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无神论

唯色,一位西藏女作家,写了一部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仅此而已。

中共,一个拥有全部国家机器的政权,却为一位女作家的写作而不安,以至于,无法容忍一本合法出版的书,以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为由,封杀该书,整肃作者。足见这个老大政权对自己的统治是多幺缺乏信心,它每天瞪着寻找“敌人”的血红眼睛,那目光里闪动的,不仅是凶狠,更是惶恐。

一、中共对唯色的指控

据王力雄先生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原载《议报》第172期,简称《事件》)一文透露:参与禁书整人的中共衙门,国家级的有两个:“统战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省级的有三个:“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中共西藏党委宣传部”和“西藏文联”。国家级衙门负责定罪,地方衙门负责禁书和整人。

统战部指控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新闻出版署具体列出该书的罪状:“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其它罪名还有:不歌颂“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沉缅于对道听涂说的旧西藏的怀恋”,既是“错误的价值判断”,也是“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按照这样的控罪,广东新闻出版局负责全面查禁《西藏笔记》,西藏的宣传部和文联负责整肃唯色。

《西藏笔记》被查禁之时,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唯色被中止学习,召回拉萨。随后,西藏文联党组专门成立的“帮教小组”,对她实施洗脑式的精神虐待,要求她“检讨”和“过关”。如果唯色屈从了,哪怕是违心地检讨,大概也能过关,因为能否“过关”,直接关涉到唯色的个人利益之有无——职位、工作、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其它“皇粮待遇”,还有以后在国内公开出版作品的机会。即便中国已经离开了“残酷斗争”的毛泽东时代,但在利益至上的小康时代,镇压的残酷性有所下降,并不等于不再镇压,只不过由简单的强硬转变为镇压和收买的软硬结合。实质上,柔性的利益收买也具有要挟的性质,只针对服从者,而“不服从者”仍然“不得食”。一旦不服从,收买转瞬就变成剥夺。现在的独裁者们很清楚,不必动用监狱,仅凭利益要挟,就足以让人出卖尊严。所以,阳奉阴违和表面认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人应对整肃运动的常态。

然而,有信仰的唯色没有屈服。首先,屈服等于亵渎自己的信仰和人格的自我羞辱;其次,屈服就要按照中共的腔调指控达赖。而达赖,不仅是被迫流亡的西藏领袖,更是雪域文化之魂——藏传佛教和藏人精神的最高象征。对于一位虔诚的藏传佛教的信徒来说,指控达赖等于剜心。再次,屈从也是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共违背让“西藏高度自治”的承诺(《十七条协议》),用所谓的极权式“民主改革”来代替真正的“民族自治”,达赖是被中共用所谓“平叛”暴力赶走的,中共屠杀过许多藏人和毁灭过许多西藏寺庙。而且,流亡在外的达赖并不是谋求“独立”,他反复重申的仅仅是“西藏的高度自治”,也就谈不上“分裂国家”(见《事件》)。

藏传佛教是柔性而明亮的,如同雪域高原那高远而透明的阳光,非暴力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而中共无神论则是僵硬而阴暗的,如同秦陵里埋葬了暴君尸体的黑暗墓穴,强权暴力是其得以维系的主要手段。所以,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个老大政权的之间的对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间的对抗,也是坚守尊严和羞辱尊严之间的对抗,更是柔性的信仰与僵硬的暴力之间的对抗。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吓、后镇压宗教信仰和政治异见一样,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二、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说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粗俗,因为它根本不理解宗教信仰之于人类精神的伟大意义,不理解信徒之爱的柔软和坚韧,也就无法理解达赖对于作为宗教民族西藏的神圣意义。中共甚至不理解人之为人的属灵特征,不理解社会应该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平相处的共同体,不理解多元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之间的歧义,并不能构成思想强制的理由,政权更无权要求全社会只信奉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共只把人当作肉体的物质的存在,当作喂饱了就心满意足的“猪猡”,也就只能把社会当作猪圈来管理。它不仅要求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多样的思想观念必须服从于政权的强制统一,更企图通过制度性的谎言、暴力和行贿,来泯灭一切不同于政权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如果说,当年的毛泽东想把中国建成一座“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大兵营”,那么,后毛泽东时代的独裁者们就希望把“兵营”改为“一切向钱看”的“大猪圈”。两个时代的统治策略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其统治目标:通过种种虐待人性的管制手段,使人由“会思考的芦苇”变成“不会思考的枯草”,以便维持一种无利益冲突、无思想歧见、无宗教信仰的僵死稳定,也就是把人的社会变成动物庄园。因为动物庄园最有利于政权及其权贵私利的最大化。

正是在这套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引导下,已经失去道义合法性的中共现政权,才会坚守经济第一的跛足改革,夸张地炫耀GDP增长的百分点,纵容“一切向钱看”和不择手段的厚黑人生;才会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在利益上优惠中心城市和收买各类精英,偶尔也会用向底层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来显示“亲民”;出访时的独裁寡头们,才会个个是皮包里塞满大定单的暴发户,在国际上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认同。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满世界炫耀自己在经济上给了西藏多大的恩惠,企图用加快西藏的世俗化来改造这个信仰民族,使其逐渐丧失信仰的虔诚;才会把西藏精神的象征达赖长期拒之于故乡之外,长期把老班禅软禁在北京尽享荣华富贵,把新班禅幽闭在黑箱中,而就是不让这几位宗教领袖回到自己的信徒中间,向信徒布道、为信徒祝福和接受信徒的膜拜。

同样,对于决不放弃信仰和自我羞辱的唯色,中共有关部门在收买和要挟失效的之后,也对她施以一系列物质性惩罚。

当下的中共政权,除了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已经再无自我炫耀的资本;除了熏天的铜臭之外,小康中国的空气中再无其他芬芳。于是,政权陷入GDP崇拜的泥潭,国人精神堕入金钱拜物教的深渊。正如大陆流行的关于暴发户的“新民谣”所言:“一夜暴富之后,穷的只剩下钱了。”中共这套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给中华文化及其道德造成了致命的破坏。由于长期接受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熏陶,更由于五十年来强制灌输唯物主义无神论,大陆人对宗教的极端无知和对少数民族的傲慢鄙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即对自己亵渎神灵的言行毫无意识。比如,大陆的体育名人张健,为了个人的世俗名利而要横渡藏人的“圣湖”纳木措;著名歌星韩红,为了炒作自己而要空降藏人的圣地布达拉宫广场;在中央强制之下内地各省的援藏,越来越变成用汉人的世俗化来改造宗教西藏,在血域高远留下众多汉族文化的恶俗印记,比如,王力雄先生提到的“泰州广场”:“占地极为巨大,吞噬无数良田,除了财大气粗的炫耀,很难解释必要性在哪里;整个广场完全是汉地风格,布置着亭阁、石桥、流水,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广场中央一组金属架构顶着一个硕大的不锈钢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科学与进步的象徵;一圈牌廊喷涂着中共领袖的画像和中共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标语口号;广场耗资必然十分可观,却跟当地人没有关系,甚至根本不是为人所建。”(见《事件》);一些自称是西藏作家的写手,在依托于西藏文化的写作中,严格遵守中共的“政治正确”,抽去雪域文化的宗教之魂而仅仅把西藏风俗作为“白领时尚”来叫卖。由此也能看出,当下大陆表述西藏的作品,可以分为“外在的时尚表述”和“内在的信仰表述”。中共之所以查禁唯色《西藏笔记》而没有查禁其他以西藏为题材的作品,就在于唯色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西藏的宗教精神之魂,尽管还无法做到完全直言,起码是委婉的“内在的信仰表述”,而其他作品大都是“外在的时尚表述”,类似于为观光客们准备的“旅游指南”。

三、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说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野蛮,因为用物质崇拜来理解政治统治的人性基础,必然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的狼性和最下贱的奴性,也就必然走向是“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绝非一种单纯的观念或思想,而是靠独裁强权支撑并服务于独裁强权的意识形态霸权,其统治逻辑必然是强行贯彻其权力意志,当它认为必要时,既可以翻云覆雨地违背承诺,也可以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

其实,在当今世界,政教之间、俗灵之间的相分离,已经成为世所公认的文明常识。对于宗教而言,只要允许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只要尊重思想观念的和平表达之权利,世俗化并不是洪水猛兽,再粗俗的无神论和再大的信仰歧义也并不可怕,因为它并不能构成对他人的思想强制和权利剥夺。可怕的是不准信仰的野蛮无神论,是没有自由选择权的思想强制,是没有平等表达权的制度歧视。中共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包括它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根子上正是源于这样的强制和歧视。在此意义上,中共政权连粗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都不是。因为在骨子里,除了“独霸权力”之外,中共什么都不信。

如果说,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公权力的任何滥用都具有远远超出个人恶行的野蛮性质,也都具有远远超过个人阴谋的阴险性质,那么,“独霸权力”无疑是所有野蛮中的最大野蛮,所有阴险中的最大阴险。不仅“独霸权力”本身就是公权力的最大滥用,而且“独霸权力”的维系也只能靠暴力恐怖和黑箱阴谋。在根本上靠着对人性的摧残和腐蚀,即通过制度之邪恶之丑陋,把人的属灵生命降低为“恶狼”、“狡狐”和“傻猪”等动物。而一当有人不甘于动物生存而想追求有尊严的人的生存时,一当这种粗鄙的意识形态遭遇某种宗教或异见的挑战时,它便视为对其政治权威和统治秩序的威胁,也就必然产生草木皆兵的权力恐惧,而权力恐惧会导致极端的非理性癫狂,必然把主观认定的威胁加以无限夸大,并当作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威胁来对待。

只要是独裁者,无一例外是高度警觉的,警觉到时刻瞪圆专政眼睛的程度,在寻找“敌人”上决不会有丝毫懈怠。独裁者从不会高枕无忧,而不会高枕无忧的原因,不是因为客观上失眠,而是主观上就不想睡好。独裁者每晚都可能被噩梦惊醒,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只要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因为找不到隐藏的敌人时,它就刻意制造出敌人,否则的话,看不到敌人的独裁者将更加惶恐。

这是独裁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独裁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独裁者非但不讨厌噩梦连连的夜晚,反而热爱充满噩梦的夜晚,越恐怖的噩梦它就越喜欢、越沉迷、越陶醉,以便能够尽早被噩梦惊醒,连夜发布追捕“敌人”的命令。“噩梦”臆造的“敌人”让独裁者恐惧,也是他实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制造敌人,他便失去了滥用暴力和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

独裁者消除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强制,定要动用组织审查、思想洗脑、经济要挟等强制手段,逼迫信仰者和异见者低头认罪和重新作人。如若不从,紧跟着就是用行政处罚来剥夺工作权和断绝生活来源;如若还无法奏效,就用监狱囚禁身体,甚至用割喉来禁声,用处决来消灭肉体。也就是说,独裁者与热爱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权力变成私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人性向残暴、多疑、嗜血、虚伪的畸变。独裁者的逻辑是:“不管其他人是否喜欢或愿意,我的噩梦连连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个人的恐惧,必须由所有人来分担。”独裁者要把个人的内在恐惧强加于亿万人,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四、唯色的虔诚信仰和人性尊严

具体到唯色个案,也是粗俗和野蛮的结合。野蛮的禁令和粗俗的洗脑之后,就是下贱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剥夺:“1、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2、没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身;3、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4、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见《事件》)

然而,面对粗俗而野蛮的老大政权,也面对自身利益的严重受损,作为个体的唯色却没有丝毫动摇,她坚定地重申自己的信仰,也就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做人尊严。她在写给西藏文联党组的信中表示:

“要我‘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

这封信题为:《我永远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

是的,唯色像许多不屈从强权和收买的藏人一样,在虔诚信仰的支撑下,以人性高贵对抗物质粗俗,以个体尊严对抗权力羞辱,以作家良知对抗野蛮剥夺,她要用自己的坚韧告诉把人视为“猪猡”的政权:人,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的向善升华依赖于信仰。“不准信仰”的强权必定要践踏尊严和亵渎信仰,而有尊严有信仰的个体必定蔑视“不准信仰”的强权——无论它看上去多强大!也无论它能施加多暴虐的迫害!

是的,唯色崇拜十四世达赖,也敬重十七世葛玛巴,不仅有她作为信徒的宗教原因,也有她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原因:达赖和葛玛巴,既是藏人心中的神,也是人格楷模:宁愿流亡,也不屈从中共的威逼利诱。

所以,人的生命一旦被尊严所确立、被信仰所提升,其精神品质完全可以战胜利益要挟,必要时,也能战胜暴力和监狱的恐吓。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想告诉失去工资、住房和全部社会保障的唯色,会有朋友为你提供栖身之地——尽管他们可能只是自由主义者而非佛教徒;以当下国情而论,你的写作能力足以养活自己;即便遭遇暂时的生活困顿,至少我这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愿意为你尽点绵薄之力。

我也相信:你今后的生活,至多是物质上的清贫,但决不会匮乏,因为清贫生活换来的却是心安魂净。正如西藏的广大信徒,一代代地过着物资匮乏而精神充实的生活一样。我以为,中共对你的整肃,尽显一个末世政权的病态惊慌;而你为信仰和尊严的付出,却凸现了一位女作家的从容。

在这个让太多的人丢失灵魂且惶恐失措的当下中国,心灵的从容,不仅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更是一种罕见的境界。

2004年11月23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