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邓小康”是个猪圈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在事实上,他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狂妄,自奉为人民的慈父和改革的总设计师,而人民不过是受他操控和恩赐的群氓。

1984年中共执政35年大庆时,邓小平检阅三军和接受亿万民众欢呼时的感觉,从他个人成就的角度讲,是他漫长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颠峰体验──既是他在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显示他在党内具有绝对权威的时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耻辱的时刻;既是他真诚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时刻,也是他底气十足地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时刻。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达成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协定;还是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领袖终于得到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认可,又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独裁者的狂妄。

最受吹捧者们赞扬的“邓小康”,即到本世纪中叶是国人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如何实现“邓小康”目标,邓提出了“三个有利论”。他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人们在对比邓的低调实用主义与毛的高调理想主义之时,显然是褒前者而贬后者。然而,邓的实用主义政治智慧确是典型的猪哲学:他以猪的智力理解人性,用喂养猪的手法对待人的欲望,“政局稳定”就是要修好“猪圈”,改善生活就喂饱“猪们”,发展生产力就是提供足够的“猪饲料”。换言之,他只许诺给民众以小康的温饱,却认为中国人愚昧得还没有资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预言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发展下去,2050年的中国在经济上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却无视在不可阻挡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国的另一种未来,人性的另一种不同于猪的生存方式。难道中国人永远只配像猪一样靠统治者喂养的方式生存,只配被关在极为狭小的猪圈式的空间内,过那种吃饱了睡、睡醒了吃的动物生活,而不配争取到以自由来安身立命的人的生存吗?

邓的小康论,不仅是极端蔑视人性的“喂猪论”,还是极为残忍的敌视民意的狂妄:只允许吃饱的民意对“总设计师”的感恩戴德和逆来顺受,而不允许民意对大家长提出质疑,更不允许民意拒绝家长式恩赐。

邓蔑视人性和敌视民意的狂妄,集中表现在他制造的六四大屠杀上。他在解释之所以要镇压学生时说:“(学生)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

当1984年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时,那些学生娃就是可爱的。而当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表达自由民主的要求时,学生们就是在“闹事”,就是破坏建设,就有重回“文革”混乱的危险,就要不能“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来说服学生,而只能采取坦克、子弹和刺刀来镇压。也就是说,对于民意,邓和毛一样,先是摆出“大家长”的面孔,把民众当做他邓小平的孩子,用“闹事”来侮辱民意,用“动乱”来训斥和恫吓民意。邓要得是被奴役者的俯首帖耳和感恩戴德,一旦民意不再驯顺,不再感恩戴德,或者说,国人一旦达到不仅反暴君、也要反仁主的觉醒,大家长的仁慈就立马变成“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的屠夫狰狞。

因为,自奉为“明君仁主”的独裁者,最无法忍受民间对其仁慈的拒绝:我已经给了你们温饱,你们还要怎么样?所以,对于想跃出猪圈的猪们,格杀勿论!

无论从六四后中国改革的畸形发展的角度讲,还是从中国长远的未来发展的角度看,邓所描绘的中等发达的“小康生活”,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关于“发展和进步”的整体观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严的人性的多样化欲求;邓维护社会稳定的喂饱逻辑和屠夫逻辑,更与人类最低的底线文明背道而驰。这种猪哲学对中国人灵魂以及社会伦理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其程度并不比毛的乌托邦的破坏性小多少。特别是对于坚持一党独裁的体制来说,与其说邓理论是对毛思想的修正或颠覆,毋宁说邓所倡导的猪哲学正是对毛的斗争哲学失效后的最好填补,正如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依靠儒道互补一样。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创造一个健康的制度和培育健全的人性来说,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药,而且是致灵魂于瘫痪的剧毒。

2004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1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