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继承赵紫阳的政治遗产——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祭

今天是赵紫阳先生二周年祭日,也是让人想起六四冤魂的日子。

胡温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杰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式畸形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式健康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关于赵紫阳、六四和政治改革,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表面上,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像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把政治改革的范围圈定为党内民主,实质上仍然是党主一切。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十七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大国崛起是当下现实,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而为六四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事实上,当年的八九运动也好,危机四伏的眼前现实也罢,主要是由于大陆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遥忆当年,正是赵紫阳中止了反自由化运动,使当时的政治气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政治改革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是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掌权以来之最。民办《经济学周报》也成为活跃的思想园地,对知识精英极具凝聚力。中西文化的大辩论,由专业刊物走进了大众传媒,《河殇》在央视黄金时间播放,引起巨大反响,把政改的舆论造势推向高峰,形成了体制内外合力推动政治改革的有利局面。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正是在此宽容的政治气氛中召开的。赵紫阳所作的政治报告,确定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步并进的改革模式。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有记者提出未来改革主要内容的问题时,赵紫阳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改革被表述为民主化、法制化和党政分开。十三大之后,即便由于党内保守派的阻力过大,现实中的党政分开难以马上展开,赵紫阳仍然采取迂回策略,把反腐败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提出诸项反腐败的具体措施:1,清理官倒公司;2,取消高官特供制度;3,制定公布高官收入的阳光法案;4,建立人大廉政委员会;5,开放群众举报和新闻监督,对被举报的高官及其家属进行独立调查;6,启动定期的官民对话机制。

更重要的是,这些反腐措施的提出,是为践行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中央承诺,把反腐败与公开性、透明度、民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等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让中国政治制度逐渐走上民主化的轨道。

正是赵紫阳模式对民意宽容,为反腐败要民主的八九运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对政改的强大民意支持就会转化为有效的政府决策,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六四后的大陆现实,赵紫阳模式的中断,非但没有缓解政治体制的危机,反而使本来可以遏制的危机发展为全面危机。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国际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所有者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政治体制。

再次,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周年的1999年,李慎之先生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2002年中共十六大,李锐先生向中央提出平反六四和启动政改的建议;就在前不久,中共喉舌竞相转发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海内外对胡温启动政治改革的期待。

由此可见,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体制内外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于制约中国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颈:政改的严重滞后。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

套用鲁迅名言:拖得越久,欠债越多,罪孽越重,克服危机的希望越渺茫。

2007年1月17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