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恐怖对人性的摧残——狱中读《1957年的夏季》

读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其惶恐让人有点无所适从。感触最深的不是反右斗争的残酷与阴险,也不是毛泽东的霸道和流氓,因为这些我早已耳熟能详,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面前的进退失据,特别是那些有地位有威严的社会名流们,在毛泽东突然变脸之后的自相残杀和尊严扫地。毛泽东实施的恐怖政治固然是最邪恶的外在原因,但是,知识人本身的懦弱和丧失起码的做人底线,则是主要的内在原因。

在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时,知识人团结一致地宣泄不满,而压力一来,便纷纷反戈一击,矛头所向不再是执政党,而是自己的同类。受迫害者不仅被全社会当作敌人口诛笔伐,而且他们之间也进行疯狂的相互攻击,落井下石成为社会名流之间的惯用手法,有太多的所谓“罪证”都是几个人、甚至两个人之间的私人谈话,被其中某人揭发出来,就成了罪证,很多右派的帽子是知识人扣在知识人头上的。这些落井下石的自相残杀,尽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出于自保的本能,但造成的迫害在结果上却是一样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自问: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互揭发、背后告密和打小报告,没有借诬陷他人来洗刷自己,没有借批判他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和效忠,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敌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许就会有另一番景观。而且,鸣放时期的言论涉及现实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时期,右派平反时为什么没有出版一本右派言论集。批判、检讨和表态是中国千年帝制文化最丑陋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被迫自阉灵魂的丑陋文化,在中共执政后发展到极致: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强大压力下,频繁的整人运动伴随着人人过关的表态。在恐惧、欺骗和收买的三重作用下,幸运者可以通过检讨和表态而过关,但是有太多的人的检讨却成为其罪证的自供,再掏心再自残的表态也救不了自己,而只能造成精神残废。清代的康熙皇帝,在制造钱名世的《名教罪人》的文字狱时,曾经动员了385名官员表态,声讨同类钱名世。他们的内心并不认为钱的诗文多么大逆不道,却必须表态以示对康熙的忠诚,而皇帝对官员们的表忠心的承认,又是进行当下自保和未来高升的最佳手段。但是,康熙搞一个文字狱,只动员了区区385人加入大批判的行列,那些官员们的批判和表态,也多少还顾及一点点士大夫的颜面,写得并不那么露骨。与中共执政后的最小规模的文字狱相比,与当代名流们的刻毒嚣张和肆无忌惮相比,已经不是小巫见大巫的差别了,而实在是九牛一毛的悬殊。

全民动员的大批判,必然伴随着大检讨和大表态,从40年代的延安整风到世纪末的镇压法论功,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就是在由独裁者发动一次次大批判大检讨大表态中度过的。发动者从来就是有阴谋、有组织、有计划的,而被整肃者往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成为众矢之的,一下子就乱了方寸,免不了窘态百出,反右时期的社会名流们就是如此。本来是毛泽东号召百家争鸣,突然就变成毛泽东发动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以至于反右斗争已经开始,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仍然处在鸣放状态中,仍然继续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揭露官僚主义的弊端。而等到他们看清了局势,一切皆为时已晚,他们在鸣放中的言论,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充足的罪证。陷于这样的阴谋之中的人们,怎么可能不完全乱了方寸。而能够在这样的阴谋中一丝不乱、坚定不移的人,方为人世罕见之俊杰,甚至比在战争中陷于敌人埋伏而能保持镇静自若的指挥官更杰出。

我熟悉年轻的林昭在反右中的宁死不屈,当时,她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北大女学生;我也知道马寅初的拒绝检讨,他当时是北大校长、社会名流。不知名的学生和知名的校长的不同身份,却由于各自的拒绝检讨而在做人上回归于同一种高贵:坚守人的尊严和捍卫真理的勇气。我想,肯定还会有不知名的平民在当时坚持过,但是历史的不公正使他们至今仍然默默无闻,如1957年的西南农业学院有四个学生,皆为农家子弟,深知农民的悲惨处境,他们用“真理塔”的笔名,写出了《请党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为农民的苦难大声疾呼。而现在,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为真理而殉难的名单上的失踪者!

在极端恐怖和全民动员的年代,林昭式的刚烈、清醒和风骨类似生命的奇迹。无论是那时还是今天,要求出现很多个林昭和马寅初,固然既不现实又有强人所难之嫌,但是,即便不能像她那样公开反抗,做到起码不诬陷他人,也不算是对人性的太高要求。在这本关于反右的书中,我看到唯一一位坚持自己观点,在声讨、批判面前不肯低头的,仅章乃器一人。

还有一些人在反右时是打击他人的积极分子,80年代却一变而成为开明人士、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比如千家驹这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阮铭这样后来成为高级幕僚的政客,再后来又变成了流亡海外的异己分子),当时他们对右派的揭发与批判,其语言之恶毒和态度之激烈,读之令人发指。他们后来的转变与反思毛泽东时代息息相关,无论对他们本人还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当然都是好事。但愿这种反思不是只针对宏观的大历史,也有对微观的个人历史的反省。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这种反思就是不彻底的甚至就是不诚实的。

再比如像大右派的代表章伯钧与罗隆基,民国时代两个人之间就有个人恩怨,在鸣放中却走到了一起,而一旦他俩被置于受批判的境地,非但不能在共同的受难中化解恩怨、相互扶持,反而开始相互攻讦,并以两人长期的个人恩怨为理由,洗脱反党集团的罪名。毛泽东的邪恶已经让这些社会名流尊严扫地,把他们逼到了最阴暗的人性角落,让他们用最龌龊的手段相互陷害。这让我想起批胡风时的情景,几乎所有著名知识分子全部发言,包括那些在后人的印象中较有良知的名流,如巴金、赵丹、夏衍、曹禺、侯外庐、郭小川等等等等……而今天仍然被尊称为“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几乎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对其同志的整肃,从高岗到彭德怀再到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这个绝对的独裁者给别人指出的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做我的廷杖手打别人,要么做我的敌人被别人廷杖。

想想看,假如所有鸣放过的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者有捷克知识分子的那种团结——只有5%的人公开向独裁者效忠,反右能进行下去吗?再假如,即便公开会议上的鸣放是逃不脱的“罪证”,那么私下的朋友聊天不被大量向组织揭露,起码可以缩小迫害的范围和减轻灾难的程度。

这本书,让人们看到一幅荒谬而可怕的画面:毛泽东煽风点火之后,就可以悠然地作壁上观了,看着被他控制的名流们进行狗咬狗的自相厮杀了。有一些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鸣放时的言论平淡无奇,而反右时批判别人的言论却尖锐激烈,但是最后也难逃右派这顶帽子,像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等人皆如此。我大学毕业时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的研究生,看重的就是导师黄药眠的六大右派教授之一的身份,没想到他这个大右派一向是极左的,他当上一级教授的资本,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胡风的,题目叫“约瑟夫的外套”,另一篇是批朱光潜的,叫“食利者的美学”。他在反右开始时也非常积极且凶狠,比如他批判章伯均是不学无术的“流氓知识分子。”

不过,八十年代,我读他研究生,在反自由化运动中,黄先生顶着教委的压力保护过我。另一位在当时也保护过我的童庆炳老师,在六四过后受到了我很深的牵连,童老师不仅被撤了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的职务,原定高升到国家教委的机会也被取消,而且博导资格也拖了几年才得到。整他的人皆是教研室中业务水平最差的一群,还有教委和学校领导层中想继续向上爬的人。

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中能够坐高位的,大都是在反右中的积极分子,即便当时被冤屈打成右派,其立场也一直是官方的,如王光英、孙起孟、费孝通等,所以中共一旦需要社会名流出来装璜门面时,他们肯定具有被视为“诤友”的优先权。回头看历史,更清楚了,苦难和荒谬的出现,恰恰是知识界与执政党的共谋。

上海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孙大雨,在50年代初肃反时受到了冤屈,56年一开始鸣放,他居然向上级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不仅要为他平反并給予补偿,而且凡是打击过他的人都应该作为反革命分子下大狱。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反革命分子的名单,累计达60多人。可想而知,孙大雨为此付出了远比肃反挨整更沉重的代价,被他控告为反革命的60多人中,有16个人联名向法院和检察院起诉孙大雨,指控他从“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诬指、公开控诉他人为反革命,陷害成罪。”结果,1958年6月2日他被判六年徒刑,再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蒙怨挨整而复仇了。

孙大雨的命运固然令人同情,但是,如果像孙大雨这样的人真的在平反后掌权,就会是凡有个人恩怨者一个也不放过。平反了一个人的冤狱,却同时制造了几十人的新的冤狱,其后果不堪设想。更有讽刺性的是,孙大雨居然还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翻译过许多名著,讲的也是英美文学。难道西方的经典对他的观念及人格就毫无影响吗?被迫害者成为迫害狂,形成迫害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中共发动政治运动的不变特色之一。但愿有一天“六四”得到公正的评价之时,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现在流亡美国的阮铭,在1957年时,正值仕途的如日中天,他年轻轻的就是团中央候补委员、清华大学团委书记,他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批判钱伟长的文章,指控钱的罪名之一居然是“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号召人们提高警惕,防止右派们对青年一代的思想腐蚀,决不允许右派们把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变成“资产阶级的金童玉女!”由于阮铭的积极态度,他在反右的早期还受到了右派分子的反击,他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撤销阮铭的团委书记职务。真不知道他现在对自己当年的作为是否有所反省。

文革后期,曾有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悄悄流传,准确地概括了中共执政后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而对整人文化的觉悟,被夏衍后来的一首打油诗绝妙地概括出来:“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对人性的摧残莫过于恐怖统治,反右时知识界的普遍懦弱,与“六四”后知识界的大逃亡,是同一种恐怖统治造就的同一种人格。这些人(包括民主墙时期的老资格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在自由之后的相互攻讦,也与反右的批判会相似。无怪乎我的妻子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对我的政治选择持怀疑态度,对我们未来的前途缺少信心。她的灰色情绪我也会有,但我不会由此怀疑我们之间的爱,不会把对现实的绝望加于我与她之间的爱之上。

读到反右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大会上做检讨,自我虐待,自己往自己的心中扎刀子,我真是无以言对,也没有任何事后明白的优越感,反而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我想起89年自己在秦城的内心经历:最后的悔罪。如果说,在57年那种大环境之下,那些右派的自我作贱还可以理解和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我在90年的忏罪就是不可自我原谅和自我赦免之罪。它是我生命中永远的耻辱,永恒的罪责,纵令我以全部生命去洗刷,也无法干净了。虽然我的妻子从未问起过这件事,也未对此事有过任何表示,但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悔罪在她心中留下的阴影。她从不提及此事,也许是深恐伤我,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最下贱的行为,那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永远新鲜,稍一碰就会血光四溅。她怎么可能去触碰呢?

虽然现在我身陷囹圄,但是每每想及此,都自觉无地自容。我有什么理由去谴责五七年反右中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呢?更没有理由对别人提出过多的要求。如果说我的其它弱点都是可容忍、可原谅、甚至是可接受的,那么悔罪这件事所标示出的人格缺陷,则是无法容忍、无法原谅、无法接受的。有一次背叛就可能有无数次,正如为了圆第一个谎言就要撒无数的谎一样。

特别是在妻子面前,像她这样正义感极强,对做人的原则及彻底性极为敏感的女人,真的能够忍受我的悔罪吗?她如果接受了、宽容了这种卑鄙的背叛行为,她就等于是同谋,与耻辱共舞。

为什么这么久了,到今天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妻子的可能影响?这说明我对此的恐怖之深,不但别人,就连自己对自己也不愿重提。但是,它在那儿,已经是铭刻在生命中抹不去的耻辱。要说做人的失败,这才是致命的。秦城之后的两次被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的罪恶感和自责,然而,即便我坐一辈子牢,也洗刷不掉这耻辱,它将永远跟着我,直到有一天刻在墓碑上(假如有墓碑的话)。这件事对妻子一定有潜在的影响,她也许还未明确意识到,但在她一个人与夜晚相伴时,肯定无数次地想过我这个人,想过嫁给我以后的生活,她怎么能对我的如此卑劣的行为无动于衷呢?如果她因此做过什么伤害我的事,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她,即便为了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而离开我,我也无话可说,因为这种耻辱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毁灭性的。

严格地讲,自己为自己烙下这耻辱之后,就再无法过真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问心无愧的生活了。

199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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