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民间网站守望者野渡

自从互联网进入大陆中国以来,独立于官方立场的民间网站便应运而生。在民间网站中,尽量避免敏感时政问题、专打擦边球的自律者多,而坚守信息自由立场的勇者寡。在极少数敢于突破言论封锁的民间网站中,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无疑是大胆而坚韧的民间网站之一。在这个网站里,几乎所有的敏感时政新闻和敏感人士的言论都能见到。而且,这个网站积极参与网络维权,特别是在“刘荻案”和“杜导斌案”中,作为专门的签名网址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该网站都先后被关闭了几十次,主持人也都遭到官方的骚扰和迫害。套用“屡败屡战”的古语,该网站可谓是“屡关屡开”。

看野渡整理出的《民主与自由》大事记,从2001年8月28日起,该网站已经被迫关闭四十七次,每次的理由都是该网站“有严重问题”或“有违法信息”。野渡为了坚持开站,不断地变换网上空间,先后转辗广东、江西、河北、四川、上海、甘肃、福建、北京、甚至英国等地,租用过几十个服务器供应商提供的空间。同时,为了生存下去,野渡还改变了该网站的名字,把《民主与自由》改为《观点》,但这根本无法逃过网警们的监控。

该网站的关开之频繁和时间之短,让不了解中国网络状况的人难以想象。2002年7月,该网站在一个月内关开了三次。之后,该网站每一次重开后的生存时间越来越短,依次为二十天、十天、九天、三天、两天、一天、不足24小时,最短的生存时间居然不足三个小时。2005年10月18日,该网站被第四十六次关闭并取缔备案。从中共的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角度讲,取消备案意味着该网站在大陆的彻底关闭。但野渡还是再次重开。2005年11月25日,该网站第四十七次被关。

由于《民主与自由》为扩展大陆的民间言论空间和争取言论自由所作的不懈努力,更由于中共官权蛮横而违法的封网举动,该网站的作为和遭遇自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2004年5月23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民主与自由》网站的长篇报道《在网络夹缝中生存的网络管理员》;《亚洲媒介》、《中国时报》、台北中央电台、美国希望之声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境外媒体,也多次报道过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的艰难生存状况。

然而,官方对国际舆论的批评毫无在乎,反而屡屡用卑劣的手段进行打压。野渡为了坚持办《民主与自由》付出不小的个人代价:先是丢掉了广州电大的教职,失去固定收入必然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但失去饭碗并没有吓退他,广州警方又采取让他居无定所的办法进行骚扰。从2004年9月到2005年11月,警方躲在幕后恐吓房东,让房东不得不出面赶野渡搬家,短短的一年内居然有五次至多。对此,野渡自嘲说:“我已经变成了专业搬家户。”

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前,广州警方对野渡开始新一轮的驱赶行动。当地的江南中街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人员轮番骚扰野渡的房东:如不赶走野渡就要动用消防检查等各种手段“修理”房东。2005年11月28日,野渡就警察的非法威胁向广州市公安局投诉,非但没有任何回音,反而招来变本加厉的威胁。江南中街派出所和居委会勒令房东必须在几天内把野渡赶走。无奈之下,野渡准备借钱购买住房,以解决多次被迫搬迁的麻烦,警察居然又找上了正在与野渡洽谈交易的业主进行恐吓。

更为卑鄙的是,警察还多次到野渡的妻子所在单位进行骚扰,并宣称说直到把野渡赶出广州为止。单位负责人被迫找到野渡妻子谈话,暗示让她“考虑清楚”现在的婚姻。当这一切威胁全部失效之后,他妻子所在台湾统一企业集团广州分公司慑于警方的威胁,把她发配到一个偏僻地段负责业务。该企业主管还放话说:要么就辞职,要么等不能完成业务工作被末位淘汰。

用砸饭碗和逼迫搬家的手段来迫害异见人士,已经不是偶尔为之的手段而是常规。据我所知,近年来,遭到这种迫害的异见人士绝非野渡一人。

创办过自由主义网站《羊子家园》的杨子立先生,早在他被捕且被判处八年重刑之前的2000年,他和妻子路坤就成多次被房东逼迫搬家,屡受居无定所的漂泊之苦,背后的操纵者自然是北京警方。

曾经就职于《法制日报》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先后两次被解职。

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被开除教职。

西藏女作家唯色被开除公职且至今拿不到护照。

维权律师郭国汀和高智晟的事务所先后被处以停业一年的惩罚,郭律师被迫出走加拿大,高律师却以罕见的勇气留在国内坚持维权。

小乔女士原本在上海有不错的工作,但在警察的屡次捣乱下,她也丢掉了饭碗,不得不南下深圳谋生。但在深圳她同样遭到警察的骚扰,两次找到工作又两次被炒鱿鱼,逼得小乔只能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在北京居住的陈永苗最具代表性。他在不同媒体工作的2年里,由于官权的压力,先后换了五家媒体。2003年10月到《新京报》就职,北京警察先后二批找到单位领导施加压力;2004年5月,他刚到《法制晚报》,警察又来打招呼施压;2004年11月到2005年3月,他受聘于《法制早报》,在悼念赵紫阳和北京“两会”的期间,两次被警方软禁,共25天。软禁结束后,《法制早报》解除了他的职位;2005年7月,他受聘于新华社所办的《国家先驱导报》,因为他代表中国民间各界起草了“给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的贺电”,在11月被新华社领导要求离开。后来,他找到中国法学会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没想到,原来的《新周报》总编辑赵世龙居然到中国法学会打小报告,使陈永苗再次不得不离开。

陈永苗不仅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他在北京的家居也受到影响。他因参与“悼念赵紫阳”被软禁,放回后却被迫搬家,而且是在2004年春节的大年三十,他的住处所在地的北京空军某部门要求他立刻搬走。之后,他又被迫大半夜里搬家一次。

如此频繁的失去工作和变换住所,使陈永苗本人哭笑不得,以至于他在自己的MSN上戏称“我要去中南海找工作:干进中南海。”

尽管与那些遭遇文字狱的民间异见人士相比,野渡等人的遭遇还算“温柔”,至少没有被关进监狱。但无论怎样“温柔”,也是他们的工作权、居住权、甚至婚姻权的严重侵犯,而且当局使用的是执法违法的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

官权的打压固然凸现了独裁政权的伪善和民间维权的风险,但随着民间的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其维权勇气也在同步增加。频繁的文字狱压不垮政治异见的表达,砸饭碗的威慑和居住权的侵犯更无法让民间彻底沉默。恰恰相反,无权无势的民间人士反而更坚定投身于自由写作和维权事业。

同时,在官权高压的民间维权事业却持续高涨,不断地造就网络维权的“明星”,造就底层维权的草根英雄,造就越来越壮大的维权律师群体。在近年来的维权运动中,几乎每年都能涌现出“维权勇士”或“真话英雄”的新面孔,《亚洲周刊》选出的2005年风云人物中,就有中国的十四位维权律师上榜。

换言之,对于改革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化,官方最爱炫耀的是经济高增长及其国力军力的俱增,而从民间的角度看这变化,不仅是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更是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使民间生存空间得到持续拓展,官权的砸饭碗迫害逐渐失效;价值分化使官方主旋律无人倾听,独立于官方的民间价值标准正在形成。

这是光明与黑暗、抗争与压制并存的复杂局面,官方统治效力下降和民间维权力量增长,既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和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也表现为镇压的残酷性有效性的下降和民间道义勇气的提升,加之官方在经济上技术上的对外开放和主流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力,已经使官权通吃而民间驯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毋宁说,每一位被官权暂时剥夺失去权的人士,既表征着官权的自我贬值,也意味着民间力量的又一次扩大和积累;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每一次官民对抗的结果,也越来越显露出自发抗争的坦荡与强权压制的虚弱。

所以,眼睛向上,寄希望于中南海出现“明主”,带来的必然是一次次的失望和悲观;而眼睛向下,相信民间的觉醒、智慧和勇气,坚定地立足于独立民间力量的发育与扩张,才会超越对恩人政治的期望与期望落空的悲观之间的恶性循环,而逐渐培育出一种乐观开朗的民间生态。

正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官民博弈时代,所以我相信,以野渡的性格和信念而论,他的网站第四十七被关,绝非民间网站的墓志铭,民主与自由不死,以“民主与自由”命名的网站,也决不会屈从于官权的高压。

2006年1月8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6.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