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毛泽东批判

毛泽东110年诞辰,日益腐败的小康中国再掀毛泽东热,官方举行了缅怀仪式和纪念座谈会,新党魁胡锦涛发表讲话,称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和“中华民族的骄傲”;军头江泽民也出席《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型音乐会;此前,现任常委们也都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如曾庆红去毛的故乡朝拜和参观毛家图片展,李长春在纪念会上讲话。

中国的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发表回忆和评论文章,官方的人民网、新华网以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等110家中文网站,共同开展“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主题活动,提前一个月于11月26日就正式启动。

新影厂推出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中央电视台在推出四十集电视剧《延安颂》之外,还在电影频道连续播出《杨开慧》、《库尔班大叔上北京》、《毛泽东的故事》、《井冈山》、《长征》、《重庆谈判》等一批有关毛泽东的电影。

在各大书店,《毛泽东自传》以及毛家人的各类回忆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毛泽东之路(1893-1976)》、《走近毛泽东》、《开国前夜——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风云岁月》、《毛泽东初进中南海》、《缅怀毛泽东》等书籍先后上架。

有媒体评论说:中共现政权如此高规格的纪念活动,显示了胡温体制的亲民路线和反腐败的决心,因为胡上台伊始就去革命老区西柏坡朝圣,高倡“艰苦奋斗”和“戒骄戒躁”,以区别于江、朱时代向富人倾斜的政策。而我认为,现政权以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排场祭奠毛泽东,主要是为独裁党招魂,它既是由中共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胡温体制扩张党内权力基础的策略所需要的。

就中共本质而言,只要现行制度不变,中共就不会放弃毛的阴魂,屡受毛整肃的邓小平不会放弃,江泽民和胡锦涛也不会放弃,因为彻底放弃毛泽东就等于放弃中共的独裁权力。就胡温体制的扩权策略而言,祭奠毛的亡灵,既可以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壮色,也能缓解民众的公正饥渴,二者皆可以弥补日益残缺的政权合法性,为胡温体制的亲民路线提供权威性资源。

官方主导下的纪念策略,已经由歌颂作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转向作为普通凡人的毛泽东,请出毛家人和在毛身边工作过的警卫、翻译、厨师、理发师、医生、摄影师等,用毛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佚事做砖瓦,筑起一道遮掩政治真相的高墙,实质上是用所谓的“人间毛泽东”来掩盖“暴君毛泽东”。所有回忆和评论都严格遵守“为帝王讳”的禁令,只谈毛的伟大功绩和高尚人格,而不谈毛泽东的罪恶、错误和为所欲为的个性,即便提及1949年之后的大跃进和文革,也只用“好心办错事”轻轻带过。也就是说,毛派们借助于制度黑箱提供的便利,塑造了各类毛泽东神话,特别是围绕着毛的三大神话——平等、廉洁、理想主义——至今没有破灭。

然而,即便在大量中共密史档案无法公诸于世的情况下,仅仅就已经公开的极为有限的史料而言,读李志绥先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高华先生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简称“红太阳”),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简称“晚年”),单少杰所著《毛泽东的执政春秋》(简称“春秋”),谢幼田先生所著《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共抗日战争真相》(简称“真相”),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简称“恩怨”)等著作,以及译成中文出版的西方学者所著的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及其中共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开始,就把自身的终极目的锁定为统治中国的最高权力,偏居陕北的中共借助抗日战争扩张势力范围,实际上走的是军阀割据的老路数,其他的一切不过是夺权的工具而已。1949年掌权之后,毛及其中共统治中国的主要手段,不过是小苏区在大中国的翻版而已,昨日小延安就是今日大中国——既无平等,也不清廉,更无理想主义。唯一的区别在于,党魁毛泽东成为中国的绝对极权者之后,其权力野心进一步膨胀,又想成为世界领袖,以整个中国及其人民为手段挑战两个超级大国,使中国人蒙受了几乎无法承担的巨大损失,毛泽东的霸业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

一、毛时代的极权式不平等

在此次由中共主导的毛热中,一方面,毛遗产的既得利益者们有了大肆作秀的舞台,民族主义者们有了宣泄反美仇恨的渠道,也为资本家们提供了大卖点,“革命毛泽东”变成了“商业毛泽东”。毛家人靠出卖对毛的记忆来获利,各类毛派靠贩卖毛泽东而发财,商家也专业策划来叫卖毛泽东,据媒体报道,毛的110年诞辰的商业价值高达数亿元。商家还策划了毛思想与市场经济讨论会,著名新左张广天也在为自己借革命秀发财作辩护时说:毛思想“完全也是支持商业社会和商业人生……”(见《“走近毛泽东”主题歌作者张广天新浪聊天实录》,2003年12月26日)

另一方面,毛派们又把“毛热”归结为工农大众的怀旧,痛斥当下的腐败猖獗和贫富两级分化,高声赞美毛时代的平等和清廉。然而,号称弱势群体代言人的新老毛派们,却很少关注现实中的弱势群体的冤案,对发生在身边的底层灾难不置一词,反而靠炒作毛式革命而名利双全;打着毛的旗号走上街头争取自身权益的弱势群体,非但得不到毛的恩惠,反而不断遭遇把毛奉为偶像的中共当局的镇压,抗着毛泽东像上街的辽阳工潮被镇压,其领袖们被判刑,即便身患重病也不允许保外就医。

事实上,毛泽东体制及毛时代,既无平等也无清廉,而是彻底的极权式的不平等和腐败。而且,这种不平等不是始于中共掌权之后,而是从夺权的延安时代就开始了,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毛泽东对王实味的整肃。

(一)以王实味的遭遇为例看毛式不平等

王实味之所以成为毛式整风的重点打击对象,就在于他敢于挑战当时延安的特权秩序,一针见血地指出延安的种种弊端,也就是由权利不平等所导致的上尊下卑的差序等级制,所以,王实味等人的言论,被毛泽东指责为“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

1,王实味批评逐渐形成的言论和思想的一言堂,以及种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比如,他认为:领导的威信只能建立在出色的工作和正确的主张之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别人不敢说话的基础上。”再比如,个人自由受到严格的组织纪律的限制,以前的自由恋爱被“领导介绍批准的制度”所代替,个人隐私被纳入组织化的档案制度,每个人必须定期向组织汇报交心……等等。

众所周知,这种对个人自由的组织化剥夺,在中共掌权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便成为正规的国家制度,个人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言论上没有任何自由可言,而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没有个人自由,迁移、就业、工作、教育、婚姻……皆在组织和单位的控制之下,如果没有某一级组织开出的“介绍信”,一个人就等于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甚至在偌大的国土上却寸步难行。

2,王实味批评领导干部的霸道作风和唯上是从的官场风气。他指出:“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特别是工农出身的高干对知识分子的横加歧视。

也是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的中国,延安时代就开始的官权与民权之间的巨大不对称,演变为“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位制度,严格的行政级别差异,导致“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力霸道;人治化的任命制也使官场的唯上是从之风愈演愈烈,看领导脸色行事,揣摩上司心意献媚,甚至对上级的命令或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3,王实味批评生活待遇上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他指出:那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饭。”事实也是如此,从1940年开始,大、中、小的饮食和斜纹布、平布、土布的服装的供给制度,不仅在延安推行,而且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推行,供高级干部消遣的舞会也成为惯例,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有时通宵达旦。

还是众所周知,在毛时代,金钱的作用固然不凸出,但权力的作用却达到极致,是权力万能的时代,毛时代的等级差序格局,由行政级别划分和按级别分配的特供制度所构成,一切物质待遇都按照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来分配,事实上已经供养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不仅是权贵的深宅大院与平民的拥挤棚户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是票证时代几乎覆盖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差别供给,大多数日常用品的供给都分为若干等级,比如,香烟也要根据消费者的级别而分为若干等级,“熊猫牌”或进口香烟是非卖品,只供应最高层干部;标价6角钱的“中华牌”只供给省部级干部,五毛钱的“牡丹”、“凤凰”,四毛钱的“大前门”,三毛多钱的“大生产”等品牌,也要十三级以上干部才能不限量享用,百姓家平常只能抽三毛钱以下的香烟,只有逢年过节,每户才能得到几盒高级烟尝尝。再如,普通的粮食供给也有细粮和粗粮之分,细粮之中还有特级面粉、高级面粉和标准粉之分,百姓家只能吃到定量供应的标准粉。

在极端贫困的农村,相对于普通农民而言,不要说吃皇粮的公社干部享有工资、商品粮、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就是同样只拿工分的自然村里,大小队干部的红砖瓦房与普通社员的土坯草房之间,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对这一点,凡是在集体户待过的知青都有深刻的体验。

如此等级森严的特权供给制度却没遭到民众的反抗,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黑箱制度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二是中共意识形态还具有极强的劝诱力,三是国人的权利意识还没有觉醒,遂把等级供给制度当作经济分配上的平等。

(二)毛时代的极权式歧视制度

毛时代的最大社会不公,不在物质分配上的等级供给制,而在于:一方面是强权下的贫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强制剥夺私人财产,推行不公正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靠强权制造出政治身份的绝对不平等;一方面是绝对的思想一律和言论一律的舆论独裁,另一方面是伟大导师与群盲之间在精神上的绝对不平等。

1,二元化城乡隔离制度造成的不公。在毛时代,占总人口90%的农民,不仅被作为需要再教育的愚昧一群,更被二元化的城乡隔离制度固定在农村,变成低于城镇人的二等国民,实质上就是“贱民”,农村的毫无福利和城镇的各类福利,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战略,使农业成了工业的供血器。于是,即便是国家政权宣称要依靠的主要阶级力量的工农,也被人为地划分为享受种种制度优惠的工人阶级和受尽种种制度歧视的农民阶级,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在毛时代变成了代代相袭的农奴。

2,政治身份歧视的不公。毛时代实施阶级斗争和阶级隔绝的极端政治歧视,根据政治身份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在中共特权官僚阶层之下,工人阶级、军人和贫下中农成为政治上的特权阶层,而“九种人”变成卑贱的阶级敌人,被置于整个社会的监管之下,受到从经济收入到社会地位再到政治权利的全面歧视。而且,阶级身份还具有世代相袭和家族株连的性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不仅是高干子弟的造反口号,也是毛时代的制度现实本身。凡是被划入“阶级异己分子”之列的人群,其生存状态与人间地狱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说,纳粹法西斯极权实施的是种族灭绝,那么,毛式共产极权实施的就是阶级灭绝。

3,再造新人运动中的精神歧视。现在,左派们大都把毛时代视为道德纯洁的理想主义,证据就是毛发动一系列再造“共产新人”的运动,然而,这种再造新人运动的虚幻光环所照耀的,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而是令人震惊的精神歧视制度。

从延安时代起,毛就通过整风运动来清洗政敌和统一思想,并开始把自己塑造为全党的精神导师。整风之后,毛被奉为党内独尊,对毛的吹捧囊括了中共高层的所有重量级人物,不仅是毛所倚重的刘少奇、康生、任弼时、陈云、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而且受到毛的不同程度打击的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博古、陈毅、罗荣桓、邓发等等,纷纷发表赞美毛的言论,由刘少奇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圣经”,毛在日常事务中也与党内其他同僚拉开了距离。

虽然延安只是巴掌大的地方,窑洞之间的距离也近在咫尺,但在毛与昔日同僚之间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差距迅速拉大,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关系已见雏形,想见毛要等待召见,毛的演讲也变成了“主教兼先知的布道”,坐在下面听讲的党内高官们则是信徒。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访问过延安,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毛发表演讲,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况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见《红太阳》P614)

1949年掌权之后,毛更把自己视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救星,他是绝对完美的君子和绝对智慧的先知,而其他人则是小人和愚人,不要说被他钦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人毫无尊严可言,就是他所依靠的大众,也是必须加以不断改造的群盲。从掌权的第一天开始,毛泽东就致力于思想改造运动,表面的理由是再造“共产新人”,而实质的目标是确立他个人的绝对思想权威。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批胡风、反右,矛头还是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六十年代的全国性“学雷锋”、“学毛选”等一系列运动,就是针对全民的改造,一直发展到文革时期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极端改造,天天学、日日讲、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造神仪式,一系列改造的结果,就是在“伟大领袖”和“伟大统率”之外,确立“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地位,毛主义变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顶峰的顶峰”,毛语录变成金口玉牙的圣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思想改造运动必然伴随着强制,毛以自己的痞子偏好为唯一标准并强行贯彻之,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的统治。除了不断地制造出阶级异己分子之外,还要不断地对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工农兵大众)实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观认定的标准来“再造新人”,其残酷性一点也不次于“消灭敌人”。向主席汇报、向组织交心、向人民检讨等精神自戕,已经成为毛时代的必修课。放眼毛时代,上至国家主席和总理及其各类社会名流,下至工农大众及其红卫兵和红小兵,无人能够幸免于检讨式思想改造。而且,被改造者无论多么驯顺、多么主动地自我作贱,也无法达到毛所要求的标准,因为毛压根就不想有任何人超过他,哪怕是接近起神位都不行,所以无论怎样改造也无法达标。

如果说,阶级专政是对人实施肉体灭绝,那么思想改造就是对人实施精神灭绝,让中国只有一个大脑,逼迫亿万人只有一种思想,就等于泯灭人的精神。也就是毛个人与所有人之间(包括党内高官)在精神上的绝对不平等。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思想改造运动,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视为“贱民”和“异己分子”,要么消灭之,要么改造之,即便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这一列思想改造运动,非但没有能够造就共产新人,反而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人性沦丧,对此,只有亲历毛时代的人方能体验。在高调革命理想和雷锋式新人的宣传灌输之下,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厮咬,同事、朋友、血缘统统毁于残酷的斗争,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中国人在道德上堕入无法无天的丛林时代。这种全民性的人性堕落使毛泽东开心,更觉自己的英明伟大。比如,与毛的革命资历不相上下的周恩来,在毛的威逼下无数次做自我羞辱的检讨,其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之态,在林彪眼中简直象个“老当差”,在李志绥眼中象个“老奴仆”,周的奴性和冷酷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的见死不救;被毛玩弄于鼓掌之中的郭沫若,他的两个儿子死于毛时代的思想迫害,而郭居然还要不断地写歌功颂德的垃圾文字!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屡受毛泽东迫害的王稼祥,其夫人朱仲丽却在新一轮毛热中吹捧毛!老舍的妻儿在文革中积极揭发和批判老舍,文革后却四处叫卖老舍以牟取名利!

二、毛时代的极权式腐败

此次毛热的特点之一,就是与毛沾边的人集体出场,除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的回忆和评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毛家人的大出风头: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在毛诞辰的12月26日,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之妻居然为毛家生下第四代,也成为媒体报道的小热点。

毛家人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在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与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相配合,意在通过对凡人毛泽东的记忆,在生活细节上神化毛,塑造出“慈父仁夫”的形象。毛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及其毛时代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媒体真把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了,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而事实上,李纳仍然是政协委员,享受高干待遇,连毛家第四代的出生都要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哪有看不起病之忧。

那么,毛时代以及毛泽东本人真的那么干净吗?否!

如果把滥用公权力视为腐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共权贵中的腐败之最。毛是不在乎钱,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他个人的,要钱有何用!正如《康熙大帝》中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这样的极权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而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作为,正是如此。

(一)滥用公权力的腐败

毛式腐败的极端表现,是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肆无忌惮地滥用,他已经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把全国资源和全体民众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所以,除了滥用绝对权力之外,他根本不用在经济上以权谋私。正是这种极权式腐败,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毛把中国的所有资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统统作为他的滥用权力的工具,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和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难以精确计算的巨额经济损失,致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最能说明毛式挥霍浪费的实例,莫过于文革时期的毛像章泛滥——制造个人崇拜所带来的挥霍无度:当时,一面是开不完的忆苦思甜大会和对艰苦朴素的大肆张扬,另一面是用造飞机的上好铝材做毛的像章,城里人的家中,家家都收藏了少则几十枚、多则成百上千的毛像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做了三十五亿个毛像章。这些像章,在90年以来的毛泽东热中,已经成为商家赚钱的畅销品。

2,毛家人的滥用权力

毛时代的极权式腐败,不仅是毛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家人也滥用来自他的巨大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其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毛家的第二代也都年轻轻地就执掌大权,横行于中国大地。毛的女儿李纳26岁出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相当少将军衔);之后被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出任办事处负责人;离开文革小组之后,李讷又于1973年出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同年8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出任北京市委常委。毛的侄儿毛远新,也是26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级)、沈阳军区副政委(相当于中将级军衔);1976年,毛远新更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在连周恩来、邓小平都见不到毛泽东的情况下,只有他一人有权与毛泽东单线接触,并代表毛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在辽宁和北京都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就连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1964年大学毕业,1973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甚至就连与毛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也滥用权力,与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在文革中的政治风光,在1973年中共“十大”,谢当上了中央委员,同时掌管北大和清华,还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在两所中国最著名的高校,由于“小谢”与毛的特殊关系,虽为副手,但权力远在担任正职的林彪之妻迟群之上。毛还通过“小谢”走后门,送一些年轻女孩进北大和清华。看最近凤凰卫视的专题片《说不尽的毛泽东》,镜头前的谢静宜说起毛来,仍然两眼放光,语气激动,那种对毛的一往情深,显然在政治性的领袖崇拜中,注入了过多的个人感情。

另据李志绥回忆:“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力,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在文革中,毛也利用绝对权力,出面保过前来求援的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个姓刘的女人还因毛的保护而当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见《回忆录》第三编)

(二)极权式的个人生活腐败

在生活上,太多的人被假相所蒙蔽,把毛坚持其小农式的生活习惯视为生活简朴,但毛的这种个人习惯,非但不能作为其廉洁的证据,反而恰恰是毛式腐败的典型表现:生活上的惟我独尊和随心所欲。

1,物质上的腐败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仅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由陶铸主持修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过一次。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剥夺所有人的私有财产的平均主义时代,毛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而且毛的极权地位使他的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50亿册,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圣经》。所以,在毛活着的时候,他的稿费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

2,个人习惯的特权化

毛在饮食上的简单,只因为他喜欢吃家乡菜且不愿受繁文缛节的束缚,才没有宫廷式的奢华,但并不等于毛不享有特权。在生活上,毛嗜烟,就有专门的卷烟厂制造;毛好茶,就有专门的瓷器厂为他烧制茶具和餐具;毛喜欢湖南澧陵的瓷器,就有专门的红色官窑,用最好的瓷土烧出最好的瓷器,毛吃饭用的瓷碗极为考究,重量只有124克,轻而透明;毛只吃活鱼,甚至就在他访问苏联时也要保证他能吃上活鱼;毛用惯了牙粉而不喜牙膏,就在牙粉厂都被淘汰情况下专门为他一个人保留一家生产牙粉的工厂;毛喜欢睡宽大的木板床,即便出国访问也要将他的大木床装上飞机;毛怕麻烦而不爱洗澡,就有内侍每天为他用热毛巾擦身;毛失眠严重,内侍就要在他上床后为他按摩并轻轻捶身直到他入睡;毛一烦恼,就要有人替他梳头来放松,以至于他的卫士长练就了梳头的好手艺;毛讨厌自己穿衣脱鞋,就有内侍或护士侍侯。

毛喜欢游泳,年轻时畅游湘江就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将其权力野心表露无遗。入主北京之后,他也经常在出巡之时游长江。他要在某地游泳,就必须事前反复测量水流水速和侦查沿途风土人情,还要断绝一切水上交通。他一下水,就有浩浩荡荡的护卫和下属拱卫着,不但众多卫士和卫士长要下水,而且陪同他出巡的公安部长及其地方大员们也都要陪游。负责毛出巡时的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虽不善水性,但为了能够陪毛游泳,就找时间专门练习游泳。

3,糜烂的私生活

在毛提倡禁欲道德的时代,私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全民性的道德禁忌,穿衣戴帽决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普通民众的婚恋都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和批准,婚外恋更是形同犯罪,而毛本人却在紫禁城后宫里、出巡的专列上和所到之处的行宫中过着淫荡生活。毛掌权后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

毛在延安时就迷上了跳舞,进了北京就愈加着迷,于是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全国各地的下榻处,都有他的舞厅和大群年轻的文工团女孩,而且,这些舞厅里都备有隐秘房间,供毛和他的舞伴消夜。

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除了毛晚年与张玉凤厮混之外,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年轻女人不下几十个。比如,1961年2月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所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为毛服务。李志绥感叹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回忆录》第三编1966年-1956年,69节)

毛的放荡私生活使夫妻关系紧张,而毛的权力又使这种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畸形。本来,作为妻子的江青是毛的放荡生活的受害者,偶有怨言、发脾气是正常的,毛理应向江赔礼道歉,起码要说点软话来安抚。但江青每次因嫉妒而发火之后,不是毛安抚江青,而是江青给毛写检讨。到了晚年,毛整日与二奶张玉凤厮混,江青已经很难单独见毛一面,毛与江青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夫妻。要想见毛,或是等待毛的召见,或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

毛好女人而又有生理障碍,就有专门的壮阳药供应,甚至出国时也要事先派人专程运送熬制壮阳药的药材、准备好特制的熬药沙锅,还要有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负责为他熬药。更恶劣的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有了性病也不治疗。李志绥说:“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病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见《回忆录》,第二编1957年-1965年,44节)

现在的官员们花钱包二奶,固然是一种腐败,还要尽力掩盖,而毛却可以一分钱不花,仅凭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地包二奶和玩女人。

4,惟我独尊的霸道

毛讨厌任何规矩而喜欢随心所欲,其霸道作风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养成了夜里工作和白天睡觉的作息习惯,于是所有人都要适应他的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时间表,而他全不顾忌别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尊严。比如,他想谈哲学谈历史,不论何时也要找到陪谈的人,甚至为此而多次派专机接来他召见的社会名流。比如,身在上海的御用史学家周谷城,就亲历过两次被专机运到毛的住地。一次是毛在杭州,忽然想谈找人谈话,就派他自己的专机将周谷城等人接到住地;另一次就更过分,据周谷城回忆说:毛在北京中南海,半夜里忽然想找人谈哲学,就想起周谷城,马上叫人用长途电话命令上海市委,在深更半夜叫醒周谷城,然后派专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而周谷城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不觉得毛的霸道,反而在回忆文章中一脸受宠若惊加感恩戴德的奴才相。他说:”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见《缅怀毛泽东》一书,转自”人民网“毛泽东专辑)

毛常在书房中接见下属,他习惯坐在床上、穿著睡衣或光脚穿着拖鞋发号施令,说话时还要不时地吐痰。最著名的睡衣故事,就是他在其他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心血来潮穿着睡衣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搞得周恩来等高官和毛的内侍们高度紧张,甚至手忙脚乱。

对党内同僚如此,对外宾也如此。毛从来没有会见外宾的时间表,一切安排全凭他个人的兴致,很多外宾是在吃饭中间或睡觉时突然接到“主席现在就要见你”的通知。毛也会为了显示其权威而羞辱外国客人,比如,斯大林死后,毛的眼里再无令他生畏的外国元首。所以,尽管苏联仍然是共产阵营的霸主和超级大国,但毛已经不再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放在眼中。为了羞辱赫鲁晓夫,毛居然穿著游泳裤在泳池边会见赫鲁晓夫,还戏弄不会游泳的客人,让内侍拿来救生圈给赫鲁晓夫,硬逼着人家下水。

毛具有极度的权力恐惧症,因而他怕坐飞机而常坐火车出巡,还经常臆想出政敌加害于他,所以他常常是行踪飘忽,随时改变,只要他的专列一出北京,沿途所有的车辆统统让路,时刻表也要以他的专列的行程为准。他在专列上睡觉时,停下来的专列周围,不能有任何嘈杂声,可能影响他睡眠的火车、飞机和汽车都要停下来。毛不愿在外地的泳池中游泳,因为他怀疑池子里被下了毒,即便内侍们都安然无恙地试游过,毛仍然不放心。毛还曾在外地睡觉时听见房顶的声音,就怀疑可能有人想谋害他,所有的警卫人员就要紧急动起来,最后发现那声音来自一只猫。李志绥医生证实毛患有受迫害妄想狂症,大概是因为毛迫害过太多的人,所以怕受害者伺机报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霸道,就在于他具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

三、毛泽东是“权术大师”而非“理想主义者”

今日中国的拥毛派,他们提出的重要辩护词之一是:毛千错万错,皆是技术上、手段上的错误,或主观善意所导致的客观错误,而毛作为一个爱国者和理想主义者,其为民族为人民的一片丹心,天地可鉴,永远值得国人的铭记,其政治遗产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极端拥毛派甚至认为,不仅从“大跃进”、“人民公社”、“鞍钢宪法”等毛式灾难中发现珍贵的“经济民主”和“后福特主义”,而且“文革”也留下了反官僚主义的“大民主”遗产;温和拥毛派也大都认为毛是“开国有功而建国有错”,理由之一,也是毛及其中共的理想主义以及为理想而甘愿献身的牺牲精神。

事实上,尽管毛泽东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为政之道却远离马克思主义,非但毫无理想主义色彩,反而是典型的中国政客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资治通鉴》为毛提供了“成王败寇”、“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中国经验,列宁式政党和斯大林式极权为毛提供了“暴力、组织、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现代经验,二者结合的政客权术,才是毛泽东的从政“圣经”。无论是在夺权时期,还是在掌权时期,毛的权术一以贯之,所谓理想主义或爱国主义,不过是毛式权术的组成部分。甚至,毛的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和日益精湛的权术技巧,早在三十年代清洗AB团时期已经暴露无遗。

(一)夺权时期的权术

政治权力不得不存在的积极意义,仅仅在于权力是实现公益的手段,公益才是目的,而毛式政治则彻底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权力变成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公益沦为权力的手段。所以,当毛把作为手段的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之时,手段的错误就将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破坏力。换言之,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才是毛的动力,“一切向权看”和终生玩弄权术才是毛政治的真相。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因为毛体制的游戏规则是“有权就有一切!”

毛绝非理想主义者的判断,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惯于玩弄权谋和两面手法上。他在言词上把人民尊为国家的主人和奉为历史的动力,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等口号把人民捧上虚幻的天堂,甚至把人民奉为上帝,而在现实中却把人民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来任意驱使,全不在乎民众的生命、财产、尊严和权利。二战结束之后,全世界都在重建战争废墟,而在中国,蒋介石和毛泽东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进行极为惨烈的内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和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皆超过八年抗日战争。1949年之后,刚刚走出内战灾难的中国,急需生活安定、发展经济和还政于民,但毛却大搞剥夺个人财产、阶级灭绝和个人崇拜,一方面是他的个人权力的绝对化,另一方面是全面实施对财产、人身、思想的剥夺,将人民置于无权利无思想无道德的奴隶地位。

1,通过延安整风而成为党内霸主

至少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所要得到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在中共与国民政府的对抗中,他一面通过国统区的地下党和中共喉舌《新华日报》,高唱“自由、民主、多党制”,以便煽动对国民政府的仇恨,另一面却把中共彻底改造成毛式独裁党,把中共统治的地区建成小极权王国。他通过所谓“整风运动”进行斯大林式清洗,用尽拉帮结派、秘密逮捕、罗织罪名、隔离审查、刑讯逼供、发动群众、当众羞辱等手段,对党内异己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先后整肃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并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毛式洗脑,在中共党内建立起惟我独尊的体制,毛从此成为集法统与道统于一身的极权者。

一面高调赞美华盛顿、林肯等伟大的民主政治家,高唱学习英美民主的调子,并呼吁美国干预中国内政,即便在国共内战的初期,当东北战局不利于中共之时,毛仍然要求助于美国的帮助,迫使蒋介石与中共签署停战协议。然而,隨着内战局势向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美国便逐渐成为毛眼中的头号外来敌人,共军的节节胜利,使毛向美国叫板的底气也越来越足,终于在进京之后写下了著名反美华章《别了,司徒雷登!》,全面抛弃英美而拥抱斯大林的苏联。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更在于毛意欲建立的政治制度与英美制度的截然相反,只有斯大林制度才能确保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英美制度不可能让任何人获得独裁地位和绝对权力。

2,通过假抗战而为内战积蓄实力

毛泽东甚至不是民族主义者,比如,毛在抗日中玩弄的种种假抗战言行,在历史学家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里有史料详实的记载。该书以中共出版的各种权威性文献为主要依据,加上国民党和日本两方面的档案材料为佐证,再加上英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确凿地证明:在疲于奔命的长征中获取了共军指挥权的毛泽东,一到达陕北就开始玩弄抗日牌,只是毛的自保权谋的一部分,而绝非为了共同抗战。恰恰相反,毛为了减轻蒋介石围剿的压力,充分利用了全民要求抗战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面高喊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借助“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一面又不服从统一战线的抗日要求,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既统一又独立”的策略,仅仅服务于中共力求保存和壮大实力的总方针。所以,毛主导了中共的消极抗战策略,尽量避开与日军的正面战场,而让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对付日军,以便消耗蒋介石的实力。毛不仅挖空心思地败坏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声誉,做过许多不利于共御外敌的事情,而且对党内主张积极抗战的“统一战线派”进行整肃。毛压制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抗战热情,把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诬蔑为“右倾投降主义”,并动员全党批判之。

毛对“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两面派利用,更表现出他善于玩弄权术的阴险:一方面,他要求在公开场合高调宣传两次战役,经过阉割历史而将之包装为伟大功绩来对外炫耀,臆造出中共领导抗战胜利的神话,不仅贬低蒋介石领导国军的抗战,甚至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污蔑为抗战中的民族罪人。其实,国军才是抗战的中坚力量,所谓的“平型关大捷”,不过是国军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国军投入十三万军队,打的是日寇的主力正规军,而共军只有林彪的一个师,袭击的是日军的后勤部队。

另一方面,毛又在党内权争的黑箱中,把两次战役作为党内清洗的借口。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发难的庐山会议上,照例循着新账老账一起算的路数,不仅把彭揭露大跃进灾难的万言书污蔑为篡权野心,而且借历史旧帐陷害彭,被毛钦点上山的林彪在批彭会上的发言,故意贬低“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以此来抬高毛而贬低彭。林彪说: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所主张的积极抗战,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而毛的保存实力,非但无过,反而英明。林还自我作贱地说什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云云

“百团大战”作为共军发起和组织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对日作战,是彭德怀等将领基于民族大义所为,在当时,无论对全中国的抗战士气,还是对改变共军假抗战的形象,都有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然而,彭却因此在党内一直受到毛的批判,从延安整风到1959年庐山会议再到文革,“百团大战”都被作为彭反毛的主要“罪状”之一。延安整风时被诬蔑为经验主义、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庐山会议时被作为彭一贯反毛的历史证据,文革时甚至以“百团大战”为历史证据,污蔑彭力主积极抗战是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心和为国民党政权卖力。

再如,1941年,斯大林为了自保而安抚日本,与已经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的日本签订《苏日中立协定》,正如斯大林在1939年为了安抚希特勒而签定“苏德条约”来瓜分波兰一样。在苏日协定中,斯大林用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换取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显然,这是斯大林与日本军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中国的抗战和国家利益的背信弃义行为。所以,该条约一出,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各界纷纷谴责,而只有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中共表示欢迎。在可能亡国的大灾难当头的时刻,毛欢迎这样的协定,无异于双重卖国的行为,既等于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也等于承认斯大林将外蒙分裂出中国。(请参见《真相》)毛所主导的以上亲苏卖国行为,也可以得到1949年之后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印证:毛为了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容忍了条约中的诸多极不平等的条款,如规定中国过剩的工业原料只能廉价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见《恩怨》P306)。之所以如此,不就是因为毛的夺权和巩固权力,在当时还离不开斯大林的支持吗!

3,通过民粹主义动员来赢得民意支持

毛为了夺权,就把农民称为革命最坚定的同盟军,通过土改把田地分给农民,以便动员农民甘心情愿地充当他打内战的炮灰;他把左倾的民主党派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许诺掌权后一定与民主党派分享政权,共同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以便获得各界社会名流的支持;而一旦真的掌权,毛就以国家的名义把全部土地没收,农民非但没有得到一分地,反而变成了贱民和城市及其工业的供血器。同时,他把所有权力塞进一党私囊,完全抛弃当初的民主承诺,而建立起绝对独裁的极权体制。民主党派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权力,反而成为必须加以脱胎换骨的改造的一群,或变成毛的敌人被整肃,或变成毛的统战花瓶被把玩。

再如,毛把死了的鲁迅奉为“民族魂”和“中国文化的旗手”,并作为意识形态根子抡得血光四溅,但如果鲁迅活到毛时代,毛给鲁迅指出的前途只能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自愿唱赞歌或沉默,要么用监狱封住鲁迅的嘴巴。

(二)掌权时期的权术

1,通过权术巩固政权

在掌权以后,1949-1956年是毛巩固权力阶段。对内,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清除阶级异己分子,通过高饶反党集团案清洗党内异己,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胡风反革命案驯服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通过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全面没收私人财产的党有化,也就为建立个人极权打下了全面的基础。对外,一边倒地投入斯大林的怀抱,为了让斯大林满意,不惜与苏联签订有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友好条约,甚至在国内百废待兴的时期,拿国人的生命、国家财产和领土(台湾)作赌注投入韩战,结果是以中国的巨大牺牲成全了斯大林的共产霸权和金家暴政,也使中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最佳时机,两岸的实际分裂至今仍然在折磨着中华民族。同时,“抗美援朝”与“三反五反”的同时进行,也揭示了抗美援朝背后的另一层隐秘的权力策略,那就是为在国内整肃异己提供最合理的借口。

2,通过权术扩张权力

1957年-1966年,是毛的权力野心膨胀时期。国内的巩固权力策略初见成效之后,斯大林之死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让毛泽东看到了危机和机遇的并存:危机是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对毛正在逐步获取绝对权力的努力构成威胁,遂使毛在本该集中精力搞经济的时期,突然转向更为残酷的内部整肃,为了扫清通向绝对极权的障碍,他的内部整肃既有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一口气制造了50万右派;也有针对党内高官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一手制造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案。

机遇是斯大林之死在国际共产运动中留下了最高权力的真空,使毛看到了争夺共产世界领袖的契机。所以,从1957年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开始,毛便打定“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的主意,步步升级地向赫鲁晓夫叫板,毛对赫鲁晓夫的傲慢与毛第一次访问苏联对斯大林的谦恭,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毛在1957年访苏期间非常活跃,与其他共产国家的领导人频频见面,还为与苏联龌龊的南斯拉夫极权者铁托鸣怨叫屈。毛在赫鲁晓夫面前炫耀自己的革命资历,出席大会时,居然不用讲稿和坐着发言来显示自己的傲慢。在辩论可能爆发的核战争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害怕打核大战的态度相反,说出让赫鲁晓夫大为吃惊的豪言壮语:有人说原子战争打起来,全世界现有的27亿人会死绝。他就不信。他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再多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即使死一些人,有什么好怕的?无怪乎,赫鲁晓夫在私下说“毛泽东是疯子”(《恩怨》P417)。

毛为了显示权力的傲慢,甚至小肚鸡肠地在细节上羞辱苏联人:当年,苏联政要米高杨在访问中国时,曾怀疑中国人给他吃的是死鱼。1957年毛在访问苏联时,在出发前就告诉他的厨师,只要苏联提供的做菜原料是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于是,毛的厨师多次把苏联人提供的海鱼扔出去(见“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说不尽的毛泽东《三》”)另外,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穿着游泳裤来接待赫氏,显然是在有意羞辱赫鲁晓夫。

1958年的大跃进,表面目标是“赶英超美”,实际目标是与苏联竞争共产国际的老大,赫鲁晓夫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出“土豆加牛肉”的标准;毛泽东要“坐火箭进入共产主义”,提出“吃饭不要钱”的标准。而随着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中苏关系也完全决裂,中共政权及其领袖毛泽东在共产世界日益孤立,做不成共产霸主的毛泽东,陷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中。但他并没有收敛其权力野心,而是用第三世界理论来意淫。毛自奉为第三世界领袖,对内实行准军事化统治,将一穷二白的有限资源集中于重工业和军事领域,在造出了“两弹一星”的同时,不得不实行供给制的票证经济和全民皆兵的军事化动员,对外用经济援助和输出毛式的游击战来拉拢所有反美反苏的小国,以便在同时抗衡美苏两大国的狂妄中,确立自己作为三极世界中的第三世界的领袖地位。毛不愿意出国访问,被毛派解释为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而实际上是传统的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所遗传的权力傲慢,毛要坐等亚、非、拉等落后小国的元首来北京朝圣,从中享受“君临天下”的天子权威。

3,权术扩张受到抑制时期

1958年之后,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中苏彻底决裂,毛的权力野心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于是,毛对内发动了清洗刘少奇集团的文革,经过中苏之间的局部武力冲突和林彪事件,越发孤立的毛泽东,不得不对外玩起了联美抗苏的纵横术,对内重新启用邓小平。到1976年9月毛在内忧外患中死掉之前,毛在民众对“当代秦始皇”的诅咒声中,已经感到了自己的失败。

有人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为消除官僚集团,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事实上,文革不过是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已,警惕党内走资派是清洗刘少奇集团的借口。毛是利用权谋清洗政治对手的高人,他在权力场中的生涯就是玩弄权术整人的一生。长征后期对张国焘的整肃、延安整风对王明派的清洗,使他夺得了党内的最高权力;与蒋介石玩弄口是心非的权谋,使他得以在陕北窑洞里逐渐坐大,最终成为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之后,他又不断地通过党内整肃来清除政敌,而且大多数党内政敌绝非是客观存在,而是由于毛对自身权力的过于贪婪而主观臆造的政敌,也是由于毛天性中的施虐狂病症的不断痉挛,把滥用权力和整人当作最大的人生享受。只要他在主观上感到自身权力受到党内同僚的挑战,他就必定要大开杀戒;他就要在不停地“与人奋斗”中得到享受,文革不过是这类清洗的极端化发展而已。

文革对刘少奇的整肃不同于以前的历次党内清洗的特点在于:从张国焘到王明再到高饶、彭德怀,毛的清洗主要通过在党内高层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阴谋权术就能完成,而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中国,只靠党内斗争来清洗刘少奇,毛泽东有些底气不足。在1960年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检讨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的权威大大下降,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质疑和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绩,使刘的权威迅速上升,两主席画像并排出现在重大的公共庆典上,党内高层向刘少奇聚集,毛所谓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局面正在形成。所以,毛感到再不对刘少奇下手,自己就将在中共高层变成孤家寡人。毛才会一边在党内拉住林彪和周恩来,一边借助社会性力量来对党内高层的刘邓派开刀,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到刘少奇。

同时,当红卫兵作为毛打到刘少奇的工具用过之后,为了恢复混乱的秩序和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毛一声令下,就把1647万正值读书年龄的青少年驱赶到农村,美其名曰为“再教育”,实质上是甩包袱,是失业。而现在,人到中年的当年知情,大好青春被革命造反和上山下乡所浪费,不完整教育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使之再次成为率先“下岗”或“失业”的群体。从下放到下岗,一代知情经历了两次被抛弃的命运,他们在文革中的利益受损,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非但没有得到补偿,反而变成他们的当下困扃的泉源。他们是被毛式权术所利用来整人的一代,更是被毛式权术所牺牲的一代!

而对大多数知情的最大不公在于:现在,知情的悲惨经历却被少数成功者的话语霸权所淹没,那些拥有特权背景的少数人,无论何时皆是特权阶层的传人,在六十年代是造反派领袖、七十年代是工农兵大学生或入伍参军、八、九十年代史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留洋先驱,即便是文革中倒霉的高干子弟,也都在父母平反之后再次进入特权阶层。

结论:(有删节)

如果硬要把毛泽东实现其无限制的权力野心也叫做“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理想主义之成立,只能是最机会主义的“成王败寇”逻辑的产物。换言之,尽管理想主义者常常具有狂妄的倾向,然而,极权者的狂妄并不能等同于理想主义,狂妄一旦完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知识狂妄和道德狂妄就将转化为权力狂妄,导致为实现个人权力野心的极端统治,其不择手段的厚黑就会产生极为可怕的毁灭性力量:极端的暴力、谎言和权术,极端的偶像化崇拜和救世主人格,极端的不宽容和冷血残暴,并将这一切极端野心诉诸于极端的社会运动,以自上而下的发动掀起自下而上的洪峰。极权者不仅要求平头百姓向他三呼“万岁!万万岁!”,而且要求整个官僚集团也对他保有“万岁”情结,而决不允许任何超越“天子”与“忠臣”之间的绝对服从关系的言行,哪怕是仅次于极权者个人的二把手也不例外。

毛泽东意欲达成秦始皇式野心的政治生涯,决不是为理想主义的作为,而仅仅是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人生目标,而与真正的超验理想无关。毛只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权力野心能够实现,而再无其他发自内心的信仰。就毛意欲“解放全人类”的权力野心而言,他想统治天下的“帝王梦”也只实现了一半:毛是中国特定土壤中的成功帝王,仅仅在国内一言九鼎,而在国际上则彻底失败,最终不能不向其对手妥协。遗憾的是,在毛已经死去27年后的今天,国人仍然把一个无信仰的暴君神化为满怀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实在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毛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使民族精神迅速走向粗俗化、痞子化、犬儒化,当下的毛热再为毛对民族精神的毒化提供最新例证。

2005-05-08

【刘晓波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