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科举制度的怪胎

从现代考任制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举的确是先进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但是,由于传统帝制的整体结构没有提供与之配套的制度,遂使这一先进的局部制度创新被整体制度所扭曲,变成了开放性受制于封闭性、平等性受制于等级性的怪胎。在某种程度上,科举制在人才的录用和配置上超越了血缘身份等级制度,具有现代考任制的平等地面向社会的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又与一种最为封闭而单一的思想灌输(道统)制度相结合。开放性准入规则和考场上的平等竞争,导致了人才在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特别是由下到上的流动)和政治精英的新陈代谢,而思想灌输的封闭性又使这种流动只向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学而优则仕。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所有的智慧只能在道统即儒术的巢穴中发挥,只能成为大一统的皇权意识形态的工具,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只有政治化官僚化一途。从而造成作为社会稀缺资源的知识和智慧的定型化,所有的人才被迫走上了一条极为狭隘而险恶的独木桥,使社会的价值观、思维模式、思想观念和成就意识、向上动力、人生选择高度一体化、单一化,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精英是一种“单面人”。

在传统中国的“家天下”秩序中,从汉武帝开始的历代主要王朝,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号称“奉天承运”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所以法统政权的维系和运行必须由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出的“家天下”执政代理人来完成,具有公共性的科举与私下的举荐就是正式的选拔制度,前者依赖于“道统”的权威性,后者依靠“法统”的权威性。

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团才能够借助“道统”来制约“法统”。尽管“家天下”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力而创造了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但是这些来自“法统”的集团只有帮助维护“法统”的政治权力,却一直没有解释“道统”的权威。儒生官僚集团可以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但是他们所维系的“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法统的家天下在换代之时,依靠道统的官僚集团清除宦官集团的宫廷党争时有发生,比如明代对“东场”太监集团的清算最为典型。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就是一部宫廷内斗史,除了皇家家族内部为了争夺皇位的血肉相残之外,一部宫廷内斗史就是一部儒生官僚集团与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的争斗史。双方较量的胜负主要取决于皇帝的立场,他倾向于那个集团,胜利就属于那个集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亦如此,高岗与刘少奇之争的胜负,实在与高、刘本身的权谋和努力无关,关键是看毛泽东对两人的态度,毛要谁失败谁就注定要失败。

作为依靠意识形态性“道统”起家的政权代理人执政团体,通过科举制度跻身仕途的儒生官僚集团具有双重性:既是儒术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中真心信奉和捍卫道统者极少,而以“道统”为敲门砖谋求升官发财者则是这个集团的主体。即便在读书时真诚相信道统的正义性,而一旦踏进争权夺利的官场,实用主义的游戏规则就会迅速地把一介儒生改造为老奸巨猾的政客,此时读书人的“道统”只有作为争权夺利的根据才会被继续奉为神圣的统治原则。

同时,科举制度所造就的精英之间(士绅、地主和官僚之间)、上下层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平等流动,而一旦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以皇权为核心的森严等级化和任意性的人治化秩序,就会束缚乃至窒息读书人的从政能力,腐蚀其政治品质。庶民固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走上仕途,甚至由布衣而宰相,然而一旦进入了官僚体系之中,其才智和首创精神又被体制内的森严等级所窒息,被赤裸裸的利益之争所扭曲所消耗,人治的秩序又使从政者的乌纱帽乃至身家性命毫无制度保障,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罢官和亡命的危险,甚至一句话就能掉脑袋,还要祸及九族。读史书,令人对中国的官场之残酷不寒而栗,作官的人很少能免于牢狱之灾。比如《明史》“列传”记载的上至大学士下至七品芝麻官的众多人之中,几乎无人幸免于官场的倾轧。嘉靖时期,仅仅为了皇帝父母的称号,就引起了持续三年的朝廷内斗,结果是180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杖刑,其中17人被打死,其他人被下狱或发配边疆。三年的名位之争,受到牵连的有几千人。

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生文官集团要以道统为控制和约束皇权的合法性依据,极力爬上帝王师、起码是帝王友的地位,幸运地遭遇一位明主仁君,恩宠有加之中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会使之抱有恢复舜禹让贤制度的幻想。极少数屡试落榜的儒生心怀怨恨之强烈,可以成为他们在乱世中从民间揭竿而起的内在动力,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尽管历史上不乏围绕政见和利益之争而形成的儒生党派,比如东汉的党人和太学生们,北宋的元祐党人,明末的东林党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立场,引经据典的慷慨陈词、英勇赴死的大义凛然,使其人格作为道德典范,冠绝一时且名垂千古。但是整体的儒生集团只是表面上的以“道统”为核心的官僚集团,而在实际的利益上只能依靠以“法统”为核心的皇权,所以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他们并不比外戚集团、军人集团和宦官集团更成功,曾国藩和李鸿章作为挽救了清王朝的第一功臣,尽管在表面上位及人臣,而在影响慈禧太后的最后决策时,其作用常常不如那些深受太后宠信的大太监。他们主政期间的一切政绩最终要记载老佛爷的名下,而一切来自老佛爷或满清权贵的决策失误的责任,都必须由他们承担。此种现象乃独裁制度的必然。1949年中共执政之后的历史一次次重演着古代的政治悲剧。就连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文革大灾难,其主要责任的实际承担者居然是毛的夫人江青。

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说辞是“人民主权”,但是在选拔执政集团的官吏时,既废除了传统科举制,又拒绝接受西方的选举制和考任制,而是只继承了传统的人治式的举荐和任命相结合的选拔制度,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层层相连的个人效忠网络。所以执政党特权集团构成,不同于“家天下”的家族血缘特权集团。但是共同的独裁性质和个人效忠制度,决定了两者的权力传承往往危机四伏,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和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同样是暴力、阴谋和权术的综合体,政权本身和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中共强人,都曾经两次废除了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振荡,“文革”大劫难和“六四”大屠杀的发生,都与中共政权的接班人危机密切相关。在毛泽东的晚年,钦定接班人林彪覆灭之后,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向“家天下”的方向发展,江青和毛远新的权力角色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果毛泽东精心栽培的大儿子毛岸英不是死于朝鲜战场,中共政权法统的“党天下”很可能回归到传统的“家天下”,类似北朝鲜的金日成父子。

极权制度的创建和维持往往依靠政治强人的个人权威和人格魅力,但是随着第一代强人的自然死亡,最高权威呈递减趋势,中共极权也不例外。第一代超强人毛泽东可以为所欲为,随意选择任何一个人来接班,如王洪文或华国锋,而不必在意党内惯例及接班人的党内资历和现任职务;第二代强人邓小平就无法象毛那样随心所欲,他要顾忌中共元老集团的意志,要玩忽左忽右的权力平衡,但是他仍然有在江泽民、李瑞环、陈希同等政治局委员中钦定接班人的权威。现在,强人时代结束了,绝对权威的真空将改变中共权力传承法统的游戏规则,造成了党魁钦定接班人的权威不足,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的核心,决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言九鼎的权威。在邓小平还活着的时候,他有尚方宝剑的钦定保护。而一旦邓小平死了,他的权威能否得到巩固和提高,就主要取决于独立执政的政绩、党内各派之间的利益交换和玩弄合纵联横的权谋技巧了。对于江泽民来说,邓小平的死既为他展示执政能力提供了时机,又蕴藏着极大的被颠覆的风险。而未来可能的现实是:他只是个平庸的过渡性人物。

同时,中共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道统的创立者、权威解释者,又是政权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统即马列主义最后归结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其政权也集中在党政军合一的毛泽东个人身上。这种双重身份的合一,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官僚集团的组成也是法统与道统合一,再没有了法统之上的道统权威对执政权力进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约。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时代有“邓理论”,江泽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时代有“江学说”。换言之,中共政权内部的接班人之争,既是法统政治权力的争夺也是道统意识形态解释权的争夺。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在与华国锋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时,就是用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来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权。

编者注:本文来自“北京之春”2001年4月号(第95期)-理论探索《狱中随笔(之二)》。原文没有写作日期。参照一起刊登的《孔子与娼优》(1996.11.24)、《老子与庄子》(1996.11.26)两篇文章的写作日期,将本文写作日期假定为1996年11月28日。

【北京之春】2001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