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恐怖下的泪水和见证——献给天安门母亲的六四祭文

每年六四,我都要献祭,或文或诗。献上自己微弱的声音是我个人的责任。今年六四,我把十二周年祭文,献给天安门母亲。

我在医生掩护下最后撤离广场

十二年前,六月四日早晨,天大亮了。我跟在抬着侯德健的担架旁,在红十字会医生们的掩护下,混在最后从广场撤出来的队伍中,沿前门东大街、正义路、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去协和医院。沿途所见:一片狼藉的街道,一辆公共汽车在长安街上燃烧,天空被四起的狼烟熏得阴沉浑浊;抢救受伤者的板车向医院飞奔,不时传来的枪声和人们愤怒的诅咒;协和医院的大门口,挤满了寻找亲人的人群,那些人脸上,焦灼、惊慌和恐惧,一位中年妇女向着医院内疯一般地高声呼喊……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声声震耳。

那个早晨。鲜血。悲愤。焦虑.嘶喊。嚎叫。绝望。全在泪中。

见证历史,来自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对纳粹的种族灭绝罪行的清理,美国历史学家埃利·威赛尔是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他的母亲和妹妹都死於纳粹集中营.二战后,为自己确定了见证种族大屠杀的责任,他出版了一系列着作,发表了无数次演讲,并因此而获得了一九八六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他在婣述自己的见证经历时,讲过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一九五四年,他还是以色列一家报社的记者,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老作家佛朗索瓦·莫里亚克,并去作家家里拜访.他俩谈到犹太教、基督教和大屠杀,两人激烈争论,威塞尔更是咄咄逼人,一时冷场。他决定离开,没有与主人握手道别就出了门。在他上电梯前的一瞬间,那位老作家以一个无限谦恭的姿势请求他回来。他婣述说:“我们回到客厅,恢复了我们的座位,相对而坐。突然间那个刚被我冒犯的人哭了起来。一动不动,他的手紧攥在交叠的双腿上,他的唇边是一丝凝固的微笑,无言地,他的双目一刻也不离开我,他哭泣又哭泣。泪水流淌下他的脸,而他没有任何动作来止住它们,把它们擦干。”泪水融化了两人之间的坚冰。老作家想瞭解威塞尔一家在二战中的一切,但是威塞尔拒绝谈论,因为伤口太深。他对自己发过誓,不写不谈论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当访问结束,老人送他到电梯口时,威塞尔写到:“他现出一种庄重的,几乎肃穆的风度。‘我想你错了。你不说话是错的……听我这样的老人一句吧:一个人必须说出来||一个人也必须说出来。’一年后我寄给他《夜》的手稿,那是写在记忆与沉默的印章之下。”

老作家的泪,复活了威塞尔死寂记忆。

威塞尔属於一个虔诚的宗教民族,但是纳粹的大规模暴行发生时,上帝在哪儿?神为甚么不在场,不出来阻止灾难的发生?这疑问,折磨了威塞尔很久,也折磨了很多信徒,以至於有许多人因此放弃了信仰。经过长久的内心挣扎,威赛尔终於明白了:如果上帝向信徒承诺的恩宠和天国,仅仅是以彻底弃绝尘世为先决条件的,那么这样的上帝就是伪上帝,起码是不负责任的神||他创造了人类及其尘世,却要求其信徒对尘世之事撒手不管。

上帝是爱,爱上帝是信。如果这爱和这信,不在对具体的尘世之爱的执着中,得到体现和证信,那这爱和信都是没有血肉的空壳,是机械的或机会主义的信仰。上帝以亲子的殉难来唤醒人间之爱,十字架启示於人间的,不是让信徒们逃避苦难,而是让人类具有一种宗教情怀:以满怀爱意的信仰,以爱的坚韧担当苦难,用爱的力量消弭苦难。在此意义上,肩扛着黑暗闸门的鲁迅,乃是真正的信徒。而那些退隐於山林田园吟诗作画把玩闲情逸致的高雅之士,紧攥着“历史缺席权”为逃避寻找理由的知识份子,不过是避难的懦夫与犬儒的小聪明而已。

我们需要对苦难和罪恶的见证

六四,这个鲜红的日子,不仅永远属於中国,而且属於世界,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事件一样,六四应该是人类的记忆。正如一位德国哲学家所言:全体德国人、全体欧洲人、全世界的所有人,每一个人,都应该瞭解和记住“奥斯维辛”。

最近,在海外有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和中文版的《中国六四真相》出版,在国内外又形成了一个关注六四,见证历史的高潮。

对大陆中国人来说,集体责任是不存在的,因而谈论它是无意义的,正如自由只是个体的,责任也只能由个体承担,天安门母亲就是一个个具体的母亲.见证是一种责任,每个人道义上的责任。亲历过六四的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见证人,尽自己的责。即便不能公开站出来,也可以提起笔,用几个晚上,挖掘记忆,然后用匿名的方式公之於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该形成多么壮观的民间见证洪流!对中共政权形成多么有力的民间压力!还有镇反、大跃进、文革、法轮功……都需要见证,必须见证。

我们有太多苦难,却很少对苦难的见证。

我们有太多罪恶,却很少对罪恶的见证。

天安门母亲见证死亡,寻求正义,不只是为了让世界只关注她们或只关注中国,更是为了让世界变得人性。她们是可尊敬的母亲,是可尊敬的女人,更是可尊敬的人。她们是践行爱的人,是接近天国的人,是终将得到上帝祝福的人。

二○○一年五月四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1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