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民粹的浪漫和专制的蛮横——狱中读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

陶行知一向被尊为中国杰出的现代教育家,他的《中国教育改造》也被奉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经典之一。我不知道,那些尊陶行知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驱的当代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真的读过《中国教育改造》这本书;我只知道,自己读过之后的感觉:直到今天还把陶行知作为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实在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同时也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揭示出,为什么中国如此盛行审查式的灌输式的奴化教育,陶行知恰恰为奴化教育提供了思想资源。

现在看来,民国时期的确已经称得上中国知识人的黄金岁月,无论是前清的士子还是新学堂出来的学子,自以为背负着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民族重担,无不一逞救国救民之志,在各种救民兴国的方略中,教育救国也是一时之尚。知识人赋予了教育、特别是基层教育以重大的历史责任,乡村建设是当时知识人热衷的话题和事业,梁漱溟在山东搞过乡村建设试验。具有开拓性的乡村小学教育更是民粹主义的浪漫情怀之独衷。陶行知在教育上最广为人知的实践,就是在乡村办过晓庄师范。这些具有强烈民粹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可爱之处在于浪漫的理想主义:对毕其功于一役的乌托邦怀有一腔热血。

陶行知反对中国式的狭隘的血缘之爱,提倡普世的博爱,他认为中国要站起来,必须等到“人命贵于一切”——贵于财富、机器、安乐、名誉、权位——的时候。他尤其关怀弱势群体即“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而解救农人要从孩子开始,“在我的世界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为此他放弃了优裕的教授职位和城市生活(月薪五百元大洋),到农村办学,穿草鞋,戴斗笠,住牛棚,想用同甘共苦的精神来普及乡村教育,进而用普及乡村教育来改造农村,最后用改造农村来再造中国。陶行知笔下的乡村学校,散发着淳朴的诱人的乡土气息,“贫而乐”的精神甚至具有某种清教徒的色彩。他在大上海街头用树枝教报童识字;他节衣缩食,自己只吃面条或烧饼,却让孩子们的食物得到调节和改进;他自己的破衣服无钱更换时,却想办法让孩子们每人有一套“出客之衣”。他想把种地和教学融为一体,让谋食和讲课相得益彰。当这一切用之于教育救国的理想时,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美妙动人的理想,固然给人浪漫遐想;身体力行的教学实践,也让人为其献身而肃然起敬。然而,陶行知教育的思想和实践的民粹色彩,只是乌托邦主义者的激情所致;他以乡村教育改造社会的实践和苦行僧般的身体力行,也只是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中混杂着城里知识者的心血来潮,只能搞一搞短期的试验,却很难真的长期在教育中践行,其理想也大都是难以操作的空想。而他提出的实现其理想的手段,也就是他的教育主张的实质性部分,读来令我顿生毛骨悚然之感,把他尊为中国的现代教育思想家,确有些“现代”味道,但糟蹋了“思想”二字。

陶行知是热情甚至狂热的教育救国论者,他所设计的教育方案既幼稚又可怕,浸满了专制教育的毒素。在他提出的教育方案中,居然有这样的原则“强迫兴学,强迫教人,强迫求知……”;他实践的教育之目标,是培养“最高学术人才,以统制全国智慧而为国民生计谋解决”。他提出的著名的“教育信条十八条”中,就是没有谈及怎样培养人对人的平等尊重、怎样把人当人来对待,而中国的国民素质中最缺乏的就是对人的尊重,即把别人当作与自己具有同等尊严的人来对待。陶行知留学德国,其思想中浸满了精英意识,恍惚让我听到了纳粹时期的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提出的教育方针:“德国高校教育培养主宰德国人民命运前途的导师及卫士。”由此,在陶行知的民粹主义的外表之下,深植着精英主义的牧民欲望的内核。

同时,他把建立分配结果绝对平等的社会作为民族复兴的前提,并对此怀有狂热的信仰,而他对现代社会之自由却不甚了了。和当时中国的大多数知识人一样,他的文字中时时流露出对英美价值的厌恶,而浸透了日本式和德国式的国家主义观念。由此便不难理解基于个人权利的英美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失败,而基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胜利之原因。他反对西方的“少数人民主”和“拜金的教育”,认为中国不是缺少自由而是自由得“实在是太过了。”他并不理解个人权利意义上的自由与无政府的放任主义之间的区别,而只把“自由”(特别是个人权利意义上的自由)理解为放任、自私和一盘散沙,类似毛泽东式的自由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全不知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前者反对无政府的放任主义,后者反对没有公益意识和自律责任感的自私。换言之,他不知道自由主义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私自利的道德品质是两回事。中国式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信条与西方式的“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立观念之间,实在是毫无共同之处。

陶行知还有一句话,读之,令我这个狱中人目瞪口呆,简直就是精神宪兵的行为:“检查他们的头脑如同检查行李一样。”而这,正是对一切极权制度进行灵魂操控和思想审查的经典概括,也在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专制中得到了最好的践行。不幸的是,1949年之后,被象“检查行李一样检查头脑”的主要对象,恰恰是包括陶行知在内的知识人。只是不知道陶老先生在让毛泽东检查其头脑和被迫写出违心检讨之时,能否想起他自己的这句名言。

这种为了崇高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蛮横,来自那种绝对真理在握的精英心态和专制遗传,来自非我族类、格杀勿论的强权伦理,来自“老子天下第一,老子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狂妄。现代极权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自以为拥有绝对真理,可以为他人、为社会、甚至为人类提供完美的未来。救世主可以毫无限制地强迫被拯救者剔除头脑中的所有杂念,接受他所灌输和安排的一切,甚至包括做什么样的梦都要服从救世主的安排。

由此,可以引伸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五四”一代人中,能够理解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制度安排的启蒙者廖廖无几,反而对绝对平等之乌托邦的狂热却是压倒一切的优先选择。甚至连胡适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甚至是看透了中共独裁本质的储安平,1949年后也经不住中共的统战诱惑,仍然抱着对新政权的希望从香港回到北京。而当“党天下”的蛮横再一次让他失望之时,一切皆为时已晚,他说话的自由随着他人身自由的被强行剥夺而失去。激进左倾思潮之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极有市场,既有内忧外患的动荡和西方知识界的普遍左倾的外在原因,更有中国知识人本身的局限,他们接受的传统中根本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其中的优秀者,也只是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独善其身的风骨。

现在,有许多人都把陈寅恪奉为坚持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楷模,其实,自由对陈寅恪而言,更多是古代士大夫或读书人的傲骨,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尽管他留学西方,但他的文字中从未有对现代自由的精确阐发。从他晚年对柳如是的痴迷中,便可以发现他对传统人格的敬慕之深。我不否认,在中共执政的严酷环境之下,在中国读书人整体的懦弱和愚昧的映衬之下,陈寅恪的人格在中国知识界确属凤毛麟角,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同样无需讳言的是,陈寅恪式的“自由”,与其说是现代公民人格的标志,不如说是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之遗迹,类似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或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固然能够放弃官位而坚持学术,坚拒中共请他北上出任所长之邀,但也仅止于守住独善其身的傲骨和资本,很难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不要说制度设计了。同时,他也不会拒绝中共高官的探望和种种物质待遇上的优惠。

类似的楷模人格在改革开放后仍然大量存在,如巴金,一边写出带有忏悔性质的《随想录》,颇有克制地说了些真话,一边享受着中共政权特惠给他的所有待遇和荣誉;再如钱钟书,一边被奉为蔑视功利的清高的学术泰斗,一边接受着官方的高规格的生日慰问和盛大捧场。

我的这种评价,既不是否定这些知识名流的学术及文学成就,也不是蔑视他们的道德人格,反而对他们在严酷环境下的这一点点坚守,特别是陈寅恪式的坚守,怀有始终的敬意。我仅仅是想指出:独裁社会中的传统士大夫人格,最刚烈者甚至可以达致“朝闻道,夕可死”的人格极致,却与自由社会的独立人格决不类同。产生过无数宁死不屈的烈士的中共,一旦大权在握便成为最善于进行阉割灵魂的思想屠夫。

1999年5月7日

【议报】2001.12.22总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