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江平先生回忆八九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六年十二月号(总第57期)曾刊出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的口述回忆文章《我只向真理低头——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回忆留苏、反右、文革、六四》,访谈时间是2006年7月28日,由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

江平先生讲述他留学苏联、右派生涯、文革遭遇、担任政法大学校长等经历。其中的第七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江先生讲到他的六四经历。

作为八九运动的亲历者,我个人认为,江平先生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大背景,也有小细节;有对人物的臧否,也有对传闻的纠正。从中既可以看到何东昌等党棍的残忍和阴险,也可以看到江先生的磊落、良知和理性。故而,将这段回忆单独摘编出来,单独上网。

本摘编的大标题是我加的,原文中的小标题是《七、1989年中发生的大事》。全文如下:

到了1989年这个问题就暴露了,所以1989年出了一些人挑事,就说你看都是以江平为首的一帮很右的,实际上都是支持动乱的什么组织。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还好,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有认为你这个东西什么右不右了。

1989年夏天有过一个所谓的十校长宣言。十校长宣言是北京市委组织的,市教委通知我去参加会。当时,北大、清华校长说事情这么严重,希望利用十校长的影响力搞一个签名,这个签名都是在市委的领导下搞的,所以最后追究问题时,市委一直讲,十校长签名不算问题,这是我们都知道和同意的。后来还有一个新的十校长签名可跟这个大不一样,就说,没有经过市委同意的,谁签名都不可以,那不就不管了。所以十校长签名没有什么问题。

十校长签名后,我们还一道去中南海见了乔石。当时乔石说话比较乐观。十校长表示,现在问题这么复杂,到这幺尖锐的程度,中央也没有声音,怎幺办呢?当时乔石说,你们不用着急,我们可以解决。当时我们问怎么解决。他说,哎呀我们一告诉你们,外面马上就知道了,这并不好。但最后他还是说了,他说我们最后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到天安门广场去劝劝学生。他是这么说的,“如果学生还不听,最后绝食绝到紧急关头,我们要动用救护车进去,带着家长到里面把学生带出来”。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饿死人了。当时他的意见还是中央政治局一致的意见和办法,准备采取强制救出的办法,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

当时直接管这个的是担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他里面最坏的一句话,我当时在哪儿是听到了。当时市委开会的时候,十校长老去啊。当时市委征求十校长的意见,问这个怎么办呢?当时大家让我发言,还是人大常委嘛!我的意思就是跟学生妥协。我记得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说了,他说没法退,退了的话共产党就垮了,不能让步,一步都不能让。

这是在那之前的那次会上,何东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最坏了,我也是记得他一辈子。他说你们校长急什么?我们当时说,现在学生对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很反感,社论说这是一小撮人在中间怎幺怎幺的,我们问,那这一小撮人究竟是什幺呢你们现在也不说,你光说有那么一小撮人。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做校长的不要着急,这就是1957年的形势,让他们去跳吧,跳到最后就知道谁是这一小撮了,这就是引蛇出洞。那一段中央也没有声音,其实是激化矛盾,让一部分人跳出来,最用武力来收拾你。当时我对学生运动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伤心的,就是学生最后还是被人做了砝码,做了一种工具,最后来看谁跳的最凶的,最后他就想一网打尽了。

大家说我曾经对要出去的学生在校门口下跪,这个并不是很真实,我在门口堵过学生。那时候外面已经很紧张了。我说过一句话,我说你们家长让你们来学校学习,我对你们的安全负责任,如果你们现在出学校去,可能会跟军警发生冲突,这样会流血,这样我做校长的要承担责任,所以我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我站在门口,如果你们要出去,你们从我身上过去,这个有,没有跪下来,我们当时都是和学生坐在地上的。

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宣布军队戒严,当时学校开党委会,杨永林讲完宣布中央军队进入了以后,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处级以上的人都参加,形势很紧张。传达完了以后,最后问我,江校长你有什幺话要说吗?我说了一句话,后来这个话在天安门广场立即播广播了。我说我表示三条意见:第一个学生是爱国的,第二个动用军队是错误的,第三个党内没有民主了。说完话后我也觉得这校长绝对不会当了,因为我说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见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态度。

我这个问题恐怕有人也知道,上面要怎么处理我一直很为难。1989年5月26号,按照原来的计划,中国法学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叫中国民法经济法代表团到美国夏威夷开会,我当团长,我带了八、九个人过去。在夏威夷开完会到了旧金山,当时正好是六月四日以后。我在旧金山全部看到了当时美国报道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时旧金山到处都是游行,反对镇压学生,形势是很紧张的。

到了飞机场,准备坐飞机回来了。这时候美国的一位教授还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次回去危险不危险,你的态度我们也都知道。我说,我一定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回去不行。当时很多人发表声明这个那个的,飞机已经空了,很多人不回去了。我记得机场有一个美国记者来访问我,当时我在这点上特别谨慎,我说我不会说英语,说不好,拒绝采访。当时有一个复旦大学的董世忠教授说他还有点事情没有回去,其它的都带回去了。6月6号晚上半夜到了北京机场。戒严,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铺了张报纸在那儿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回去。这一条是最考验我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东西,认为我没有在六四以后不回来,而且还带着访问团回来的,表明我不是愿意到国外去,不是跟党对立。所以后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司法部决定是免职而不是撤职,这两个差很多。

在最后司法部宣布免职的时候,是在礼堂搞的,司法部的一个副部长来的,来宣读免职的命令,但不管怎么说,我对学校的建设有贡献。免职和撤职,大家也知道这两个差不多,但是这两个字的法律含义差很大。关于我被免职的情况,贺卫方的那个日记差不多。我最后的两句话就是“一直要做到将来要永远不愧对人民,不愧对历史”。这样的话,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到期,所以我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

后来就形成了这幺一段很特殊的阶段,从1989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不允许我出国,甚至校党委书记派党委办公室主任来找我,说校党委决定,今要是跟外国记者、外国人接触要事先报给校党委。我当时很不客气地说,我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如果会场上有外国记者问我,我是不是也要用原话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你谈,因为我要经过校党委的同意才可以跟你谈,你要说是需要这样的话,我就这样跟人家说。”他说,那个就不用了。我说,那是你说的啊,凡是跟外国人谈话要得到你的批准,结果被我顶回去了。

这一来的话,在学生中有了影响。后来有一些会我就不参加了。有一次纪念我们学校几十周年的校庆的时候,在会上念到我的名字,哗一下子掌声就没有完了,他们说你看这个会学生抗议了。1990届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学生们也是不肯散场,等着我过去。

当时压力非常大,6月份召开人大常委会都是两个月一开,双月,所以六月下旬开人大常委会,这个会议变成了声讨赵紫阳的大会了,一个个的在骂赵紫阳,说反革命暴乱等等。当时人大常委会里面学者有我们三个,有厉以宁,他跟我一起搞了人大常委会24人签名,一个是董辅轫,我们三个都是大学教授,法学和经济学,我们三个到最后就是没有发言,压力真的很大,那些人都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支持动乱的。那时我们不能表态啊,一表态就说明你的立场被变过来了,你不表态说明你的立场还是没有变化。唉!

【观察】2007.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