种愚昧时代才会有的对魅力型领袖的向往和迷恋。不知道青年时代的福柯是否迷恋过切。格瓦拉,但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对霍梅尼的赞美,显然是对魅力型领袖的迷恋。从中,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呐喊的回响。

性格一向孤傲而反叛的福柯,一直对西方的思想传统及其各类著名人物进行尖刻批评的福柯,却对霍梅尼产生了一种近乎崇拜的热情,称他为“近乎神话般的人物”。当霍梅尼流亡巴黎之时,福柯曾见过这位传奇人物的背影,这也成为他狂热地欢呼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的前奏。他甚至极为煽情地写道:在伊朗正在发生的一切,使霍梅尼的名字更具有神奇的魅力,仅仅凭借这一名字,就足以在伊朗发动几百万人的反政府运动,任何力量都无法平息这信仰的人潮,即便全副武装的军队也无能为力。

后来,福柯从伊朗发回一系列报道,除了对运动本身的报道之外,他用大量篇幅谈论霍梅尼。他说:“没有一位国家元首、没有一位政治领袖敢在今天夸口能获得如此个体化、如此强烈的爱戴,即便他们可以依仗本国的一切新闻媒介。”他还说:“霍梅尼不是政治家:不存在霍梅尼党,不存在霍梅尼政府。霍梅尼是集体意志的聚焦点。”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霍梅尼的革命方式非常符合福柯个人的激进反叛性格。福柯曾说过:“首先就必须具备一种不服管的决心。”他认为,霍梅尼的巨大人格魅力,来自其“破釜沉舟”的精神彻底性。可以说,在国外流亡十五年的这位伊斯兰圣人,除了信仰之外一无所有,而霍梅尼的对手伊朗国王,却拥有全部政权及其镇压机器。在福柯眼中,“全副武装的君主和手无寸铁的流亡者”之间的对抗,就是“国王与圣人”之间的较量,一般而言,这种对抗要以圣人的妥协来化解,但是,令福柯震惊的是,赤手空拳的精神领袖面对全副武装的“国王、国王的政府和整个制度”,说出的唯一的词汇居然是“不!”福柯写道:这位传奇的圣人“拒绝一切调节的尝试,拒绝一切妥协。不要选举,不要联合政府,就要国王离位。”国王邀请他回国吗?那好,条件是国王必须离开伊朗,否则他决不回去。

福柯在伊朗看到大屠杀之后的情景,加强了他对霍梅尼式宗教革命的认同,因为血腥恐怖并没有吓到霍梅尼的信徒们,“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恐惧,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一种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人们只有在危险尚未消除、但已经被超越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这种超越恐惧的勇气,来自对绝对牺牲的渴望、酷爱和承受力,原教旨信仰将手无寸铁的人民凝聚起来:“这是赤手空拳的人民的起义,他们要摆脱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压在这些石油工人和在王国边境劳作的农民身上的重负,也就是全世界范围的重负。这或许是反对全球体制的第一次大起义,是最现代的反抗形式,也是最猛烈的形式。”福柯如是评论道。换言之,当左派们在法国进行过的一系列反抗行动,最终都被自由制度的宽容成功化解并吸纳之后,终生致力于反抗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的福柯,在霍梅尼的宗教革命中看到了希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或许革命精神终究未死,或许对固若金汤的权力的反抗依据的可能,或许无需训练技术、无需武装的阶级斗争,仅通过某种悲惨的受难和死亡的礼拜仪式,就有可能造就一种‘不服管的艺术’,通过一些仪式化的挑战示威,使一个民族释放出潜在的反权力,去推翻一种统治,同时从精神上改变自身。”

真应该感谢福柯,在恐怖主义成为今日人类的主要威胁之时,他以正面肯定的评价准确地界定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那些为了信仰而甘愿赴死的人肉炸弹,就是在一系列仪式化的洗脑中制造出来的。

但是,坚守个人自由之底线的福柯,即便是陷于如此狂热中,有时也是清醒的,特别是当他所推崇的“精神性领袖”及其“宗教革命”在取得政权之后就马上违背了承诺、沦为更为血腥的暴政之时。在福柯从伊朗发回欧洲的一系列报道中也提到,这场伊斯兰革命具有愈演愈烈的仇外情绪和显著的反犹特征,预见到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的复辟。所以,当霍梅尼在1979年2月1日离开巴黎回到伊朗之后,伊斯兰革命马上露出了狰狞面目,宗教革命的恐怖更甚于巴列维时期的恐怖。如果说,在巴列维国王时期,暴力镇压还只是应对紧急状态的过分反应,那么,在霍梅尼的神权统治之下,大规模的逮捕、屠杀和血腥镇压,就变成了司空见惯的政府行为,政治恐怖变成了一种统治方式;纯洁信仰的原教旨运动,也已经变成了制度性不宽容的代名词,对异见的迫害也就变成一种制度性职能。

由此,在西方,一系列抨击落在福柯身上。虽然,福柯在言词中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于1979年空出自己的住房,作为“以色列─巴勒斯坦研讨会”的会场,参加会议的学者中就有《东方主义》一书的作者爱德华。赛义德,在他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中,从方法到思想皆受到福柯的巨大影响。但是,福柯以后的行动却带有明显弥补性质,他并没有出席那次研讨会,他还向霍梅尼政权的总理发出公开信,要求伊朗政府遵守在掌权前曾做出的保障人权的承诺。与福柯同时去伊朗采访过的让。达尼埃尔则承认:“我们共同犯下的错误”。当福柯心中的魅力型圣人,也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极权屠夫时,福柯的心灵一定也经受着炼狱般的煎熬,所以他才从此陷入自闭而孤独的处境之中。

六、极端反叛者的教训

二十世纪的西方知识界,左倾成为思想市场上的一种流行时尚,对标新立异的迷恋和对反叛性的热衷,使左派知识分子陷于偏执的泥潭。有时,这种偏执对现实政治的介入是良知是正义,为极权制度下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弱势群体提供了道义支持,也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做出过具体的救助;但有时,也会使思想大师变成了盲目的弱智者,成为野蛮制度的编外国际性思想纵队。他们在自由而安全的环境中激烈批评自由制度的弊端,成为自由世界中的一种良性制衡力量。但是他们的言行一旦涉及到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就很容易成为对极权制度的赞歌和独裁者进行自我辩护的道义包装。特别是,当他们作为独裁者们的贵宾而受到特权式优待之时,他们就在毫无生命之虞的安全中变成自由之敌。

一方面,他们介入现实政治的种种言行,看似充满勇气和良知,而这种勇气和良知却在另一方面,因自由制度下的富足生活和安全保障而大幅度贬值,即便象大哲学家罗素因反战反核而在英国两次入狱,但是和极权体制下的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恐怖和危险相比,也实在算不了什么。这样尴尬的悖论,几乎就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特征,法国的罗曼。罗兰、萨特等人,英国的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美国的乔姆斯基,拉美的海因茨。迪特里希等等,很少例外。相反,象纪德那样的知识分子,反而是那个时代的例外。纪德敢于逆西方知识界的左倾时尚而动,对斯大林的苏联及其西方支持者们说“不”,才是诚实良知和清醒睿智的表率。

正如在911后,即便内心深处鄙夷伊斯兰教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他们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也只能把绝大多数穆斯林和极少恐怖主义者区分开来,生怕违背了“政治正确”而冒犯阿拉伯世界,冒犯西方的左派们。而象著名记者法拉奇那样坦率而勇敢的知识分子则凤毛麟角。她在《愤怒和自豪》一书中指出:伊斯兰教在长达1400年的历史中很少改革,至今仍然固守着那些野蛮而愚昧的教条,顽固抗拒自由、人权、民主和法治等普世文明,所以,原教旨恐怖主义直接源于僵化而保守的伊斯兰教。她说:“我不仇恨穆斯林,但我蔑视伊斯兰教。”在法拉奇看来,如果说,伊斯兰恐怖份子是现代的纳粹和法西斯,是新的盖世太保和黑衫党,他们正是打着伊斯兰教原教旨的旗帜,背靠被洗脑的庞大穆斯林信众,进行“历史倒转”的圣战。那么,西方左派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极力偏袒这些穆斯林的言行,就是“天真”、“偏见”、“愚不可及”,如果这种左倾思潮席卷了西方,其结果只能导致主流文明的“自杀”。法拉奇甚至把西方左派在911后的表现,称为“伪知识分子的恐怖主义”(pseudo-intellectual terrorism)和“红色法西斯份子”(red fascists)。

法拉奇曾经是著名的左派,但她在目睹了东方极权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灾难之后,经过长时间的自我反省,再次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诚实的勇气,说出了大多数西方知识人不敢说的残酷真实,即便被西方左派指责为“病态、垃圾、挑衅”,被作为“种族歧视”的鼓吹者而告上法庭,被穆斯林组织作为追杀的目标,她也在所不惜。

真不知道,从拥护毛派到崇拜霍梅尼的福柯,如果有幸活到911事件的出现,他对伊斯兰革命的看法是否会有所转变?

最后,还是让福柯自己来回答他对知识分子责任的理解吧。在写于1979年的《反抗无用吗?》一文中,他说:“近几年来,知识分子‘名声’不佳,我认为可以在一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当然,这还不是说我们不是知识分子的时候。但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就是知识分子。如果人们问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我会这样回答:如果战略家就是这样说的人──‘与整体的崇高需要相比,这种死亡、这种呐喊、这种反抗都算不了什么,而且在我们所处的特殊环境中的普遍原则与我无关’;那么,在我看来,战略家对我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治家、历史学家、革命家、沙赫或是宗教领袖的支持者。我的理论道德恰恰相反,它是‘反战略的’:当特殊性出现时,我尊重它;当权力触犯普遍规律时,我违抗它。这是一种简单的抉择,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这需要既在历史下面窥视与之决裂并使之动摇的东西,又要在政治的背后关注那些对它进行无条件限制的东西。总之,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但是,我选择了它。”关键在于,对于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而言:“国家首先需要的不是名人的名字出现在政治论坛上,而是需要它们出现在独立的、真实的思考中。”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我的切身体验告诉我如下常识:以预言革命暴风雨的闪电来自誉的西方的左派先知们,大都一直生活在自由的阳光下,他们没有亲历过真正的恐怖政治的暴风雨,而那些亲历过极权恐怖的暴风雨的先知们,则有太多的人毁于暴风雨,有幸活到雨过天晴之后的幸存者们,也将带着终身的创伤面对自由的阳光──有时,他们刚刚脱离黑幕的眼睛,真的还无法一下子适应炫目的自由之光,既欢呼终于到来的解放,又对解放后的状态无所适从。

这,大概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时代的迷惘”吧。同样,这也是西欧知识分子和东欧知识分子在推翻萨达姆政权问题上针锋相对的深层原因。

1997年5月-1999年3月于大连教养院
2004年3月修改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