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反共的加缪和拥共的萨特

“我们现在似乎正在走出来的极权专制的意志类型,与之共存的某种文学的‘调调’,我不知道是否应以野蛮、恐怖主义、初期的红色高棉或砍头杀手来形容这个‘调调’,但是,无论如何,它曾几乎是20世纪这些知识分子的主题。”

——【法】贝尔纳·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曼玲、张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3。

萨特与加缪,堪称法国知识界的双子星座,两人同属于左翼的介入型公共知识分子,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加缪谦卑地接受了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说:“他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致力于探讨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

加缪在答谢辞中说:我们这代人,“继承了一段腐败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祗和精疲力竭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恭屈节到为仇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局外人·鼠疫》,郭宏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P667)

加缪一生都坚守个体自由和反暴力的信念,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与渺小的个人自由之间,他宁愿选择渺小而舍弃宏大。他说:“对个人是自由的,对所有人才是正义的。”“我选择了自由。因为即便正义没有实现,自由也维持了反抗非正义的权利,保持沟通的开放。”(《加缪与萨特》P111)

萨特骄傲地拒领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诺贝尔奖已经沦为冷战的工具。”他是迄今为止惟一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有评论说,加缪先于萨特获得诺奖,是萨特拒领的原因之一。

萨特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曾激烈批评法国共产党,但他终生坚持左翼立场和信仰社会主义,1952年宣布自己支持共产主义苏联。他说:“经过十年沉思,我到达了一个转捩点:我只需要捅破一层纸。用教会的语言说,这是我的改宗。”他的改宗宣言居然是:“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P176)由此与加缪等昔日好友决裂。

一、萨特与加缪的暗中校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激情的洋溢和对外开放的兴奋主导大陆知识界,在诸多被争相阅读的西方主义中,存在主义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加缪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而风靡当时的中国。可以说,两人的作品和思想影响过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鼠疫》和思想随笔《西西福斯的神话》,萨特的小说《恶心》和《理智之年》,他的戏剧《肮脏的手》和《可尊敬的妓女》,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都是我们这代中国知识人熟悉的作品,加缪标举的西西福斯式荒谬和萨特强调的“他人即地狱”的荒谬,也变成中国知识界的时髦话题。

然而,当时的中国知识人和文学青年几乎不知道,两位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间,也有一段传奇的个人关系,由亲密无间的朋友到老死不相往来的论敌;更不知道导致两人决裂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立场的歧途,在东西对峙的冷战时期,两人作出完全不同的政治选择:“加缪殚精竭虑地为反对暴力——特别是革命暴力——而写作;萨特则逐渐向暴力——特别是革命暴力——敞开襟怀。”(P179)

甚至在两人还未相识时,其友谊似乎就已经开始,通过阅读和评论对方的作品表达着互相欣赏。加缪夸过萨特的成名作《恶心》(1938年),萨特赞过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1942年)。1943年6月,在萨特剧作《苍蝇》首演式上,两人初次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憾。

随着法西斯德国的节节失败,法国地下抵抗运动获得生机,加缪变成抵抗运动的舆论领袖,萨特也受到加缪的感召而参与了抵抗运动。1944年8月21日,抵抗运动最著名报纸《战斗报》在巴黎上市,加缪是创办者兼编辑之一。萨特和波伏娃来该报简陋的编辑部——工厂厂房——看望加缪。而且,萨特是该报的第一位荣获署名权的作家,他的名字被用粗体字印在每一期报纸首页的上端。萨特还参加了抵抗运动时期的“国家剧团委员会”,加缪也来剧团看望萨特并参与剧团活动。

在法国刚刚从希特勒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加缪变成了知识分子参与抵抗运动的楷模,他主持的《战斗报》也变成最有影响的报纸,加缪执笔的社论往往成为全巴黎谈论的对象。与此同时,萨特创办并主持的《现代》杂志也影响日隆,很快变成法国左翼知识界的旗帜性刊物。

由相互欣赏对方的作品到并肩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萨特和加缪迅速变成法国知识界的双璧,两人的友谊也进入蜜月期。他俩甚至还相互配合,共同反击法国共产党对萨特的批评。然而,从1946年开始,在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问题上两人产生分歧。加缪由反暴力走向反共反苏,萨特由拥护暴力变成共产党的同路人,两人的思想歧途终因对着名哲学家梅洛?庞蒂的不同态度而浮出水面。

1946年,前匈牙利共产党员、著名反共作家阿瑟·库斯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和随笔集《瑜伽修行者和政委》相继在巴黎出版,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和热烈争论。小说深刻地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黑幕和残酷的洗脑术;随笔集批判了历史必然性理论,通过对事实和数据的系统分析推翻了苏维埃神话。库斯勒指出,苏联体制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极权专制政权”。加缪对库斯勒的着作评价很高,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在哲学上颇有独创性的梅洛·庞蒂,在政治上却是随大流的盲从者。在西方纷乱而苏联走红的时代,他象大多数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变成苏共的铁干拥护者,他甚至为发生在苏联的那些无法辩护的暴行(如大清洗和大饥荒)作辩护。他批判库斯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他写下了一系列为苏共大清洗大饥荒作辩护的文章,后来结集为《人道主义与恐怖》出版。他认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共产主义暴力消灭资本主义暴力的手段,强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虽然造成了大饥荒,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证明斯大林是正确的——没有强制工业化取得的巨大成就,苏联不可能打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现在的中国新左派也用类似的思路来为毛泽东辩护)。

加缪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人,而是反资本主义的着名左翼知识分子,但他坚决反对梅洛·庞蒂替斯大林辩护,进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红色暴力。他认为,斯大林的大清洗大饥荒无异于谋杀,他把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一律视为敌人,拒绝与法共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1946年,加缪写出第一篇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制度的长文《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连载于11月19日-30日的《战斗报》。此文可视为一位曾参加过法共而后被开除的着名左翼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的宣言。只要看一下全文各节的小标题,加缪的政治思想便一目了然:《恐惧的世纪》,《拯救生命》,《社会主义的矛盾》,《被背叛的革命》,《国际民主和独裁》,《这世界变化快》,《一份新社会契约》,《走向对话》。

该文开篇就援引《瑜伽修行者和政委》和“加缪-库斯勒对话”,系统地批判了“以目标的合理来论证手段的正义”的历史观。在加缪看来,无论目标多么高尚,也无论历史必然性如何不可抗拒,都不能证明专制暴力和恐怖手段的正当性。而马克思主义正是用“高尚目标来证明谋杀合理”的主义,共产革命和斯大林体制正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下把暴力和谋杀加以合法化。在此意义上,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彻底的哲学”,谁就是承认“谋杀合法”。加缪说:“按照马克思式的看法,十万具尸体无足轻重,只要能换来几亿人的幸福。”

在加缪与梅洛·庞蒂的争论中,萨特站在梅洛·庞蒂一边,他主持的《现代》杂志,哲学上是“存在主义”的传声筒,政治上大力宣扬共产主义并为斯大林体制进行辩护,梅洛·庞蒂正是《现代》的核心作者之一。尽管当时的萨特没有亲自出面批判加缪,加缪在批评梅洛·庞蒂时也从未提到萨特,但两人心里都清楚各自的立场,冲突的公开爆发仅仅是时间问题。

在《现代》杂志1947年2月-7月上,萨特发表了长文《什么是文学?》,全面阐述他的介入思想,既批评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也间接地批评了加缪的《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1948年10月,萨特发表谈论自由的文章《饥饿已经意味着渴望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是一种愚弄,因为工人得不到真正的经济权利。相反,工人们的饥饿是一种脱离贫困、成为完整的人的诉求。”一个月后,加缪发表文章为资本主义民主辩护,他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谦逊的练习”,是“最小恶性”的政治制度。

二、萨特与加缪的公开论战

1951年,加缪发表著名政论《反抗者》,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在1951年-1952年刊发了多篇批评加缪《反抗者》的文章,包括“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和著名作家莫利亚克的批评,特别是年仅25岁的让松批判加缪《反抗者》的长篇书评《阿贝尔·加缪或反抗的灵魂》,发表在1952年7月号《现代》上,成为萨特与加缪公开笔战的导火索。

加缪的《反抗者》旨在论证: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历史必然性理论,如何蜕变为简单而僵化的教条;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何以蜕变为恐怖政治,并屡屡制造了人间地狱。这种蜕变不仅来自理想的盲目,更来自对权力的贪婪。而真正的反抗应该是:反抗者不说谎并承认自己的无知;反抗者既要拒绝被奴役也要拒绝奴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反抗者都必须拒绝专制统治,特别要拒绝斯大林式暴政。

让松对加缪式反抗的主要指责是:1,过于沉溺于个人反抗而脱离了阶级反抗,忘记了阶级斗争;2,提倡无条件非暴力而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暴力;3,提倡悲剧性的“充满屈辱的反抗”而反对苏联式的“胜利的反抗”。

《现代》1952年8月号,发表加缪答复批评的17页长信《致“现代”主编的信》,也发表了萨特写下的长达20页的长文《答加缪书》。在此文中,萨特明确选择站在苏共阵营一边,正式宣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同期《现代》还发表了让松回应加缪的30页长文《为了把一切告诉你……》。

就萨特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而言,萨特选择共产主义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在萨特改宗之前,直到40年代末,他一直被法国共产党视为“异己”、甚至“敌人”,1946年年中,他还为反击法共党员加洛蒂的批评而发表《唯物主义与革命》一文,批评法共的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机械唯物论。但萨特的政治思维却与马克思颇为相似,具有鲜明的一元论和决定论的色彩,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理想化为惟一的革命力量。他憎恶资本主义,认为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制度只有共产主义,而选择共产主义就必须支持共产党。他说:“工人阶级是惟一有纲领的阶级,是惟一的其‘排他主义’与国家利益完美和谐的阶级:代表它的是一个伟大的正当,惟一一个把维护民主制度、重塑国家主义、捍卫和平纳入其规划的政党,惟一一个关注经济重建及购买力增长的政党,事实上,也是惟一一个活着的、在其他政党爬满虫豸的时候洋溢着生命气息的政党;”(P240)

这场争论,终于导致两人分道扬镳:加缪把萨特视为亲共亲苏且提倡暴力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萨特把加缪视为个人主义者和非暴力信徒的代表。尽管,萨特对苏共的支持在1957年转变为反苏,但直到1960年1月加缪因车祸去世,两人也没有再次握手。

奇特的是,萨特左倾却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当然也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而加缪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创建“劳工剧团”。但加缪只作了两年法共党员就被作为“托派分子”开除出党。在战后,萨特为苏联共产主义及其暴力辩护,而加缪反对苏共和一切暴力。

加缪认为,法国知识界是“肮脏的”,一向养尊处优的萨特却选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作个“斯大林主义者”,实在有些滑稽可笑。加缪在日记中写道:“《现代》杂志,他们接受罪恶却拒绝宽容——渴望殉道……他们惟一的借口是这可怕的时代。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说到底,向往奴役。”(《加缪传》P556)

加缪与萨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

1,加缪认为,从个人自由出发的存在主义,与强调“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合流的。所以,作为自由哲学的存在主义一旦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等于与斯大林主义合谋了。而萨特,从发表《共产主义与和平》开始,恰恰转向了把存在主义加以马克思主义化,把个人自由置于历史必然性之下。

2,加缪坚决反苏,他认为,苏联是一个专制国家,首先是共产党专政,其次是党高层的专政,最后是一个人的专政。最突出的特点与纳粹党很相似。他将共产主义暴力视为“谋杀”,所以他也反对那些将共产暴力正当化的理论,反对文过饰非的左派,把这些人及其理论称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帮凶。”他说:在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论说中看不到任何对自由的承担。而萨特,他公开宣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信奉,他把共产苏联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楷模,他将共产极权各国的独裁者引为同道,所以,他对斯大林的大清洗给予同情的理解并为之辩护道: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围攻下的可以理解的自卫。(参见《加缪和萨特》第七章《爆发》)

3,加缪认为,共产主义的诉求和它的邪恶特征有着共同的根源:一种致命的人的冲动,即基于形而上学的或历史必然性的犯罪激情,20世纪的人类迷恋合法化杀人,习惯了用一个完美的借口来杀人。先是纳粹主义,继而是共产主义,使政治迫害和屠杀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成官僚机构的例行公事。他说:“哲学,它可以被用于任何目的——甚至把杀人犯变成法官。”(P167)只有在限制暴力的制度建立起来,从而使暴力不再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加缪才能容忍暴力的使用。而萨特,他的政治哲学中也有类似共产主义的冲动,也就是对历史发展的一元论和决定论的理解。他认为,实现历史必然性的惟一力量是工人阶级、共产党和共产制度的暴力革命。所以,为了实现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暴力是合法的正当的。

其实,对萨特的斯大林主义倾向的最早洞察是美国人。早在萨特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之前的1946年,萨特访问过美国,他与美国知识界相处得并不愉快。他指责美国人过于追求物质财富而缺乏对生命的“重大关怀”。但在美国人看来,他的态度有种欧洲民族主义的傲慢,其学说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斯大林主义。”

1946年3月-5月,加缪也访问过美国,他与美国知识界的交流远比萨特和谐。因为加缪的人道主义及反暴力立场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更为接近。与萨特和加缪在美国交流过的著名政治学家阿伦特认为,加缪是“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加缪还是一位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是可以“四海为家”的人;而“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太有才气,太有抱负,……”

加缪在写给《现代》杂志的长信中提出:1,为一个孳生劳改营的制度辩护,在道德上难道不是为邪恶辩护吗?2,苏联体制在光天化日下的政治恐怖,难道没有证明苏联革命存在着致命缺陷吗?3,革命暴力的所谓“解放”作用,是否已经变成了一种摧残和毁灭人性的武器?4,不顾及苏联的邪恶而一味支持共产主义,难道就是法国左翼知识界的良知吗?

然而,萨特在反驳加缪时,特别是在那封著名的《答加缪书》中,要么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要么转移论题进行狡辩,而且用了近三分之二篇幅对加缪进行人身攻击。萨特指责加缪“自负”、“脆弱”、“冷酷”、“做作”和“虚荣”。在萨特笔下,加缪自负得把自己当作一个供人仰望的伟大人物,随时都把塑像的底座放在自己身下:“您赏脸光顾这一期《现代》杂志,您随身携带的是一个手提的偶像底座。”(《加缪传》P554);加缪脆弱得经常用自己昔日的贫困来赚取同情和支持,炫耀苦出身是为了“让陪审团潸然泪下”;加缪的虚荣心太强,因而很容易受伤,“……被受伤的虚荣心发出的臭味熏晕了头脑”;加缪很冷酷,在争论时不是把对手当作一个人,而是当作“一个物,一个死人”,甚至就是在谈“一个汤碗或一把曼陀铃似的”,所以,加缪是“一种阴郁的妄自尊大的牺牲品。”

萨特对加缪进行人身攻击时还充满了轻蔑的嘲讽,他把加缪在争论中的君子风度贬低为矫揉造作,而这些文字已经成为萨特《答加缪书》中最着名段落:

“您的心最让人为难的地方就是它太过雕琢了。我不会因为它浮夸而责备你,浮夸对您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责备您的毋宁说是您悠然自得地玩弄您的愤怒。我承认我们的时代有一些让人不悦的地方,对肝火旺的人来说,偶尔咆哮着拍桌子肯定也是一种发泄。但我遗憾地看到,甚至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您也在这种情绪失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辞藻。这种可能导致无意暴力的放纵在暴力处于控制之下的时候肯定会受到抵制。您多么狡猾啊,您假装镇静,这样您一旦暴跳如雷起来才能让我们更加震惊。您用何等的技巧显示您的怒气,却立即把它藏到一个假意宽慰人心的微笑后面。假如这些手法让我想起刑事法庭,这是不是我的过错?事实上,只有总检察长才会如此训练有素:他能驾轻就熟地动怒,能自始至终隐忍着怒气,在必要的时候转变成大提琴那样委婉深沉的调子。君子共和国任命您为它的公诉人了吗?”((《加缪和萨特》P206)

萨特的终生情人西蒙·德·波伏娃也曾在回忆录中恶毒地攻击加缪。她把加缪称为“《战斗报》的一个‘小暴君’、一个陷入‘抽象的愤怒’和‘道德准则’的人。由于‘无法妥协’,他成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个越来越顽固的拥趸’。被反共产主义妖迷心窍,加缪成了可疑的‘伟大原则’的一名信徒。”

萨特的另一不君子的表现是,他在信的结尾还单方面宣布拒绝在就加缪的回应发言:“您若想答复我,杂志随时欢迎,但是我,我不再回答您了。”(P213)

在萨特抨击加缪的长信中,三分之二是人身攻击,只是在后半部分,萨特才涉及到政治立场选择之争,道出了他对加缪的反共政立场的看法。在萨特看来,在战时,加缪全身心地介入抵抗运动,堪称知识分子介入历史进程的楷模;二战后,共产主义变成了历史潮流,而加缪却选择了个人主义的反潮流立场。萨特质问加缪:为什么抵抗运动中的介入楷模没有在解放以后顺应历史潮流?言下之意,加缪的政治悲剧在于他没有象战时那样介入历史潮流,而是站在历史潮流之外并企图阻挡历史潮流的汹涌而来。同时,萨特还用歪曲加缪与法共的关系来解释加缪的选择,也就是把大是大非的选择归结为个人恩怨。萨特认为:也许是法共的代表们侮辱过加缪,才是加缪转“着意要与历史潮流相抗”,反对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萨特还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告诫加缪:“您的个人性只能是海市蜃楼,因为个人性只有获得了社会现实的滋养才可能是真实的和有活力的。”(P212)

而在事实上,作为著名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加缪从未停止过介入历史的脚步,在共产主义风靡世界并席卷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50年代,难道加缪敢于逆强势的共产思潮而动,不怕得罪人多势众的西方左翼而高调反对斯大林体制,不是一种孤胆英雄式的介入吗?正是这种不顺应人云亦云的所谓“历史潮流”的孤胆英雄式的介入,才显示出加缪的睿智、良知和远见。

更让加缪伤心的是,早在1946年两人的分歧刚刚冒头时,库斯勒看出了加缪和萨特的政治分歧,他曾告诫加缪说:“如果你们政见不同,就不可能成为朋友!”加缪回答说:“我们宁要具体不要抽象,宁要人不要教条,我们把友谊置于政见之上。”(P117)也就是说,对于非常看重私人友谊的加缪来说,如果萨特对他的批评仅限于政见的争论,无论分歧多么巨大,也决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也不会那么痛苦地与萨特决裂。但萨特的长篇大论中,没有多少政见之争的内容,而大都是人身攻击。所以,加缪在看完发表于《现代》上的萨特的20页回信和让松的30页回信后,在当年9月2日写信给弗朗辛评论说:“除了萨特说到的一点之外,两人谁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写了血口喷人的50页信。因此我有幸被他们呼为警察、蹩脚演员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P218)“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这些攻击的极端粗野”,“这种被压抑的仇恨的爆发令人心惊胆战,证明这些人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现代》上的辩论——无赖作风。他们惟一的借口存在于那个可怕的时代。他们内心的某种东西彻底地向往奴役。”(P220-223)

也有明眼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人的论战表面上是围绕着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而展开,实质上是两人人格的背离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标志着两种性格以及两种对待生活的方式的一刀两断。

萨特是个独断的人,凡是在政治观点上与他相左的的朋友,达都无法维持住私人友谊,萨特主动断交的朋友,远不止加缪一人。

老朋友雷蒙·阿隆反对共产主义和批判左翼知识界。他指出,左翼知识分子大都患有阵发性智力痉挛,特别是面对巨大政治变动的立场选择时,很容易陷入迷乱状态,共产主义已经变成“知识分子的鸦片”。于是,萨特与阿隆断交。

梅洛·庞蒂也是萨特的老朋友,他为苏联辩护并与加缪争论时,萨特站在梅洛?庞蒂一边批评加缪,而1950年韩战爆发,梅洛·庞蒂开始放弃对苏联的期望,他先是沉默、继而也开始公开反苏,还批判萨特的激进布尔什维克主义。于是,萨特便与之断交。

萨特断交的其他朋友还有:阿尔特芒、鲁塞、艾田浦、勒伏尔等人。

对于类似萨特这样的极左知识分子的声望曾经如日中天的现象,雷威评论说:“法兰西是个很滑稽的国度,在这里,走错了路会成为传奇,近于作恶有助于成为神话,并且,稍许的变节行为会给您增加标码和身价。奖赏无耻下流。荣誉或耻辱。渎职的股份当作进入先贤祠的门票。”(《自由的冒险历程》P47)

三、萨特的双重标准和加缪的单一标准

本来,萨特与法共的关系一直紧张,经常相互抨击。但与加缪决裂并选择共产主义之后,萨特既得到了曾经抨击过他的法共的欣赏,更得到来自斯大林的青睐。斯大林幕后操控的维也纳和平大会于1952年12月召开,萨特被邀请与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言。在会上,萨特与一大批支持苏联的左派名流如伊利亚·爱伦堡、巴勃罗·聂鲁达等人过从甚密,还与曾被他称为“鬣狗”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言归于好。

众所周知,二战前后,苏联的作品审查制度,不仅适用于苏联国内,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无论是东欧的卫星国还是西方各国。各国共产党组织在审查作品时出现分歧,就会把该作品是否适于公开出版的决断权上交到苏共的意识形态衙门。一向以追求自由标榜的大作家萨特,居然也对这种野蛮的审查制度作出让步,的确令人吃惊。本来,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要在和平大会期间的维也纳上演,但共产党人认为这部戏是对他们的批判,不喜欢在此期间上演。不是党员而仅是同路人的萨特为了维持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居然屈从于压力,主动取消了演出,甚至愿意为此向承办演出者支付违约金。他公开表态说:以后,这部戏不管在哪儿上演,都应该事先征得当地共产党的批准!萨特还为自己的屈从辩解说,这种限定没有侵犯他的自由和他作为作家的正直,而是对一种历史现实的容忍:“我的剧作已变成一个政治战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在如今紧张的空气之下,我不觉得在主要敏感地点如柏林或维也纳演出该剧,能对和平事业有所裨益。”(P233)

就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召开的前两周,共产捷克进行着加缪所指控的谋杀,鲁道夫·斯兰斯基等多名捷共领导人被以叛国罪进行公审,指控他们参与了一桩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12月3日,斯兰斯基等十人被处决。在萨特出发去维也纳赴会之前,着名的《费加罗报》就此向萨特发出质问:“你会发一封电报给戈特沃尔德总统,拯救那些被布拉格控告的人吗?”但萨特没有答复,也没有抗议这场卑鄙的谋杀,维也纳大会也没有提出抗议。对于几乎同时发生在苏联的“医生阴谋案”和疯狂的反犹浪潮,萨特也保持了“共产党同路人”的应有的沉默。他为此辩护说:“配得上对正在抗争的人民施加影响的人,首先必须参加他们的抗争,如果您希望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就得接受许多东西。”

看来,萨特主动配合共产党审查制度的取消演出和共产党谋杀的沉默,就是他所说的“首先就得接受许多东西”之列。

萨特及其左翼分子还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采取一种不公正的双重标准,。1953年6月,萨特发表文章,愤怒地谴责美国政府以间谍罪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将其称为“罪恶的精神错乱”,“明天就能把我们统统扔进一场灭绝性的战争之中。”(P236)因为,这起死刑判决是“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政治冤案。

就在萨特谴责美国政府以反共之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文章发表的当天,东德政府向和平示威的工人开枪。然而,法国的萨特们和左翼报纸却把“柏林惨案中立化”。

与萨特不同,加缪的立场是单一的坚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对所有罪恶一视同仁,革命的理念只有在拒绝20世纪的革命法则——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才能找回它追求自由的激情和成效。1946年,加缪在日记里列出了他必须抗议的罪恶:1,好几万希腊儿童被驱逐出境;2,俄国农民阶级的肉体消灭;3,集中营里的数百万人;4,政治绑架;5,铁幕背后差不多每天都在发生的政治处决;6,反犹主义;7,愚蠢;8,残酷。

所以,在50年代前期,加缪谴责美国的冤案,也谴责捷克的处决和柏林惨案。他对布拉格审判的反应极为强烈:“在维也纳,鸽子飞落在了绞刑架上。”他批判亲共左翼知识分子的厚此薄彼:“前往维也纳意味着参加一场冷战行动,但是,带着十一个在捷克报纸上名字前缀着‘犹太人’一词的被绞死者的背景前往维也纳,就难以名状了……正如我们的右翼分子在希特勒的权力面前神魂颠倒,我们的左翼分子也为共产主义的神威欣喜若狂,用‘效率’的名义把自己细细装扮起来。”(P235)

加缪在抗议柏林惨案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说:“如果我确信柏林的骚乱无法让我们忘怀罗森堡夫妇,则更可怕的是情,莫过于那些自称‘左翼’的人能设法把躲在罗森堡夫妇的阴影里开火的德国人藏匿起来。然而,这是我们亲眼见到,我们司空见惯的事实,这正是我们现在何以在场的原因。我们在场,是因为若我们不在场,则显然那些口口声声为保卫工人尽责的人,也不会在场。我们在场,是因为柏林工人冒着先被杀害后被出卖的风险,冒着正是被他们渴望团结的那些人出卖的风险。”他颇为动情质问道:“一个工人——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在坦克面前攥紧拳头,高叫着自己不是奴隶,如果到这时我们还不闻不问,我们算什么人?如果我们在戈特林(他作为一名前西方鼓动家被苏联行刑队枪决)面前保持沉默,却为罗森堡奔走斡旋,这又意味着什么?”(P236-237)

对1954年-1962年,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导致阿尔及利亚的长期骚乱、甚至战争。萨特单方面谴责法国殖民政府,而加缪则既谴责殖民者法国政府的暴力镇压,呼吁法国政府结束殖民地统治;也谴责反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的恐怖主义暴力,呼吁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和平共处。加缪对法国政府说:“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拿着用来镇压的警棍时,还能以文明的创立者自居吗?”他同时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恐怖主义说:民族独立和平等的诉求并不能取得“屠杀和恐怖的权利”。

但加缪对双方的呼吁并没阻止悲剧的发生。1960年,戴高乐镇压了针对自己的起义,而“阿解游击队”继续进行绑架、暗杀、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等暴力屠杀;顽固不化的殖民者和军人建立秘密军事组织,旨在破坏任何和平协议的达成。1961年,秘密军事组织对阿尔及利亚人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场大屠杀。在该组织的暗杀名单中,甚至包括戴高乐和萨特。1961年7月,他们在萨特住所的楼层安置炸弹;1962年1月,他们炸毁了萨特的公寓;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最终宣告独立,一百万法裔阿尔及利亚人逃往法国和西班牙,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东西。

面对加缪对萨特的双重标准的质问,萨特的自我辩护非常可笑而自负:

第一,共产主义是被压迫者、即工人阶级的主义,代表未来的主义,但共产主义并非白璧无瑕,接受共产主义,也就意味着同时接受其罪恶,支持其暴力,忍受政治行为的道德代价。目的在于参与共产主义改变世界的计划,也同时参与中改良共产主义;他自信自己可以影响苏联,使其避免罪恶并向善而行。

第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忍异见的,即便你批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会将你清楚或灭绝;共产主义是排他的,根本不允许异见存在,反对它就只能意味着反对者的彻底出局,而出局者便无法参与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

第三,正因为共产主义的绝对排他性,西方知识分子的抗议或批评对共产主义政府毫无作用,既会失去影响并改良共产主义国家的机会,又可能在冷战背景下引发战争行为。西方知识分子应该评论自己的影响力所及的世界大事,而不要站在资产阶级势力一边反对共产主义苏联。

第四,萨特对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充满了机会主义的聪明。他说:“政治中存在一种道德——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没有被明白地考虑过——当政治必须背叛它的道德的时候,选择道德就是背叛政治。现在,找一条出路走出两难吧!特别是当政治以统治人类为目标的时候。”正如《萨特和加缪》一书作者阿隆森所言:萨特“把一切社会生活都看作围绕统治权力的恶性斗争。他制造了一种暴力图腾,认为它是人类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必需,而罔顾其代价几何。鼎盛时期的加缪认识到暴力的腐化和破坏后果,特别是在那些号称要解放人类的运动之中。”(P315)

双重标准说明,萨特不再是为真理而战,而仅仅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战。他可以毫无顾忌地用政治计算代替普世道义,自甘于政客的阴谋色彩和文人膜拜独裁者的奴性。所以,萨特已经不配自称是知识分子了。正如加缪所言:“这些绅士们渴望奴役,鼓吹奴役,需要奴役(要人们言听计从)。他们很可能同时当上统治者和奴隶。”(P220)

如果说,萨特宁愿背叛普世道德而选择邪恶的现实政治,也就是选择一种不诚实的政客立场;而加缪就宁愿背叛现实政治而选择普世道德,也就是选择一种诚实的知识分子立场。

四、东方暴君的座上宾——萨特

斯大林的死亡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使前苏联作为共产主义灯塔的光辉逐渐黯淡,但萨特等西方左派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一面为斯大林主义辩护,一面又把另一东方共产大国的极权者毛泽东视为新的救星。

因此,萨特一直是东方极权者的座上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萨特和波伏娃作为贵宾,先访问苏联后访问中国,两次受到优待的访问变成两篇赞美东方共产极权的赞歌。

1954年萨特与波伏娃访问苏联,当年12月萨特被选为“法国-苏联友好联盟”副主席。访苏回国后,萨特发表了许多赞美苏联的演讲和谈话。他公然宣称:“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的国家。”他还专门写了讽刺反共媒体的戏剧《涅克拉索夫》。1956年新年,萨特在苏联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我们的苏维埃朋友”的新年祝词。

在最早赞美毛泽东中国的法国名流中,当然少不了萨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德·波伏娃。

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两人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中国足足游览45天;10月1日白天,他俩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当晚,两人又被请上天安门,与茅盾夫妇同桌观看焰火。受到如此优待的两个法国名流,自然对毛泽东的中国大加赞美。

在后来回忆中,波伏娃这样描述毛泽东:“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她又这样描述天安们广场上的人群:“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虽然同为哲学家,但萨特对中国的赞美,还是不同与女人的感性描述,而很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观感》。萨特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解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的。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你们这里……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在不断地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

回国后,萨特又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波伏娃利用45天的观感和收集到的资料,写出长达500余页大书《长征》,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扩大毛泽东中国在当时西方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让人想起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但是,中国在60年代却开始批判萨特主义。

1968年对于萨特来说是充满刺激的一年。一方面,苏联帝国出动坦克,制造了血腥的“布拉格之春”,由此萨特宣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中国文革进入高潮的1968年,法国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萨特走向更崇尚暴力的意识形态立场,变成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

毛泽东发动文革,“造反有理”的口号煽动起打砸抢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代替斯大林而成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代激进青年的新偶像。正如《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所言:对于成长于19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一代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19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烙印。

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学生造反运动”也开始风靡西方。萨特旗帜鲜明地支持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如同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运动一样。萨特喜欢学生提出“把禁止禁止掉”的口号,他还煽动说:“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的唯一的东西,……在我们西方国家,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他支持法国青年的造反运动,帮助学生们办左派小报,甚至亲自上街去叫卖《人民事业报》。这些左派小报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老板该给关起来”、“议员该私刑处死”、“永远消灭资产者”、“人民战争万岁”……怪不得雷威先生讽刺说:“应该给这些报纸颁发发明法国报业史上最野蛮的公开大标题的荣誉证书。”(《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法】贝尔纳·亨利·雷威著,曼玲张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65)

萨特不仅赞美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也同样赞美卡斯特罗的古巴。他也曾作为古巴政府的座上宾前往哈瓦那,在主席台上与极权者卡斯特罗并肩而立,接受数十万民众的欢呼。在那次聚会上,卡斯特罗的演讲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居然长达八个小时,萨特也和十万愚民一样聆听到底。集会散后,萨特惊叹道:古巴革命塑造“新人”的事业竟如此成功,甚至改变了人的生理需要,征服了睡眠、休息和自我。他还与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进行彻夜长谈,他把格瓦拉奉为世界上最完整的人,进而把极权古巴当作“一种直接的民主制”。

五、谁的选择更符合历史潮流

1963年,波伏娃如此描述了加缪与萨特的决裂:“事实上,如果这段友谊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破裂,那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已经没剩多少了。1945年萨特和加缪之间就出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且一年比一年突出。加缪是个理想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他一度被迫服从‘历史’,一有可能就想抽身而出;他对人们的苦难极为敏感,把它纳入‘自然’之中;萨特自1940年起就致力于批判理想主义,要挣脱最初的个人主义而到‘历史’之中生活;他的立场接近马克思主义,试图与共产党人结盟。……萨特笃信社会主义的真理。而加缪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的捍卫者;……在两大集团中保持中立最终是不可能的;萨特因此靠拢苏联;加缪憎恨俄国人,尽管他也不喜欢美国,但几乎可以说,他还是转到了美国一边。”(P320-321)

萨特与加缪,两位著名作家且是亲密战友,他俩在抵抗运动时期并肩战斗,又是战后法国左翼思想界的领袖级人物。所以,两人在50年代初的公开论战及其决裂,自然会引起舆论界的热心炒作,几乎所有着名报刊都大篇幅炒作两人的争论和决裂。

在当时西方知识界普遍左倾的历史条件下,这场论战的暂时胜负早在萨特的预料之中,正如萨特告诫加缪那样:我萨特站在历史潮流一边,你加缪却逆流而动。同时,在当时的法国和西方的知识界,萨特的名字如日中天,他的改宗得到了普遍的欢呼,他对加缪的抨击自然也颇有市场。而加缪,他坚守个人自由信念本来就不合当时的潮流,他的反共产主义反暴力的立场就愈发变得孤立无援。

《加缪和萨特》的作者罗纳德·阿隆森说:“没有人质疑萨特粗暴攻击的合理性,仿佛凭着通过与某人的友朋关系取得的证据公然中伤此人是完全正常的。……人们幸灾乐祸地给两人打分,萨特以绝对优势领先。”(P219)

《阿尔贝·加缪传》的作者洛特曼也说:“萨特宣布他无论如何都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加缪拒绝加入那些时兴的激进大众,他们是跟谋杀犯作交易的人;因此,他遭到萨特主义者的嘲笑和侮辱,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萨特主义者。”加缪本人也在日记中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为的是摧毁我。”(《加缪传》P561)

在两人论战中,萨特非常自负,总以高高在上的大师姿态俯视加缪,然而,萨特的傲慢没能持续多久,1956年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为赫鲁晓夫控诉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传遍世界,一为苏联出兵镇压导致的“匈牙利事件”;于是,萨特的苏联梦被打碎,促使他不得不宣布与苏联决裂。但他对两件事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尽管他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震撼,但他仍然竭力抨击这个报告;尽管他强烈谴责“匈牙利事件”,但他却作出令人困惑的选择。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当时的西方知识界先后出现了两个着名的请愿书。前一个由著名哲学家罗素和雅斯贝尔斯担任主席的“保卫文化自由大会”发起,“以全人类良心的名义”敦促联合国采取紧急措施,“以捍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并保卫这个英雄的民族免遭苏联军队的粗暴镇压和恐吓”,雷蒙?阿隆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萨特却拒绝签名。后一份请愿书名为《反对苏联的干涉》,公开谴责“用大炮和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抗”的行径,萨特马上签名且位列第一。

由此,萨特宣布自己与苏联和法共的彻底决裂。他在接受《快报》采访时说:“怀着遗憾和绝决,我正在剪断和我的俄国作家圈朋友们的友谊纽带,他们没有谴责(或无法谴责)匈牙利屠杀。我再也不可能对苏联官僚统治集团露出笑脸。”同时,他也对法共发出断绝关系的信息:“不可能、也永无可能与现今领导着法国共产党的人重建联系。他们的每一种话语,每一个姿势,都是30年说谎和僵化守旧的最终结果。”(P282)而且,萨特在他主持的《现代》杂志上推出一期长达487页的匈牙利暴动专题,他其中刊载数十位匈牙利人的文章,专题的导言是萨特亲自撰写的长达120页的论文《斯大林的幽灵》。

这次抗议苏联的行动以及与法共的决裂,是当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四年传声筒的萨特第一次发出独立的声音,也标志着萨特从政治机会主义回归到普世道德的立场。萨特自称,从1952年到1956年的四年间,他是苏共的支持者,但从1957年开始,他变成苏共的批评者。

是的,曾经为斯大林大清洗辩护过的萨特,现在开始抗议苏共逮捕和审判持不同政见作家,抗议苏共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协,抗议苏联出兵捷克和入侵阿富汗,……也等于否定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四年。但萨特的极端左倾和支持暴力革命的立场并没有多大变化,他仍然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是惟一有可能通往社会主义的运动。”他多次发表为极权主义辩护的演讲,不光攻击昔日的好友加缪,且对写出著名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文的阿隆,萨特们也极尽批判、甚至谩骂和诅咒。

事实上,萨特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的转变,已经证明了加缪的政治选择是正确的。1960年,在年仅48岁的加缪不幸地死于车祸之后,萨特和波伏娃分别发表文章悼念加缪,把自己归于“一切爱加缪的人”的行列,赞美这位昔日的好友和日后的论敌。萨特说:绝交并没有让我忘记他。因为,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事件中,加缪是一位坚定的道德在场者,不可动摇地反对马基雅维里主义,反对现实主义政治,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重新确立起道德事实的存在。同时,萨特在哀悼文章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现实主义政治的祭坛上朝拜了四年。

1952年,萨特曾全力抨击加缪的思想随笔《反抗者》,而萨特在后来的哲学着作《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卷中,提出了与加缪的《反抗者》相同的问题:旨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何以制造了人间地狱?(P322)

然而,萨特并没有完全汲取朝拜苏联的教训,从1957年到1970年代,他一面反对苏联,一面赞美比斯大林更残酷的暴君毛泽东;他向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古巴暴君卡斯特罗并肩而立。

现在,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两人之争作为反省冷战时期的西方左倾思潮的一部分而被再次提起,西方知识界才明白:共产主义暴力的信徒萨特是荒谬的,他的政治视力只有0.5,而和平主义者加缪是正确的,他的政治视力是1.5.

《加缪传》的作者洛特曼说:“他不躲避任何战斗。他是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的先驱之一,之后,他又向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流放者、斯大林的受害者、青年反叛者、为理想拒服兵役者伸出援助之手,并成为他们的朋友。瑞典文学院向他颁发诺贝尔奖时,说他是反专制作家中最投入的一位。”(《加缪传》,P3)

《萨特和加缪》的作者阿隆森引述一些萨特研究者的成果说:两人的论战,萨特在50年代前期占了绝对上风,而“今天是加缪无可置疑地笑到了最后。在最有名的那些谬误中,政治的萨特是个饱受‘极权主义谵妄’摧毁的‘盲从者’,一个‘鼓吹自愿接受奴役的传教士’,相反,加缪几乎每一次都是正确的。”(P326)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这样评价萨特倡导的“介入文学”:“至于‘介入文学’或‘介入科学’,我们知道它们已通向何处:通向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通向了米丘林,通向了李森科,通向了整个一个大国精神与经济的全面崩溃,而这个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曾拥有过一种巨大的潜力:这里该回想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契珂夫、列宁格勒语言学派、俄国的数学家们,等等。”(《自由的冒险历程》P9)

法国着名思想家贝尔纳·雷威,当年也曾是左翼青年和毛主义者,但他在新世纪回顾20世纪的法国知识界时指出,他们为了政治理想而无视真理,对于他们眼中的理想国家犯下的罪恶熟视无睹或为之辩护。他对《费加罗报》说:“这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20世纪的历史。一个世纪的疯狂,一个世纪的动乱。”“他们的积极介入经常是盲目的,他们的迷途往往是犯罪的。”“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新曙光。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法国革命以一种新形式在继续俄国的革命;另一些人则着迷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苦行主义;而第三种人念念不忘对纯洁性的疯狂追求,我认为这种疯狂追求正是20世纪的大患。”(《自由的冒险历程》,译序)

新世纪里回首萨特当年的明言:“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我不得不说:萨特一度曾是共产极权的一条名狗!只不过,这条名狗生活在西方,享受着免除恐惧的自由,即便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再激烈,也不必担心会被批斗、被流放、被下狱、被枪毙、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活在斯大林时代或毛泽东时代的名流们,不要说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即便是完全拥护共产主义的名流,只要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极权者稍有不同,也难逃被打入地狱。从苏共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到中共的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以及太多的知识名流,从苏联的高尔基到中国的老舍,大都由“共产主义的名狗”沦为“共产主义的弃狗”,进而在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之中变成尸骨无存的“死狗”!

早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加缪就在演讲中告诫世界:在这个充满暴力、破坏和死亡的时代,整整一代欧洲人的“精神经历”面对着一个荒诞的世界:对法西斯主义,是抵抗还是合作?这种抉择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虽然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极权垮台了,但极权主义仍然在以其它形式存在着,暴力、灭绝、谋杀对人性的毒化并没有解除,我们所有人的心里都带着毒药,我们都应该为希特勒主义负责。所以,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继续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性价值的世界中,许多人仍然膜拜权力意志和历史必然,仍然顺从官僚理性和忍受暴力和毁灭。

即便在今天,加缪的告诫和信念仍然没有过时。

2006年2月9日于北京家中

本文史料参考文献:

《加缪与萨特》,【美】罗纳德·阿隆森著,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加缪传》,【美】埃尔贝·R·洛特曼著,肖云上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法】贝尔纳·亨利·雷威著,曼玲张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让·保罗·萨特传》,【法】弗朗西斯·让松著,刘甲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萨特在北京过国庆感受如日初升的新中国》,杨建民著,人民网2005-06-21。

《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程映虹著,《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

【刘晓波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