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我所认识的杨子立和路坤

与杨子立只是认识,连熟人大概都很难算。纵然有所谓一见如故的机缘,那在人的一生中,也是罕见且可欲不可求的。

直到现在,我和子立只见过二面。第一次是军宁赴美前相约一起吃顿饭,既算他为我出狱洗尘,又算我为他饯行,地点就在我家附近。子立是军宁带来的。席间,除了一般性的介绍,知道他是电脑工程师之外,子立没怎么说话,好象也没讲他的网站。印象深的,只是他讲到一位由于政治原因被判刑的刘宪立,家里很苦。分手时,子立给了我名片,说以后有电脑方面的问题可以找他。

也许上天注定我们有缘,我的电脑真出了问题,严重病毒感染,Word系统完全瘫痪。情急无奈之中便开始翻名片。以前在各种场合也收到过一些电脑行家的名片,但是找了半天只找到了子立的电话。这样,我们又有了几次通电话约时间、他来我家修电脑的交往。他还教了我一些简单的技术。之后,我才偶尔上了《羊子思想家园》浏览。

我们两次见面,几乎就没谈过政治和文化等话题。印象中,他朴实、聪明、木讷、认真、对技术很精通。只是因为他给我留下了人品很好的印象,当一出现电脑问题时我就想到他。他通过电话指导我。后来,我又遇到了问题,再打电话就找不到人了。再后来,知道他被捕了,连续几天打听他妻子的电话,都没找到。一边打听子立妻子,一边去《羊子思想家园》看子立的文字,越看越心怀感动。子立是90年代的大学生,98年从北大毕业。他学的是力学,却对自由主义思想如此用力,对“6.4”、对法轮功的被镇压、对下层群体如此关注,对90年代的知识界的分化具有鲜明的立场,而且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后来又知道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是“时事社”的成员,经常请一些自由知识份子来办讲座;他毕业后还和一些同龄人发起“新青年学会”,讨论学术。在90年代的青年之中,象子立这样肯用功、肯思考且坚守良知的学人,实在是中国未来的宝贵财富。

越看就越想尽快找到子立的妻子,了解子立的一切。正在无奈之际,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子立的妻子路坤来了电话。她的声音和简单的叙述,让我激动,使我悲愤,催我非见路坤不可。我们马上约好见面,她来我家。

路坤个子不高,戴眼镜,不事修饰,看上去非常疲倦,还有些憔悴,肯定是灾难从天而降造成的。但是,一见面她就出口惊人:“刘老师,我下决心了,不救出子立决不停止。我以前对子立写些什么从来不看。他有时给我讲,我也似懂非懂。我也不关心时事,对不公平的事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当灾难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时,我并不觉得这社会多不正常、多野蛮。但是,这灾难说来就来,一下子把人打懵了,脑子一片空白。直到稍微缓过来点,认真一想,才觉得一切都不对。一味明哲保身,最后就是无力自保。”她很激动,说得很快,但清晰、坚定。

之后是沉默,很长时间。她想哭,强忍着。她被无辜关了叁天放出来之后,就想在路边大哭。平静以后,才开始叙述她自己及子立的遭遇。再后来,她说道:我不知道子立在哪儿,我找不到他!终于忍不住,就哭。我心里说,哭吧,路坤!我的妻子刘霞在几年前跟你一摸一样,也是对朋友只说了“我不知道晓波在哪,他们不告诉我。说我无权利要求见晓波”,接着就是哭哭哭……

路坤在哭。她的苦、她的压力、她一个人守着心碎的夜晚,一个人面对不知结局的未来……但她是好妻子、好女人、好人。她的哭,她的做,不仅是为自己的丈夫,而且代表了无数被冤屈者的亲人,向这个不公正的野蛮的制度挑战。正如丁子霖代表的“6.4”难属群体,向中共政权讨还的不只是自己的亲人,而且涉及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公道,是正义,是爱!是鲜血的代价才换来的觉醒。

在中国,多少妻子、母亲遭遇这种突然的灾难,而无数个突然,总是突然让她们知道了这是制度的必然。如果继续忍受每个个体的突然、而不奋起抗争,灾难就永远是必然。她们已经承受了且抗争了、她们正在承受着且抗争着、她们在短期内还将继续承受着且抗争着,只为了在长远的未来,女人们不再在没有任何准备之时,变成找不到丈夫的妻子、失去孩子的母亲。所以,她们是可尊敬的母亲和妻子,更是可尊敬的人。

晚上,一起吃饭,她又给我讲了子立。他要写,写出这个制度的野蛮,写出弱势群体的悲惨;他不要出国,哪怕是去康桥;他不想一心挣钱买房子,哪怕只为了小两口有个属于自己的窝,不再被别人赶着一年搬几次家。

又沉默,路坤又要哭!

子立,如果你有在短期内可以回家的幸运,我劝你还是安心挣点钱。为路坤也为你自己建一个家吧!

2001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1.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