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无对象直觉——一种奇特的抽象(上)

柏拉图的“理念”是超验的虚幻的,“理念”论应用于社会制度的设计就是“理想国”。柏拉图自己也坦诚:理想国也许只存在于天上而非现实人间,它只为地球上的好政体提供了原型,而现实中的好政体是对“天上原型”的模仿,至多能够达到次好的程度,被他称之为“第二等城邦。”

与此超验的理念本体相对应的认识论也必然具有超验性。柏拉图认为:对“理念”的把握不能求助于感官、感觉、经验,甚至也不能求助于理智,而只能依赖柏拉图式的神秘“直观洞见”——对神之启示或神之真理的回忆。因而,这种把握方式也必然因其对象的虚幻性而变得十分神秘。当这种“直观洞见”与对生命本原状态的回忆相结合、或与神的启示或恩赐结合在一起……之时,就会表现为“回忆式的狂迷”之中的灵感式的“顿悟”,人的生命就会进入一种罕见的双重状态:既是茅塞顿开的解放,也有全身心沉醉的圆融。这是来自人的生命根基的最高感觉,既非理智又超越日常经验的,是以虔诚的信仰和瞬间领悟为特征的全身心沉浸,是人的五官感觉之外的“第六感官”或“内在感觉”,具有超常的穿透能力,类似于物理现象中“X光”。

在柏拉图之后,这种神秘的“直观洞见”,在神学中被圣·奥古斯丁称为“透过云层的启示之光”,在科学发现中被称之为“灵感勃发”,在哲学上被笛卡儿或康德称之为“理性直觉”,其对象是超出人的经验能力和理智能力的“物自体”——头上的神秘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或是由此而产生的宗教信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从认识论中驱除物自体的目的,是为信仰留下地盘。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那些我们必须对之保持沉默的存在——既无经验证实也无逻辑论证——说不清也无法言说的东西。中国古代的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强调“道”的无所不在又无从把握的神秘性,所谓“大象无形,大言稀声”和“言不尽意”。实际上,这些东西方的思想大师对此神秘现象的神秘论述,仅仅是对人的某种至今仍然无法说清的精神领悟能力的命名而已,而由于这种能力是经验和理智皆无法确切把握的,因而也是无法用逻辑化的语言表达的,所以才只能用这种笼统的概念来加以命名。很有些姑妄说之和姑妄听之的味道。

我认为,把这种“灵感”或“启示之光”或“理性直觉”,称为“无对象直觉”更为合适(我这样称呼,也是不愿用“理性”一词,因为在中国很容易被误解为歪曲为“理性认识”)。也就是,当人在意识到了现实中自身的有限性时,从生命的本能中就会产生对自我超越欲望的内在的感觉和体验,正因为它没有现实的外在对应物,也就无法转化为经验对象(现实经验总是有限的),而只存在于人的内在的体验中、虚构中、想象中、思辨中。所以,与人所把握的可感的经验对象相比,对幻想的感受、体验和领悟就必然是无可感对象的和神秘的。现实的自我超越的不可能,又决定了人在幻想中的超越欲永远无法找到现实中的感观的经验的理智的对应物,也永远不会有确定的、具体的、能够直接呈现于感官的形式。所以,这种自我超越欲所产生的幻象的形式化表达,就只能借助于远古神话、宗教信仰、艺术精品和形而上学的本体了。

与我们对外在的一棵树、一个异性、一场战争、一个科学公式的感觉相比,对自我超越欲的感觉仅仅是内在直觉,因其欲望本身没有现实的、具体的可感对应物,也因其无法抽象为井井有条的逻辑关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无”的感觉,是精神对精神幻想的内在自觉。渴望成名的欲望有实际的权力和社会地位相对应,渴望享乐的欲望有具体的食物、异性、金钱、财富相对应,渴望求知的欲望有无穷无尽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的行为可以作为对象……总之,除了人的自我超越欲没有具体的实际的对象外,人的其他欲望都有现实的具体对象;除了自我超越欲不能现实地加以实现之外,其他的欲望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实现。你可以当国王,统治千军万马;可以当资本家,拥有亿万财产;可以找到最漂亮的女人,享受浪漫的情感之旅。然而,你就是无法克服人的有限性,就是不能超越生命的极限和死亡。任何人在人性的局限面前都无能为力。但是,人又是欲望的和意志的动物,总是不满足于对现实目标的追逐,企图尽全力来达到对有限和必然的超越。特别是对于具有优异的精神能力的人而言,越无法达到的目标就越有诱惑力。故而,我们常把伟大的精神产品誉为灵魂探险的结果。

当人能感觉到有某种内在的欲望在生命中升腾,而又没有任何具体的对象为感官提供一个目标和一个落脚点时,对这种内在欲望的感觉越强烈、越执着,感觉本身也就越朦胧、越神秘。于是,人只能用没有任何经验依据的纯精神创造为自己幻想出一个本来并不存在的对象,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本体、宗教中的上帝和审美中的某种境界。

这是对“无”、对“不可知”、对“永恒和无限”的直觉体验,是人类的所有活动中最为内在的精神活动,是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中的峰巅境界。这种内在境界无法找到外在的客观对应物,只能转化为哲学的抽象形式(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转化为宗教信仰(上帝、真主、佛陀),也可以直接成为音乐和诗。在“无对象直觉”的层次上,形而上学、宗教和诗是相通的。柏拉图在回忆的迷狂中对“理念”的洞见,庄子在凝神于“一”的寂静中对“道”的顿悟,圣·奥古斯丁在虔诚的祈祷中接受上帝的启示……这些与但丁对“天堂”、卡夫卡对“城堡”、贝克特对“戈多”的直觉体验之间,有着内在的相通。

“无对象直觉”的抽象,决不同于理智对经验的抽象。前者是不确定、不清晰的,是不可言说却能从情绪上渗透整个身心的神秘直觉,只能依靠象征性的虚构物加以表现,象征之物的意义随着不同的观照而见仁见智,以至于趋向无穷。而后者则是确定的、清晰的,是可言说又能在理智上加以说清的确定知识,可以通过实验和逻辑推理进行证实,一旦被证实,就成为人人承认的公理。道家哲学所谓的“大象无形”和“言不尽意”,即是指“无对象直觉”而言吧。

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艺术之王。音乐之所以比任何其他的艺术形式更抽象更神秘,因而也更具有审美的穿透力,就在于音乐形式与无对象直觉之间,有着最直接最内在的对应性:音乐是传达无对象直觉的最佳形式。事实上,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音乐只能在审美上享受,其审美感觉也绝无统一的标准,只能是因人而异。所以,音乐根本无法加以美学理论上的清晰解释,甚至作曲家本人也无力解释自己的创造行为及其产品。

艺术家不同于哲学家,他只忠实于生命的内在的本能冲动和情感体验,其创作不经过理智的介入而直接呈现无对象直觉,直觉过程的完成就是艺术呈现过程的结束——艺术作品的诞生。艺术作品作为“无对象直觉”的纯形式一旦出生,便通过欣赏者而进入一个新的开放的感觉和体验的运动过程。因而,艺术创作是将无对象直觉形式化,审美是通过艺术形式来唤醒沉睡于欣赏者生命中的无对象直觉(当然,这是指高层次的艺术),它是人的全部生命的一次性启动和完成,其开放性将唤起无尽的生命运动。之所以,人们常常把审美称之为心灵的故乡,或许是因为审美中人的生命状态与人对故乡的记忆、对生命本原的探究有相似的地方:故乡意味着生命的诞生,意味着生命的根基和本真所在,这一切都充满了回归生命本源的新奇和真诚。

与艺术对无对象直觉的形式化呈现相比,形而上学的理智概括就显得枯燥而僵硬,常常导致生命的自我封闭,而艺术的感性呈现则启迪生命走向自我开放。宗教,或许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形式化,信仰是意志和激情的对象,仰望上帝的虔诚和忏悔,对超越价值的向往和追求,需要有限之人对无限之神的谦卑和敬畏,类似于审美体验的全身心沉浸,灵魂的净化和提升就是对终极价值的接近,却永远不会有终点。所以,在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艺术家的身上,我们都会发现某种指向无对象直觉的宗教感。然而,由于历史上的宗教总想通过禁欲主义和惟我独尊的一神信仰来达到人的自我超越,所以,在以往的历史上,宗教对个体生命所起的作用,往往类似于形而上学的一面。新柏拉图主义之于古罗马教父时代的基督教神学,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于中世纪经院神学,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皆是独断式的,背后则是极为龌龊的世俗性的独裁欲望。

形而上学追求永恒真理,企图为宇宙、社会和人生寻找固定的本质特征和生存模式;宗教追求永恒的信仰,企图为无根基的人生寻找固定的支点和意义;而艺术所追求的是生命的瞬间完成和直觉呈现,完成后便因其无法重复和独一无二而使瞬间成为永恒。艺术之美所企及的,不是生命的先验本质或固定模式,而仅仅是生命的具体存在,努力逼近生存本身的真实形态,特别是那种内在于生命体验的精神存在。因而,艺术永远是特定的“这一个”。

哲学家(特别是形而上学者们)与艺术家的主要区别只在于:哲学家总想用明确的概念、范畴、语言去规定和传达这种本来无法用概念加以规定、无法用语言加以传达的超越体验,总企图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论证这种本来无法论证的直觉,其结果往往使无对象感觉变成某种抽象的实体,使之与来自生命本能的超越冲动之间的血肉联系被理智概括和逻辑论证的介入而人为地切断,从而把形而上学的本体变成一种与人的生命没有直接关系的、外在于生命本身的主宰者,这就是生命的创造物异化为对生命的束缚。

在此意义上,卢梭和尼采等人认为,理智及其文明是人的堕落,便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理智的作用,固然能够为人类带来稳定的秩序、合理的目标与和平的手段,但是,理智也有自身的界限,一旦越界,理智就会转化为对人的首创性的严重束缚。不仅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束缚着人的精神,而且在科学的层次上也会异化为科学主义的拜物教,并通过一体化的技术统治扼杀人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换言之,如果中立的科学不为自由价值服务,不在制度安排上与宪政民主相伴,如果只有科学的独尊而没有对艺术和宗教的平等对待,那么科学就将服务于魔鬼的目的而成为人类的瘟疫。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和独裁欲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就会利用一切手段来达到惟我独尊的目的,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的超越欲望,就会把所有的被统治者贬低为工具或手段。人的生命就会与科学一样,作为最具毁灭性的手段之一,被用于武力扩张、种族灭绝、恐怖主义和维护独裁,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反复验证。所以,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宗教艺术的价值作为人性所欲之善,不只是应该与科学并行不悖,更应该是制约科学被人的权力欲所滥用的手段。

每个人都有梦,梦中的超现实景象给人以惊奇和美感,值得在醒后反复回味。但是,如果意欲把梦境变成现实图景,必然会产生种种荒谬。狂妄者最喜欢做白日梦,且想把个人梦想转换成人类的理想,也就等于把个人的荒谬转换成人类社会的荒谬,制造出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因为在根本上,梦中图景大都是“无对象直觉”的产物,而“无对象直觉”是无法找到现实对应物的。即便让“无对象直觉”披上理性的外衣,被赋予普遍性、客观性、合理性、永恒性的外观,它仍然仅仅是无法付诸于具体实践的超越幻觉。

作为“无对象直觉”的形式化呈现出的幻想,是与某种宇宙精神、某种终极理想或某种神圣原则相一致的超验实体,而超验的形而上学、宗教信仰和艺术创作,很容易激发人的浪漫主义情怀,走向种种极端的自我实现。所以,必须强调理性的界限意识和谦卑精神:人的一切能力都有自身的局限,必须谦卑地运用人的各种能力,人的各种创造性活动也就必然有所限制,科学发现不能干涉艺术创造,宗教信仰不能干涉世俗权力……等等,即便是指向“无”的超越性欲望和无对象直觉及其创造物也不例外。由超越欲望产生的超验性的精神创造物和终极理想,也有自身的界限,必须把它限定在个人信仰的领域和精神产品的领域,它与社会现实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开放性、参照性和批判性的,至多是在道德上和言论上影响公共舆论。

浪漫主义情怀应用于哲思、信仰和艺术,也许能给人带来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享受,但是决不能应用于政治、经济、法律等世俗制度的建立。浪漫主义一旦超出自身界限,超越欲望所追求的终极理想就会转换成重造全新社会和全新人性的社会试验,“无对象感觉”的形式化就会转化为针对具体对象的制度安排,精神性追求就会不恰当僭越自身的幻想领域而转化为现实目标,通俗地讲,就是混淆了“天国”和“人间”的各自界限,把两种不同的人性欲求合二为一,使那些企图建立“人间天堂”的人性狂妄及其社会实验具有道义正当性,其结果便是制造“人间地狱”,即由那种企图“无中生有”的狂妄所导致的人间灾难。当审美浪漫主义转化为改造现实秩序的理想热情之时,政治浪漫主义将走向极权主义,经济浪漫主义将走向绝对平均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宗教浪漫主义将走向政教合一的神权主义和不宽容的原教旨主义。也就是说,在宗教上艺术上甚至哲学上都可以“无中生有”,但在社会秩序的安排上决不能“无中生有”,而只能遵循自发的渐进演化。古希腊形而上学的最大弊端乃在于:把对超验之物的浪漫激情转向国家,把“无中生有”的狂妄扩展到人间秩序的现实安排。

与之相关问题还可以延伸到私德和公德之间的关系。也许,人的自利天性在经验的功利的层次上,怎么被凸出被强调也不过分,在道德上和制度安排上正视并尊重人的自利天性是世俗幸福的保证。但是,世俗的经验的自利天性并不能完全代替超验的超越性天性,道德和制度也不能是对自利天性的无限制肯定。一方面,假如把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幸福论贯彻到底,那么国家在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名义下,实施任何强制行为都将被认为是适当的和合法的;另一方面,假如让经济学上的理性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合法合德性绝对化,那么任何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自利行为也将获得豁免权。比如,强盗也能够以自利最大化为理由为自身辩护。换言之,假如只有自利而没有超越自利的利他,只追求物质享受而没有精神欲求,只有功利主义道德而没有超功利自律,只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自私而没有制约利己欲望的公认的普遍的公德规范,那么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就将盛行,其现实秩序就只能在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反过来,公德也必须明确自身的界限,否则也将酿成灾难。人类社会需要权威提供公共的管理和服务,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管理权力和公共道德却异化为对人性的戕害,以至于独裁权力和专断信仰酿成了血腥的历史。而且,直到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日益普及的当今世界,权力运行的本末倒置和意识形态垄断的现象,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在洛克式的低调经验主义哲学看来,人性的局限和弱点正是支持自发演进的自由制度的论据,而不是支持独裁制度的论据(参照斯密、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经典论述)。而在柏拉图式的高调理性主义看来,人性的局限和弱点则是支持人为构造的乌托邦式社会工程的论据(参照柏拉图、莫尔、康柏内拉、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乌托邦理论)。这是一种融合了哲学王传统、神权统治、王权至上和人性改造的古典绝对主义,它通过启蒙时代变形为混合了法国和德国的不同气质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审美上,法国式的“回归自然”和德国式的“狂飚突进”,曾经风靡整个欧洲;在哲学上,卢梭式的自然哲学和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加辨证宿命论,被誉为古典哲学的顶峰;在社会学及政治理论上,卢梭的反对私有财产和公意至上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历史宿命论,被奉为指引人类走向完美社会的灯塔;在政治实践上,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铁血政治(俾斯麦),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都被誉为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典范。还有,20世纪产生于西方的种种左翼思潮、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反全球化等等,无一不带有再造人性的浪漫主义的痕迹。及至第三世界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阿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义,也是基于对自由制度的不满甚至仇恨,诉诸于重塑人性和拯救未来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激情,即对超验之物、独尊信仰和终极理想的狂热乃至献身精神。

玻利维亚丛林中的格瓦拉人格被反叛青年们奉为偶像,被左派们论证为“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侠义精神;遍布世界各地的人肉炸弹被原教旨主义及其崇拜者尊为烈士,被文化相对主义者解释为“弱者对强者的绝望反抗”。这种侠义精神和烈士崇拜,不过是意欲在现实层面完成对“无对象直觉”的超验追求——由革命化信仰化的殉难走向天国,走向浪漫主义之审美人生的极致——心灵、信仰、热情、革命、献身、牺牲和鲜血……而超越性的自我成全和走向天国的代价,却是现实中无辜生命的血肉横飞和人间地狱的惨不忍睹。

诗化的哲学、诗化的信仰和诗化的人生,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自有其难以企及的审美魅力——把有限人生引向无限永恒的纯精神欲求;而人类意欲将这种浪漫主义转化为现实中的诗化社会之宏愿,最好从此绝迹。

风靡世界的当代童话《哈里·波特》,神奇的魔法道具扫把,成为孩子们圣诞礼物的首选。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上帝、先知、巫师还是侠客、骑士、英雄,都无法提供一把建立和维持世俗秩序的神奇扫把,彻底扫荡人世的污秽。如果人们相信在现实中能够找到这样的扫把,其智力便降到了儿童的水平。

2002年11月25日

【议报】2003.01.06总第75期

编者注:此处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