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对人的悲剧的解释(下)——始于悲剧,终于悲剧(3)

二、对人的悲剧的解释

3,社会悲剧论

到了近代,天堂的灵光黯淡了,上帝的声音衰弱了,地狱的苦难给减轻了,科学的兴盛,既粉碎了种种中世纪的神话,又成功地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征服者和立法者,它使人类充满了对未来的自信。人类惊讶地发现:上帝的庇护非但不会使人进入天堂,恰恰相反,人们对神的虔诚信仰,已经异化为对教会等级和世俗专制的驯顺,人类并没有天生的原罪,上帝及其教会所代表的不宽容恶习和世俗王权的专制主义,才是人之悲剧的根源。离开教会权威和专制权力,人类反而充满了力量;抛弃虚幻的天堂,人世间到处都有阳光。

是的,人无法成为超尘脱俗的神,但是,世俗的人生同样值得重视。人的自由不是神赐,而是人的本能欲求,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力追求自己的自由,所以是天赋人权。而在世俗社会中,个人的自由权利是无条件的,不应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和程度。古希腊古罗马对自由人与奴隶并存的等级制的肯定,与其说来自超验的形而上学或上帝,不如说是来自特权阶层基于世俗既得利益的计算,恰恰是功利主义正义观的体现。而近代的世俗化思潮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的完整性”,无论在世俗的法律面前,还是在神圣的上帝面前:自由就是自由,权利只是权利,所有人的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既没有质上的高低贵贱之别,也没有量上的多寡大小之分,对所有人的平等对待变成一整套世俗制度,尽管其中充满了利益纠缠,却是超验正义观的体现——人是目的,而绝非手段。

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及和宪政民主制的建立,既推倒了专制主义政治,又把人的个性、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也就是把每个人的自由推向了历史舞台的最亮处。“个人自由”成为近代思想史上最最响亮的口号。个人为争取自由而与强大的社会势力相对立,尽管毁灭性的结局时时发生,但这种在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中所出现的悲剧,带有一种崇高感,足以令人扼腕惋惜或脱帽致敬。

人们抛弃了“原罪论”,挣脱了等级制教会的精神控制,热切地关注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的种种不合理所造成的悲剧,于是“社会悲剧论”便成为近代人对生命苦难的解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呼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类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一方面是对个性主义的极端肯定,另一方面是对人的自私和残酷竞争的极端恐惧。当人离开了上帝的保护,每个人要只凭个人之力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之时,必然失去精神上的安全感。莎士比亚的一系列悲剧为近代的乐观主义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在哈姆雷特的“生存或毁灭”的问题之中,还有一种自嘲的态度:“人,这点从泥土中提炼出来的玩意,实在算不了什么。”霍布斯提出的“人对人是狼”的命题,帕斯卡尔对人的尊严和人的局限都有清醒的认识,人,这一会思想的芦苇,一旦离开了上帝,就连堕落都毫无意义。卢梭对科学和艺术以及全部人类文明的否定,都预示了近代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潜在危机。伟大的智者康德以晦涩的哲学语言,为人类理性的自负傲慢划出了一条致命的界限,“物自体”与“现象界”之分,与其说是“先验理性”的界限,不如说是人本身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近代的个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以个人陷入孤独和恐惧为代价值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的这段名言话,最好地概括了沉溺于解放的欢愉之中的近代人所处的悖论境地。但是,近代人陶醉在市场、科学与民主的神话之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种神话之中所潜含的危机。

如果说,“人的解放”来自“上帝之死”,那么,现代性悲剧同样来自“上帝之死”。

4、人本身悲剧论

这种危机通过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在现代全面爆发。现代人更为深切地体验到:上帝死了,人类的何去何从?再次成为醒目的问题,难道真如福柯所言:人类精神也随上帝之死而亡了吗?在近代,面对中世纪的宗教等级与世俗专制,科学与民主携手并肩地向上帝和国王挑战。而中世纪的背景一旦消失,科学与民主便分道扬镳,甚至相互对立。科学在使人征服自然的同时,既导致了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也被一部分人用于征服另一部分人的战争。而且,科学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变得越来越具有毁灭性。更重要的是,科学要求统一化、理性化和机械化,它用三角板、直尺、计算机来判断一切,而自由的生命则要求多样化、感性化和生命化。科学可以成为邪恶势力的更具毁灭性工具,民主也可以把最邪恶的暴君推向权力的宝座。远比古代更残酷更具迷惑性的现代极权主义,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一不是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号风靡于世界。于是,科学的悖论和民主的悖论就是必然的。

现化极权主义所依靠的现实基础,就是技术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所提出的最具迷惑性的口号就是实现“彻底的民主”和“完全的自由”。所以,反对现代极权主义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倾向,反对以革命方式达成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这种被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称之为“启蒙的悲剧”的现象,使现代人猛然醒悟:人的悲剧不在于任何外在于人的因素,而只在人本身。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那么,“上帝死了以后,享受同样是可耻的。”

于是,出现了两种对“现代性”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化现代性的否定和对共产主义的暴力化现代性的否定。前者以大众传媒、时尚消费和技术进步导致对个体的柔性控制,造就的是物质性的“单面人”;后者以意识形态谎言和强制性暴力统治,即,以整齐划一的极权主义乌托邦将人类引向“通往奴役之路”。

一方面,以捍卫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为宗旨的“新自由主义”,米瑟斯、哈耶克、波普尔、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其当代传人是美国的政治哲学家诺齐克。他们直接从洛克、休漠、亚当·斯密、阿克顿勋爵、托克维尔等人的传统出发,针对现代极权主义及其西方的左派思潮,再次重申“个人自由”的绝对优先、传统自由主义的合理和自发秩序的高效,而批判高调的大民主、理性主义的自负、集体主义的谬误和福利主义的低效。因为现代极权主义之所以是“通向奴役之路”的灾难,其人性根源大都来自人的自负和狂妄,并借助于理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包装而招摇过市。而哈耶克等人的“新自由主义”对人性的理解,也就是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超验之维,即回归“人的有限性”和“人类无知”的基本假定,社会的稳定运行和良性秩序的形成,必须杜绝统一的人为设计,转而尊重每个人的有限理性、自我意愿、局部经验和自我负责的能力,尊重由在无数有限个人的创造性探索所形成的累积性的自发秩序。也就是回归“人在上帝面前的原罪”和原罪之人所应该保持的谦卑——理性上谦卑地运用智慧,道德上谦卑地保持低调,政治上谦卑地运用权力。

另一方面,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原罪论”,再次变成了现代文化的主题。区别只在于:一种是有上帝的原罪,一种是无上帝的原罪。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非理性性质,粉碎了理性至上和道德至上的神话;以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从每个个体的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撕裂了乐观主义的面纱,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性和荒谬性;科学哲学从认识论、方法论、语言论的角度,阐释了科学自身的界限,击碎了科学万能的神话;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现代的历史哲学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的历史观、社会观,将从柏拉图开始的乌托邦统统送进了坟墓。

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对生命的悲怆都有更深切的体验:人的生命背靠虚无、面对荒谬,从一出生就陷入了一场直到死亡才能解脱的悲剧。生命意识就是苦难意识。这苦难的根源不是古希腊人所相信的“命运悲剧”,不是中世纪人所相信的“原罪悲剧”,也不是近代人所相信的“社会悲剧”,而是“人本身的悲剧”。因为,幸福也好,悲哀也罢,人的一切都是人自己创造的,也只能自己承担。

不能否认,对人生悲剧的自觉意识生发出种种超越性追求: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奥古斯丁的“天堂”再到近代的种种“乌托邦”,从宗教救世主义到科学救世主义到审美超越,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智慧。然而,在如此坚硬的现实悲剧面前,种种超越的努力都显得格外脆弱苍白。一切皆虚幻,只有黑色的悲剧幽灵才是真实的。它那饱满的生命使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尽管人们付出过漫长的努力,然而一切终归徒劳。人生不是始于悲剧而终于超越,而是始于悲剧而终于悲剧。

那么,如此徒劳的挣扎,还有意义吗?

1987年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3年8月修订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3.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