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马克思左派与911

当一位法国极左派学生带着恳切的目光对我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想所纳的税以及索尔仁琴不过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时,他将我投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当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骄傲地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而今天,当共产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之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者天然正义的亡灵”仍然笼罩着世界!并为“恐怖主义幽灵在世界徘徊”提供了最方便的道义借口。

不知为什么,911恐怖悲剧发生之后,面对国内幸灾乐祸的鼓噪和一些极端伊斯兰的反美狂热及西方左派对美国的批评,我的脑子里经常出现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15岁第一次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着的《共产党宣言》起,这极具道义煽动性的语言伴随着我的青春成长期,穷人革命的道义合法性成为我对社会进行道德评价的原点。我相信,尽管今日的大陆已经是物欲横流,富贵攀比早已成为时尚,但是,有太多的国人也和我一样,内心深处仍然潜藏着“贫弱就是正义”——穷人革命天然合理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的深入骨髓,才使西方富国特别是美国成为穷人们既羡慕又仇恨的对象,才使国人以贫弱者在无奈之下反抗富强者为理由,替911恐怖暴行进行道义辩护,才会抱有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态度。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无法在富强的西方成为主导思潮,反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大半个东方的贫弱之国,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高举的道义旗帜多么崇高、所指出的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多么正确,而是因为:一方面,它在当时确实揭露出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引起了批判性知识分子和被压迫的弱势者的道义共鸣,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另一方面,它把西方制度的局部疾病上升为整体癌症,利用了自由制度及其富强者的善待人性,满足了强制制度及其贫弱者的人性阴暗。因自由制度的优势而富强的人们总有某种怜悯之心,即便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人在殖民地的统治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仁慈,其歧视的残酷性或无法无天也远不如本土独裁(比如英国人对印度统治的不公正性远逊于印度本土的种姓等级制;八国联军进北京的烧杀抢掠也决不比中国一些独裁者的战争行为更暴虐,想想秦始皇烧了阿房宫和焚书坑儒、清代帝王屠城的扬州三日等等)。随着殖民时代的解体和人权观念的世界化,加之基督教的原罪及忏悔的传统,西方人对武力殖民的历史、对第三世界的当下苦难,常常产生负罪心理并真诚检讨自身的失误,甚至容忍贫弱者的胡搅蛮缠。相反,因独裁制度的劣势而贫弱的人们(特别是统治集团),总是把自身的贫弱完全归罪于外来者,归罪于富强者的为富不仁,而拒绝反躬自省地检讨自己的内在失误和制度缺陷。更有一些惟我独尊的原教旨主义者,用仇恨和圣战煽动那些走火入魔的迷信者和穷横穷横的痞子,他们对富强者的唯一感情是极端仇恨,他们对生命的唯一态度是轻蔑,仇恨使他们蔑视别人的生命,迷信使他们甚至蔑视自己的生命,或因为相信死后能得到真主的恩典,或因为一无所有的贫困,使之在复仇的圣战中无所畏惧,不在乎所有生命——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所以一有时机便无所不为。同时,反省自身传统与批判自身现实的西方左派,由于殖民主义的罪恶,使之在西方以及国际政治中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道义制高点,他们对自身的批判和对第三世界的同情,更为贫弱者的胡搅蛮缠提供了充足的借口。而马克思主义的“贫弱之正义”,恰恰是西方左派的主要精神资源,给予了贫弱者及其辩护者以道义制高点,使之更加肆无忌惮。而在实际上,当这样的道义制高点不断地被独裁者所利用,藉以愚民和维护其统治之时,其虚幻性也就随之愈加显露。最终,对于国际政治和独裁国家的现实而言,变成一种十足的道义伪善。马克思主义为世界留下的最具破坏力的理论遗产是:一、虚构了两个阶级的截然对立而又褒贬分明的道义属性——在道义上最纯洁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在道义上最龌龊最落后的有产阶级;二、强调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核心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具有先天的绝对的道义合法性;三、把有产阶级置于被彻底革命的道义劣势之下,在谈到资本家时,只讲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而不讲剩余价值的获得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是否正当;只讲资本的血污和肮脏,而不讲资本投入生产之后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只讲工人出卖体力算作正当劳动,而不讲资本家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投入对生产的关键性作用;只讲无产者面临失业乃至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风险,而不讲资本家所承担的巨大投资风险。四、终极目的论——预设了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成这一崇高的完美的目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不择手段。于是,穷人把资本家或广义的富人看成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正义阶级针对不义阶级的颠覆行动,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仇恨、造反、报复、暗杀、暴力革命以及恐怖主义等极端手段,便由此获得道义上的绝对正当性。这次纽约世贸双子大楼被撞,为之叫好者中的许多人认为:能够出入这个资本主义的象征性建筑中的人,肯定全是资本家和有钱人,所以就撞的好!撞的解气!

在中国,本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圣人教诲,有历代农民起义的“均田地”和暴力崇拜的传统,及至现代又是中马克思主义的毒很深的极权国家。毛泽东把这套贫弱之正义的理论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土豪分田地”,极力张扬造反有理的痞子革命和对财富的刻骨仇恨,把物质上(资本家、地主等)和精神上(知识分子)的有产者作为仇恨之目标、革命之对象。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者在道义上最纯洁最先进的理论加以中国式的通俗化,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说手脚沾满牛粪的劳动者心最红、灵魂最干净。毛泽东时代最流行的批斗会、忆苦思甜、意识形态宣传以及畅销书,无一不是宣扬为富不仁和贫穷就是正义就是真理的观念,其极端的说法居然是“社会主义的草”是正义的,而“资本主义的苗”是邪恶的。想想畅销书《暴风骤雨》中的赵光腚,一个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大男人,该是怎样的懒惰和无赖!而这个光腚在小说中却被塑造成最革命的英雄;再想想令无数青年着迷的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悲剧,被描写成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根本对立。鲁迅在接受中共左联的影响之前,对富人和穷人并没有道义上的偏向,一无所有的阿Q无赖相就是明证。而在他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之后,便写出《文学与出汗》这样的文字,明确区分“香汗”与“臭汗”、“弱不禁风”和“蠢笨如牛”,其道义立场完全偏向穷人一边,在资产阶级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大反资产阶级,其晚期杂文充满了火药味和自以为占据道义制高点的不宽容。中共执政后,这种仇恨意识和革命情结之于国人,膨胀为旨在净化人性的清教徒式禁欲主义,带有浓重的重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乌托邦色彩。

但是,共产主义新人运动只能在狂热中维持一时,贫弱者当然不情愿永远处在一无所有的贫弱之中,即便能够以此占领道义制高点和赢得荣誉主人翁的政治地位,其持续时间也不会长久,因为这样的纯洁道德违反人性。人性本身的嫌贫爱富终将觉醒,想发财想强大,最好是一夜暴富才过瘾,像各种版本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那样传奇。被压抑的自利意识觉醒之后,贫弱者对于富强者的抱怨,已经没有了解放全人类受苦人的宏大报复,而终于显露出人性的本来面目:对富强者的仇恨在表面上被标榜成对正义的追求,而实际上不过是难以根除的人性阴暗,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嫉恨。

在中国传统的均贫富观念和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浸淫下,国人的平等观念被严重误导和扭曲。对处于中共的长期意识形态灌输之下的国人来说,现代自由主义的权利平等观非常陌生,而分配结果的绝对平等观则根深蒂固。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能是权利上的而决不会是分配结果上的。人类的能力和天性所能欲求的善事,只能是权利平等。在此基础上,由自由竞争所产生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冲突始终存在,不仅是个人之间的不平衡,而且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文化之间、价值观念之间的不平衡。而富强国家和贫弱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主要不是由于先天资源的不平等造成的,也不完全是殖民者的统治带来的,而是制度的优劣造成的。

不肯检讨自身制度劣势的国人,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经过对殖民时代的反省特别是到二战以后,自由社会比其它制度的社会更倾向于和平,因为它以追求合理利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以人类自愿的交换和协作代替了强盗式的弱肉强食,以互惠的竞争代替你死我活的对抗,而平等的自由竞争只能是和平的,它对于强者和弱者皆是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且这样的规则更有利于弱者。更重要的是,自由制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善待人性的仁慈和巨大创造力,为个人权利的保障和个人能力的发挥提供了制度化的无限可能性,通过这二者创造的富裕恰恰最能惠及广大民众,不但在制度上尽量补偿最少受益阶层,而且在道德上也培育了富人们的慈善情怀,西方富强国家的民间慈善组织提供着遍布全球的无偿捐助。同时,自由制度还为多元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为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观点……之间的和平竞争与对话,创造了平等对待的制度前提。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在强调世界的多元化,但是保证多元化的恰恰不是没有统一规则的无政府主义,而是普世性的正义规则——竞争是不可回避的,竞争的主体是多元的,而竞争所遵守的普遍规则必须:既是自由的平等的又是和平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公约》和WTO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当今人类所公认的普世规则。只要规则是建立在人类普遍正义原则之上,规则本身的正义性,并不会因为具体制订者的富强或贫弱而有所增加或有所减损。世界历史的经验事实告诉人类: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富强的西方人制定的国际规则往往具有善待一切人的普世正义性,而贫弱的东方人固守的特殊规则常常只具有善待少数特权者的邪恶性。人权高于主权和主权至高无上之间的区别,标志的正是普世正义与特权邪恶之间的分野。前者成为对践踏人权的国家行为进行国际干预的道义理由,而后者则成为践踏人权的独裁国家反对国际干预的借口。

马克思主义式的分配结果的绝对平等,只能是虚幻的且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乌托邦,甚至就是嫉恨这种人性劣根的道义化,因为它预设的道义前提违背人性、违背自发进化的竞争规则,所以是一种伪善的道义立场。它在现实中的短暂实现所依靠的,恰恰不是平等地分配权利,而是最邪恶的专制强权下的权利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实际上是专制强权下的谎言和假象。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还是之后,这种分配结果的平等皆是谎言,至多是主观善意而客观作恶的谎言。以“均贫富”着称的太平天国并不平等,洪秀全等领袖们的穷奢极欲决不亚于任何荒淫的帝王,天国内部的森严等级和各类禁令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即便在号称实现了分配正义的共产世界也从未真正实现过,以完全公有制着称前苏联帝国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与太平天国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而且其政治身份歧视和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的歧视,都达到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程度。

所以,在强制制度下,因权利的不平等而导致的贫富悬殊是一回事;而在自由制度中,因权利平等的自由竞争中的能力高低所导致的贫富差异是另一回事。二者在如何对待人性上具有根本的不同——不把人当人的恶待人性和把人当人的善待人性。人类永远无法消除分配的不平等(分配结果),但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分配的不公正(分配权利)。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道德的培育,承认并保护能力优异者不断创新的能力和超前的探索精神,因为人类的进步就是一个能力优异者创造而平庸者模仿和受惠的无限过程,正是少数天才的创新带动着人类的整体进步。如果是基于权利平等的公平竞争所导致的贫富差异,那么穷人对富人的嫉恨就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反而是人性阴暗使然。如果是因为权利不平等的歧视性竞争而导致的贫富悬殊,那么不仅是穷人本身、全社会都应该为消除歧视和争取权利平等而斗争。在美国,种族歧视制度的最终废除,没有作为强势者的白种人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的。同样,在中国,针对农民的城乡二元制度的最终废除,没有作为受惠者的城市人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可惜,直到现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为农民鸣不平,而受惠于二元制度的绝大多数城市人,仍然对长期受歧视的农民无动于衷,仍然没有为废除这种准奴隶制形成道义共识。

一个社会内部的竞争如此,放大到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观念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自由主义文化及其制度发源于西方并使之先于其他国家富强起来,就把自由主义价值观向全球的普及视为霸权主义,把自发的自由竞争视为富强者的阴谋;也不能因为儒家文化或伊斯兰文化来自东方并使之贫弱落伍,就把这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乃至日益边缘化的文化的拒绝变革视为天然合理,把极端的仇恨和不宽容对自由主义的任何方式的攻击视为弱者反抗强者的正义。既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及品质有优劣之分,为什么文化之间就不能谈论优劣?起码涉及到制度及信仰等文化因素,以学理研究和经验证据来比较其优劣,为什么就成了霸权主义?无论出自何种文化,真理就是真理,事实只是事实,真理和事实决不会只因为出自强者就变成谬误和谎言,而谬误和谎言也决不会只因为出自弱者就变成了真理和事实。二战后的事实是:在共产极权肆虐大半个地球之时,红色极权帝国的根基无疑是东方世界。在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险恶之中,恐怖主义的最大孳生地无疑是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阶级斗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圣战,才是最具霸权主义性质的文化基因。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及其西方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起到过对西方式资本主义弊端的校正作用,在促进福利、公正、多元、创新、反战、环保等诸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左派带有强烈青春骚动期的盲目性,对叛逆和标新立异怀有近于病态的偏好,常常仅仅是为反叛而反叛、为标新而立异,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校园造反、先锋艺术、摇滚乐、同性恋、毒品、群居、乱交、不刮腋毛、列宁毛泽东格瓦拉的像章等……是他们借助于对反叛的炫耀和对立异的招摇,在多元化的自由社会中吸引舆论注意力的标志,很容易在理论上陷于绝对相对主义,在行动上走向极端主义,在道德上沦为现实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伪善者,起码是不自觉的伪善者。他们想扮演预言新制度的先知、落后国家的代言人和国际正义的主持者,却往往在实际上变成理论巫师、抒情观光客和邪恶同谋,最典型的经验例证,莫过于左派们主动介入国际政治而表现出的贫乏、弱智和不诚实。当他们为苏联的红色帝国辩护和遮丑之时,当他们把毛泽东格瓦拉作为偶像崇拜之时,当他们赞美农业集体化和文化大革命之时,当他们为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而欢呼雀跃之时,特别当他们为恐怖主义做道义辩护之时,他们的姿态、呐喊、理论和价值观必然被独裁制度所利用,为野蛮的独裁制度攻击文明的自由制度,提供了保护弱者和提倡文化多元的借口。被优待有加的罗曼罗兰是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的清洁工,登上过天安门的萨特是毛泽东的野蛮文革的遮羞布,奔赴伊朗为伊斯兰革命呐喊的福科是霍梅尼的吹鼓手。因为,他们先被独裁者的信息封锁和宣传攻势的黑幕蒙住双眼,继而被独裁者的特殊优待的丝绒线捆住良心,他们不可能与独裁制度下的无数冤魂交流,不可能与饥寒交迫的集体化下的农民一起乞讨,一起将人肉当作维持生命的食粮,更不可能具有生活在恐怖秩序之下的切身经验。所以,无论他们在自己的自由制度中对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的反抗批判,多么无畏、多么犀利、多么正确、多么良知,但一进入对落后独裁国家的判断,就变成了混乱不堪的信口开河,甚至变成或无意或有意的欺骗和助纣为虐。

西方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所虚构的道义预设,而基于这一虚构道义预设所提出的问题也只能是假问题,因而,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冲突)所开出的药方,不仅毫无可操作性,而且无视普世正义和违反人性的基本法则。难道,京剧和歌剧、中餐和西餐、圣经和古兰经之间的价值无优劣,可以无限地扩展到一党独裁和多党竞争、维护人权和践踏人权、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宗教宽容和极端原教旨之间的价值无优劣,才是“政治正确”的价值判断吗?难道因为西方人谴责东方人吃狗肉是文化偏见,就可以把西方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谴责也视为文化偏见吗!如果按照左派们的绝对和平主义来维持国际秩序,如果按照贫弱者绝对正义绝对优先的立场来推进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得到的非但不是和平而是更残酷的战争,不是现代化而是旧制度的维持,不是贫弱者受到善待而是使之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在911之前,正是国际主流社会对恐怖主义的绥靖,才导致如此大灾难的发生。

在911事件发生后,西方那些反对一切战争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们就是这类伪善者的极端。我承认,他们的声音在本土具有积极的制衡作用,但是,一个多元共存的自由社会能够容忍他们的声音,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声音是正确的,更不能证明他们的声音在贫弱国家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恰恰相反,西方左派的声音应用于国际冲突是软弱无力的,移植到贫弱的独裁国家后所起到的作用,非但不是对独裁者的制衡和挑战,反而成为助纣为虐之私具。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独裁者不强调世界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不把由自身邪恶制造的国内危机栽赃到自由社会的头上,借口通常是干涉内政、外来颠覆和霸权围堵等等。但是,也没有一个独裁者不在国内对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要求进行残酷镇压,不剥夺本国人民的自由和人权,没有制造过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何况,西方左派们的发言、示威和游行,也是经过收益和成本的计算,而决不是不计任何个人得失的纯粹理想主义。同样是反全球化,他们可以在自由的西方把八国首脑会议折腾得新闻跌出,但是他们不敢来中国折腾APEC会议;他们可以指责美国保留死刑是践踏人权,但是很少指责独裁国家的滥用死刑!或者,在骨子里,他们的这种不指责恰恰是一种文化歧视,因为在他们眼中,美国是文明国家,所以要施以文明世界的人权标准;而中国是野蛮国家,施以文明世界的人权标准,无异于对牛弹琴。正如发明了“贫弱者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落伍的东方充满了同情,但二人仍然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或西方文化优越论者,仍然认为殖民者在客观上推动着落后东方的现代化(可参见马、恩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

换言之,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最先进,毛泽东所定义的卑贱者最高贵,即那种“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浪漫抒情,纯属异想天开的狂人呓语。无产者的贫弱并不天然代表正义和公理,正如有产者的富强并不天然就是邪恶和歪理一样。贫弱群体,并不能仅仅因为其贫弱就天然具有道义合法性和高尚品质,更没有权力僭越起码的人类道义底线——因为穷,我偷我抢我杀人放火我甘愿充当人肉炸弹……就是理由充足的。历史提供的经验证据向我们表明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只诉诸道德上的“贫弱之正义”来建立秩序,只能导致煽动仇恨、引导穷人进行暴力造反的现实混乱。这类道义高调的乌托邦一旦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其邪恶性和毁灭性,决不次于任何残暴的恶行。正诸如中国历史,有绵绵不绝的大泽乡式农民起义和水浒式造反;正诸如世界历史,仅举出二十世纪的共产极权的兴起,足矣!这些邪恶的共产帝国皆以贫穷而弱势的群体为政权基础,并宣称代表着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但是这种穷人政权对穷人的野蛮剥夺、在穷人中制造的人权灾难却举世罕见。911恐怖事件作为最新的极端例证,再一次凸现出所谓“贫弱者的正义”,将会邪恶到何等肆无忌惮的程度!将制造出何等巨大的人权灾难!富豪宾˙拉丹声称自己代表具有最高尚信仰的弱势民族,并以此为灭绝人性的恐怖暴行狡辩。实际上,他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穆斯林的立场,他所代表的只是极少数被宗教宽容逼入穷途末路后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最后挣扎,是拒绝宽容和变革的极端顽固和仇恨使然。

对大陆中国来说,在这一罕见暴行本身的轰动性和震撼性效果之中,“超限战”的鼓噪者们的洋洋得意最令人忧虑。尽管他们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超限战”的两位作者作为网站嘉宾与网虫们的聊天,已经透露出那种想克制而不能的胜利者心态:从这一恐怖主义暴行中,他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英明预见的兑现,找到了对付西方霸权的最佳手段,而那些狂热的幸灾乐祸者们又大都是“超限战”的拥护者。这样的良知真空和理性缺位,不但是对大陆本身的未来秩序、也是对人类和平的最大潜在威胁。

众所周知,伟大的爱因斯坦是个人自由的维护者,也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因谴责战争而在德国变得不受欢迎。在纳粹上台的1933年,离希特勒发动战争还有一段时间,大多数人并没有预料到二战正在恶魔手中孕育,但是,爱因斯坦似乎预料到了,他说出了令其他和平主义者都感到震惊的好战言论:必须坚决抵抗希特勒及其纳粹分子,必要时哪怕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自由主义者珍视宽容与和平,反对不宽容和暴力,但是,自由主义者不是无自身立场及其价值的无边自由主义,其宽容也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更不是无任何条件的和平主义。自由主义者不会无视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威胁着宽容与和平的暴力和强权,不会无视暴力及不宽容得以孳生的制度及观念土壤——专制制度、极端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宽容的前提是坚决反对不宽容,和平的前提是消灭一切对和平的现实威胁。国际政治的现实告诉自由主义者,只要独裁制度、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存在一天,自由主义的宽容与和平就将受到威胁乃至遭到实际的破坏。当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制度、宗教、种族的不宽容之时,存在着由此产生的独裁强权和恐怖暴力对生命、财产、权利的现实威胁之时,当诉诸政治、外交等非暴力手段对遏制恐怖主义无效之时,为了争取和捍卫自由的宽容与和平,人类必须保留作为最后手段的正义战争与合法暴力,否则,自由主义的宽容与和平便难以为继。所以,自由主义者决不会赞同无条件的绝对和平主义和绝对文化相对主义。

具体到911事件之后的对策,西方的左派及和平主义者们,除了指责美国霸权和反战之外,提不出任何具有可行性的现实对策。高喊消除贫困和仇恨的漂亮话很容易,但是请拿出具体的办法来!难道用一味地高喊漂亮话就能让恐怖分子良心发现吗?难道一味地要求富强的西方去救援穷国、减免债务、不干涉内政、说服刽子手……就能消除贫困和仇恨吗?即便这类道德姿态具有主观上的善意,但在客观上也只能沦为对邪恶的现实姑息。何况,任何贫困的独裁国家,再贫困也穷不着特权阶层,而越是贫弱的独裁国家,极少数统治者就越是穷奢极欲之徒。

二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类,与狼为伍时的绥靖主义,无法换来宽容与和平。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只有让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尽快普及,让自由民主的旗帜飘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贫困和仇恨才会早一天减少。但是,目前的人类只能向着更大更多的为善努力,而决不能奢求在短期内完全消除贫困和仇恨,正如不能梦想所有人都变成天使一样。在各类不宽容的邪恶依然大量存在的世界上,奉行宽容原则的自由世界一方,只有保留实力上的优势和军事上的威慑力,并在和平遭遇重大危机时对邪恶势力采取果断、强硬而有效的措施,才能逐渐减少乃至最终消除一切威胁自由与和平的邪恶势力,特别是对那些国家化、组织化的恐怖主义,决不能奉行绥靖主义。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弱者的利益”和“贫困的正义”作为一种流行的话语,也作为共产独裁制度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道义合法性来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贫弱者的道德霸权”,它在自由世界被奉为“政治正确”,在奴役社会成为独裁者们对外宣传和对内灌输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为维持现实的独裁政治服务。同时,它也成为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或沽名钓誉的私具,使之盘踞在无视现实的虚幻的道义制高点上,飘飘然地指手画脚。他们经常用一些极端的历史陈迹来支撑似是而非的道德说教,他们把富强等同于邪恶,把贫弱等同于正义,把一个人的富强当作另一个人的贫弱之原因。911恐怖暴行之后,他们采取貌似公允的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一面同情在恐怖袭击中无辜受难的人们,一面把恐怖分子的暴行归结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误,接下来的结论就是霸权主义或单边主义的咎由自取,却从来不对恐怖主义的最主要孳生地阿拉伯世界及伊斯兰教置一词;他们同情饱受战火蹂躏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平民,指责美国的反侵略反恐怖战争,却放过了挑起战争的独裁者和恐怖枭雄,从来不质问那里的人民为什么甘愿忍受奴役,甘愿充当战争狂人的炮灰;

他们甚至把美国的数亿美元的援助说成是战争阴谋的一部分,把布什总统号召美国儿童为难民孩子捐款讥讽为作政治秀,却从来不提美国在911之前对阿富汗难民的长期援助。那么,如此同情阿富汗难民的人们,又拿出什么实际行动来救济那些难民呢?!就靠长篇大论的道德说教和风凉话吗?!被那些富得流油的阿拉伯王公们把持的国家,又有哪个肯每年拿出上亿美元来帮助自己的同胞兄弟阿拉伯难民呢?!

甚至我想说,一些极端的自称为左翼自由知识分子的人,一边享受着自由文明所带来的富足、言论权利及一切好处,一边诅咒自由文明,把贫困和仇恨的根源完全归罪到富强者身上,把落后地区的人性统统冠之以淳朴来加以浪漫化的赞美,而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富强社会的受益者。这样一味滥用同情却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这些无视现实政治而一味置疑一切的批评家,其智力水平和道德诚实都是值得怀疑的。与其说他们是良知的守护者,不如说他们是伪道德的孳生地;与其说他们真心同情贫弱者,不如说他们利用贫弱者来牟取自己的道德优势和既得利益。在一系列自由制度与独裁制度、恐怖主义的国际冲突中,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他们所高扬的“贫弱之正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道义要挟或敲诈”而被利用,沦为独裁者和恐怖分子攻击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和反恐怖国际同盟的利器。

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政治危机中,在自由制度的富强和奴役制度的贫弱进行较量之时,左派们唯一拿手的好戏就是在紧张的对峙中,悠然地上演一出出盛大的道德化妆舞会,其面具,有时是印地安人的油彩和羽毛,有时是难民中骨瘦如柴的孩子和绝望的母亲,有时是美国的航母舰队和被战火蹂躏的贫瘠土地之间、布什总统的头像和被误炸的平民尸体之间、支持被围困阿勒法特的和平人士与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军人之间……的醒目对比,看看奔赴巴以冲突的是非之地的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的表演,左派们在国际政治上的弱者正义秀便一目了然。这个代表团在自由的巴黎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反战宣言之后,来到巴勒斯坦被占地区,有人说:“这里发生的罪行可以与奥斯维辛相比。”有人说:充当人肉炸弹的“秀美的姑娘”是巴勒斯坦第一个“女烈士”,阿拉法特“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正因为他们对以色列的文明制度心中有底,所以他们才敢于奔赴又一处“奥斯维辛”,并在自己主观认定的恐怖集中营里,在高调谴责以色列的同时,赞美心目中的英雄阿拉法特。而联合国赴杰宁的调查结论是:这里没有发生过大屠杀。

对于这些左派来说,贫困而混乱的第三世界是观光客的天堂和生存者的地狱,除了从那里疯狂地攉取道义资源之外,他们并不想真的为穷人们做点什么。无论他们多么同情那里的人们,但是他们决不会放弃在西方的富足自由的生活,而自愿与第三世界的人们同甘苦共命运。白种人左派不会,入了美国籍的阿拉伯裔左派、中国新左派也不会!

一直生活在自由天使的保护下而又没有亲历过独裁魔鬼的黑爪蹂躏的人,往往只会挑剔保护他们的天使不够洁白,而无视魔鬼的黑爪。某些西方左派正是这样的既极端挑剔又极端目盲的独眼龙。而西方左派的东方模仿者连挑剔自由天使的资格都不具备,因为他们一直活在独裁魔爪的蹂躏下却从不挑剔独裁者,他们或从来不知道也从未享受过自由天使的保护,或移民到自由社会却仍然满身独裁文化的机会主义遗传,从不放过任何可以沽名钓誉的机会,故而,他们的指鹿为马、把魔鬼当作天使,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2002年8月23日

【刘晓波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