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走向悲观与多元的希腊化时期

在古希腊,对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的乐观憧憬,与对不可摆脱、不可克服的悲剧命运的恐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人类在仰望理想之峰的诱人圣光的同时,从未忘记有一种无形而神秘的力量把人推向黑暗的万丈深渊。“命运”,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游荡。

看看古希腊悲剧吧,那是古希腊智者们的命运意识的想象性表达——一幕幕宿命式的悲剧。人们说不清为何苦难重重且永无尽头,但又要对此做出某种解释才能达到心理平衡。于是,“命运悲剧论”出现了:人们把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归结为命运。在这命运的面前,人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人的伟大,至多能够做到在意志上不屈服于命运,但人毕竟是有限的血肉之躯,还不具有与命运进行抗衡的现实力量。

一则著名的古希腊神话说:人,只要一出生,就告别了好运。因为有生之人必有死,乞求“不死”这样的好运,绝非已经出生之人力所能及,这就犹如追赶自己的影子,只能是徒劳的。如果想避免这必死的悲剧命运,命运之神给人的忠告是:不要出生。而这,大概就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论”的源头吧。

所以,古希腊哲学在建立起辉煌的形而上学的大厦的同时,也开始挖了这座大厦的墙脚。如前所述,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对立产生一切”,智者学派的怀疑精神,恩培多克勒的多元哲学,原子论者的永恒运动,苏格拉底对无知的自觉意识,柏拉图的一元论外壳中所包裹的二元论以及他所高扬的酒神精神式的非理性狂迷,……都为形而上学的未来坟墓掘出了第一锹土。

与之相对应的是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和悲剧。在这些先于理性化逻辑化的想象性情感性寓言性的文本中,是能吃能玩能搞女人能嫉妒能仇恨且权力欲旺盛的诸神,是刀光血影中的成功的或失败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数不清的阴谋,是拭父娶母和妻子背叛的乖谬命运,是双目失明的无归宿的永恒流浪……以至于,世俗欲望所导致的人间悲剧之惨烈,居然被叙述为一位妖艳的美女海伦引发出的毁灭性战争。在这里,美,永远不会错;错的仅仅是人们对美的极端霸道的占有欲。而女人,却成了男人贪婪的替罪羊。正如中国历史所记述的灾难一样:在男权至上的传统中,无数由男人之龌龊所导致的大悲剧,也被归咎于女人的不正经。由此可见,在史学家称之为“轴心时代”的世界上,东西方的男权意识颇有相通之处:不仅在现实中歧视女人,还要在文本叙述中诋毁女人——特别是那些倾国倾城的美女。

这些历史故事、神化传说和悲剧作品对后代的影响,致使形而上学很难在西方人的心理上、情感上取得独尊的地位。纵欲、冲突、拼搏、毁灭、死亡……难以根绝的悲剧被归之于不可抗拒的命运。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是在古希腊悲剧的血泊中、在渺小的人对命运的恐惧中、在对世俗欲望的诅咒中……建立起来的虚幻的哲学大厦。正是古希腊人对自身的悲剧命运的焦虑、恐惧、神秘感和超越欲,构成了形而上学得以诞生的人性基础,同时也预示着形而上学的必然没落。古希腊人在哲学性智慧和神话性想象之间、乐观憧憬和悲观失望之间、可欲可望的理想和不可知不可战胜的命运之间……二元分裂,也许就是世俗真理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源头。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与古希腊的神话和悲剧中所体现出来的如醉如狂的酒神的悲剧体验相比,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是贫血的表现,犹如一个苍白的虚弱书生所发出的怯懦呻吟;进而,形而上学的完美体系是对充满缺陷的有限人生和苦难世界的逃避,甚至就是对不可克服的冷酷命运的绝望。无论形而上学的体系多严谨、多完整、多明确,多虚玄,理论一旦缺乏血的颜色、肉的抖动,就会失去生命的深度和力度。这或许是一种偏见,但我始终改变不了读那些形而上学著作时所感到的窒息。

另外,古希腊形而上学没落的征兆,也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建立起统一哲学体系之后的多元分裂之中。如“犬儒派”、“怀疑派”、“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亚氏之后的哲学讲台上,没有人能再扮演主角和权威,讲台下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提出古怪的问题,使站在讲台上的布道士难堪。怀疑精神成为亚氏之后的哲学主流,持续时间安长达二百多年。

“犬儒派”颇似中国的老庄,主张回归到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自然状态之中,他们的名言是“像狗一样生活”。据说,这个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狄奥根尼,住在一个原始时代用于埋死人的大瓮中,拒绝接受一切世俗的诱惑,他认为:只要人能对世俗的一切无动于衷,便能摆脱恐惧。这是一种出世主义。他对大自然的钟情表现在这种态度中:有人问他需要什么恩赐,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而且,“犬儒派”对世界还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古希腊哲学,企图以形而上学的理智乐观主义,来遮掩古希腊人的悲剧命运意识;那么,从“犬儒派”开始,就有了一种否定的颓废的乐观主义,而在这种否定的颓废的乐观主义的底层,恰恰是看破红尘的近于绝望的悲观主义。“玩世不恭”、“回归自然”、“出世主义”,都根源于一种无法抗拒命运所带来的绝望感,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即,只有当一个人对社会现实和世俗人生彻底失望之时,才会选择“出世主义”或“回归自然”的逃避,才会拿出毫不在乎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万事皆空的大觉悟之后,还有什么值得珍惜、值得留恋、值得爱恨的东西呢?

这种悲观主义在“怀疑派”哲学中表现得更彻底,尽管它有些抽象。以皮浪开始的怀疑主义,从认识论的角度表现出一种对世界、对人的绝望:不仅对感官经验加以怀疑(这种怀疑存在于整个古希腊哲学中),更重要的是对道德、对理性、对逻辑的彻底怀疑。他们认为:一切都是人的幻象,“我们谁也不知道任何事物,甚至于不知道‘我们究竟是知道某物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东西存在。”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必然在哲学上走向绝对的不可知论,在伦理上走向绝对的相对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走向绝对的虚无主义。

非常奇怪的是,在古希腊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之后持续了二百年之久的怀疑思潮,居然只留下很少的资料,以至于让我不得不质疑:是不是当时的哲学家们,大都屈从于不可怀疑的形而上学,出于一种恐惧的或极端自私的心理,而有意忽略了或清除了这个哲学流派?或者,干脆就是用焚书办法,将这些对形而上学构成致命威胁的思想遗产付之一炬。

但是,资料可以消除,而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怀疑精神却无法根绝,只要有人在就会有怀疑。怀疑象自由一样,是人的难以抑止的本能。强制性的压制,要么扭曲人性,使人丧失创造力;要么导致反抗,使人性在颠覆不容质疑的权威中得到解放和还原。怀疑之于精神探险,就是质疑确定结论和权威理论的态度,也是不断地求知和探究的别名。怀疑精神之于现实事功,就是要质疑和反抗不准怀疑不准反对的政治秩序,而追求和拥护那种允许怀疑和反对的政治秩序。

在此意义上,怀疑精神,不仅是精神自由学术自由的人性前提,也是建立自由制度的人性基础。

【议报】2003.06.23总第99期
【华夏快递】2003.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