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我的启蒙者——为六十岁的胡平兄所作

胡平兄生于1947年,我生于1955年,大我八岁。论年龄,我们应该是同一代人,但论思想,他是我的启蒙者;论行动,他是当代中国自由运动的先驱之一。

我与胡平兄初期见面是在八九年初的纽约。八九运动爆发时,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在朋友聚会时,在胡兄家,我们关注的中心自然是国内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渴望能够为国内做点什么。于是,有了那份《改革建言——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

我觉得,与其隔着大洋激动,不如回国参与。我决定回国时,一些朋友反对,一些朋友支持,胡兄的坚定支持,帮助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早在不认识胡兄的1980年,在长春吉林大学读书的我,就开始阅读胡兄的《论言论自由》。他的思想让我激动,他的逻辑使我折服,他的才华令我羡慕。后来,当我对胡兄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胡兄就不仅是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也是中国民间自由运动的极少数行动者之一。八十年代的胡兄,就是我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

翻阅大学时代自己的读书笔记,其中就摘录自《论言论自由》的某些段落,比如:

“有了言论权利不等于有了一切,但是,丧失言论权利则必然导致失去一切。”

“言论自由好比空气,唯有失去它时一般人才会感到它的存在价值。言论不自由所造成的损害也正象窒息,看不见刺眼的伤口。”

胡兄在八十年代的写作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他的自由思想,而在于他突破了毛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率先创造了独立于独裁意识形态的自由价值观和民间话语。如果说,民主墙一代的政论标志着观念的突破,但在语言方式上大都印有毛式话语的鲜明痕迹,那么,胡兄的《论言论自由》,不但完成了清醒的观念突破,而且洗涤毛式话语的痕迹。现在回想起来,民主墙一代的观念突破还不太会令人吃惊,但在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已经彻底“毛化”的语境中,在绝大多数开明人士都在用毛式话语表述改革之时,胡兄居然能够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方式来写政论,堪称一个小小的“奇迹”。

在胡兄的流亡生涯中,写于1998年的《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无疑是他的流亡写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胡兄对六四后中国精神状态的透视,象三十年前写作《论言论自由》一样,依然是力透纸背的锋利和环环相扣的严谨,甚至,重读如同初读。

胡兄揭示大屠杀后惊人的道德衰败,不敢坦言的懦弱、看破红尘的玩世、惟利是图的厚黑,言行背离的分裂,而且犬儒得那么理直气壮!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用“犬儒主义”来解析六四后中国精神危机且解析得精确,胡兄应是第一人。

胡兄1987年出国,写作此文,已经去国十一年。但他的睿智仍然能够跨越宽阔的大洋,穿透光阴的阻隔,洞见国人的精神病灶。在这种穿透力的背后,是他的梦牵魂绕,心灵从未离开过故土。

值此胡兄六十岁之际,送给胡兄几句话:

仿佛转瞬,胡兄已经六十岁了,《论言论自由》发表已经三十年了,六四也已经十八年了,中国仍然没有言论自由,不免令人神伤。但时至今日,我仍然坚信胡兄三十年前所言:“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是战胜极权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

2007年8月 日

【胡平文库】【影像·生活】2007.08.18

(编者注:原文写作日期的日空缺,且未标注发表日期,暂定2007年8 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