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红色恐怖中的艺术家──狱中读书笔记

路易斯·布努埃尔的自传《我的最后叹息》,所记录的不只是一个著名导演的生平和艺术,更是一个灾难重重而激动人心的时代,横跨了一战后的迷乱、西班牙内战、二战等重要的历史时期。最令我惊讶的:不是艺术成就或人生哲理,也不是作者的飞动的灵性和艺术体验,而是时代的迷乱和知识分子的困惑。

当时,西方正是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时期,不认同现状的人们大都持左派立场,最热衷于先锋艺术和左倾团体,都把造反和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可靠方式,把新制度新人性的希望寄托于东方的社会主义。被今人常常以崇敬的口吻提到了一些文学艺术大师,曾经都是红色苏联的崇拜者,是暴力和革命的鼓吹者,著名者如作家布勒东、诗人艾吕雅、画家达利、导演戈达尔等人,莫不如此。特别是艺术中心巴黎,更成为红色暴力主宰灵魂骚动的试验场,如超现实主义运动和达达主义运动,皆是充满暴力倾向的艺术流派文学、电影、绘画,并且带有极强的流氓无产者的造反意识。那些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盲目崇拜,犹如今天的天真儿童或浅薄青年对明星的狂热追逐。布努艾尔是西班牙人。他坦诚地指出,共和派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失败,不是由于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的过于强大,而是由于共和派内部的分裂──无政府主义和共产党的分裂。由于对国内共和派的分裂的不满,他才从西班牙来到法国。但他失望地发现,当时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大都是左派,对暴力和革命的崇尚,绝不次于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恐怖和独裁也渗透到先锋艺术之中。现在,很难想象在布努艾尔参加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内部,审查制度和小报告极为盛行,实施着对艺术品几乎是蛮横的思想专制,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充满了阴谋政治的伎俩。

布努艾尔的多部影片在拍好之后,首先要接受的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查和专家们的鉴赏,而是必须接受法国共产党的严格审查,并被组织下令禁止放映。这类法共内部的艺术品官司常常要一直上诉到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法庭,最后是苏共的某权威发话后才开禁。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自由的法国,而不是极权的苏联和中国,实在令我震惊。

对艺术作品的预先审查已属干预创作自由,审查又不是来自合法政府的法律行为,而是来自法国的民间政党组织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党员纪律,简直不可思议。太荒谬,然而是事实。正如现任法共总书记罗伯特在法共成立80周年的闭幕式上的演讲所言:法共曾经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一运动使法共成为一个受苏共支配的工具,成为在观念上盲目、组织上极权、相信暴力和恐怖的工具。法共的未来在于真诚地自我反省,从共产主义实践的罪恶历史中解脱出来,方能获得新生。

另一位深受法共迫害的著名作家,是在大陆知名度极高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据《杜拉斯传》记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也是左派,她在二战中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于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她为党做过许多具体而繁琐的工作,担任过党小组长,经常上街叫卖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直到怀孕后期才停止;她一度曾经非常听党的话,党指哪她就打哪,推销、募捐、张贴宣传画、照顾罢工者的孩子;她还经常深入基层,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

这样一位为共产党的失业而身体力行者,后来之所以于1950年退党,不是由于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而是受不了组织内部的残酷而险恶的阶级斗争,受不了思想独裁所要求的趣味一律和艺术政策,受不了党组织的制度化的对阴险小人的鼓励,更受不了为了组织的利益而出卖良知和朋友。

她在退党信函中指出:我可以为党付出精力和时间,努力工作,但是我无法改变我的生活趣味,特别是文学趣味;无法忍受组织对我的私生活的干预;更不能与被党组织开除的老朋友绝交,良心要求我不能不向极为痛苦的朋友伸出友谊之手,保证永远不会因为他的被开除而抛弃他。同时,杜拉斯还说:自己虽然退了党,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甚至除了做一个共产党员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其它的人。

像一切极权组织一样,法共内部也充满了阴谋政治的气息,小报告极为盛行。一些小人嫉恨杜拉斯的文学才华和女人的魅力,秘密地写揭发信送交给法共组织,有的说她在德国占领时期曾经为书报检查机构效力;有的说她具有邪恶的政治意图;有的还说她是个生活腐化的放荡女人,甚至侮蔑她是“妓女”。法共组织也相信这样的背后诬陷。于是,这位完全是性情中人的著名女作家,在小报告中成了“党的叛徒、小资产阶级颓废派、资本主义的看家狗。”换言之,极权时代的共产党组织系统的维系,除了强权和意识形态谎言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制度性地依赖于政治阴谋和背后的“小报告”。

最令我震惊的是,当时的法共与苏共、中共在处理党员的党籍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不许主动退党,只能被党开除,即便对于主动退党的人,党组织也要随后发表开除XXX党籍的声明。杜拉斯是1950年1月16日发出退党信函,党组织于2月26日开会讨论杜拉斯的党籍问题,并于3月8日发表正式声明,开除她的党籍。理由是:一是她“分裂党”、“谩骂和讽刺党委”、“背离党的路线”;二是她与托洛斯基分子以及苏联的敌人接触频繁;三是她在道德上政治上学术上的全面腐败。类似的史实也可以在纪德、萨特、阿隆、加谬、福科、德里达等人的传记中看到,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加入过法共,但是都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都与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什么名称的组织或政党,一旦在组织上、思想上奉行独裁原则和斗争哲学,就必然脱不掉阴谋性质和道德沦丧,必然形成鼓励缺德者和惩罚有德者的逆向淘汰机制。进入这样组织的人,都要面临服从组织利益和保存个人的趣味、良知的悖论窘境之中。结果往往是:坚守良知的高尚者被淘汰出局,而变色龙品质的阴险小人则可以靠出卖良知而步步高升。所以,列宁式的政党无论在哪儿,都脱不掉独裁和阴谋,都将最终把人异化为道德上的无耻者。

共产党最喜欢用“警惕”一词教育党员,但是在杜拉斯看来:“警惕这类词带有专横的意思。”所以她在组织和人性之间,选择了为保全人性而自我放逐于组织。一个时时心怀恐惧、用警惕的目光寻找可疑者和敌人的政党组织,所得到的忠诚只能是缺德者的犬儒化效忠,而有德者要么主动地自我放逐,要么被组织清除。

1997年1月3日-9日

【刘晓波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