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自由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自由的悲剧

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引进和中国的民族危机。

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技术一样,关注西方的自由政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价值的热衷,也是出于民族危亡的忧惧,而不是出于对人的价值、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关切。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以人为本的、特别是以个人为价值核心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一种工具,象“船坚炮利”一样,完全服从于强兵富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代替了人的解放,群体的自由压倒了个体的自由。这种以民族、国家、群体为核心价值和优先目标的政治取向,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的主流。

自由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

在中国的传统中,民族、国家、甚至天下等观念一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的层次,就转变为以皇权为核心的制度和礼仪,皇权等同于民族、国家和天下。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总是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落实到对皇权的效忠上。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鲁迅再到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反抗,皆以寻找皇权的开明代表为归属。无论各个时期的知识群体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从整体上看,对传统皇帝和现代政治强人的服从与效忠则是同一的。在中国漫长的专制政治的历史上,历代不乏为皇权和民族而杀身成仁的忠臣、君子和义士,却鲜有殉难于个体自由的真正的启蒙者和先觉者。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政治资源。

从传统上看,中国的读书人从来没有过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学习知识仅仅是进入统治集团的敲门砖,政治实用主义主宰着中国士大夫群体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政治、道德和知识一体化,使他们永远把政治上的“立功”作为人生的优先选择,“三不朽”中的“立德”和“立言”没有独立的价值,仅仅是“立功”的工具,知识人也就成了毛泽东所称的附于政治权力之身的毛。可悲的是,从古至今,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执政集团以自由主义制度为取向。帝制被推翻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希望走向自由主义政体的三个时期——民国初期的共和、北伐战争后的统一、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和谈——皆因国内的执政集团及其主要政治对手的无法相互容忍的集权主义而错过。具有自由主义政治取向的知识群体,既没有组成自己的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和动员力量的政治组织,也形不成持续的政治反对派和压力集团,而只能依附于某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从未摆脱过劝谏者的角色。他们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实施只能乞求于执政者。关键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未与民众有过真正的观念的共识,更不要说在实践上对民众进行社会动员了。他们自称为民众的代言人,而民众却不理解他们,孤掌难鸣的窘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歧途。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及其政治理念来自西方,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主义的接受带有很深的东方印记,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仍然陷于歧途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只注重立宪政体的移植,却忽略了自由主义对人的关注:“五四”一代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只注重思想意识,而忽略了经验操作,特别是忽略了自由主义的关于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的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基础理念没有整体性的深入反思,仅仅从中国的民族危机出发,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还有许多人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混为一谈,最后用马列主义代替自由主义,用激进的暴力革命代替渐进的和平改良。法国大革命以及卢梭的激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激进革命相互激荡,左右着中国的历史,也左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沉浮。大多数知识分子把一九四九年的中共执政作为自由和民主的实现。加之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把自由和民主理解为财富分配的绝对平等。于是公有制不仅成为执政党的制度选择也成为知识分子的选择。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到来为中国选择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制度提供了新的契机,知识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热情也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点。可是,中国的知识界,无论是一九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时期和思想禁忌最小的八十年代,还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运动及其延续了十年的民间反抗,不要说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具体运作十分陌生,即使对自由主义的理论也无精深的准确的研究和理解。重平等而轻自由,重市场而轻产权,重群体而轻个体,重对抗而轻妥协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而最缺乏的则是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流亡海外的和留在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分裂成数个小山头,相互的攻击甚至远超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每一次整合的结果都是更大的分裂(有人戏言:整合前是十个组织,整合后是十一个组织)。“六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开始了大分化,坚持自由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执政党在政治上的打压和经济上的收买,已经基本上使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变得非常微弱,几近于无。虽然九十年代知识界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有所深入,但是民族主义的狂热在执政党的支持和煽动下不仅成为民众意愿的重要构成因素,更成为知识界的强劲思潮。在反对西方霸权的旗帜下反对自由主义。而极少数仍然坚守自由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举步维艰,有的人甚至连个人的生计都难以为继。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北京之春】2000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