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最后一次乐观的挣扎

论及古罗马的教父时代和中世纪神学的希腊传统,就必须谈论罗马初期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普洛丁(又译普洛提诺)。他是西方文化由希腊化转向基督教化的过渡人物,既是希腊传统的最后一位直接继承者,又是教父时代神学的先驱。

普洛丁的求知欲极强,年轻时曾经遍访名师,却无一令他满意。后来,他才发现了一位将基督教和柏拉图结合起来的老师,在其门下苦学十年。之后,他又游历了东方,学到了古波斯的僧侣之术和婆罗门的智慧,便返回罗马。

普洛丁生活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时期,然而,奇怪的是,在他的著作中却见不到丝毫苦难的影子,而是充满了发现神圣价值的喜悦和陶醉。他热衷于柏拉图哲学,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但他似乎忽略了柏拉图哲学中对人性分裂和社会恶俗的痛苦体验,而专注于柏拉图那缥缈的“理念世界”和玫瑰色的“理想国”,他描述了纯洁的理想主义,甚至打动过当时的罗马皇帝加列努斯(Galliennus)。

这位皇帝曾请他做大臣,允许他在坎帕尼亚建立一个理想国,以柏拉图提供的政治原理进行治理。但是,不知为什么,皇帝后来又改了主意,撤回了他的允诺。普洛丁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依然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虽身处朝廷的奢华之中,却保持着自己一贯的简朴,所以,他被称为高洁的圣人。也就是说,借助于柏拉图的超验哲学和斯多葛主义的苦行式解脱,普洛丁摆脱了现实中的享乐欲望,也同时摆脱了唉声叹气的悲观和愤世嫉俗的激烈。他说:自己之所以对现实世界没有任何留恋,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当世俗欲望被神圣价值所克服,人世间的苦难便不再是精神重负,而是无法引人堕落的身外之物。由此,他便进入凝神于一的沉思境界,全身心地专注于一个至善至美的永恒天国。他相信惟有死后的天国才值得为之献身。人应该闭上双眼、堵住两耳,等待那得救的一天。

在普洛丁的新柏拉图主义中,蕴含着《圣经》般的虔信——相信吧,“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种圣经句式,在普洛丁的表述中就是:相信神灵,就会解脱。这种不需要任何逻辑推理和理智认证的绝对命令,表现出一种无法抗拒的征服力量——上帝要人类受苦和要人类得救,同样是无法抗拒的。当普洛丁把古希腊后期的“出世主义”(没有上帝拯救,只是人放弃世俗走向自然)变成新柏拉图主义的“超脱论”时(等待上帝拯救),中世纪的救世主义便萌生了。

其实,普洛丁也未必不懂人世的苦难,他曾讲过一个处女堕落和得救的故事,可以视为他对尘世的苦难和罪恶的理解。故事说:一个纯洁的处女经不住现世的诱惑,失身而堕入尘世之中,受尽了种种苦难;后来,她在神父的指引下醒悟过来,重新回到圣父的怀中。尘世的婚姻是不洁的爱,尘世的放荡是不贞的爱,必须变尘世之爱为天上之爱,人才能纯贞、能得救。在这里,堕落就是原罪,受苦就是赎罪,得救就是天堂。所有乐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及其宗教,事实上都源于为逃避现世的苦难而对超现实幻想的信仰。但是,普洛丁是真诚的,极度真诚的,他不是为了摆摆样子以获取一个正人君子的美名,而是虔诚地相信那个超验的永恒王国,真诚地希望人人都能摆脱现世的诱惑、堕落和毁灭,进入这至善至美的天国。他在生活上从来不注意自己的世俗欲求,具有一种难以企及的纯洁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欲的消逝是神的诞生。”正是他的哲学,启发了后来的“原罪论”。

他真诚地描述过自己超脱尘世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内心体验。这段描述,也是出自普洛丁笔下的最著名篇章:“这曾发生过许多次:摆脱了自己的身体而升入自我之中;这时其它一切都成了身外之物而只潜心于自我;于是我便窥见了一种神奇的美;这时候我便愈加确定与最崇高的境界合为一体;体现最崇高的生命,与神明合而为一;一旦达到了那种活动之后,我便安心于其中;理智之中凡是小于至高无上者的,无论是什么我都凌越于其上:然而,随后出现了由理智活动下降到推理的时刻,经过了这一番在神明中的遨游之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此刻的下降是怎么回事,灵魂是怎样进入了我的身体之中的——灵魂即使是在身体之内,也表明了它自身是高尚的东西。”

普洛丁反复强调进入这种境界需要上帝之光的照耀和启示,甚至,他在进入凝神于一的状态时,会生发出一种似神的感觉,他说:“只要灵魂是合乎神的标准的,将要看见神,也将要发现自己被智慧之光所照亮,或者,她可能把自己想象成真光,没有任何重担,头脑敏捷,变成好像神一样。”(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P805,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

在这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理念论,发展为普洛丁的太一、精神、灵魂的三位一体,从而以哲学的形式开启了后来神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在普洛丁的三位一体中,亚里士多德式的灵魂与神的并列不见了,有的只是:太一至高无上,精神和灵魂处在屈从地位。“太一”是对现世存在的绝对超越,既是宗教上的神,也是伦理上的至善,因而也就是哲学上的至真,艺术上的至美。在柏拉图,理念至上,现实是理念的投影;在普洛丁,太一至上,精神和灵魂是太一的投影,到了中世纪的神学,人是上帝的投影。在这三者的传承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由古希腊形而上学到古罗马神学的清晰思想线索——由哲学的形而上学之真,转向伦理的形而上学之善,再转向神学的形而上学之真善美的合一。人只有摆脱了肉体和尘世的诱惑和纷争,潜心于内在灵魂的自我精神,才能彻底超脱,与太一融为一体,完成最崇高的生命。

如果从审美的角度看,普洛丁的太一境界与东方式的“天人合一”颇为相似,但在普洛丁的境界中,“太一”是绝对超验之神,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的关涉,而非老庄式的泛神论之道,甚至可以“在尿溺”中找到。然而,普洛丁的哲学,既缺少柏拉图式的由清明理智到沉醉狂迷,由现实悲剧到乌托邦喜剧的过渡,也缺少庄子式的由怀疑到幻灭,由幻灭到绝望,由绝望到逍遥游。而普洛丁,只有过多的审慎、太审慎和乐观、太乐观,审慎到近于冰冷的清醒程度,乐观到相信人终可以获救。西方人对人世苦难铭心刻骨的体验(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情怀和幽暗意识),最早表现在古希腊悲剧的命运之不可抗拒的宿命观中,之后表现在柏拉图的理想与现实相分裂的理念哲学中,到了神学时代就由人的原罪论来表达,特别是表现在基督教神学的第一位天才哲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

可以说,在进入黑暗时代的门口,古希腊的乐观精神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挣扎,由普洛丁哲学承担。他只鼓励人们专注内心的恬静,而不看外部世界的纷扰;只要人们超脱而不想能不能超脱。一个被苦难和失望所折磨的时代的开始,就这样被普洛丁的上帝之光忽略了,如同中国那血雨腥风的魏晋六朝时代,被那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所忽略了一样。

如果说,古希腊后期哲学的主题,已经由学问转向了德行,由对自然之真的研究转向了对道德之善的追问,那么,普洛丁完成了这种转变,并开启了神的哲学主题。这一主题所追问的不是自然的起源、本质、归宿,而是人的起源、本质、归宿。古希腊人探讨自然时,所确立的先验的绝对前提是“数”、“火”、“原子”、“理念”之类的本源,中世纪神学探讨人本身时,所确立的先验的绝对前提是“上帝”:“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是中世纪所有哲人的主题。对自然之真的研究再度成为哲学的主题,要等到人们从漫长的苦难历程中苏醒过来的文艺复兴了。

2003年10月8日于大连

【议报】2003.10.13总第1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