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对时空的恐惧与生命的意义

相对于空间与时间,人生太有限、太短暂了,对死亡的恐惧就是人对自身的有限和短暂的恐惧,其哲学形式就是对时空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终极追问。

漫步哲学殿堂,常常使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空间与时间这两个极为抽象的概念伴随着哲学发展的始终?为什么所有的着名哲人都要回答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人的思维为什么先天具有康德所谓的时空形式?

我猜想(不过是猜想),这不仅仅是因为时间与空间是人的主体思维的先天形式,借助于这对思维范畴,人才能够把纷乱的经验整理成井井有条的逻辑,从而获得知识(康德的时空观);也不只是因为时间和空间是客观事物的运动形式,它们为人的知识提供了绝对客观的标准(牛顿、马克思的时空观),甚至也不仅仅是因为当运动加速到一定程度(光速)时形成了相对的时空(爱因斯坦的四维空间)。这些时空观的适用范围更多是在科学领域和哲学认识论之内,是哲学家们为了回答科学发展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而产生的。因而,这些时空观更侧重于理智和逻辑。

但是,理智只是生命能力之一,生命的丰富性也无法简约为科学逻辑。从生命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角度看,时间与空间的重要性绝非仅限于认识工具之一途,更深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尺度,是与人的深层欲望血肉相关的人生意义的参照系。每个人在时空坐标系上所占的位置就是他的生命值,是他的人生意义之大小高低的标志。

相对而言,谁占有的空间大,享用的时间长,谁的生命就丰富,就深邃,谁就拥有了超越一般人的价值。这种价值与肉体生存的自然长度无关,也与肉体的死亡无关,仅仅涉及人特有的伦理评价。肉体可以在一瞬间消失,但人的事业及其伟大创造物却留存下来,继续与时间抗衡。一个政治家的价值,在于他是否能扩大自己的权力空间,延长自己的权力时间。也就是说,他所从事的公益和创立的政体在人类历史中延续的时间愈长,波及的空间愈广,他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就越伟大越长远。这种延长与扩大如果超越了其它政治家,那么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价值就要高出一筹。一个思想家的价值在于他的思想能够在多长时间内说服过多少人,特别是当他提出了一个需要世世代代的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时,他的价值便随着每一次回答而增值。换言之,思想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他解决了什么,因为解决意味着完成和终止;而在于他提出了什么,因为提出意味着开始和发展。即便解决,也是蕴含有启发性新问题的解决,是一种开放性的结论,而非一劳永逸的终极解决。自相矛盾并不能说明思想者的无能,凡是划时代的思想家无不有自相矛盾之处。而得意于自圆其说者,至多是二流的思想者,往往是浅尝辄止的思想懒汉或霸道蛮横的思想独裁,甚至就是靠媚俗而轰动一时的思想掮客。他们最不长于思索,却最擅长把自己炒作成全能全知的先知或导师或布道士。

凡是独创性皆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价值,它对生命的价值不是时空的数学尺度所能度量的。大凡历史上的天才人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只要他所从事的事业具有独一无二的开拓性,那么他的生命就会产生某种趋向于无限和永恒的价值。在任何一个领域内,独创是赢得时空的最好途径。没有独创的人即便活上一百二十岁,他的生命价值在时间的流逝中仍然等于零。在这里,时空失去了物理的意义,具有了生命的意义。

现代生命哲学的时空观与古典时空观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相对论,更在于时间的物理性与生命性之间的区别。在古典哲学中,时间和空间往往与形而上学的实体相连,它是客观的、绝对的、理智的、永恒不变的,是一种准确的“钟表时间”和“丈量空间”。而现代哲学的时空与生命的存在本身相联,是主观的、相对的、非理性的、永远变化的,是一种不确定的“心理时空”。在“心理时空”中,十年光阴的流逝也许与人的生命对价值的期待、探索和创造毫无关系,但有时,一分钟的等待都是致命的,都能使人的生命达到饱和状态。为了某一特定的瞬间,人可以用一生为代价来交换,所谓“良宵一刻值千金”是也。

无论是对于人类整体来说,还是对于每一个体来说,当时间过去之后,值得记住和反复回忆的不是所有的时间,而是那些与社会的大变革、与生命价值的提升息息相通的某些特定时刻,是决定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生存质量的某些独特瞬间。时间意味着永恒,空间意味着无限,没有起点和终点。二者又是生命的运动和变化的标志。对于人来说,时间更具根本性。所以,哲人们说:“时间值得敬畏;”“在时间面前,人只能默想;”“空间外在于人的生存,而时间内在于人的生存;”……等等。如果一个人只拥有无时间的空间,那么他的生命就是静止的。人死后,躺在坟墓中,尽管他的尸体还占据着一定的空间,但是这空间是僵化的、静止的,与生命的运动毫无关系。一旦生命运动在时间上中止于某一空间,生命也就完蛋了。因而,是时间给予了空间以价值。金字塔的千年不倒并不能使人永生,与其说它的存在象征着永生,不如说它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人类:正是生命在时间上的中止才造就了这座占有巨大空间的坟墓。当后来的人们站在金字塔前,仰望它的尖顶或爬上它的尖顶俯视时,也许会感到一种崇高和永恒,但是,在下面,支撑着这种崇高感和永恒感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死亡堆积起来的空间。

我觉得,形而上学是以精神产品的形式来建造一座座金字塔。可惜,人类的愚昧就在于,在形而上学上所耗费的精力要远远超过所有的巨大坟墓。老庄哲学中的“道”,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体”,都被规定为或证明为在时间上永恒与在空间上无限的结晶体。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无”,既是空间的无限,也是时间的永恒。但是,在这里,思想的死亡主宰着一切。正像那些专制者们相信通过建造巨大的、结实的墓坟来使生命永垂不朽一样,形而上学家们相信通过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就可以使生命永垂不朽。想象能够如此,哲学能够如此,而现实的人生却不能如此。

对于现实中存在的特定个体来说,他能够实际占有的空间极为有限,一个人的脚印不可能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即便地球上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即便他乘坐飞船进入过太空,但是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也仅仅是一隅,无法穷尽的宇宙足以使诚实的思想者望而生畏。康德的年轻时代的思想探险,就是在这种恐惧与敬仰的交替中度过的。他仰望星空时所体验到的人之有限和渺小,正是他对崇高感的精彩论述的最初基础,也是产生宗教情怀的精神子宫。崇高与恐惧的内在联系根植于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巨大反差——人的有限生命对无形空间进行着紧张而徒劳的对抗。从无限的空间中会产生一种粉碎性的力量,它使人无法真正地抬起头来正视它。康德说崇高源于恐惧,终于精神上道德上的超越感,恰好对应着人的有限的现实存在与无限的精神追求的二元对立。我以为,“上有日月星辰”的生命体验,不但是全部康德哲学的基础,也是“心中的道德律令”的谦卑感和敬畏感的活水源头。

如果没有这种对宇宙之无限与人生之有限的生命体验,康德决不会第一次在哲学史上专注于人的认识界限的问题,也不会把宇宙本身作为“物自体”划出人的认识范围。“物自体”的提出决不是单纯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问题,而是生命的自我意识的谦卑和狂妄之间的严格分野。谦卑意识必然是界限意识,也就是康德为人的生命划出的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狂妄意识必然无限意识,是黑格尔对自己的哲学进行的自我加冕——“精神顶峰”——即把自己视为不可僭越的思想之王。换言之,可知论的前提是认为人的生存无界限,人是万能的全知;不可知论的前提是认为人有界限,人只能知识这界限以内的东西。可知论把人作为上帝,不可知论把人作为人——上帝无限而人有限。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人的荒谬,不在于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而在于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对未知的惊奇激励着纯科学的精神探险,对生命神秘性的敬畏使人追问超世俗的终极价值。在此意义上,可知论不是哲学而是神话。这种神话不是每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也不是人不断获得的相对性知识,而是对终极意义上的人之万能的盲目相信。当我怀着崇敬心情感谢伟大的康德留给后人的思想恩惠之时,我就是在向头上的无限星空谢恩。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蚊子。与人相比,蚊子太渺小了,其生命太短暂了,而且人类设计了许许多多驱蚊灭蚊的工具,水平也越来越高。但是,蚊子那“嗡嗡”的叫声足以使人心烦意乱、彻夜难眠。大自然造就了蚊子,给了它以其它的生物所不具有的特殊求生机能,正是这种机能使人束手无策。“痒”,能够使人在某段时间内毫无作为。人,不要自视为“万物之灵长”,不要向其它生物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面孔,凡是大自然造物就都有一绝,在这一绝面前,人是无能的。蚊子叮人且奇痒,这就是一绝。

同样,一个人所占有的时间也是极为短暂的,纵使从可以推算的人类历史的角度讲,一个人活三百岁也只是一瞬。“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和孔子对时间与运动的哲理性反思,与其说是理智的,不如说是源于对生命短暂的体验,一种伴随着恐惧与悲哀的体验。在时光的流逝中,生命既存在又不存在,前一刻与后一刻的差异是实质性的。庄子曾经感叹人生如梦,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也证明了时间的运动是对人的最大威胁。尽管时间永远平静地流逝,但它的不可逆性便意味着一个残酷且无法逃避的事实威逼着生命,它在人类的心理上所掀起的波澜足以湮没一切。

对于这种无法挽回的流逝,人类只能依靠回忆、幻想,依靠主观精神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融,无奈地企图拖住时间之足。对童年、对过去的怀恋不仅仅是恋旧,它是人企图再生一次、从头开始的欲望的变相表达。人的生命越是接近黄昏就越是向往日出的辉煌。太阳可以落了又升,周而复始,人的生命则不能。佛教的轮回观是对时间的逃避,把生命的时间解释为早已安排好的宿命,前世、现世、来世的周而复始的轮回,实际上是无时间意识的静止生命观,或者说有意扼杀人的时间感。这种时间观固然可以造就一种心理平衡,一种对死亡的超脱态度,但是这种平衡和超脱是以付出全部现世生命为代价的。对时间的无动于衷,实际上就等于对生命本身的淡漠。现世的苦难,既有前世的因缘又有来世的摆脱,人就不必挣扎,逆来顺受就是了,反正一切都是不可抗拒的宿命。凡是处在非生命状态的民族,几乎都没有时间意识,而没有时间意识就没有生命意识。因为生命意识往往表现为对现世的高度重视,对时间流逝的顽强抗争。

人最恐惧的莫过于时间与空间,它们的永恒和无限是一架悬在人类头上的警钟,时刻提醒着人们:在宇与宙之中,任何有形的、具体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渺小的、短暂的,动物如此,人亦如此。更大的悲剧在于,人的生理结构偏偏使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有限与短暂。这种意识所导致的并非平静,而是使人陷于无休止的恐惧之中。正是人对自身的有限和短暂的恐惧,使时间和空间构成了哲学的重要课题,也使那些形而上学者们把无限与永恒给予了超现象、超现实,也就是超时空的绝对本体。

2002年6月13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2.06.21
【大纪元】2002.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