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来自坟墓的震撼——“六四”十一周年祭

1999年12月31日,是新千年的除夕之夜。北京城的人们都在准备节日的狂欢。一位朋友打电话来,惊呼大街上、商场里人满为患。另一位朋友也打电话,想约我和刘霞去喝酒玩牌。可惜我和妻子早已约好,去人民大学看望丁子霖、蒋培坤二位老师。大概是我俩的潜意识里,想把这个新千年之夜留给“六四”的亡灵们吧。

与丁、蒋二位老师及他们的女儿一家三口吃了简单的晚饭。之后的聊天,气氛一下就沉重起来。尽管在座的每个人都想找一个轻松点儿的话题,但是,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和当下的处境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使人开怀大笑或幽默一下的话题。丁老师反复叮嘱我的,是要我以后一定好好待刘霞,我知道这才是对我的真正关心,是人对人的关心。丁老师这些年的经历,就是在与失去最亲爱的人的遗属们的相互扶持中度过的,那些无辜的亡灵带给这些遗属的,不仅是失去亲人的悲痛,更是残暴的极权制度的迫害和毫无心肝的社会的冷漠、遗忘。她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反叛者的亲人们所要承受的巨大创痛深有体验。

告别时,丁、蒋二位老师把他们历尽磨难编成的《见证屠杀 寻找正义》送给我俩(其中有155名“六四”死伤者名单和一些遗属的证词),并再一次叮嘱我好好待刘霞。

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一直默默无语。快到家门口时,看见通往我家的那条路已经戒严,禁止车辆通行。警察们紧绷着的脸和指挥过往车辆的蛮横手势,才让我恍然大悟:“哦,原来今晚要在新建的中华世纪坛上演又一出劳民伤财的祭坛闹剧,而这条路恰好直通那里,只有不到二公里的路程。”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结束,不是1999年12月31日,而是10月1日即中共执政五十周年大庆。在腐败丛生、民怨沸腾、失业大军浩浩荡荡的国情下,耗费上千亿元大搞劳民伤财的庆典,其道义何在?这五十年里,中国人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苦难,但是又有哪一个执政者对人民说过声“对不起”。五十年大庆,除了公开撒谎和自吹自擂之外,就是虚假繁荣的排场中惴惴不安的个人崇拜。中国,这个经历过举世罕见的苦难和荒诞的民族,到今天还没有一点点省悟和忏悔,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世人炫耀泡沫般的繁荣和奴性的虚荣。我们还有救吗?

二十一世纪开始的那一刻,执政者们执意要学中国的历代帝王们,进行一次祭坛的表演。北京为几朝古都,遗物遍地皆是,特别容易使人产生帝制时代的联想。这里早已有了皇帝们主持祭天地的天坛、地坛,今天,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又修了一个“中华世纪坛”,又一个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总书记兼主席工程,为了满足当权者的虚荣,还没有完工就匆匆启用(近半年过去了,世纪坛仍然在进行全封闭的施工),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看出了这是一种帝制时代显示皇权至上的仪式。

对于这样一个无耻到骨髓里的民族,无论流过多少血,记忆仍然一片苍白。用“遗忘症”、“亵渎痞”、“无灵魂”……等词汇来描述,我以为都是一种抬举和浪费,都是对无辜亡灵的大不敬。搜遍我的词汇库,实在找不到恰当的词,我也只能在无奈之际,用鲁迅所讽刺过的“国骂”,大喊一声“他妈的”!

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 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二位老师,由衷地感谢你们,使我和妻子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渡过了这个人人都在附庸风雅的2000年之夜。与离我家不远处正在举行的盛大而华丽的仪式相比,今晚和亡灵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实。我和妻子都感到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千年之夜。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些纪念“六四”的文字时,耳边仍然能够听到亡灵们无声的呼唤。

整整十一年了,那些刽子手和我们这些幸存者,究竟为无辜的冤魂做了什么?!就在前几个月,中共当局采取卑劣的手段,先是在上海扣住了陆文禾,堵截了海外给“六四”难属的人道主义捐款;继而又在北京围追堵截,阻止两位白发母亲的见面——一位母亲的十七岁的儿子在“六四”时死于戒严的枪口下,她为了讨回正义,在中共警察的传唤、监视、跟踪、软禁等威逼之下,十年如一日地奔波于坟墓之间,以一个母亲的坚韧的爱、一个知识份子的不屈良知,揭露着谎言,拷问着冷血的社会,安慰着地下的亡灵和地上的遗属,使起初分散的心怀恐惧的遗属们,逐渐凝聚成一个不断向极权高压挑战的坚强群体;另一位母亲带着儿子越过大洋,来为安葬在异国的丈夫扫墓,并想与丁子霖夫人见一面,表达她对大屠杀的抗议、对遗属们的人道关怀和对丁子霖夫人的敬意。她的丈夫曾经在中共最困难的时期,用一个美国记者的笔,给了割据于陕北的延安政权以巨大的道义支持。但是,斯诺夫人决不会想到中共是怎样一个犬儒化的政党,昨天还在甜言蜜语,赞美斯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是中共忠实的老朋友,斯诺夫人来扫墓由周恩来亲自陪同;今天就撕破脸皮、怒目相视,窃听电话并出动大量的警察围追堵截,全不讲信誉、道义、友谊。即便两位母亲提出的要求已经很克制,甚至只是不交谈的对望,为此斯诺夫人还亲笔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信。但是,回答两位白发老人的,仍然是大批警察的封锁和隔绝。

政府如此,民众呢?绝大多数民众早已在强权的高压和“小康”的收买之下沉默了、麻木了,他们沉浸于余秋雨式的矫情的文化苦旅和《雍正王朝》的歌功颂德之中,把对现实的逃避变成对传统的哀怨,把失落的文明作为文化避孕套和文化口红(朱大可语),以获得一种紧跟时尚的安全和附庸风雅的忧患。被称为“好奇、好动、好酷”的新新人类,说着一口地道的港台普通话,读着充满赤裸裸的性、犯罪、毒品和各种名牌的《上海宝贝》和《糖》,那是一种在西方早已过时了的准纽约或准巴黎的准颓废情调,其中没有任何“中国特色”。与王朔式的“痞子”、刘索拉的准嬉皮相比,新新人类少的是对极权意识形态的反抗和亵渎,多的是对及时行乐的陶醉、几近变态的自恋自怜、故做放纵沉沦的爱谁谁,这种做出来的小情小调的纯个人痛苦,的确配得上“小康”时代那种下流而猥琐的醉生梦死。而面对极权制度的严酷现实,他们又极为圆滑世故,昨天还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前愤怒地声讨,今天又去排着长队,申请办理去美国留学的签证。这一代正值梦幻的年龄,却透出惊人的老奸巨滑,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人举起利刃或献上玫瑰。他们还没有天真过就已经成熟,还没有追求过就已经放弃。

如果说,我们的父辈和我们是被中共的阶级斗争和苦行僧主义洗了脑,使我们失去了对一切美好人性的记忆和憧憬;那么,新新人类就是被中共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洗了脑的一代,他们对中国人经历过的苦难没有任何记忆。前苏联七十年的极权统治还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名词“古拉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极权统治也为世界留下了一个名词“奥斯维辛”;我们呢?一片可怕的空白:只有伪劣的高楼大厦,没有鲜花长开的坟墓。

还有像我这样的幸存者,像我这样的“六四”风云人物,像我这样自封为精英的文化人,我们又为亡灵们做过些什么?!我的好友、四川诗人廖亦武,在“六四”血案后,写了长诗《屠杀》和《安魂》,他因此作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首犯被判入狱四年。我是在1999年年末才听到他在另一个朋友家朗诵《屠杀》的,他朗诵不是念诗、不是朗诵诗、甚至不是呐喊和咆哮,而是一种特别沉重的体力活,需要动员整个肉体的全部力量,掏空血肉,榨干骨头,才能完成。在这首长诗的结尾,我似乎听到了他的声带被残酷的自我拷问撕裂的声响:“谁是幸存者?幸存者都是狗崽子!”而我以为,我们这些幸存者连他妈的狗崽子都不如!狗还有狗性,而我们这些人哪还有人性?!那些所谓的自称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不要说要求他们在大屠杀后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动表示自己仅存的人性,就是在大屠杀中也没有几人走上街头去救助那些死伤者。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一篇世纪之交的《纪念刘和珍君》。在此意义上,鲁迅完全有资格蔑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知识份子。还是鲁迅目光刻毒,一眼看穿了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知识阶级”。从世纪初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时,那种一脸麻木和愚笑的看客表情,到世纪末中国人面对极权政府的大屠杀时,这种遗忘和冷漠的懦夫姿态,一百年的苦难居然什么也没有改变:“时间永是流驶,都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真的不算什么,新世纪里,旧的黑暗依然,即使有那么一点点光亮,也不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而是偷生者们贪婪而懦弱的目光。

丁、蒋二位老师事业,是从丧失了独子的绝望中开始,他们二位这些年所关心、帮助和鼓励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和他们同命运的人。这种朴素而实在、有血有肉的正义事业,充满了土地的温暖和激励,决非从天空俯视芸芸众生的自由说教所能给予。从他们二位走遍全国,寻访“六四”遗属的脚印中,我看到了所剩无几的良知、坚韧和爱。我甚至极端地以为,这是“六四”后仅存的记忆和最有成效也最有意义的事业。如果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像他们二位那样,为无辜的亡灵做一些微小的事,刽子手也不至于杀了人后还那么肆无忌惮,“六四”的坟墓更不至于如此荒凉。

读《见证屠杀 寻找正义》,最让我的妻子撕心裂肺的是,那些被嗜血者轻易地剥夺了的生命,都不是精英,而是平民百姓,他们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得到平凡的幸福。有些人并没有去堵军车,也没有去看热闹,他们只是或在自家院子里聊天时死于流弹,或走在街上恰巧撞见戒严部队、被杀红了眼的士兵追杀致死。而那些自视甚高、瞧不起市井小民的精英们,却都是屠刀下的幸存者,无论流亡海外还是在国内被捕坐牢,也都混了个或大或小名声,得到过或多或少的关怀。

最近,中共为了得到美国的PNTR,提前释放“六四”政治犯陈兰涛。这个青岛的小伙子仅仅因为在大屠杀开始后,做了一次抗议屠杀的公开演讲,就被判了十八年重刑,而在北京,被捕的有名的“六四黑手”,最高刑期才十三年,而且现在早已以各种名义被释放。从1989年6月开始,我已经三进三出,但是所有失去自由的时间,加在一起才不到六年。而在全中国,北京之外的其它地方,当时被判十三年以上重刑的,全都是类似陈兰涛这样的无名者,至今还有许多人仍在牢狱之中。

“六四”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以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为主的八九运动,当惨案发生时,死的都是普通人,被判重刑的也大都是普通人?为什么付出最大的生命代价的默默无闻的人们,无权讲述历史,而那些作为幸存者的精英们却有权喋喋不休?为什么“六四”后,这些普通人的血还要被用来滋养大大小小的投机者,供一些无耻之徒角逐于所谓“民运”的名利场。什么是苦难和牺牲?什么是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幸福的分配早已有天壤之别。难道苦难作为一种资源,同样的或轻重不同的受难者从中得到也注定有天壤之别吗?

在当今中国,我们还无法改变极权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要求自律,坚守住做人的底线,像珍惜自由那样,珍惜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我们向极权抗争的仅有的资源。那些胸前挂满了受难勋章的精英,面对一无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负数的受难者,难道就不肯付出一点儿博爱之心、养成一种平等之怀和正义之气,为那些受难更深的人们争取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公道吗?!在夜深人静单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我们还有没有真的从内心深处感到的疼痛和道义上的负罪?要是有,那么这次大悲剧还留下了点儿什么;要是没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事实上,十一年过去了,“六四”的血除了供惯于吃人血馒头的风云人物在国内外一味“英雄”之外,就几乎再没有让我们这个冷血而下流的民族得到一点点长进。苦难是资源,一个拒绝遗忘的个人或民族能够把这资源变成灵魂提升的财富。但是在中国,苦难从来只是捞取勋章和稻草的资源,而很少变成财富——让我们感到耻辱和负罪、让我们痛加反省、让我们为根绝苦难的重演而愤起抗挣、让我们学会去平等地关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难、让我们学会做一个有尊严有高贵人性的人的财富。

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望一眼,那里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我们已经靠刺刀下的谎言、无耻、自私、懦弱生活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和时间,麻木地活着,无穷无尽,从零开始到零结束,我们有什么资格自称是伟大的民族?连渺小都不配。我们还有什么?这块土地连沙漠都不是。沙漠还有广漠和荒凉,我们有吗?我也是在吃人血馒头,我至多是这个反人性的制度反面的点缀和装饰,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游戏何时能有个结局,更不知道我究竟为亡灵做过些什么,可以让自己想起来问心无愧。

我渴望用反抗和坐牢来赎罪,来成就我个人的信念、理想和人格,但这又为我的亲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创痛。其实,坐牢之于我、之于极权制度中的反抗者,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要在非人的制度下活得有尊严、是个人,除了反抗就再也没有其它的选择了。既然选择了反抗,坐牢就是这种选择的一部份,是极权制度的叛逆者的职业必然,就像农民一定要下地、学生一定要读书一样。既然选择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既然知道前面是一堵撞不破的墙,我还要用力去撞,那么头破血流就是自找的,怨不得任何人,只能自己承受。谁让你偏要飞蛾扑火,而不绕着走呢?

在极权制度的被告席上,当我以大义凛然的不屈姿态赢得“民主斗士”的英名,自觉功德圆满之时,恰恰是与我血肉相连的亲人们那漫无尽头的心狱煎熬的开始。我很少关心每天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具体的人,而只关心崇高而抽像的正义、人权、自由。我把亲人们整日为我的安全而心惊肉跳视为世俗的懦弱。我入狱三年,妻子往返于北京—大连之间三十八次,其中还有十八次不能与我见面,只是留下送给我的东西就孤零零地走了。在被冷酷所包围的孤独之中、在连一点点隐私都无法保留的被跟踪和被监视之下,她苦苦等待着挣扎着,仿佛一夜之间就白发早生。我坐极权制度的有形监牢,亲人们坐我为他们建造的无形的心牢。

这是一切极权制度所特有的不见血刃的残酷,而在中国尤为惨烈。从五十年代的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到六、七十年代的四清、社教、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清污、反自由化、六四、镇压民主党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打击法轮功及一切民间组织,五十年来,偌大的中国,十几亿人口,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一个异己分子就要株连一群无辜,一个人因持不同政见而坐牢,其亲人朋友都要受到警察的违法骚扰。

同时,在这块土地上,职业政客们所谓的“无私”的背后,有太多无辜者的牺牲被轻蔑乃至戏弄。为了自己的权力、名声、地位和所谓的“人格完美”,为了成为受崇拜的神,他们可以把一切人当作自己的垫脚石,甚至连最亲近的人也只能为他们的完美而白白地牺牲掉。而这,正是中国式的古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人格,自我完美到自私、冷血、没有一丝人味的地步,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到妻子死在狱中的毛泽东,都被奉为政治人格的典范。特别是他们中的成功者,绝不会向那些为他们牺牲的人(包括亲人)说一声“对不起”,决不会有一点点内心的不安(最好的也只能做到表面上的愧疚和道歉),反而会把这种牺牲作为自己成圣成神的资本向社会炫耀,为自己的那张伪装的脸再贴一层金。

如果不是极权制度下的过于血腥的政治,一个从政的人根本用不着让别人、特别是亲人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每每一想起自己选择的反抗道路上布满了亲人们的牺牲,我就无法再泰然处之。这也是我常常对自己极为不满、甚至时常觉得自己讨厌的原因。

早在“六四”前,我就是个掘祖坟的不孝子孙和民族虚无主义者,我对什么民族、祖国这类大而空的字眼儿从来持怀疑态度,特别我们这儿的爱国主义就更是恶棍们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我从来不问人的种族、故土,只问在某一块土地上,人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是否活的有尊严有权利有自由有爱有美。过去,我最极端的说法是“三百年殖民地”,今天我仍然坚持“全盘西化”,因为西化就是人化,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对待。而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未把人当作人来对待,以至于中国人只有在“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奴隶状态下,才知道怎么活。而所谓的中国知识份子大都是独裁者的同谋和帮凶。别人都说我狂妄,但我自己深知我灵魂中的敬畏和谦卑。在耶稣式的殉难面前,在卡夫卡式的绝望面前,在鲁迅式的“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真脊梁面前,在康德式的智慧面前,在金岳麟式的纯爱面前,我永远是个渺小的人。

如果说,1988年蒋培坤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我去他家拜访时,称他们二位为老师还是偶然和礼节的凑合,那么在读过了丁、蒋二位老师的死亡见证之后,你们就是我从心底里敬重的老师了——不仅是知识上的、更是人格上的。我乞求地下的亡灵和二位老师,请接受一个甚至没有资格做你们学生的学生的尊敬——一种灵魂被震撼的谦卑和敬畏。

“六四”的忌日又要到了,我和妻子会永远心怀感激地终身铭记2000年的千年之夜。本来,那个日子对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它只是无数个夜晚中的一个,但是它却因对死亡的记忆而具有了坟墓般的沉痛。

活人真应该闭嘴,让坟墓说话,让亡灵教给活人什么才是活着、什么才是死去,什么才是虽死犹生。

2000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六四档案】2016.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