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作家畅所欲言”五十年中国第三十七案:刘晓波(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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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曾用笔名老侠,著名文学评论家、异议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因与王希哲联署发表《双十宣言》,1996年10月被拘捕并处以劳动教养三年。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69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被送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插队当农民。1976年11月,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为工人。

1977年,刘晓波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次年与六位同学组成“赤子心”诗社,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硕士研究生。1984年4月,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上发表处女作《论艺术直觉》,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论庄子》,同年获文学硕士毕业,留在该系任教,并继续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学和文学评论,其中1985年6月和8月先后发表的《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无法回避的反思──从几部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谈起》,支持具有叛逆精神的“新潮文学”,批判当时提倡忍辱负重精神的主流文学作品而初露锋芒,被作为后来引起文坛震撼的“刘晓波现象”开端。同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刘晓波到场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即兴发言,以中国“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使用当时被认为惊世骇俗的语言批评受到普遍肯定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并概括为整个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众更深更厚!”“中国作家仍然缺乏个性意识。这种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10月初其发言由《深圳青年报》整理发表,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更大轰动,被称为 “文坛黑马”。同月,又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其作品由此从文学评论发展到思想文化批判层面。同年,刘晓波成为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并连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学、美学和思想评论文章。1987年,发表首部著作及成名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1988年,创刊不久的文学评论双月刊《百家》第2期开辟了“第一百零一家”专栏,发表刘晓波的《论孤独》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讨论“刘晓波现象”的论文。同年6月,刘晓波发表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其论文答辩会在数百学生自发旁听下,获得由九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成为中国本土授予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并应聘为该系讲师。同年8月,应邀出国作为访问学者,先后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和研究。同时,他开始在香港刊物上发表政论文章,其中《解放月报》(现名《开放》)10、11、12月号连续三期上发表的《在“气功热”的底层》、《混世魔王毛泽东》和《文坛“黑马”刘晓波》等文章特别引人注目,直刺官方当时的言论禁区:“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这些言论都被中国官方记录在案,后来被用来作为媒体大批判甚至司法机关定罪的依据。

1989年4月15日,因“八六学潮”被迫辞职的中共原总书记胡燿邦去世,北京及全国高校学生相继以悼念活动发展成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运动,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刘晓波也随即响应,参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声援活动。4月20日,香港《明报》报道《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要求“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同日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与海外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主席胡平共十位中国留学生、学者联署发表并转发到国内。随后,刘晓波中断到1990年才回国的计划,于4月27日回到北京,并立即参与学运活动,向“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民联首任主席、新建“中国民主党”主席王炳章等留学生、学者的捐款数千元美金和万余元人民币。5月13日,北京数百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静坐,刘晓波次日到广场支持和协助学生,参与广场绝食团的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应邀负责《北师大绝食团通讯》筹款、组稿、编辑和发行,并参与“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我们的建议》等传单。6月2日,发表《六·二绝食宣言》,与周舵、高新和台湾歌手侯德健开始48-72小时绝食,为此获得广场上学生的信任,得以于6月4日清晨与包围天安门广场广场的戒严部队谈判后,说服数以千计的学生安全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世称“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6月6日,刘晓波被拘捕,随后被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并为此发表批判文集《刘晓波其人其事》,同年出版的《形而上学的迷雾》和《赤身裸体,走向上帝》两本书与其它作品一起遭禁,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1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判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作为“重大立功表现”而免予刑事处分释放。此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从事写作,并参与人权活动。1992年,在台湾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共12人联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提出了近期改革的7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5项目标。5月,他又和陈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江棋生等共14人发起联署,但他在正式发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

1996年8月,刘晓波到广州与王希哲相见,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商定向国共两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在两党签署和平协议《双十协定》51周年的10月10日发表,也称《双十宣言》,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於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但在该宣言正式发表的前两天,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被关押到大连劳动教养所直到1999年10月7日获释。

此后,刘晓波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2000年,在两岸三地出版三本书——《向良心说谎的民族》(台湾),《刘晓波刘霞诗选》(香港),与王朔合著的《美人赠我蒙汗药》(大陆)。同年7月,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为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11月至2007年11月连选连任第二、三届会长,此后不再参选会长而继续担任理事。

2008年,刘晓波参与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于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由300多位中国公民联名签署发表,呼吁中国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和保障人权,在中国逐步实行宪政民主制,至今联署已超过一万人。刘晓波则在12月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拘传”带走并抄家,此后未经指控被关押在北京一未知地点“监视居住”,2009年6月23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关押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12月25日被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0年2月11日被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5月26日被移送到辽宁省锦州监狱监禁服刑。

国际笔会等国际人权组织自1989年起就一直关注和声援刘晓波,德国、美国、葡萄牙、捷克、澳洲悉尼笔会先后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独立中文笔会于2009年9月选他为荣誉会长。刘晓波还荣获2004年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捍卫言论自由奖”,2004-2006年连续三年香港“人权新闻奖”,2009年捷克“在困境中的人”救援组织“人与人”人权奖,2009年美国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等国际性奖项。

刘晓波的其它著作还有:在台湾出版的《选择的批判——与思想领袖李泽厚对话》(1989)、《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二卷(1989,1990)、《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份子》(1990)、《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2009),美国出版的《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2005)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2005),日本出版的日译本《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份子》(現代中国知識人批判,1992)和日译论文集《从天安门事件到08宪章》(天安門事件から「08憲章」へ,20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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