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政治SARS制造的又一大冤案——为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而呼

今天下午四时整,中共官方再次发布SARS的利好消息,新增病例仅为4人,为抗SARS以来的最低,似乎显示着胡温体制的果断决策所产生的显著成效,也为国内外舆论对胡温的善意期待平添了新的证据。

然而,从央视看到这一利好信息,我和妻子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另一条灾难信息犹如闷雷炸裂在头顶。而此刻,窗外正是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莫非通过纠正制度人祸而使天灾SARS逐渐趋缓之后,就注定了政治SARS病毒的疯狂发作?

电话铃响起,是杨子立的妻子陆坤。

“刘老师,今天上午,子立他们被判了重刑,谁也想不到这么狠……”她在电话里哽咽着说。

“几年?”我急切问。

“十年、八年……徐伟和海科十年,子立和宏海八年……刘老师,政府为什么这么狠?……”陆坤说不下去了。

“刘老师,徐伟是好人,我能担保……为什么这样对他……”这是徐伟的女友王英的哭音。

听二人的哭诉,我也惊愕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十年?八年?

尽管对“新青年学会”案的结局,我早有心里准备,知道这个制度的本性是,既然抓了人,就决不会善罢甘休,不管有罪无罪,也不管证据是否充足,结局一定是判刑,以此显示独裁权力的威慑力和伟光正。然而,四人都是来底层并关心底层的青年,他们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反而尽做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为民工子女的教育做义工、下基层农村搞调查,为农民的悲惨处境呐喊;四人凑在一起讨论现实问题,杨子立创办思想网站,也是在为中国的和平转型筹划,希望中国能够走向自由民主。四人在被捕前也没有中共眼中的“前科”,不是中共所定义的“异见分子”,徐伟还是中共党员,在北师大读书时主持过的“农民之子”活动,还上过央视。

基于以上理由,我和大多数朋友的估计:至多判上三年五年。近些天,我也估计到了,趁着国际社会聚焦于SARS之机,中共在5月9日已经对姚福信、黄琦等人进行了宣判,也很可能接着宣判“新青年学会案”。然而,如此重判,实在超出我的最悲观的估计。之后,马上与几个一直关心此案的朋友通电话,没有一个人不感到震惊和愤怒。看来,就连我这个与专政机关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老异己”,对这个制度的残忍仍然估计不足。

如此优秀青年,却接连遭遇野蛮制度的迫害,先是秘密逮捕、超期羁押和两次开庭,已经是欲加之罪了。现在又趁SARS之机重判四人,更是肆无忌惮的迫害,且尽显其机会主义的狡猾。

晚上,陆坤、王英和张宏海的哥哥张宏图来我家。因为平日里不太爱见客的妻子,今天却执意要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非常时期的非常灾难的承受者,多需要一次倾听、一句安慰、一顿晚餐、一种家的温暖。

一边吃着简单的饭菜,一边听三人轮流叙述法庭上的痛心见闻,自然伴随着含笑的泪。

他们说:四人被带进法庭后,其他三人比较镇静,只有徐伟显得激动。法官刚刚说话,徐伟就高声说:“我要控告北京市安全局,他们用电棍打我的太阳穴……”当法官和法警企图制止徐伟时,谁也没有想到,徐伟高喊着“我死也不回去”,一头撞向法官席的桌子,当场倒地。三个法警蜂拥而上,企图将徐伟带离法庭,徐伟死死抓住桌子,直到五个法警一起把他抬出法庭。之后,四人被带出法庭一段时间,等再次开庭,既没有律师的辩护,也没有被告的最后陈述,只是法官飞快地跳跃式地宣读了判决书。

出庭的家属们还未从惊恐中醒来,四人的青春年华被漫长的监狱生涯所剥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

“我实在不忍看徐伟那么绝望的表情,知道他真的死也不想回看守所。他在里面一定吃尽了苦头。”王英抽泣着说。

是呀,曾经作为优秀学生会干部和党员的年轻徐伟,怎么能够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个党的“敌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处以十年重刑!

“我不敢正视弟弟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怎么对身患癌症的母亲说……”宏图也终于抑止不住泪水了。

我无言。只在心里对宏图说:去他妈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吧?谁规定的?如果哭出来会让痛苦缓解一些,让压抑释放一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那你就哭吧。陆坤和王英一直在哭,你为什么要强忍着?

这个专门践踏人权和让良知者受难的制度,只能建立人人自危的恐怖秩序,任何个体都无法保证自己不沦为“政权敌人”。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是你。那种“我会例外”的心理,纯粹是一种懦弱的侥幸,而要让这侥幸变为“幸福”,人性就必须与野蛮进行有辱尊严的交易:用出卖自己的人权和甘当顺民来换取温饱和安全。也就是在政治SARS的威慑之下,心甘情愿地戴上“精神口罩”。即便如此,一夜之间沦为“敌人”的例证仍然比比皆是。“新青年学会案”的冤屈,就是政治SARS的最新牺牲品。

这出以天大的闹剧开幕的怨案,终于在SARS危机中以惨剧悍然落幕。SARS病毒封住了个体的肉体咽喉,政治SARS窒息了群体的精神咽喉,使一个民族无法自由呼吸。天灾SARS是突然降临,也不会延续太长时间,而延续了数个世纪的政治SARS,释放出无所不在的恐惧毒素,精神之肺的纤维化已经由来已久,持续地引起精神高烧和表达干咳,深中毒的国人甚至不敢呼吸。而那些敢于争取自由呼吸的良知者,仅仅为了抵抗精神之肺的纤维化,就被政治SARS的暴力口罩封住了咽喉。

“新青年学会案”的残酷结局,应该令国人清醒:如果自由呼吸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那么,抗拒扼住咽喉的政治SARS就是每个人的天赋责任。与其寄希望于明主清官的良心发现,不如从每个人的拒绝政治SARS的毒化做起。

政治SARS灭绝之日,才是我们自由呼吸之时。

2003年5月2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3.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