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我也愿意陪杜导斌、刘荻、杨子立坐牢!”——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关注杜导斌

这段时间,身在南方老家的丁子霖先生和蒋培坤先生,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刘荻案”和“新青年学会案”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我与二位先生又通了电话。他们夫妇从收音机中知道了湖北作家杜导斌先生被捕的消息,听到大陆知识界公开关注杜导斌案的报道,就赶紧打电话给我,想让我代二位先生在开放式的的公开信上签名。

可惜,我是夜猫子,晚上写作,上午睡觉,没有接到丁、蒋二先生的电话。二位先生着急,又把电话打给了余杰,让他通知我。余杰也打不通我的电话,就给四川的王怡打电话,告知丁、蒋二位先生的意愿。直到下午起床再次通电话,二位先生对我的晚起稍有埋怨,我也向二位先生道歉。之后,二位就谈起了杜导斌案,向我详细询问了导斌的情况,还问起“新青年学会”案的二审情况,以及刘荻案的最新进展,希望这些年轻人和其他人能够免于牢狱之灾,希望通过越来越扩展民间抗议,尽快结束这个反人权反自由的制度。

为此,丁、蒋二位先生向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表示敬意。

凡是关注中国的六四惨案和人权现状的人,大都会知道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以丁子霖先生为代表六四难属群体。她们的骨肉至亲惨死于中共的屠杀中,孩子们倒在血泊中,母亲们却在恐怖政治的高压下站起来,而且,她们是在倒下就不允许再站起来的地方,流着泪站起来的。十四年来,为了见证历史、伸张正义,这群母亲进行着坚韧顽强而又卓有成效的抗争。

投身于八九运动的王丹们把自己称为“六四一代”,八九后成人的余杰们把自己称为“六四的孩子”。我想,比余杰年龄稍大的任不寐、余世存们,与余杰、王怡、杨支柱、陈永苗等属于同一代的杨子立、杜导斌、罗永忠们,以及小于他们的刘荻们,都会不拒绝“六四的孩子”这一称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六四是他们共同的“成年礼”。在恐怖政治仍然横行的恶劣环境下,这种公开宣称自己是“六四的孩子”的“成年礼”,对于觉醒了的有良知有学识的年轻一代来说,既意味着观念的觉醒,也意味着对道义风险的自觉承担,更意味着六四薪火的代代相传。

丁、蒋二位先生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些年轻人,不仅是因为二位先生的儿子殉难时只有17岁,更在于他们多年来投身于中国人权事业的亲历,他们太知道:敢于公开站出来的难属群体,是怎样由一个人逐步扩大到一百五十多人,知道来自难属群体之外的任何一次公开声援、一笔人道捐款、甚至一句私下的同情,对于这群失去亲人的母亲来说,该是多大的激励和安慰。我曾亲眼见到:丁子霖先生读了余杰的“我是六四的孩子”的自白时,是怎样控制不住地流下热泪。

关注基本人权和反抗独裁权力,太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和相互声援,形成一种相互激励、相互安慰的民间维权格局。正如丁老师对我说过的那样:无尽头的噩梦,让越来越多的母亲们懂得了一个常识——保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我自己的人权。任何一个人的人权受到强权的侵犯,都是对每一个人的侵犯。保卫人权与所有人相关。如果自由是天赋人权,那么保卫人权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责任。

对中国的人权事业来说,集体责任是不存在的,因而谈论它是无意义的,正如自由只是个体的,责任也只能由个体承担。天安门母亲就是一个个具体的母亲,杜导斌为声援刘荻而两次发起的网上签名运动,也是一个个具体的国人;此次为杜导斌鸣冤的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国人。这是一种责任,每个人的道义责任,逐渐增多的个体的自觉担当,就会形成壮观的民间维权洪流!使中共政权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日益加大的道义压力!

如果说,自由制度的真谛在于:个人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那么,在无自由的制度环境中,每个人为争取自由而反抗暴政的点滴积累和汇集,就是每个国人走向自由的真正希望之所在。

最后,丁老师在电话中说:“当年,我没能陪儿子去死,令我的后半生陷于无法挽回的愧疚之中;今天,愿意陪刘荻坐牢的杜导斌真的被关进黑牢,我也愿意陪杜导斌、刘荻、杨子立坐牢。”

2003年11月4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