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虚美矫饰的国史(上)

国人向以“历史意识发达”而自傲,也确实有文字发达、史学兴盛的资本,浩瀚的二十四史以及其它史书,也让“五千年灿烂文明”变成“人云亦云”的套话。然而,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对于这漫长的史学传统皆有所保留。如写过《史通》的刘知几、思想大家梁启超、文学大家鲁迅、自由主义大师胡适、顾颉刚等“五·四”一代疑古派学人……他们无一不对中国的史学传统提出尖锐的批判。说的极端点,这些批判都可以作为鲁迅提出的“瞒与骗的历史”的注释来读,而欺瞒的历史还不如无历史。

疑古派学人的代表顾颉刚在杰出的《古史辩》中甚至说:除了在古迹和地下文物等实物中有真实的历史之外,中国的文字中找不到真实的历史。有人指责顾颉刚是在危言耸听,然而,洋洋洒洒的二十四史,又有几卷是实录呢?散落民间的野史,又有多少真正的史实,而非道听途说的口头演绎呢?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些生活化个性化的细节,关于涉及的普通百姓生活的历史,在正史中几乎就是空白。无怪乎史学大家陈寅恪也说:“旧籍于礼仪,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P6)

中国的书载历史之可疑,起码从孔子编鲁国史《春秋》就开始了,《春秋》多为尊者讳,完全是精心剪裁而成的史书,所谓“秉笔直书”,不过是后人为了维护儒术的权威罢了。孔子在《论语》中宣扬的血缘伦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只有这样的相互隐瞒,才是“直在其中矣。”它向社会向史学的推广就是“臣为君隐,忠在其中”的史学观。《春秋谷梁传》中曾说:孔子编《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由此,孔子所极力维护的“殷周之盛”也很可疑,不过是用虚构和剪裁来做他本人的政治主张的脚注罢了。

经过孔子删编的中国第一本诗集《诗经》,收录了三百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的回答是:“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而我以为,就孔子删诗的”思无邪“之标准而论,不知有多少”思有邪“的好诗被他删掉了。要我看,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即便与稍晚出现的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楚辞》相比,《诗经》在审美上也是平庸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诗歌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使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在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都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按照孔子的取舍标准来整理文化遗产和编写历史,被删改、隐讳、虚美之处肯定很多,他毁掉的好东西和真东西也一定不少。后来的“焚书坑儒”以及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删诗法和“春秋笔法”。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和《春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具有编撰权力的人根据自己的偏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国历代执政者对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态度,完全继承了孔子开创的传统,每一代重编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一个“删改、隐讳、虚美”的过程,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

近些年,在大辫子满银屏的清廷戏热中,康乾盛世被一再褒扬,《四库全书》也被国人视为伟大的文化工程,而在实际上,那不过是一次对历史文献的浩大“篡改工程”。在编纂过程中,古代文献的取舍以满清皇帝的谕旨为标准,通过对全国图书的审查,编纂出一套为满清“三讳”的全书,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就连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也都要进行篡改。据统计,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是:文字狱诛灭文人,编书销毁文献,正如鲁迅所言:“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1998年4月于大连教养院

【观察】2004.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