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谁能宽恕不可宽恕之罪?——狱中读《宽恕?!》

也许是因为身在高墙之内,读西蒙·威森塔尔的《宽恕?!》,心灵被某种说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种慢性的折磨所煎熬。作者西蒙是犹太幸存者,有89个亲属死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他自己也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但他却在提出了一个让受害者难以承受的问题:是否应该宽恕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应该,谁有资格给予饶恕?

西蒙的问题自然让我想到了六四,我也试着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不容置疑,无辜者的血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道义资源。但是,当八九运动得到公正评价的那一天降临之时,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

这既是历史罪恶及其宽恕的道德问题,也是灵魂之罪能否得到道德拯救的问题,中国人似乎从未思考过。中共政权在执政若干年之后对战犯的大赦,仅仅是实用的政治行为,而与真正的宽恕和灵魂的悔罪无关。恰恰相反,中共特赦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而对那些本国的“阶级敌人”,却一个也不特赦。同时,中共为了政治需要而犯下一系列的人迫害人的罪恶,其骇人听闻实为举世罕见,罪恶的制造者及参与者至今也没有真正的忏悔,自然谈不上灵魂的宽恕。在此意义上,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道德上是渺小的丑陋的。也正因为这种巨大的道德空白,就更有必要了解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大屠杀的残酷事实,而且是由此引申出的灵魂问题。

《宽恕?!》记述了一个临终前的悔罪、以宽恕来拯救灵魂的故事,发生在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西蒙和屠杀过犹太人的德国士兵卡尔之间。尽管请求宽恕者刽子手将不久于人世,宽恕与否对他的肉体已经没有丝毫疗救之效,但对于一个临终之人渴望得到受害者的帮助、以获得灵魂安宁的请求,受害者难道不应该祈求上帝给予请求者以满足吗?拯救一个在坟墓入口处的刽子手的灵魂,对于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公正吗?对于活着的人还有意义吗?

在讲完这个真实的故事之后,是44位知名人物对宽恕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1、如果一个凶手悔悟了,我们应该宽恕他吗?2、除了受害者本身之外,其他的人有资格宽恕针对别人犯下的罪行吗?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正义、同情、怜悯、拯救、良知和责任。

让一个受害者去怜悯一个迫害者,让随时可能被处决的囚犯以宽容的情怀去聆听刽子手的忏悔,仅仅是为了拯救刽子手的灵魂,使之没有罪恶感地安然辞世,这是正义吗?

这种拯救者与忏悔者的关系,可以在道义上给了受害者以珍贵的安慰:拥有正义的人,虽然极可能因实力弱小而倍受迫害,但邪恶的力量再强大,也只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作恶者终将被钉上道义的耻辱柱。

同时,刽子手请求受害者的宽恕,使强弱关系发生改变,刽子手变成乞求者,而受害者变成拯救者,这种发生在集中营中的突然颠倒,的确又是对拯救者的严峻考验,特别是要求犹太幸存者宽恕垂死的纳粹,无疑是要求那些无辜死者的亡灵在坟墓中宽恕刽子手,需要具有类似圣者耶稣的襟怀——“宽恕你的敌人”,但耶稣是神子而西蒙是凡人。

有人说,宽恕不是为了有利于宽恕者,而是为了自由。但是,如果死者不能、事实上也无法宽恕,活着的人就更不能,甚至上帝都无法赦免。我依稀的记得在某本记述大屠杀的书的扉页上,有这样的引自《圣经》的题词:“不,要求宽恕,这不可能。我决心报仇,直到坟墓,一个也不宽恕。”这话真的出自《圣经》吗?

年轻的犹太人西蒙,在接到年轻的纳粹士兵卡尔的请求时,处在一种无法抉择的两难境况之中,特别是当他面对的是一个犯下不可宽恕罪行的刽子手的真诚悔悟之时,他就更难以作出令自己满意的抉择。选择宽恕和拯救,这对于那些无辜的死者是不公平的。他无权代表那些受害者对刽子手施以宽恕。而选择拒绝倾听刽子手的忏悔,又是对人性向善和灵魂自省的拒绝,既根绝了身负罪错者自愿改过的机会,更有违于上帝的宽容律令。

在这种近似于二律背反的伦理窘境之中,西蒙最后选择了一种折衷的方式:只是沉默地不动声色地倾听刽子手的忏悔,决不用有声言词或明确的表情来表示宽恕。只有这样沉默的不动声色的倾听,才能使西蒙摆脱伦理悖论:既没有见死不救、也没有愧对无辜的亡灵。倾听使忏悔者的灵魂得到拯救,沉默使倾听者保持着问心无愧的良知。在结束忏悔之前,卡尔还请求西蒙在战争结束后,去代他看一眼德国的老母,因为他是独生子,一直是母亲的唯一骄傲。西蒙依然面无表情地沉默,但他把卡尔的临终托付记在了心里,并在二战后践行了他在沉默中的承诺。

然而,他的沉默和倾听所带来的良知与拯救,对那些无辜的亡灵真的就是公正吗?他有权利代表一个几乎被灭绝的民族倾听刽子手的忏悔(哪怕是极为真诚、发自内心深处的),以使罪犯的灵魂得到拯救吗?冰冷的同情或无情的宽恕,这是西蒙能给予那个悔罪的德国士兵的极限,沉默地倾听,使剑子手在奄奄一息之际,与他的罪恶以及对罪恶进行忏悔的良心一起沉入黑暗之中,与他的受害者一起去见上帝,在受害者的见证面前,接受神的审判。那一刻,沉默就是无言的正义,无言的判决。

作为迫害者和刽子手的卡尔找到了最好的倾听者:不是神父或牧师,而是一位随时可能死于纳粹手中的犹太人。卡尔知道,就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而言,如果请某个牧师或神父来倾听自己的忏悔,即便得到宽容,也是廉价的恩典。或者说,除了正在受难的犹太人西蒙之外,他向任何其他人的忏悔都不会得到真正的宽恕,因为除了受害者之外,其他人没有资格接受他的悔罪并对他表示宽容。

直到忏悔的最后,西蒙才握住了卡尔的手,但仍然没有言词。这沉默的一握,是受害者给予迫害者的最好的礼物或临终祷告,握手驱逐了纠缠着卡尔灵魂的罪恶之手,在随时可能被处决的犹太人与剑子手之间,创造了一种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施予的神秘的和解或宽恕。

通过倾听,沉默的倾听,一个罪恶累累的灵魂安然入土,他的临终忏悔所留下的真相,促使西蒙在战后把见证纳粹的罪恶作为终生的事业:让世界记住罪恶的历史,否则正义就会死亡;让人类拒绝对灾难的遗忘,否则真理就会腐烂。从某种意义上讲,西蒙的倾听才使真理与正义得以保存和伸张,才使苦难和罪恶成为人类永远的记忆。让人流泪的宽恕和忏悔。能流出来的泪已经不是真正的痛,倒流向心里的泪才会使人铭记终生。

对于西蒙而言,他太清楚自己选择的方式,决不是可以化解伦理上的二律背反的两全之策,只是在一种极端情景中面对极端伦理考验时的个人抉择。西蒙,这个身陷集中营、被纳粹夺去89个直系亲属的犹太幸存者(注意:是89个亲人的生命!!!),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震惊灵魂、挑战常识伦理的故事。

对于我,宽容对手和宽恕敌人,的确是道德的奢侈品,因为我自身的罪恶已经使我丧失了倾听他人忏悔、宽恕他人罪恶的权利。同样,没有一种来自最高律令的伦理自觉,没有对超世俗的神圣价值的诚信和向往,贫困者、低贱者和受害者基于受歧视受迫害而提出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正义的同义语,一无所有者也并不是天然就倾向于正义。有时恰恰相反,无产者天然地具有魔鬼的灵魂和破坏力。

西蒙的故事不是文学的象征,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启示,以600多万犹太人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所换来的启示。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永恒启蒙,它的深度与长度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启蒙(苏格拉底自愿赴死、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它与历史上的其它启蒙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所启示的不是人类理性和信仰之善,而是人类的理性和信仰之恶。这种理性之恶的规模之大、性质之残酷,是人类的任何理性善举所无法平衡的。如果说,工业革命作为理性之善,不可避免地夹杂有恶的附属物(比如羊吃人的血泪),那么,种族灭绝就是纯粹的恶,没有一线缝隙的黑暗。它告诉以理性的拥有者为自豪的人类:除了上帝,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甚至上帝在大屠杀中也缺席了);但是,除了撒旦,世界上还有绝对的恶。一项正义的事业的完成,需要太多的鲜血;而一桩邪恶之举的完成,却曾经几乎毫无阻力地实施。喜欢瓦格纳、贝多芬和尼采的希特勒,更喜欢在杀人之举中达到德国艺术的完美境界:用人皮制作的艺术品,其精致完美可以比拟于瓦格纳的歌剧、贝多芬的交响曲、歌德的诗歌、黑格尔的哲学、尼采的散文……如此理性的有计划的大屠杀,甚至是追求技术性完美的大屠杀。

作为幸存者的西蒙,在战后兑现了自己对卡尔的承诺,他代替卡尔去看望了这位孤身母亲。在失去了惟一儿子的母亲面前,西蒙再次以沉默隐瞒了真相。他不忍心用真实的罪恶累累的儿子来粉碎母亲心目中的清白无辜的虚假的儿子——那个在照片上满头金发的少年。从道理上讲,西蒙对这位母亲的同情,在超越了仇恨和正义的同时,也阻碍着正义的伸张。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全世界的德国人、特别是在战时留在国内的纳粹军人的家属们,大都否认奥斯维辛和达豪等集中营的存在。他们不相信有过种族灭绝,不相信大屠杀,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亲人会犯下过这种前所未有的滔天大罪——卡尔的母亲怎么能够相信满头金发的少年变成集中营里的刽子手,而且杀害绝非具有反抗能力的对手,而是徒手的平民、妇女、老人和孩子。

这种怀疑和否认构成了纳粹的反人类罪被揭露后的道义之罪,或者称之为替反人类罪进行辩护的罪后之罪。即便没有参与犯罪,但无视罪恶的事实(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诸如不相信人性会如此黑暗),也是一种道德罪恶。人类对罪恶的悔悟与承担,不是一、二个人的良知发现,甚至不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忏悔,而是整个人类作为每一个个体对罪恶的反省。既然种族灭绝构成反人类罪,那么相应的赎罪行为只能是人类性的。由此类推,既然某些国家对人权的践踏构成了对人类正义的挑战,那么普世人权高于一国主权的人类伦理,就应该成为、必须成为未来世纪的人类正义的优先法则,国际社会的其它法律和道义规则都必须建立在这一优先道义要求之上。

对于这段经历,西蒙称之为“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但是,任何人看完这个故事的人,都会觉得“忧伤”这个词根本不足以为这样的故事定性,因为它给人的,不仅是悲悯,而且是震撼是醒悟。

一个犹太作曲家,在集中营中被迫为纳粹的娱乐而创作了一曲“死亡探戈”,这种创作甚至比直接被投进焚尸炉还可怕。难道仅仅为了活下去,作为人的屈辱或尊严就无足轻重了吗?

这本书中的另一个细节也让我难忘。讲故事的犹太小伙子西蒙羡慕死去的德国士兵,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坟头都有一株向日葵迎着太阳,有成群的小鸟和蝴蝶围着向日葵飞翔。而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只是没有坟墓没有碑文没有姓名的死者,是无名氏。所以,即便同为地下亡灵,犹太人也有权嫉妒一个有单独的坟墓和碑文的死者,有权仇恨那些被种植了向日葵的坟墓,甚至有权扒开那些被小鸟和蝴蝶环绕的坟墓。死者与向日葵与小鸟与蝴蝶的默默交流,就是亡灵与世界与亲人与所有为其悲伤过与至今仍然怀念着的人们的联系。

而那些被投进焚尸炉的犹太人呢?他们没有时间向亲人告别、没有时间忏悔、甚至没有任何准备地死去,就被成批成群赶进了焚尸炉,象驱赶走向屠宰场的牲口一样。在那个时代,犹太人这个称呼就意味着死亡,早在每个犹太人出生时,就开始做突然死亡的准备了。当一个人意识到必死的命运已经步步逼近时,就会羡慕那些死得从容、体面、无痛苦的人,那些被人怀念的死者。

多残酷!

德国人把被处死的犹太人吊在公共场合,一个德国人自作聪明地在每个尸体上系了小纸条,上面写着“犹太肉”,旁观者报以疯狂的大笑。这是比人吃人更可怕更邪恶的人性。此刻,人与兽的区别仅仅在于:人比兽更狡猾,因而也就更残忍。人可以用理性和智慧精心设计残忍暴行的实施,使之具有娱乐的消遣的功能。理性甚至能够使人对人的虐待和杀戮像商品生产一样,技术化程序化批量化地大规模进行。这就是尼采所谓的“人性、太人性”吧!

像兽一样的人,肯定比人更仁慈;而像人一样的兽,绝对比兽更凶残。

死亡,以及血淋淋的厮杀,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节庆和娱乐而使暴力仪式化,把人的好斗天性引向对鲜血、死亡和尸体的迷恋甚至赞美,特别是男人力量的最高标志就是在暴力角斗中获胜。这种仪式化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曾存在过,比如巴厘人的斗鸡、西班牙人的斗牛、古罗马人的奴隶角斗;当这种暴力崇拜被执政者纳入政治秩序之后,就变成了暴力强权的司法仪式,如法国人的断头台奇观、中国人枭首示众以及游街……一方面,以对残忍而邪恶的血祭的公开展示,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制造令人驯顺的恐怖秩序和凸现着王权的威严;另一方面,以一种类似广场群体赞美诗的杀人表演,来制造的狂欢气氛、达到寓教于乐和寓教于惧的统治效力。

“假如纳粹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个悔罪的德国士兵还会有觉悟和勇气向全世界公开党卫军的罪恶吗?他还会忏悔吗?人类还会把大屠杀视为最野蛮的暴行吗?”

这是一个孩子读过西蒙故事后的提问。这并非一个完全虚构的问题。德国人的忏悔抵消不了其罪恶的九牛一毛。而日本人呢?他们对中国人、对整个亚洲及全世界犯下了几乎同样的罪行,但他们到现在仍然不思忏悔。更不公平的是,人类似乎已经忘记了日本的罪恶以及不思悔罪的态度。这比对罪恶的宽恕本身更能说明人类的禽兽不如。

没有比上帝更可敬畏的存在物,却有太多比撒旦更可邪恶的存在物,那就是人。上帝会宽恕犯下任何罪恶的凡人,但当罪恶正在发生时,上帝为什么不去拯救无辜的被杀者,一个也没有拯救过!为什么在某些时代,只有神职人员才有权倾听忏悔和給予宽恕?刽子手的罪是对普通人犯下的,而制度或信仰却只允许犯罪者到拉比或牧师那里请求宽恕;而事实上,拉比或牧师无权代替普通受害者去宽恕罪犯。宽恕的基本道义要求应该是对等原则:只有受害者有资格宽恕正在忏悔的迫害者。

在大屠杀中,上帝怎么可能缺席?怎么可能把主宰生命的权力交给刽子手?!作为一个最虔诚的宗教民族的一员,西蒙发出如此绝望的置疑。这类质问在世俗的意义上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所以,两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许多西方人的信仰。然而,对于具有宗教传统的民族而言,除了这种世俗化的追问之外,始终存在着另一个维度的追问,所以,西蒙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信仰。

如果从宗教或超越性的神圣价值的角度看,自省和忏悔的灵魂力量,正是上帝引人向善的力量。宽恕只是针对不可宽恕之罪行才有意义,可宽恕的行为便谈不上宽恕。换言之,只有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才是来自上帝的神性——耶稣式的激进的无条件的爱、怜悯和宽容,包括爱敌人、宽恕刽子手,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似神性所在。而其他的一切爱和宽恕都是世俗的利益交换,以忏悔、请求原谅来交换受害者对迫害者的宽恕。

正如人的自由和尊严,有着远比世俗的统治权力、民族国家或生活福祉更神圣的来源——上帝或神。人是上帝的造物,而主权国家或统治权力乃是世俗人类的造物。这种神圣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主权国家或民族利益,甚至在极端的考验面前高於人之生命本身。当人作为神的造物所具有的神圣价值——自由与尊严——受到强制奴役的威胁时,反抗国家权力以及任何其他势力对这种价值的贬损,就具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为捍卫这种价值而放弃世俗福祉甚至生命本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这就是耶稣殉难的神圣价值,惟其如此,十字架才具有了永恒的象征意义。

1999年2月18日于大连市劳动教养院
2001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6.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