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沉醉的生命(下)

在被粗俗的无神论教育洗脑的国度里,人为地制造出科学与神秘之物之间的水火不容,正如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人为冲突持续了几个世纪一样。开始是教会以神的名义迫害科学,后来是极权政治以科学的名义迫害宗教,两种迫害却承袭了同一种野蛮而浅薄的不宽容传统:即把一切自己不理解的异见视为“歪理邪说”,视为对权力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洪水猛兽。所以,对异见施以“邪教”指控,不仅是中世纪专制神权的拿手好戏,同样是现代极权的惯用伎俩。这样的冲突,说到底,绝非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世俗价值与神圣价值之间的对立,而是唯我独尊的不宽容对多元生存的扼杀,是专制权力对一切异见的防范和镇压。而且,现代独裁者甚至不是由于不理解才迫害宗教,而仅仅是因为自私的权力恐惧才进行迫害。换言之,审判科学家的教会是不宽容的专制政治的载体,而非对神圣价值满怀敬畏的宗教信仰本身;迫害宗教徒的世俗政权更是暴虐的独裁者,而绝非科学或世俗价值的保护人;至于那些蔑视宗教的科学家,仅仅是心胸狭隘的市侩,而非对神秘之物充满好奇的真正探索者。

17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帕斯卡尔,既为后人留下了创造性的科学遗产,又为人类灵魂留下了充满宗教虔诚的精神遗产。在科学上,他是“帕斯卡尔三角形”的创始人,为概率论和微积分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他创造的“帕斯卡尔定律”为近代流体力学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水压机即是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他甚至对计算机还有过杰出的贡献,他曾用十年时间制造了一个计数器,在计算机起源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现在计算机使用的一种高级程序语言“Pascal语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思想上,凡是人文学者大概都会知道他的《思想录》一书,甚至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说:假如在所有法国的人文著作中只能保留一本书的话,我要保存的肯定是《思想录》。帕斯卡尔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的双重性的思考,是人文精神和宗教情怀完美结合的经典,“人是会思考的芦苇”也成为世代相传的人性箴言。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宗教精神的践行者,他越是以耶稣为榜样信仰上帝,自己的生活就越简朴,他收留穷人住在他的寓所里,帮助陌生的流浪少女,他把自己的财产金钱衣物食品施舍给穷人,最后甚至卖掉了车马、家俱和珍贵藏书。他年仅39岁就因病去世,他的最后遗言是:“上帝,请不要抛弃我!”

再看看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如何把科学与神秘之物完美地统一在他的事业及生活中,对活在科学日益发达时代的当下人类会有所启示。爱因斯坦终生保持着对神秘存在的好奇和虔诚,他认为:神不是一套神学思考的形式,而是象征着一种活生生的信仰。对科学奥秘的好奇和探索,与他对音乐的沉迷和对神的虔诚密不可分。他在听完犹太小提琴家Yehudi Menubin的演奏之后,激动得冲过舞台来到Menubin的更衣室里,大声喊道:“现在,我知道在天堂里有一位上帝。”他的相对论来自对牛顿物理学的怀疑,但他对“不需要或不能够以理性基础来衡量的超人格的事物和目标”却从不怀疑。他在读《圣经》时体验到:记载耶稣生平的每一个字都是悸动的,“这样的生命绝对不是神话。”他不委身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但他始终保持着宗教式的谦卑和敬畏。他在柏林演讲时说:“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是典型的独行侠,但我意向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团体,他们对真理、美及公义的执着让我不至于感到孤立。一个人可以感受到最美及最深的经历就是有神秘感。这种潜伏原则不单在宗教里,也在艺术及科学的努力追求里。对我来说,那些不曾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们如果不是死的,就是瞎眼的。虔诚是感觉那些可以经验的东西,却是我们头脑无法理解的,而它的美和崇高却能不知不觉地触动我们……。从这角度去看的话,我是虔诚的。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去对这些秘密感到好奇及谦卑,以我的思维去理解其高尚结构的隐喻。”

而且,在反纳粹的斗争中,当德国的大学里和新闻界的知识分子都沉默之时,唯有教会挺身而出,这使从来不去教堂祈祷的爱因斯坦大为感动,他破例带着小提琴加入到教徒们的祈祷中。他说:“对一个爱自由的人……我希望各大学都为此维护,相信他们对真理的起因的献身而炫耀;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反而很多大学都保持沉默。然而,当我仰望伟大的报章编辑,这些人曾经提倡及鼓吹他们对自由的爱,但他们象那些大学一样地沉默几个星期。唯有教会勇于面对希特勒制止真理的战役。我从未对教会有特别的兴趣,但现在我挚爱及崇拜教会,因为只有教会有勇气及坚持去维护真理和道德的自由。我不得不承认那个我曾经蔑视的,我现在要毫无保留的赞美她。”

人类理性的残忍之一,就是将虔信者视为癫狂,将癫狂归结为神志错乱的自然疾病,或归结为动物性的生理错乱,一系列对非理性的指控和迫害,构成理性知识转化为权力操控的历史过程。似乎,只有理性知识才能构成完整连贯的历史,而非理性癫狂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碎片,必须被隔离被监管被埋葬。偶尔,当文明社会需要癫狂现身之时,就把它锁在铁笼中,作为被嘲笑的对象,供理性人寻开心。癫狂在被理性塑造成社会瘟疫之后,又被作为具有娱乐功能的马戏团式的表演,那种完全有异于正常人的怪诞,为乏味的世俗生活注入戏剧性的强刺激,如同古罗马的决斗士被置于斗兽场的中心,供贵族和贵妇人们观赏;也如同公开行刑的展示一样,吸引人们争相观看断头台上的屠戮。在某种程度上,难道这种对神秘之物的拒绝,不是另一种杀戮——对超理性的精神生命的杀戮。

然而,现代哲人福科却从反叛的角度理解癫狂,癫狂往往伴随着启示般的诗意生存:一方面,癫狂是对理性主宰的抗争、对权力规范的逾越,对世俗经验的拒绝;另一方面,癫狂是对生命神秘性的迷恋、对超常规的极端体验的沉醉,对世俗计算和权力操控的诗意抗拒。而在传统之中,癫狂首先在哲学中被判定为邪恶,接着就在现实中被排斥被隔离被监禁,最后在历史记载和人类记忆之中被遮蔽。福柯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不可替代,就在于:他从揭示疯癫如何被遮蔽出发,把西方文明中的理性——知识(话语)——权力三位一体的操控凸现出来,一一点评日益技术化精致化的操控形式,还原了理性文明的另一面——权力操控的野蛮。癫狂不仅是理性的反题,也是知识——权力的反题,把癫狂从黑暗的历史洞穴中释放到阳光普照的蓝天下,让长期沉默的癫狂发出惊人的呐喊,标志着自由个体的主体性激情的解放,被放逐的孤独者和被遗弃的精神流浪的回归,被阉割的生命碎片借助于福科式的考古学,开始了对所谓的宏大整体历史和理性经验的客观真实叙述进行颠覆和反叛。这是尼采式的酒神在沉醉中的舞蹈和狂欢,是针对“人性太人性”的世俗化理性化的现代人的宣判——如果上帝死了,人类灵魂也将随之死去。

乖谬的俄狄浦斯呀,你的拭父娶母使你双目失明,只能流浪在黑暗中,但你却活出生命的高境界,活成一个永恒的“寓言”。正如加缪讲述的西西弗斯神话一样,生命的寓言需要世世代代倾听。而在今天,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科技化精明化的世界上,活成一个寓言,就是执着于西西弗斯式的“徒劳”和“呆傻”。而这,才是激情之思的顿悟,才是意志之坚的高贵,才是生命的奇迹和不可企及的美。

2002年8月29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2.09.09第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