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读明史笔记(之三)

中国古代没有人的自主尊严,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在现实社会中,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家奴……就是没有人。特别是对女人的歧视尤为残酷。对男人来说,女人仅仅是传宗接代、侍候男人和发泄肉欲的工具,就连关心民间疾苦的大诗人白居易,也不把女人当人看。当时,官宦和文人有眷养“雏妓”之风,十几岁买回家供男人享乐,二十岁刚出头就算老了,拉到市场上和骡马一起卖掉。白居易也是喜欢眷养雏妓的文人之一。

不把女人当人的最典型例证,无疑是皇家的庞大后宫。

春秋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皆有后宫,“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见《墨子·辞过》秦始皇时代,“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记·秦始皇本记》)西汉、东汉各朝的后宫,也有三千、伍千、六千不等的宫女;(《后汉书·皇后记》)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也纳妾伍千人(《晋书·武帝记》),西晋武帝养宫女近万人(《晋书·胡贵嫔传》),隋炀帝纳妾数千(《资治通鉴·宦官传序》),盛唐皇帝唐玄宗最好色,“大率宫女四万人。”(《旧唐书·宦官传序》)明代的宫女最多时也有“九千多人”(《国朝宫史》)。

庞大的后宫又需要庞大的宦官,妻妾成群的制度衍生出阉人成堆的宦官制度,阉人中固然出过几个杰出的人物,如对造纸做出贡献的蔡伦、最早航海下西洋的郑和,还有一些名臣因宦官保荐而得宠,如易牙、蔺相如、商鞅等,但宦官之祸则是这一制度的主流,而且源远流长。阉人的自宫和擅权皆始于春秋,如春秋齐桓公后期的宦官竖刁,战国时期的赵惠王的宦官令缪贤等,皆是弄权高手。秦统一六国之后,从秦朝的赵高到晚清的李莲英,宦官之祸一直延续到满清覆灭。

天子生前享受的一切,也要尽量在阴间复制出来,墓穴修得如宫殿,生前眷养庞大的后宫,死后还要有宫女陪葬,宫女必须履行被钦点来陪葬的义务。酷爱暴力的秦始皇死后,不仅要有活人陪葬,还要在阴间统率千军万马,不惜劳民伤财建造巨大的坟墓,秦皇陵中的兵马俑阵容,其独步世界的浩大,与其说是秦始皇帝业的恢弘,不如说是畸形权力欲的挥霍。

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不仅活着时有妻妾成群的享乐,即便死后也要有众多女人陪他过阴间的生活,供他驱使、玩弄、享乐。据记载,为朱元璋陪葬的嫔妃有46人之多,宫女12人。

像《明史》这样的官修正史中,当然见不到这么残酷的史实,但考古获得的地下实物却历历在目,明孝陵中就有三处陪葬的妃子墓和宫女墓,分别位于南京植物园内、明孝陵陵宫墙外西南角、明孝陵右侧总体妃子墓区,与东陵遥遥相望,形成左辅右弼的建筑格局。

被钦定的殉葬妃嫔,要由侍臣将她们召集到一庭院内赴宴。宴毕,引进一殿堂。殿堂内事先就放好一个一个小木床,殿梁上系好绳套。妃嫔们一踏进殿堂内,顿时醒悟,自知死期已到,个个放声大哭。但是圣旨难违,必死无疑。遵旨是死,且死得其所,家人还能受到褒奖;抗旨亦是死,且死得罪恶滔天,家人也要受到株连。所以,陪葬的女子只能驯服如羔羊,自己登上木床,把头伸进绳套,表示情愿到阴间服侍皇帝。随后,太监或侍臣拉紧绳索,将她们一个个吊死。如花似玉的女人就这样陪着衰老的皇帝了结一生。

明太祖朱元璋也用民脂民膏来表示孝道。他黄袍加身后,上溯其祖先四世,个个都有圣贤名头的加封,大肆为其祖先重修陵寝、设守墓官员和平民,有捧祀一人,礼丞三人,守陵户三千三百四十二,专门负责上香、值宿、洒扫等。此乃祖宗崇拜与权力崇拜之结合的典范,其奢侈非活人所能望其背。

奇怪的是,那么多研究古史的学者,居然不写一部衣食住行之等级制史。这是一个远比官制更深层的制度,正是这种深入日常生活所有细节的等级制,才使此制度长久不衰。我无法想象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而言,还有什么自由可行使。“专制到毛细孔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毫无夸张歪曲。现在的国人背负的就是这样一种太深厚的奴性传统!

如何对待女人,是衡量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是否文明的试金石之一。一种歧视女人的文化及其制度,无论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在我看来皆是野蛮。现在,中国社会的包二奶时尚,不过是妻妾传统的当代延续。而伊斯兰国家的禁忌或礼节仍极严酷,特别是对女人的歧视,视为当代世界中最野蛮的传统。

1997年4月于大连教养院

【大纪元】2004.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