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御用经济学

九十年代的大陆学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停滞、倒退,八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研究机构纷纷被关闭或被严加控制。同时,1992年后邓小平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使经济学的地位迅速窜升,取代了八十年代各种学术热点而成为九十年代的“显学”,用独领风骚来描述也决不过分。八十年代有所谓“四大青年导师”之头衔(一种说法是方励之、刘宾雁、李泽厚、刘再复,另一种说法是金观涛、温元凯代替了方励之、刘再复。)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搞经济学的。而九十年代则不同了,社会上流行的称谓——理论界的“四老”和“四少”——皆是搞经济学的。“四老”有吴敬琏、厉以宁、刘国光、董辅礽,“四少”有樊纲、钟朋荣、魏杰、刘伟(另一说是盛洪、张维迎代替钟、魏),这些人中除了吴敬琏身上还存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关怀外,其它的人只不过是政策的应声虫而已。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大都紧跟着已出台或将出台的政策走,很少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追求理论建树、去引导或影响政策。对国际经济学的成果也是采取“急用先学”,以求“立竿见影”的功利态度。特别是一些放过几天洋的学经济的人,回国后就以经过洋概念包装的准奏折理论投石问路。

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看,整个九十年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搞美学出身的何新却在经济学领域一枝独秀;中期,胡鞍钢红极一时;末期,樊纲风头出尽。表面上,经济理论的走向是由九十年代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到中期的凯恩斯主义再到后期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但是无论何种外来的主义,一进入中国,就变成了为政权稳定服务的官方经济决策的脚注。何新为大屠杀辩护,胡鞍钢为宏观调控辩护,樊纲为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辩护,每一步都与江核心保持一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不讲道义”的“学术中立”。

一、速生速朽的何新

“六四”刚刚结束,血迹还未洗净,中国的各种媒体中只有一个叫何新的理论“暴发户”的声音,他几乎涉足于所有的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美学,成为地道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代言人。何新写给高层的关于“动乱”的思想根源的内参(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刘晓波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河殇》的全盘西化),也成了陈希同的“平暴报告”的一部分。经过编造的何新与日本某经济学家的对谈《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于《人民日报》,使这位八十年代的美学家,摇身一变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几乎是何新一个人唱独角戏的对谈中,那位日本经济学家的恭敬姿态几近于仰慕者面对大师。何新在重弹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调的同时,居然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贬得一文不值,还要给扣上一顶帝国主义经济学的大帽子。他把经济的全球化等同于殖民主义,把国际新秩序之中国与国的关系,作为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不平等关系加以否定,并且代表第三世界向国际社会讨还正义和公平(九十年代中期的民族主义狂潮中,经济学新少盛洪以更学术化的包装重弹过何新的论调)。何新把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和权钱交易的腐败完全归结自由市场,主张重新确立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后来,胡鞍钢的国家主义、“新左派”的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用学术化的语言重复着何新的观点)。为了替大屠杀作辩护,保持经济发展就必须维护社会稳定成了当时最具有欺骗性的御用经济学说辞。何新的努力没有完全徒劳,官方也给了何新一些小恩小惠,诸如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等等。

但是,六四后的经济危机一触即发,何新式的辩护只具有意识形态的说教意义,而对消除经济危机却没有任何作用。于是,1992年邓小平只能南巡,用重新启动经济改革来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挽救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打破了何新式的舆论独霸局面。何新的赤裸裸的官方立场和半吊子经济学,使他很快变成不仅是被知识界所蔑视的出卖灵魂的御用文人,甚至他为大屠杀辩护的说辞连官方都觉得是帮了倒忙。因为他不是从“稳定压倒一切”和“经济发展优先”的邓小平理论的视角,而是从带有原教旨色彩的马列主义和毛思想出发,来为大屠杀进行辩护的。何新的“经济学”近似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叫嚣和计划经济的复活。他的那种对西方的仇恨会吓跑资本主义的投资,而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对国际市场有很深的倚赖,要想度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资本家的钱包是不可缺少的。何新的毛式的平等主义会对刚刚发了财的“官倒”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开始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了,他们决不允许有人借助于保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而清算腐败,以及他们从中捞取的不义之财。

何新太自以为是了,以为自己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从此可以平步青云。他太不了解骨子里的犬儒化了,其用人的标准是多么没有原则,又是多么势利。当一个太急功近利的投机者面对一个同样急功近利的主子时,游戏的结果必然是主子玩弄了投机者。其实,何新的智商决不会如此低下,他的命运是典型的利令智昏,被过度膨胀的贪婪和野心所降低所扭曲的智商,在情急之中往往会把玩到最后可能是血本无归的游戏,认定为一本万利的交易。何新象六四时的袁木一样,在被推上前台完成了顶雷的任务之后,仿佛只是一夜之间,原本八面威风、聚光于一人的舞台突然黑了、塌了,晚间的主角在天还没有全亮时就已经是昨日黄花了。何新无法面对如此尴尬的境遇——从媒体上全面开花的宠儿变成无人理睬的弃儿。他不敢向主子提出抗议,无奈之下就扑向了知识界寻求发泄,急中生智地抛出一本自印的通信集,收录了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给他的信,重量级的有诸如钱钟书、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等人对学界新人何新的赞美。他这种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夸了自己,又贬了别人)并没有挽救他的昙花一现的命运。直到现在,尽管何新为之辩护的大屠杀仍然没有得到重新评价,但是他也不会被官方揽入受宠幸的高级幕僚之列。何新的命运,也为其它想在江朱时代跻身于“王者师”之列的文化人提供了反面的示范——想做高级幕僚就不能把执政者的老底赤裸裸地曝光,起码要保持一付学术面孔。

二、以胡鞍钢为代表的国家主义

胡鞍钢在中国获得工学博士,后又在美国的三所著名大学做过博士后、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他在中国获得过许多荣誉,是“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使他成为经济学界有影响的人物的论文,是他和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此报告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全国排名第六。胡鞍钢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二十一世纪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土与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第四届)委员;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胡鞍钢的“报告”于1994年发表,恰巧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同步。在1992年的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后,他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做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指引——以国家主义为目标,加强国家从民间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形成“强中央,弱地方”的大格局。他在“报告”引证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中央财政在PNG所占的比例的资料,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凯恩斯主义有关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的理论,把中央政府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的低下所形成的“强地方,弱中央”的现象,归罪于改革中的放权让利。他从这种经济研究中引申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即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决不能走西方的发展道路——民间的自然演化,而只能走国家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推进式道路。这就需要始终保持着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也就是所谓“四小龙”模式。

胡鞍钢比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走得更远,他不但要求在一个威权政治制度框架内,先进行经济改革,等到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基本成熟之后,再进行政治改革,而且要求政治改革必须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完全排斥民间的自发参与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借鉴外国的理论资源时,他根本不提从七十年代开始复兴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种以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削减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恰恰是针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的,这三项政策的落实,其前提就是放松国家的控制),无视全球性经济的新一轮自由化浪潮,只为了一种抽象的国家目标而一厢情愿抓住凯恩斯主义。他的国家主义有意回避了中国与西方的最根本的制度性差异:在自由体制中的政府干预和专制体制下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结果会完全不同。中国的现实不是经济太自由了,需要政府的干预来避免市场失灵和分配严重不公的弊端,而是权力的市场化造成了经济混乱和市场无序。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的根源不在于经济的自由化,而在于政治权力对经济的无所不在的渗透和控制。正是这种政治权力的市场化,才使权贵们一夜暴富。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主要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而是借助他们享有的资源配置特权,借助垄断来瓜分全民资产,聚敛财富。

胡鞍钢的国家主义目标甚至把自由市场和私有化,只作为一种国家强盛的权宜之策,更不要说自由、民主、宪政这样的政治目标了。他大谈怎样重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却只字不提现代化的前提之一——基于个人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发育和建设。在他的现代化目标中,只有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个人的权利则无足轻重。在胡鞍钢之后,以《战略与管理》为言论阵地的新国家主义很有市场,赵紫阳时代的高级经济幕僚王小强等人也加入了国家主义的大合唱。他们仍然重复一个世纪前的论调: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强大,任何偏离这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目标的理论与行为,都应该动用行政手段加以强制性禁止。他们的文章中最常见的词组,就是“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这让我又想起了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再到“革命派”,尽管这些不同的派别有着不同的政治纲领,但是其深层目标则完全一致:不是把“人的解放特别个人的解放”当作改革的最后目的,而是把“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作为终极目标,即便是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孙中山,要的也只是“民族独立的国家自由”,而不是“个人独立的人的自由”。正是由于这一传统,1949年后,那种“大河没水小河干”的总体国家,那种抽象的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才获得了充分的道义合法性,而个人的自由、权利乃至生命则不具有任何存在的价值,遭到了完全的忽视和践踏。胡鞍钢等人的国家主义主导下的经济战略,在现代经济学术语的包装下,所要保守的恰恰是古老中国的一以贯之的国家本位的专制主义传统。

1998年中国发大水,灾情的严重多年少见,使原本处于低潮的经济又雪上加霜。而已经成为高级幕僚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居然说大水灾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是好事,因为大灾后的重建能够增强内需,刺激经济,可以使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几个百分点,帮助当时的不景气经济走出低谷。说出如此昏话的经济学家就是执政者的智囊,他为了让执政者在大水灾之中吃好睡好,可以在任何事件中找出发展经济的动力。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九十年代末,相信胡鞍钢也会用他的经济学论证出一片废墟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三、樊纲式的“交易成本论”和“腐败有益论”

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曾赴美访学,近年来被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他的理论代表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其理论趋向比较复杂,他既是推进产权改革即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代表,又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来论证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合理性的主将。

1992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确实获得了高速增长,房地产、证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尤为引人瞩目。但是,在巨大的泡沫经济的刺激下,腐败也随之愈演愈烈,贫富差异日益悬殊,加之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失业人口聚增,社会的不满经常以极端的激烈形式发泄出来,集体请愿已是普遍现象,群众冲击各级政府机构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政府在穷于应对的窘境中,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说辞已经名存实亡。因为造成这种社会不公和制度性腐败的根源,恰恰是无所不在的垄断权力。

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批自称信奉自由主义(主张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御用经济学者,借用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来论证转型时期中国的急剧扩张的分配不公的合理性,提出了“腐败合理论”——腐败是社会转型或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目前中国的国情下成本最小的代价。樊纲和盛洪从美国的制度经济学中所移植到中国的交易成本理论,成为中国式的腐败有益于现代化之论的洋包装。

他们最喜欢引用的例证就是中国的繁荣和稳定与俄国的萧条和动荡的对比,俄国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的失败,在胡鞍钢看来是全盘自由化的结果,在樊钢等人看来就是“公共选择”式改革的失败。所谓“公共选择”式改革,具体地讲就是指俄罗斯的改革所走的先难后易的突变道路,首先解决的是关系到“社会公正”和“应得权利”的政治制度问题,即从改革旧的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入手,建立起足以保证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的新的游戏规则——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在经济上进行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在政治上让每一个公民享有真正的自由权利。而中国所走的渐进式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搞的是先易后难的“交易选择”式的改革,所要达到的首要目标不是社会公正——每个人在交易的权利上和规则上的平等,而是效率优先的供给增加,先把蛋糕做大,至于蛋糕做大了,怎么分都行。双方交易式改革的成本要小于公共选择的成本。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宣称: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让公共资产的管理人在可以逃避公共监督的条件下监守自盗,“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是“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这实质上就等于说,靠垄断的强制性权力处置公共财产,有没有社会公正都没关系,改革都可以成功。或者说,只要能走向私有化,怎么做都行。当然,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谁有权力谁就有先分和分到大份蛋糕的权利。

以“交易成本论”为腐败有理做辩护的另一位言必称科斯的经济学家是盛洪。他认为“卖”比“分”的成本低,并引证科斯的“交易先于产权”来为权贵随意处置公共资产、从中牟取私利辩护。他甚至说,权钱交易的“寻租”活动总会有满足的时候,或者说作为交易一方的权力总有用尽之时,一旦掌权者满足了,用完了他作为交易资本的权力,“寻租”式的腐败便会自然终止。恕我孤陋寡闻,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经济学,我只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几千年的专制权力在掠夺经济资源上从来既没有满足的时刻、也不可能有用尽的时刻,只要没有从制度上根本改变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和行使方式,掌权者可以走马灯式地更换,但是专制权力本身却永远不会改变,永远贪得无厌,永远不会过时。在权钱交易中,权力什么也不用付出,它做的甚至都不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而是无本万利的生意。陈希同被贾庆林所取代,但是亏本的只是陈希同个人,而不是在北京市一言九鼎的市委书记的权力。“权力导致腐败,没有约束和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自由主义理论的名言,在今天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识了,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连起码的自由主义常识都不要了呢?在民主制度下,各种制度化的对政治权力的限制都无法完全根除腐败,何况中国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呢。

中国式的“交易成本”论,在为制度性腐败进行辩护时的最大失误,是完全抛开特定的制度背景(一党独裁制度和多党竞争的自由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为了维护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去计算成本,而忽略了腐败所付出的综合社会成本——社会的全面崩溃。这种成本的巨大,不仅是社会公正的丧失、人心的腐烂、潜在仇恨的持续积累,而且对于长远的经济发展来说,制度性腐败也会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资源日益枯竭,做大的蛋糕没有产生应有的再生产效益,反而造成效益的大量浪费和巨额流失。即便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讲,其成本也是极为高昂的:1)真实价格和补贴价格之差所形成的利润,要比提高效率、开发新市场和新产品等的利润高得多。因而,与寻租活动的规模的不断扩大成比例的,是企业对经济发展能够做出的贡献的损失。2)当寻租的巨大利润把分散的资金吸引过去后,市场的公正规则便被扭曲乃至完全失灵。3)即便对于寻租活动的受益群体来说,交易费用也将随着行贿受贿以及权贵小集团的投机行为的流行而普遍上升,从而导致社会的交易成本的整体上升。4)以上情况使人们对制度创新抱着漠不关心的无所谓态度,从而破坏了对改革作为制度创新的基础的信任感和倚赖感。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所说的那样:由于党的权力控制和监督制度与官僚管理机构代理人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虽然放松了对企业和市场的控制,但是,不但改变不了动力不足、信息不准和效率低下的状况,反而为代理人的寻租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从现实看这些国家改革主要是被党和官僚管理机构的中层代理者们破坏了。”要改变这种监督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必须让党的权力真正退出市场。(参见《新制度经济学》第十章;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而在“制度经济学”的故乡美国,自由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完全成熟,他们提出的“交易成本”论,是在承认自由制度的前提下的微观层次上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正如张五常所说:“我们的分析是基于一个自由市场中,在私有产权约束下谋求财富最大化的前提。”(《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P11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用于中国现实的分析,它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交易中的“制度成本”问题。虽然制度本身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制度却是任何经济行为是否能够达到低成本、高效益以及交易规则是否公平的保障。一个合理的健全的制度会为经济活动提供公平竞争的规则和超然中立的裁判,提供最佳的资源配置、发展动力和足够信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而反之则要付出高成本、低效率乃至无效率负效率的巨大代价,最后是由于准入权利和占有资源的畸形不平等、获取信息的不对等而导致资源、动力和合法性的全面枯竭。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前者的大失败和后者的不断自我完善、巩固和向全球的扩张,恰好证明了专制制度所付出的成本最大而效益最小,不仅是经济效率上的巨大成本,更是社会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巨大成本,以至于最后弄到资不抵债,赔光了家底,只能破产关门。而自由制度则相反,以低廉的成本换取了制度效益的最大化,不仅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更是社会公正和人权保障的水平的不断提升,乃至于到了二十世纪末,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成为人类的普世性价值,全人类对此的认同和追求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

再看俄罗斯的“公共选择”式改革的交易成本。如果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角度即单纯的经济成长的角度看,俄罗斯的确付出了过大的经济代价,改革的成本大于中国。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理论认为,即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的尺度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经济利润指标、而应该是综合的社会效益指标;制度成本的大小的衡量标准不仅要看是否达到利润最大化,更要看效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看,俄罗斯人虽然在短时期内少了点面包(利润),但是他们得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诸种自由和权利(效益),其社会的综合效益之巨大,完全可以弥补经济效益的暂时损失。有了不可剥夺的拥有自己的面包的权利,远比拥有产权不明的面包更可靠、更安全,从长远的角度讲,也会更有效益。我不相信现在的俄罗斯人会为了得到更多面包而出卖已经得到的自由权利,为了“供给”增加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发展,而牺牲掉能够提供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保障“应得权利”的自由制度。

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动力和信息上的优势,必须以明晰的产权、公平的自由竞争规则和超然的裁判为前提,有了这一前提,才能给人以追求创新的环境和动力,才能得到效益的最大化,才能使分配中的收益归于诚实的企业家和劳动者,而不是归于靠权力支撑的寻租者,才能使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结果的分配差异,得到基于自由优先和权利平等的道义辩护,贫富差异才不至于引起毁灭性的暴力革命,而这一切又必须有政治制度的保障。由此反观中国,普遍的寻租式腐败,表面是市场制度本身失灵的结果,而实质上是政治制度维护“应得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公和纵容腐败的结果,或者说腐败和分配不公是专制制度的本性。这种制度不仅效率极低,而且分配中的差异(起点、过程和结果)得不到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辩护,因为在分配中,经济效益中的大头,皆被极少数权势者通过黑箱作业的“寻租”等投机性经济行为给瓜分掉。在产权不明晰的中国,这就等于执政党把全民资产变成“党产”和党棍们的个人私产。极而言之,目前中国大款们的财富,几乎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而现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从这种权贵私有化中得到了好处,这些人虽然算不上大款,起码可以是中款。他们的既得利益与现存制度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

更重要的是,这些权贵们并不把他们掠夺到的资产投入到产生社会效益的再生产和技术创新之中,而是把资产用于个人及其家族的奢侈消费或转移出境。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不会动用已经占为己有的一分钱,正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在中国,越是大款,就越不用拿自己的钱去投资或作买卖,有权的直接利用权力致富,有钱的通过收买权力致富,国家垄断的金融机构就是他们的不尽财源,打通关节、巧立名目,套取社会闲散资金,直到把企业掏空,把银行贷空,把经济搞垮。现在的上市公司与前几年盛行一时的各种集资案,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前几年,谁能打通关节谁就有权进行社会集资;股份制改造以来,谁能买通权力机构,谁就可以把空壳企业作成上市公司。

我承认,樊钢等人作为信奉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一翼。与胡鞍钢的国家主义相反,他们主张的经济改革目标是个人主义的,以推进自由经济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由整体利益优先的体制向个人权利优先的体制的转型。但是,面对中国式的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和制度性腐败的现实,他们似乎有苦难言。当他们看不到纠正制度性腐败和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的希望之时,当他们在为现存秩序进行辩护中得到了实惠时,就只能放弃对在权力主宰下的分配不公的道义追问,被迫承认“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现实合理性了。也就是,不仅承认财富分配在数量上和竞争的结果上的不平等具有合法性,更关键的是承认追求财富的权利在质量上和竞争的起点上和过程中的不平等。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权利上的准种姓的身份不平等制度,在邓小平时代又普遍地扩张到经济领域。于是,以自由主义的“应得权利”平等为核心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理论,就变成了“供给”式的增加经济纯量的效益最大化理论,进而变成了黑格尔式“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犬儒经济学,最后变成了为极少数权贵们非法聚敛私人财富的辩护士。在樊钢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我看到的不只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包装,更看到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教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目的是高尚的善良的,卑鄙的邪恶的手段就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在毛泽东时代,为了高尚完美的共产主义目的,可以肆意行使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可以用家庭出身、阶级成分和政治身份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把一部分人变成不可接触的政治贱民;在后毛泽东时代,为了变公有化经济为私有化经济的目的,可以把利用政治特权聚敛个人财富视为合法的手段,把极少数权贵变成亿万富翁——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把绝大多数无权者变成低廉劳动力和失业者——改革的最少受益者,视之为“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

2000年8月1日于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0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