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读《汉代学术史略》

顾颉刚的这本书,是“五四”一代人留下的经典之一。我喜欢上顾颉刚的文字是在读研究生时,看过《古史辩》,受到极大的启示,奠定了我对史书的怀疑态度。以实证的方法重新探问中国历史的真伪,《古史辩》对传统正史的瞒与骗的揭露,对中国传统史学及价值观的动摇和摧毁,远比《新青年》上的呐喊更致命。可惜后人大都热衷《新青年》发出的呐喊,而对这类枯燥的考证文字没有什么兴趣。曾有一段时间,我也想做一本考证方面的书,因为最喜欢的是庄子,就找来所有关于庄子的古书看,收集了大量资料。之所以没有完成,大概是由于心态亢奋而浮躁的缘故吧。

我把“五四”一代疑古派学人的著作,作为对鲁迅提出的“瞒与骗的历史”的注释来读,读着读着不禁绝望。中国以文字发达、特别是史书浩瀚、史学兴盛为自傲的资本,但是,文字中的历史没有多少面对真实的直书,而欺瞒的历史还不如无历史。有些史家甚至宣称:除了全国各地留下的古迹和地下文物之外,中国的文字中找不到真实的历史。这种所谓的危言耸听之论,却在《古史辩》中得到实证上的支持。洋洋洒洒的二十四史,又有几卷是实录呢?散落民间的野史,又有多少真正的史实,而非道听途说的口头演绎呢?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些生活的个性化细节,几乎就是空白。

孔子极力维护的“殷周之盛”就很可疑,照我看,那不过是用虚构和剪裁来做他本人的政治主张的脚注罢了。从孔子编鲁国史《春秋》开始,血缘伦理中的“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向社会向史学的推广,就是“臣为君隐,忠在其中”的史学观。著名史家中,写过《史通》的刘知几,明确指出中国史书中的“曲笔”之恶习,就源于孔子的“隐说”和《春秋》中的“不谕”与“虚美”,他说:“观孔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中国号称历史意识最发达的民族,但是历代史家并没有为后代提供真实的历史,中国人的记忆没有连续的积累,每一代之间都有难以填补的断层,特别是对灾难的记忆和罪恶的记忆,更是大片空白。这种任意剪裁和编造历史的传统,在中共执政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自由反抗独裁的斗争就是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那么中国独裁制度的几千年延续,就是得力于民族记忆的空白。这空白要么制造遗忘,要么扭曲记忆,我们几乎无法从过去的历史中积累诚实的经验。这种对民族记忆的大清洗与一次次改朝换代对财富的大掠夺相配合,遂使同样的历史悲剧一次次重演——每一代新的独裁者不得不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废墟上开始。

正如顾颉刚所言:“这古史系统的改造,把人们欺骗了近二千年。一班有学识的人固然感觉其离奇,但至多是不提而已,总想不出它是怎样来的。”(P94)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代的御用史官,是随政治需要而伪造历史,但是我们对此的严谨揭露并不普及,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常识仍然是这套编造的东西。清末小学的考据成果以及五四一代史学家的真伪之辩,只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学术圈子内。故而,本来应该变成公众常识的历史知识,却连大学生甚至于文科的大学生都不甚了了。“古史辩”的学术成果的普及化和常识化工作亟待进行,从大学到中小学的历史课本皆应重新编写。否则的话,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祖先的了解全部陷于伪造古史的泥潭。

怪诞而健忘的中国人,把御用文人伪造的历史一直视为正统,史官是皇权的仆从,只能讨主子欢心,其颠倒黑白和混淆真伪的能力堪称一流。从唐到周的千古一缘的上古血缘传承,各夷族之血缘皆归于中原,居然完全是史家的帝国主义式的智慧之编造。无怪乎胡适当年感叹到:历史就是一妓女,随你怎么打扮。这感叹来自他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心得。秦始皇的暴力强权用焚书坑儒来统一思想和历史编撰,而汉代吸取其教训,从武帝的立五经博士到王莽广招读书人重编古代经典,是用利禄诱惑来统一思想和篡改历史,或者叫先强制后收买,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开国者皆如此。而强制和收买的效果是一样的,顾颉刚用“毒辣”二字形容之,决不为过。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故事。

中国的史书中,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角色,却少有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人存在。司马迁作为刑余之人,还写过一些帝王将相的生活细节与个性特征,而愈往后就愈空愈大,愈大愈空。难怪鲁迅读古书喜读野史、小说、笔记之类不入流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不受正统史观约束的文字,才有一、二真率直言在。

在中国,所谓革命并非外来观念,而是古已有之,就是一代英明天子“受命”造反,革前一代“逆天”王朝之命。后来又融入了“五行说”,以五行之间的相克来解释朝代更迭。如大禹以“木德”克了皇帝的“土德”,商汤以“金德”克了禹的“夏木之德”,周文王以“火德”克了商汤的“商金之德”……而后来的孔子看到这种代代相克,无法建立永久的基业,就在五行之外提出无色的“素王”之说。再后来是汉代的武帝借助封禅和求仙,以图长生不老和基业永存,开始了改元、立年号的纪年制度。天子衣为黄色也始于汉武帝。

看古书,中国帝王们的行为真的匪夷所思,他们只为了一种不朽和长生的欲望,就相信子虚乌有之言,做出许多近于白痴的蠢事,既劳民伤财又引发宫廷内斗。一方面是发达的世俗礼仪文化,另一方面是昌盛的巫术迷信的愚昧。这种愚昧不能仅仅用人智未开来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化的愚昧。如果制度不保障皇权本身的绝对至上,而有某种制度性的限制,皇帝就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把纯个人的好恶加诸于民众和国家,不会为一个人的长生不老而倾全国之力,即便做不了多少善事和聪明事,也不至于做那么多恶事和蠢事。

一个好制度的关键,还不在于鼓励人们多么积极地向善,而在于有效地防止人们特别是权势者们随心所欲地为恶,即把做恶的机会和可能减至最低。反而,一个坏的制度才在道德上一味高调提倡人们为善,结果越是大的为善者就越是做大恶。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善待人性并普遍地开掘出人的创造力,恰恰是由于这一制度在道德上是低调的,不以残酷牺牲为手段,不以造就圣徒为目的,而是最最珍视无价的生命,充分尊重人的平凡的世俗欲望,以遵纪守法为做人的常识标准。

现在的学界一谈起先秦的“杨朱学派”,大都只记得“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一面,而很少提及“以天下为己用亦不为也”的一面。如果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杨朱式的“为己”就接近于健全的个人主义。

又及:写下这个日期,方想起今天是“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日。执政党已把“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篡改为类似意识形态阴谋的单纯“爱国”,这样的“五四”还有何意义?由上到下组织各种青年活动,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恐怖秩序下的又一次强行意识形态灌输。

1999年5月4日于大连教养院

【议报】2002.03.08总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