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向强权说真话

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

最近,看到钱理群教授的《说话的底线》一文,也读到了几篇相关讨论,赞成者多而置疑者少。钱文提出知识人说话的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这三条做人底线,从说真话的立场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为说假话辩护。而我以为,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面对暴政压迫时的沉默和说假话,即便出于不得已,即便怀有良知未泯的不安,也决不是做人的底线,而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和践踏。不同的只在于五十步笑百步:主动说假话和被动说假话,心安理得地说假话和良心不安地说假话,无论怎样都是说假话。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面对强权说假话,无论怎样辩解也脱不了出卖良知之嫌。这并不是道德上的双重标准,而是由知识分子的生存性质决定的。

知识分子不同于专业人士,因为他不仅具有专业知识,且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始终保持着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保持着对强权及其主流话语的警惕和批判。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大众,因为知识分子具有大众缺乏的知识资源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便利,特别在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名流或公众人物之后,甚至就具有了公共发言的权威。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发言并非窃窃私语或饭局上的闲聊,而是具有公共性的言论,足以影响社会舆论和大众信念。故而,当知识分子的发言超出本专业而涉足于公共领域之时,向社会、特别是向强权说真话,几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公共发言的全部意义。

我承认,钱教授的三条底线是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产物,传统帝制和现代极权之野蛮之严酷,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逼迫士大夫践踏做人的起码底线。读书人的脊梁被一次次打断,以至于落下终生的精神残疾,以至于做人的诚实这种起码的道德自律变成了险象环生的畏途,以至于心安理得地践踏做人底线成为普遍现象。于是,诚实——做人的诚实和言说的诚实——对于中国知识人来说,变成了道德高调或人性奢侈品。而为说假话辩护,反而是回归人性本身,成为做人的最后底线和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如此为说假话辩护,居然出自中国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之口,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由被动说谎到主动说谎

的确,在一党专制的环境中,暴政的肆虐是造成普遍的道德败坏的主要原因,但在承受暴政的一方,如果一味懦弱就无以坚守做人底线,为懦弱和自阉辩护更无以反抗暴政和维护公正。暴政的阴险强大和肆无忌惮,正是建立在人的良知一退再退的节节溃败之上。难道面对大屠杀的沉默,不是一种良心犯罪!难道刺刀下或利诱下的说假话,不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

诚实,作为公认的起码道德底线,早就为全人类普遍接受,而说谎肯定是不道德的。人在暴虐逼迫下的说谎,一开始大都是被动说谎,都会有良心不安,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主动说谎。但是,暴政在利用无孔不入的恐怖逼迫人们说出最初的假话之后,它鼓励人们继续说谎的手段就不仅仅是一味制造恐怖,更多的则是诱之以利,是恩威并重,是收买是恩赐。相应地,继续说谎者从暴政那里得到的,也就不仅仅是人身安全,还有丰厚的既得利益——稳定的职业、响亮的头衔和不薄的收入。因为,独裁者需要彻底杜绝真话而专门制造谎言,说真话将面临恐怖威胁,说假话则名利双收。久而久之,开始时出于恐惧的被动说谎者就变成了基于利益的主动说谎者。列宁时代的苏联,为了消灭“不合时宜的思想”,用恐怖逼迫高尔基以治病为由出国。斯大林为了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需要知识分子捧场,就以丰厚的名利许诺诱惑高尔基回国。斯大林还收买了许多西方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罗曼?罗兰等名流。在当代中国,从斗争至上的毛泽东时代到利益至上的邓、江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说谎,便经历了始于恐怖而终于利诱的演变。相应地,被动说谎者变成了主动献媚者。

恐怖和利诱的效应

如果说,在极权的毛时代,不说假话还需要非凡的良知勇气,因为说真话就要付出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那幺,当对共产乌托邦的狂热盲信崩溃之后,在资本和独裁权力狼狈为奸的后极权时代,不说假话通常不必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也就并非太高的道德要求。然而,恰恰是在独裁的暴虐性残酷性相对弱化、统治效力逐渐降低的后极权时代,国人非但没有拿出说真话的勇气,反而相信谎言的力量,相信厚黑学的无所不能。于是,人们久经厚黑手法的磨练而练就了准确拿捏分寸的本领,知道此刻应该显得以诚相待而彼时必须谎话连篇,知道私下聊天和公开言说之间的明确界限及其利害关系,从而使外在的威逼利诱内化为卓有成效的自我监控。暴政的锁链,也由扼喉的钢丝变成穿魂的绒线,由割喉的利刃变成封嘴的糖衣,基于利益的权力与知识的结盟以及稳定共识,融洽得越发天衣无缝,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皆活得如鱼得水。

假话制度化对人性的普遍伤害

暴政逼迫人们说假话,人们屈从于恐惧或利诱而说假话,怎幺可能没有危害!被逼无奈的说谎即便危害不到具体的人,但屈从于暴政的说谎恰恰是最大的危害:既强化着贻害无穷的独裁又导致残害人性的自戕。《人民日报》上的发言、中央电视台上的表态、民主党派的效忠座谈、执政党庆典上的集体献媚、政治学习会上的个人心得和对顶头上司的私下奉承……皆是空洞无物的作秀和说谎。这样的谎言并不针对具体的某人,也不会造成立杆见影的具体伤害。然而,这种集体说谎乃由分散个人的点滴谎言累积而成。正是这种不加害于具体个人的公开的普遍的说谎,使说假话得以习惯化制度化,造成了对社会对人性的无孔不入的普遍伤害——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细节的伤害。当这样的普遍伤害转换成人们习惯性的冷漠麻木和阿谀奉承之时,暴政造成的每一次具体伤害就得不到应有的谴责、反抗和报应。

几千年了,中国知识人一直在玩弄儒家的小聪明:“盛世则入,乱世则拂袖而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多聪明的处世之道,飞黄腾达时做救世主,穷愁潦倒时只求自保,无论躬逢盛世还是遭遇乱世,他们都占尽便宜而毫发无损!这种东方式的大智若愚与西方基督教的殉难情怀恰成鲜明对比: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牺牲来承担人类苦难,而在乱世之中逃避承担苦难的责任则被国人奉为圣贤。我以为,盛世并不缺你一个,哪怕你聪明绝顶且人格高尚;乱世却需要每个人勇于分担苦难的责任感,哪怕你仅仅做到不说谎。

容忍谎言就是强化暴政

国人当下的精神处境很有点黑色幽默式的怪诞: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大声呼唤社会诚信,另一方面又在暗自里普遍地践踏社会诚信。当靠谎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识人身体力行之时,他们也许暂时逃过生活困扃或身陷囹圄甚至肉体毁灭的灾难,还能活得像个体面的有产阶级或讲究品味的精神白领。但是,整体的精神毁灭之灾难便在每个人的参与下不可避免地降临,知识人也就沦为没有人性尊严的精神乞丐,沦为出卖良知的知识掮客——放弃所有做人的底线,像俘虏高举双手一样地交出自己的灵魂。对于这种普遍的精神灾难,说谎者们的最通常的自我辩护是:“我要活着,要养家糊口,要过体面的日子,我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太强大。我也痛恨说谎却不得不说谎,我甚至就是近于绝望地说谎。”多幺无奈而诚恳的表白,多幺令人同情的处境,多幺合乎人性而又通情达理的说辞,难道这样的说谎者不值得原谅吗?不!不值得原谅!

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谎言,后极权时代的暴政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这样的独裁制度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它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真心地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所以,暴政——无论是极权的还是后极权的——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对人性尊严的践踏,永远要进行威逼利诱以便让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正是我们的驯顺使暴政显得稳定强大,显得道貌岸然且有几分仁慈。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拒绝说谎

是的,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弱点,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制度进步和道德演进,其善待人性的标准也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走向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对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我们不需要唱道德高调,不必具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牺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我们多幺勇敢多幺高尚,不要求我们去坐牢、绝食、自焚,而仅仅要求我们在面对威逼利诱时不说谎,不把谎言当作基本的生存策略。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是对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致命颠覆。比如,在六四大屠杀后的大清查中,如果一般的八九参与者说真话,并不会付出多幺惨重的个人代价(如失业或坐牢或家破人亡)。说真话者的比例不必大到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出卖良心,不参与说谎,不写交代和检查,不做效忠表态,暴政就不可能支撑到今天。

即便如此,准备为诚实付出代价的人仍然可以抱有乐观的信心,仍然可以逐渐地拓展实话实说的领域。人,皆有从善之心,皆有对诚信的渴望,皆亲历了或耳闻了大屠杀的灭绝人性,皆看到共产极权大帝国的一夜坍塌,皆意识到一党独裁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日益腐烂……所有还珍惜人性尊严的良知尚存者,也许你无法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也难以拿出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信徒的殉道勇气,但是你起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当年,索尔忍尼琴曾号召前苏联的民众拒绝说谎: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自己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在私人谈话和公共场合都不说谎;自己不说谎,不讲解,不炫耀,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如果自己不完全赞同统治者的思想或者文不切题的讲话,那幺就应该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意,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援引“领导”言论;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座谈、庆典、运动,只要这一切与自己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自己不完全赞同这些标语口号;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地把选票投给自己认为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不让自己赶着去参加强制性的颠倒黑白的讨论会;听到别人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阅和不零买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一句话,“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索尔忍尼琴如是说。

是的,“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如果每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道德底线,那幺你在捍卫了人的起码权利和履行了做人的基本责任的同时,也以不合作的行动为反抗暴政做出了贡献。自然地,你也就捍卫了人的尊严和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向强权说真话是知识人的责任

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将变成风雨飘摇的孤岛而难以为继。

六四之后,中国知识界热衷于谈论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说,甚至直接提倡经济学或学术研究就应该“不讲道德”。然而,就是在韦伯提出“价值中立”的《学术作为职业》的演讲中,他还强调:学术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价值立场而“鼓吹一种无尊严的道德”。人的尊严在于抵抗邪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必须在面对邪恶时做出终极抉择,不然你要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在中国,我们面对的正是普遍的邪恶;也正是对邪恶的普遍沉默乃至说假话,才导致了“让邪恶横行无阻”的道义真空。如果我们到现在仍然不敢抵抗邪恶,对邪恶的审判迟早要降临,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必定要承担纵容邪恶的责任,不承担法律责任,起码也要承担良心犯罪的道义责任。

知识分子向强权说真话,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在知识上多幺渊博,自己的观点多幺正确,更不是为了一言兴邦或取得话语霸权,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和言论自由,为了防止强势者对弱势者的为所欲为,为了消除社会歧视,为了促成社会公正和道德品质的提升,为了多元化观点的平等竞争,为了带动全社会的拒绝谎言。换言之,向强权说真话,是作为公共人物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捍卫个人尊严、维护基本人权和社会公正——且义不容辞。

向强权说真话,请从知识分子始!

二○○二年七月五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2年7月号
【博讯】2002.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