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读《法兰克福学派史》(2)

在传统真理观和人类苦难之间——狱中读书笔记之一(2)

读《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象》)
马丁·杰著1996、11、16

法兰克福学派反对任何意义上对个体自由、个体主体性的压抑、剥夺和异化,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工具理性的,毁灭肉体和侵蚀灵魂同样是对个体性的剥夺。他们把现代社会称之为建立在技术—工具一体化上的总体社会,这种总体社会通过把人物化为同质的工具而达到操纵的目的。尽管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对立所造就的异化,已经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抛弃,但是统治与被统治、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依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关系。启蒙主义的目标在现代社会变成了由技术一体化所支撑的物化工具,建立于张扬个体价值、社会多元化和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自由之启蒙理想,在以现代科学和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工业化、商品化的齐一性、总体化中,日益与个体的自由、社会的多元化相分离,最后导致了完全扼杀人的自由、首创精神和社会的多元化。正是启蒙时代所崇拜的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产生了现代的总体社会。极权主义不是启蒙主义理想的中断、失落,而是合乎历史现实的畸形继续。

法兰克福学派以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否定,全力捍卫人作为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尊严、创造性、主体性,它要求在任何社会中,人都不应该丧失怀疑的冲动和反抗的冲动。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其他的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批判的左派,如罗曼?罗兰式的为了维护苏联的理想而宁愿出卖良知、隐瞒真相。这样的左派只批判纳粹的极权主义,而不批判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卡斯特罗的、金日成的极权主义。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以最激进左派的否定方式出现的保守主义,即保卫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保守自由主义传统这点上,左倾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的右倾的保守主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等人身上的贵族精神,也与英美保守人士的高贵气质相同。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任何现代极权主义几乎都是以激进的左派面目出现的,它们无一例外地否定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自由主义理想的失落是本世纪极权主义兴盛的反证。

法兰克福学派融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于其批判理论之中,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分析,不仅是从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层面,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依服于权威的心理机制。法西斯是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并利用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来达到其非理性主义的野蛮施虐目的。当理性的经济人出于精确的计算而逃避自由,转向权威寻求安全时,对自由的恐惧和对权威的乞求,最终将变成对暴政的恐惧和对谎言的麻木。换言之,失落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往往成为助纣为虐的非理性主义暴政的帮凶和工具。

所谓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那里就是“理性”,但是此种理性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化的、追求虚假同一性的理性。在这点上,他们吸收了柏格森、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但是,这种吸收是谨慎的,他们只吸收了存在主义对僵化的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反叛,而否定其对理性的极端化排斥。因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进而是极权主义的最佳土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是指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批判视野,理性的批判是一种相互竞争性的对话,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建立在多元对话基础之上的交叉共识。

另一方面,这理性是立足于个体生存——个人对有意义的生命价值或幸福的选择,而不是冷酷的中立化的工具理性。因此,他们一直对韦伯提出的学术中立化立场持怀疑态度。人化的理性首先是一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度,其次是个体生存品质的标志,再次是一种价值化的选择。到美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吸收了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德国式的理性主义的思辩方法。这是一批悲天悯人的理想主义者。其智慧的忧郁代替了尼采的智慧的欢乐。

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强调文化——审美的解放作用。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是本世纪著名的美学家。他们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认为大众文化受到商品经济、市场交换的支配,而变成了模式化的日常消费品。大众文化所培养的受众是一群趣味雷同、粗糙、低劣的同质人。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自发地利用大众文化进行一体化的操纵。

1996年11月16日记

【北京之春】200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