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理性的荒谬及其杀人——狱中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我看来,文学的第一审美属性就是悲剧性,凡是伟大作家,无一不倾心关注人类的苦难。我在北师大讲授文艺学时,抛开教育部指定的“文学概论”,专门讲“文学的悲剧性”。某次授课的内容,我以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的创作为例,向学生讲述了“苦难是文学之母,牢狱是作家的摇篮”。因为,陀思妥耶夫斯的创作以十年苦役生活为转折点,他的早期创作《穷人》、《双重人格》(1846)、《女房東》(1847)、《脆弱的心》(1848)等作品,尽管已经表现出关注底层苦难、探讨人物心理和神秘色彩,但他的主要代表作《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全部是十年苦役生涯(1849年-1859年)结束后的产物,标志着他对人性、苦难、时代、世界和上帝的独特的体验、理解和表达。

在这些代表作中,我最偏爱《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现在,自己身在狱中,重读这两部作品,更有一番别样的感受。

《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的开端之作,最鲜明地表现出陀氏对人性恶的深刻洞察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标识出陀氏后期创作的主题:对苦难的关注、对人性恶、上帝和理性局限的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贵族,但在流放地,他必须和形形色色的罪犯在一起,恐惧下的苦难和人性败坏,赤裸裸展现在他的面前,在刺痛着他那颗敏感的心的同时,也激发出他对底层、苦难、邪恶的思考,也使他重新找回对上帝的信仰。

《死屋手记》,记述了他的流放生活。在流放地的监狱高墙内,到处是肮脏和恐怖、人性之残忍和无耻,人在严酷环境中的失控、变态乃至疯狂。然而,身处人间地狱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沉思中仰望看不见的天国,坚定的信仰矗立在他的灵魂深处,上帝给了他乐观的确信:“从监狱高墙也能看得见的天堂,引起他对未来,已非遥远的未来的向往。这样的时刻会到来——监狱,打着烙印的面孔,非人的辱骂,永恒的殴打,野兽般的长官,臭气,污浊,自己和他人不停作响的镣铐——这一切都将结束成为过去,新的高尚的生活将要开始。”

在铁窗外的广阔与高墙内的狭窄之间,也就是在自由与镣铐、尊严与羞辱、清新与浑浊之间,只要保持坚定的信仰,上帝的祝福终将降临。正是对上帝的虔诚,对信仰的坚定,给了陀氏在绝境中的希望。或者说,信仰拯救灵魂,绝望给人以希望,监禁肉体的牢笼让精神得以自由翱翔。

与《死屋手记》相比,我更喜欢陀氏的《地下室手记》,那个生活在地下室中的小人物,既自负虚荣又怯懦自卑,在重重疑虑和高度警惕中,活得诚惶诚恐。他自然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地洞》中那个小鼹鼠的生活状态,也是毫无安全感,时刻警惕着每一点儿声响,怕声、怕光、怕地洞外的一切。区别只在于,他是一个人,那是一只鼹鼠。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面对生活和自己,惶惶不可终日。

在陀氏笔下的人物形象中,经常出现这种变态的小人物,有评论把陀氏的小人物与卡夫卡的小人物进行过对比,指出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防守型的弱者”。他们是被抛入世界的弱者,虽然善良,也怨恨社会不公,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没有自主性,在外来的打击面前缺乏自卫能力,对强者的蛮横大都采取屈辱退让、逆来顺受的态度。面对外部压力,陀氏的小人物往往走向内心分裂、精神变态,卡夫卡的人物则变形为小动物。

陀氏的地下室人和卡夫卡的鼹鼠,其生存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完全相同——肉体的自由变成灵魂的牢笼。可以随便走动的主人公,其灵魂空间却仅仅局限于那间狭小的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的阴暗,散发着潮湿霉烂的气息。

陀氏的深刻之处在于,地下室人集受虐与施虐于一身,既是极权者又是奴隶,既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他的懦弱时时被虚荣所激励,越是受辱,虚荣心就越膨胀。所以,每一次,当他在强者那里备受羞辱之后,他一定要找到更弱者来发泄自己的仇恨和屈辱。

地下室人主动参加同学聚会,但被同学们凉在一旁,他压抑、屈辱,但他不敢发作。当他忍无可忍之时,也只能使劲喝酒,接着酒劲耍疯,羞辱其他同学。但他招来的是同学们对他的更大侮辱。他很穷,但很虚荣,酒后,其他同学去妓院消遣,他也要一起去,为此不惜忍受开口向别人借六个卢布的耻辱,但他能意识到自己的下贱和卑污。为了摆脱自卑和显示尊严,在去妓院的途中,他暗暗下定决定:“一进去我就给他一耳光。”

地下使人牙疼,睡不着,他就一定要在半夜三更大声呻吟,让其他屋子里的人也睡不好,他要别人听到他的呻吟,感受到他的牙疼。他之所以如此折磨别人,并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牙疼,而是为了让别人对他感到厌恶。

他很想施虐于人,但每次都是受虐和自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也塑造了受虐狂丽莎,她宣告:“我愿意有人折磨我,娶了我去,然后就折磨我,骗我,离开我,抛弃我。我不愿意成为有幸福的人!”

地下室人很自私,为了一己安宁,宁愿让世界毁灭:“我需要安静。为了使我能够得到安宁,我会立时用一戈比把整个世界卖掉。是让世界崩溃,还是让我喝不上茶?我要说,世界可以崩溃,但要让我随时有茶喝。”

在高贵的哲学思考与低贱的地下室生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线。那是卑贱者的精神哲学,形而上学的癌症成了个人的真实命运。地下室人的大脑擅于在黑暗中苦苦思索,但一遇到阳光就变成肉体的颤抖。现代主义从陀氏的地下室开始,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是藏污纳垢的地方,隐藏着存在主义的、后现代的种种精神垃圾,现代人的焦虑与迷失,既没有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统一,也没有颓废化虚无化的对统一的反抗。

陀氏的地下室人,也让我想起法国著名作家加缪笔下的《局外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莫索尔,具有现代性的极端冷漠,那种近于非人的冷漠贯穿于局外人的一切言行,对死去母亲的冷漠,对热恋情人的毫无激情,对被杀的阿拉伯人的无动于衷,最后是对自己生命的毫不在乎,可视为人性冷漠的抽象化极致化。

在令人目眩的明亮阳光下,莫索尔失手杀了阿拉伯人。过于强烈的阳光使海滩幻化为起伏的波浪,沙砾的错觉和人的幻觉交织在一粒子弹的闪烁中。当他在错觉中变成杀人犯之后,他却拒绝律师的辩护,拒绝一切好心的救援,甚至拒绝法庭上的陈述和自辩。他对自己生命的冷漠犹如旁观者在旁听审判。在此意义上,不是法官宣告莫索尔的死刑,而是莫索尔宣判法律的死刑。局外人的冷漠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杀伤力,同时宣判人性本身的死刑。泯灭一切人间的热情和欲望,如同医生的手术刀割除一个肿瘤。

这一切与卡夫卡的《审判》恰成鲜明的对比。在加缪,所有的一切——包括放弃为自己的生命进行辩护——都基于一种自主的选择。莫索尔完全主动,一步步把自己带向死亡,每一步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实施的,最后执行死刑的,与其说是刽子手,不如说是他自己。而在卡夫卡,K所遭遇的一连串毫无缘由的荒缪审判及死刑,皆为某只神秘之手所强加,K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罢了。K没有任何自主性,如同机器上的某个零件,只要有一只手按下开关,它就只能随整个机器运动,甚至在绝望中,K连自杀的勇气都丧失了,一切都要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帮他完成。

然而,自主地把握命运和宿命般地任由摆布,其结果竟完全一样——死亡。那么,存在主义肯定的“向死而生”的本真存在之勇气,与卡夫卡式的无力逃脱、更无力反抗的懦夫行为,不过是存在的荒谬性这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以截然对立的方式共赴陀氏的地下室。

小小的地下室里,住着猥琐的小人物,以他卑贱的生活和发霉的问题,向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发起了一次毁灭性的冲锋。他怀疑任何确定的自明的结论,不相信类似2+2=4就是真理。“天哪,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喜欢大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那么这些规律和算术于我又有何相干呢?”

执着于如此极端的怀疑的人,他的生命中一定有某种更坚强更硬朗的内在支撑。但是,他不怀疑生命的极限,因为他自知无力超越这一界限。他想寻找到一点烛光,洞照阴郁、潮湿和霉烂的灵魂空间。

在腐朽的边缘小心翼翼行走的地下室人,居然预示了20世纪人类的命运——在2+2=4的真理主宰人类的思维之时,种族大屠杀和共产极权横行于世,而闪光的真理或良知却对此无动于衷。信仰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如果把二十世纪的各类大屠杀解释为上帝对人类的考验,这样的考验岂不是过于残忍了吗?

形而上学的渴望愈高举,猥琐的行为愈卑下,坚实的土地上爬满了以头行走的颠倒人物;人们在信念的沼泽中陷得愈深,现代人的形象就越清晰越丰满。自由带来的不是恒定的幸福,而是飘泊的苦旅;个人主义带来的不是尊严,而是残酷竞争中的攀比、羡慕、嫉妒及其背后的怨恨。英国王室的贵族傲气,被两个平民女子搅得丑态百出(温莎公爵的未婚妻和王妃戴安娜),皇家的威严成了大众文化中一出笑料迭出的肥皂剧。

孤独的个人反抗全体,成功的自我感觉必然伴随着现实的失败,幽默被自身的毒汁所反讽,个人主义的野心被整合到理性主义的秩序之中,非理性主义的呐喊更近似于理性主义的悲鸣。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的徒劳,固然表现着悲剧英雄的永不放弃,但永不放弃被徒劳变成了命运的荒谬。这种荒谬源于地下室人的漫画脸谱。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高倡平等和公正的同时,却恭恭敬敬地接受独裁者款待(比如罗曼·罗兰、萨特等);最具颠覆性的思想怪杰在批判知识—话语权力的同时,为争夺体制化的学术荣誉而心怀嫉恨(比如福科竞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启蒙时代的良知之神,只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才显出固有的神圣,而自由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所顶礼膜拜的,不是《我控诉》中的左拉良知,而是东方共产极权的虚幻光环;启蒙运动对正义的召唤恰好否定了召唤本身;高高刺向等级制的匕首,由于用力过猛,在洞穿贵族心肺的同时,露出的刀尖正中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心脏。结果,为黑格尔掘墓的叔本华,也把智慧的骨灰撒向虚荣。现代人的死亡远不如昔日的贵族来得体面。

尼采说:上帝死了——死于一切价值的重估中。

福科说:人死了——死于权力和知识的共谋中。

利奥塔说:知识死了——死于后现代的解构中。

三位传统价值的颠覆者的结论,早就蕴含在陀氏的地下室中,蕴含在小人物的卑微欲望中。小人物的自我反思,比陀氏其他作品中的所有议论都冷静。他的反思是反理性的。但陀氏的现代性不同于尼采的现代性,他探讨人杀人的外在环境和主观动机,并不是为了替人的邪恶和犯罪辩护,而是为了敦促人类仰望超越理性的上帝,原罪之人只有仰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受难背负着人类的罪恶。正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对拉斯柯尼科夫的态度:“我们将一同去受难,一同背十字架!”

从美学形式上看,《地下室手记》的叙述之混乱,打破了陀氏惯用的复调手法,小人物本身的卑微,也一反其他人物的布道者角色,无法用上帝的真理拯救他人,而只能靠灵魂自虐来自我拯救。所以,在美学上,陀氏的《地下室手记》具有鲜明的反风格的颠覆性。

贯穿陀氏全部叙述的,是一种胆怯而卑微的疯狂,但这种疯狂,决不针对任何外在的逼迫或危险,而是一种内向的语无伦次,一种自戕的歇斯底里。在此意义上,卑微者的癫狂恰恰是反癫狂的。因为,在传统的美学谱系中,癫狂似乎是贵族阶层的特权——那种衣食无忧、地位尊贵之阶层的灵魂困境。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或毁灭”的精神忧郁,也是李尔王式的大梦初醒后的歇斯底里;是卢梭式的自然狂野,也是维特式的绝望爱情;是平民子弟在贵妇人沙龙里的胆大妄为,也是贵妇人投入平民怀抱的错乱激情,……表面上看,在贵族式的癫狂中,似乎显露出存在的根基和意义,似乎头戴假发仅仅是为了凸现真实的面部表情,但高贵与卑微之间的二元对立,始终是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陀氏的卑微者的癫狂中,没有高贵背景的烘托,没有强烈的贵贱对比,也没有反叛的浪漫、悲情和绝望——无论是平民反抗等级还是贵族的自我叛逆——而仅仅是卑微的生存本身。如此卑微的癫狂反而释放出罕见的清醒——对人类处境的清醒。

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发展的世纪,也是人对人的征服空前惨烈的世纪,理性主义的真理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所导致的恰恰是道德的彻底堕落。德国志民族是理性的、严谨的,但当上万名联邦法官高举手臂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时,这个民族已经颠狂。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是疯狂的,全德国紧跟希特勒就更是疯狂,但制定种族灭绝的法律和计划,实施种族灭绝的每一项措施、乃至每个杀人的细节,却是高度理性化技术化的。

再看陀氏的故乡俄罗斯,东正教教义被共产教义所吞没,人们生活在疯狂的革命和极端的恐怖之下,带来的是人性尊严的彻底扫地,甚至连地下室人的卑微也被扫荡一光。当布哈林等列宁党的元老不得不低头认罪之时,当高尔基等大作家自觉为劳改营辩护时,当罗曼·罗兰等西方良心当面向斯大林献媚时,陀氏的地下室人也有资格蔑视之。

而这一切,陀氏似乎早有预言,他的地下室人说:在庞大的体系和抽象的真理大行其道之时,“请环顾一下四周:鲜血如同河水一般流淌,而且还是那样欢快,就好像香槟酒一样。”《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也说,理性把人分为两类——“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自以为能够推动世界进步,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杀人:“在世界上,大家都杀人,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酒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带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主。”

中国,东方最古老的帝国,自我陶醉地悠闲了几千年,突然被一只强有力的钢铁之手击醒,但它依然昏昏沉沉,只是模拟了一下西方人的手势,便重新回到自己的阉割文化之中,继续闭上眼睛自吹自擂。没有上帝的土地,才会树起“至圣先师”、“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牌坊。地下室人再猥琐,却保持着对荣誉的病态敏感,而住在土谷祠的阿Q则连这种猥琐都无从企及。他也虚荣,却麻木不仁,他临终前一定要划得圆的虚荣,被发抖的肉体之手所粉碎。除了对死的恐惧,曾经极度虚荣的他,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真实意识和情感。阿Q是一无所有的赤贫,没有物质世界,也没有精神世界,只有自欺却欺不了别人的幻觉。

阿Q的命运是一个民族的寓言,用自欺欺人的谎言写成的寓言,连他的死也被整体的谎言所吞没。当过处决人犯的热心看客的阿Q,终于成了被其他看客们观赏的对象,如同帮助毛泽东弄死了高岗和彭德怀的刘少奇,最后也在几亿看客的注视下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里,吃人与被吃之间,没有固定的界线,毋宁说,吃人者被吃和被吃者吃人,是所有中国人的双重命运,无一人能幸免。

陀思妥耶夫斯和卡夫卡的小说,以深刻地揭示人和世界的荒谬而不朽,但在中国,陀氏的地下室和卡夫卡的城堡就是生活本身。中国式荒谬却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大概是因为中国式荒谬,是任何文学荒谬无法比拟的。当荒谬在中国变成人们的日常生活之时,中国人必然丧失对荒谬的敏感,也就谈不上以美学的形式表现荒谬了。

1999年4月12日于大连劳动教养院
2007年12月3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7.12.02

另一个版本:刘晓波:狱中重读《地下室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