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双重错位的反西方思潮——狱中读《东方学》

在此之前,爱德华·W·赛义德的文字只读过零星的片断,他的大名是从九十年代中期鹊起于大陆的,看评论和介绍他的文字远远多于他的著作。他的“东方主义”,曾经为六四后大陆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学理合法性,一种外来的(西方的)却近于权威性的理论资源。如同当年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一样。

赛义德作为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身份,在大陆知识界的眼中具有双重的认同:他来自第三世界的巴勒斯坦,与大陆知识分子似乎具有同类的身份认同;他又是美国大学中的著名教授,对大陆知识分子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他以第三世界的弱者姿态和对强势西方文化进行尖锐批评的挑战者姿态、以被歧视的弱势文化代言人的诉苦方式以及怨妇腔调和经过强势的西方文化训练的学术方法,对西方霸权提出指控,而这,正是大陆知识分子也在做的。最近,以反西方霸权和全球化而走红大陆的新左派,大都有着与赛义德类似的经历,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弱势民族的知识分子。其新左理论也与赛义德类似:用西方左派的思想资源对本土化的反西方的道义立场进行学术包装。

现在这个译本,据译者说是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但早在四五年前,东方主义已经成为大陆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是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的非常方便的实用工具。这里有两组时间上的错位具有自嘲的荒诞性:第一个错位是,《东方学》在西方于1977年出版,却在近20年后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火爆起来。为什么开放后十多年的引进热潮中,早就闻名于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居然被完全忽略了。这对喜欢跟潮流赶时尚卖弄西方最新概念的大陆知识界来说,确实令人匪夷所思;第二个错位是,《东方学》的全译本99年5月才在大陆出版,赛义德及其东方主义却在四、五年前就成了知识界人人谈论的话题,当时热衷于谈论此话题的学人中,又有几人真的读过这本书?如果没有,那就是大多数谈赛义德的人,只是凭着一知半解和道听途说跟着起哄而已。但是,这不是听摇滚音乐会,而是学术。学术起哄的确是中国当代知识界的强项,已经与摇滚式起哄极为相似了。

现在,这本原著的全译本摆在了面前,我不禁要问,这落后近二十年和提前四、五年的时间错位说明了什么?大陆知识界在谈论“东方主义”时,究竟对此了解多少?结论只能是,我们只不过是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的随波逐流者,凡是对民族主义特别是东方处境中的民族主义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无论了解与否,我们都会满心欢喜地加以接受、传播、利用。只要是时尚,就一定要赶,末班车更要赶,否则就来不及了。还是鲁迅曾批判过的急功近利的心态的延续。而且我更相信,即使这本书的全译本出来了,由于东方主义渐趋式微,在新时尚不断更替之中,很快就会是昨日黄花,所以现在这个全译本,也就未必有几个参与过东方主义大争论的人,肯从头至尾地读一遍,更不要说精读了。

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反对美国的武力霸权,在文化上表现为对西方的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的抗拒。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人几乎不加任何怀疑和批判地接受了赛义德的言说,即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就是简单的欺压和被欺压、表述与被表述、虚构和被虚构的关系,也就是强势与弱势之间的完全不对等关系。这种关系代替了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对抗关系。赛义德,这个生活在美国的享受着自由制度所有恩惠的阿拉伯人,他批判西方的话语全部来自西方。

《东方学》,书写得的确漂亮,但其中从头至尾的怨恨毒化了作者的清明理智。实际上,他完全是借用西方人的方法来抨击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主观建构和支配,力图揭示隐匿于武力征服后面的深层的文化霸权、话语专制。作者的理论来自福柯,来自左派的平等优先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来自当代西方的文本分析和话语理论,更来自反殖民主义的世界潮流,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过,以赛义德在西方大学厮混三十年的积累,他对西方之长技的确烂熟于心,运用自如,所以制夷的效果也非常高明。而中国人,与西方也打了一百多年的交道,飘扬过海的学子也不少,却至今还未写出过一部这种水准的“师夷制夷”的著作。

赛义德是一个双重人,伊斯兰教的心血,基督教的头脑,而他在西方训练成熟的智能和写作技巧,完全服务于他的伊斯兰心灵。这种分裂使他在批判西方霸权的同时,其视野和理论预设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霸道。这是一本以东方人的偏见批判西方人的偏见的书,只因为东方人在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才使得这种批判似乎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在实际上,贫弱并不天然等于正义,而富强也绝非天然就邪恶。真实和真理最终是靠本身的力量说服人的,不会因为它们来自强者而更加有力、更加真实或更加虚伪、更加霸道;也不会因为它们来自弱者而更具有真实性和道义之善。东方人对西方人的指责中,总是潜含着一种自卑者的怨恨和变相的乞求,通过愤怒控诉来乞求恭顺所达不到的怜悯和资助,是一种要挟和敲诈的穷橫.正如一个被富亲戚拒之于门外的穷人,一定要站在深宅大院的门前破口大骂或私下里诅咒一样。

人与人之间有着天生的差异以及在自由竞争中产生的不平等,这是一种在道义上可以辩护的秩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别所导致的不平等是必然的,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就能完全平等吗?只要差异来自权利平等的自由竞争,竞争结果的不平等就具有道义正当性。因此,赛义德式的控诉文字中充满了社会主义式的平等优先的嫉恨。

但从我们中国人的处境看,赛义德是幸运的,他毕竟可以在言论自由制度的保护下,以一个阿拉伯血缘的美国教授的身份,毫无顾忌地批判西方霸权对东方世界的“妖魔化”,而不必顾虑政府的干涉和恐怖分子的袭击。正是在美国的自由制度中,他的个人化述说才能转化为专业性的权威述说。他从西方学到的知识和得到的个人收益,要远远多于他从本民族得到的,甚至包括对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批判态度,对文化或话语霸权对学术研究的支配和操控、表述和被表述、看与被看……的描述。所以,他既批判西方又不愿意离开,不愿把自己的家安置在巴勒斯坦。

把赛义德对西方的批判放在西方知识界自我反思思潮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也是西方人自己正在进行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学术时尚——反西方中心论和白种人优越论首先来自西方,而且为东方知识人的反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故而赛义德才能在东西方都产生影响。

在强与弱之间,蔑视和居高临下的怜悯皆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沟通,只有批判性的挑战才能成为共同的起点。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所采取的理论姿态,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冷静的而不是充满仇恨或傲慢的、内在的而不是观光客式的。

现在,我的这种与世隔绝的处境,从另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幸运,可以冷眼旁观国内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各种表演,更深切地体验这些热闹一时的轰动性表演,大都是喜剧性的或小丑性的,投入进去,也就是个供人一哂的丑角而已。以后,即使有一天我又可以公开说话了,也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半斤八两,该沉默就沉默,经得起任何热闹一时的时尚的诱惑。只有看准的、了然于心的东西,才能作为自己说话的资格与依据。杜绝轻浮,才会真的有力量。

1999年7月18日于大连市教养院

【议报】2002.03.22总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