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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诗人孟浪57岁癌逝 曾主编刘晓波纪念诗集
十二月 12, 2018

中国诗人孟浪12日晚间在香港病逝,享年57岁。(中央社档案照片)

(中央社记者缪宗翰台北12日电)主编刘晓波纪念诗集的中国诗人孟浪今晚在香港病逝,享年57岁。他的好友诗人贝岭晚间向中央社证实这个消息,并表示孟浪生前最后一次与他通话时还说,想回到长期定居的花莲。

贝岭表示,孟浪今年初在台湾出版刘晓波纪念诗集后,2月14日和妻子从居住地花莲飞往香港过春节。但一到香港机场就累倒并呕吐,随即送医治疗,3月被确诊为肺癌第4期,并已扩散至脑部。

他说,孟浪的病情近期急转直下,陷入昏迷,虽然有预感孟浪随时可能离开,但得知孟浪病逝,他还是非常悲痛。

贝岭也提到,孟浪还未陷入昏迷前,两人最后一次通话,孟浪还对他说“想回台湾,想回花莲”。“当时我告诉他,你脑部开刀,不能搭飞机;他回答我‘就算坐船,我也要回台湾’。”

孟浪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绍兴,1961年出生于上海吴淞,是1980至1990年代的中国知名现代诗人之一,曾在美国和香港居住多年,他的妻子是台湾诗人杜家祁,两人在2015年移居花莲。

1980年代初期,孟浪大学还没毕业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既参与地下文学,又创办多本诗刊,在中国诗坛声名大噪。1995年,孟浪前往美国布朗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开启长期旅居海外的生涯,并于1999年首度造访台湾,从此对台湾留下深刻印象。

孟浪移居海外期间除持续创作,也十分关注中国人权及思想自由议题,经常参与声援行动。2001年,孟浪与海外中国作家发起成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独立中文笔会),成为维系海外中国自由人士力量的重要组织之一,也让他有了人权工作者的身分。

2006年,孟浪自美国移居香港9年,曾任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2013至2014年间,香港言论环境急转直下,多名出版商被中国逮捕,让他产生离开香港的念头,进而声援2014年的雨伞运动。

2015年7月,孟浪决定与妻子杜家祁迁居台湾花莲。他曾表示,为的是“看不到中国的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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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纪念《零八宪章》十周年
十二月 12, 2018

徐友渔先生,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零八宪章》运动参与者及首批签署者,2014年帕尔梅人权奖得主

12月10日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签署70周年,亦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发起《零八宪章》发布10周年。

一、回忆十年前《零八宪章》酝酿,起草、修改与发布

1、中国国内

2、海外

3、《零八宪章》的基本思想与内容

二、《零八宪章》发布后所获得的联署响应以及所遭遇的残酷打压

1、在恐怖氛围下,仍有一万五千多人一批批地签署。迄今已有39批人联署

2、《零八宪章》发布后,刘晓波旋即被捕入狱,许多签署者遭遇拘押、黑打。当局制造了严重的恐怖气氛;但当局同时也是怯懦的,连逮捕刘晓波的真正原因是《零八宪章》也不敢公开承认,而只敢以他早前发表的文章入罪。

三、十年来,《零八宪章》引发的国际国内震荡性效应

1、国内不绝于屡的公民联署,香港台湾的守望相助,国际社会的广泛声援

2、2010年,《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及其联署的中坚人物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北京当局恐惧宪章精神以及诺贝尔奖的影响,加紧镇压,软禁刘晓波夫人刘霞

4、国内异议人士对刘晓破的精神声援与对刘霞的支持安慰——突破封锁,探望刘霞

5、国际社会对《零八宪章》的声援,与中国知识界的互动(徐友渔、崔卫平、莫少平应邀访欧)

四、刘晓波囚禁中殉难的精神意义

1、《零八宪章》被赋予的道义力量

2、《零八宪章》已经无可怀疑地凝结在中国的自由史上,人类的自由史上

五、在中国的历史性转折时代,《零八宪章》将成为宪政转型的旗帜

愈益残酷的年代,将愈益凸显《零八宪章》的光辉

《零八宪章》的基本精神,将为中国的宪政转型提供参照

【自由亚洲电台】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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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零八宪章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十二月 12, 2018

2008年12月9日公布的《零八宪章》,是中国民间社会发出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它重申了人权、法治、民主等普世价值,明确表达了对一党专政体制的否定态度,并提出了解决中国政治、社会危机的原则性方案。

零八宪章主要的组织者、著名民主人士刘晓波、张祖桦被带走后失踪,随后很多发起人被警告、讯问,一年后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重判11年。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诺奖的中国异议人士。

其实零八宪章并非横空出世,它的出现,是七十年代末以来异议运动、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等不断积累的、屡败屡战的民间力量的集中展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一个高峰。它的产生,也与后八九的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特定背景是分不开的。

从政治层面,1978年末的民主墙运动、1980年代的高校学潮、1989年的民主运动、1990年代的异议活动、公开信运动和组党尝试,2003年后的公民维权运动,都是人们秉持自由、人权和民主理念,试图以民间联合行动来突破专制封锁、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努力和艰难探索。而中共当局的反应也是一以贯之的: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党国体制进行挑战,一旦出现就要封锁、逮捕、判刑、镇压,甚至不惜制造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

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改革开放也是中共在毛泽东路线带来全面危机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四十年后回头来看,甚至也可以说这是中共统治策略的改变:在确保一党制(极权体制)的前提下,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有限度的松绑。六四屠杀之后没有关闭国门而是拥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进入WTO国际经贸一体化体系,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经济快速发展使统治者、特权阶层获得了巨大利益,中共有了更强大的国家机器,有了充足的维稳经费,有了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和话语空间,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普遍提高,因此大大有利于专制统治。但是经济发展也存在巨大的“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自由思想的传播,民众观念的变化,社会空间的扩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反抗意识的加强,抗争行动和抗争规模的扩大,组织动员能力的提高,都是当局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面对的;而扭曲的“党控市场”体制(或叫权贵资本主义、市场极权主义、市场列宁主义、盗国体制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加大,阶层流动的固化,相对被剥夺感加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腐败愈演愈烈,民怨无法化解且不断增加,这些都强化着民间抗争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但站出来公开抗争的人总是少数,除了运动资源有限、组织成本和行动风险较高、搭便车心理等因素之外,中共的市场新极权所塑造和推波助澜的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庸俗的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让人们不假思索地享受专制的好处,疏远、嘲笑甚至反对抗争行动。信息审查、篡改历史、国家主义宣传、洗脑式教育,也制造着“巨婴国”国民与新义和团;政治冷漠,拜金主义,娱乐至死,成王败寇,这种精神景观与1989年全国范围学生市民的理想主义、勇气、自律、牺牲精神成为鲜明的对比。

以上就是零八宪章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版图。今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某种意义上,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宪章运动,既得益于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条件,又是对改革开放的超越和背叛。中共的改革蓝图和改革实践,实际上是不改政治只动经济、建立和强化市场极权体制的伪改革,而占主流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产党渐进改良、从经济市场化转入司法和政治改革,或官民良性互动、或期待公民社会发育壮大倒逼政府改革。但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更进一步,呼吁建立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真正的宪政共和。

中共到了习近平手里,一方面自身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等综合危机,一方面自恃具有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因此不但残酷迫害异议人士、维权律师、NGO、公民运动、家庭教会、互联网,而且连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也一并打压;尤有进者,中共运用了传统极权的全面监控、秘密警察及群众动员体系,结合最先进大数据、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科技极权主义”。在零八宪章十周年的今天,刘晓波先生未能活着走出监狱,而中国却在大踏步地背离零八宪章所呐喊和努力的方向,这不禁让人唏嘘。

【自由亚洲电台】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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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零八宪章发布十周年感言——专访江棋生
十二月 11, 2018

北京 — 12月10日是一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起并推动的零八宪章发表十周年的日子,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70周年。中国持不同政见学者江棋生日前对美国之音发表了零八宪章十周年纪念感言。江棋生是零八宪章的共同发起人和起草人之一 ,也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博士的生前好友。2017年7月,曾不顾国保阻拦在北京参加刘晓波逝世后的“头七”追思活动。

江棋生:零八宪章已经十周年了。十年前的今天由于刘晓波的被抓,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布的零八宪章,提前一天就面世了。

这个宪章十年来签名的人数大概有15000人左右,当然这是在一个及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签名活动,就签名人数而言,跟13亿、14亿人口相比,大概每九万人中间有一个签了名。零八宪章刚出,签名的人不多,大概303人,但是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2008年中国的民间追求多党宪政的力量,再一次亮明自己的阵地主张,提出中国应该走零八宪章的道路。也就是说,从一党专政应该走向多党宪政或者民主宪政。

当然现在的中国依然是一党专政,而且在政治制度上,要比十年前,显得更野蛮了些。然而中国民间并没有从这个立场上退回去。虽然没有发生像零八宪章那样又一次的集中的系统的鲜明的表达,但是,民间始终把零八宪章的宗旨,它的基本主张一直坚持,通过各种方式一直宣扬,并且付诸行动。

记者:现在来看,习近平上台执政六年,政治局面也像你说的,但是现在的国际局势,国内经济以及社会各种各样的矛盾不断浮现,你觉得现在对于零八宪章的实施和推进,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时机?

江棋生:显然不是实施的时候,但是零八宪章是一个应该更容易唤起大家关注的重要时机。推进呢,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执政者目前压根没有这个想法,并且对民间的任何推进的行动都是实施严厉打压。

但是就像你说的,十年后今天的国际社会,跟十年前的国际社会有了比较大的不同。现在的国际社会基本上都已经公开表示,看清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执政者不想改变的意图,已经看的很清楚了。十年前的话,还抱有一定程度良好的愿望,今天抱持希望他自己变好的良好愿望的人越来越少了。

国内来说,经济方面、结构方面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深化,他能够以GDP的增长来掩盖这些东西,应该说越来越掩盖不了了,应该说在国内外这种新的情况下,零八宪章所指明的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应该会引起国内外人们的关注。但是推进它(零八宪章)的主张,现在看来还不行,习近平只会硬着头皮死顶的。

记者:目前这种局面,零八宪章里尤其是有关体制的主张,解决基本矛盾, 会不会也对当局也是一种方法,或者一剂良药?他们有没有胆识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这件事?

江棋生:应该没有。最近清华大学的许章润其实某种情况下他也是重申了零八宪章的主张。包括(旅美学者)邓聿文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与零八宪章有相近的地方。但是事实上,现在的执政者他听不进去。他没有这个胃口,也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勇气,听不进类似零八宪章的主张。对习不能抱有幻想。不能像冯胜平那样对他抱有幻想。(记者注:冯胜平是美籍华人政治活动人士,2013年曾致习近平万言公开信,促其走民主之路)

这个习很可爱,有可爱的地方,他把话挑的很明朗,19大报告也好,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好。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笑)这就很过了。被人笑掉大牙。看他没用。

但是在强大的,真正能拿住他,要命的地方,他也会认怂。我看他在阿根廷就打算认怂了。

记者:从长远来看,零八宪章对中国的社会或者政治的前景,你怎么看?

江棋生:零八宪章的基本主张,基本理念,无论是从当时还是现在,你只要用起码的理性去审视它,应该说它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且我个人认为今后的中国,也唯有按照零八宪章支持的方向走,中国才真正有出路,中国才能真正在世界上站得住脚。

记者:零八宪章签署以后,刘晓波被捕后,你有没有在这方面受到过压力,或者遇到麻烦?

江棋生:第二天他们就来找我了。他们有一个大规模喝茶嘛,把主要的签署者都审问了一遍,施压,并且希望签署的人能够改变签署的态度。但是目前好像没有一个人表示要收回签署零八宪章的态度。

在那个最后敲定的阶段,我也付出了很多心血。最后他们拿刘晓波问罪的时候,零八宪章就摘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做“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还有一句是“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其实第二句话是我加进去的。

现在我还是这个主张,怎么可以一党垄断执政呢?应该让选民用选票决定谁执政,谁不能执政。这个,台湾不是刚选嘛。对比很清楚嘛。对比很清楚。

记者:现在在社会上,异议人士中间,零八宪章从当局来看是不是还是禁忌的话题。

江棋生:那绝对是的,媒体,自媒体,他怎么可能允许微信中和微博中谈论零八宪章呢?不可能的,官办媒体中是半个字都不能谈的,那是肯定的。如果他敢于把零八宪章开放在人民日报上,同时举行大批判,我是要表扬官方了。

(据电话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记者:叶兵

【美国之音】201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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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一周新闻聚焦:纪念《零八宪章》发表十周年
十二月 10, 2018

十年后回首《零八宪章》,这份政治纲领的出现可谓正当其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2008年,宪章对十字路口的中国发出了一声响 亮的提醒: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个提醒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的未来。此后的十年,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迅猛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却不断倒退,花样翻新的极权统治让世界为之侧目。这正应验了宪章的历史价值。可以预测的是,《零八宪章》将不会被历史湮没,它所牵系的中国各阶层公民,或将凭借宪章,继续诘问极权的铁幕。

《零八宪章》联署者之一以及英文版翻译者、汉学家林培瑞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零八宪章”的结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2009年12月,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刘晓波11年徒刑。残酷的判刑带来唯一令人欣慰的结果是:20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多年来,诺贝尔奖委员会一直希能望支持以非暴力方式提倡人权的中国人,2010年,有一位诺奖委员会的成员说他们“觉得时机到了”。)但是在中国国内,宪章的结局却相当令人沮丧。“零八宪章”被全网删除,警察请连署签名的几百人“喝茶”,说不放弃署名“后果自负”。2017年,刘晓波在监狱中肝病没有得到医治,导致肝癌死亡。同时,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专制,与“零八宪章”期望的变革正好相反。中央政府变得更加集权,更任意专断,更咄咄逼人,对人权和法治更不关注。2018年3月,习近平发起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理论上他想要统治多久就统治多久。不错,“零八宪章”提过“修宪”的要求,但这样的修宪吗?! 与“零八宪章” 背道而驰。

《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想至少说明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要求改革的中国人曾经提出过哪一些改革的意见。《零八宪章》里面提出的是要求中国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要求中国有真的选举,要求中国公民的权利都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保障、维护,特别是里面还提到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所有的政党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活动。像这样的事情,能够在10年以前提出来,又在10年以前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得到1000个人的联署。——其实,在当时情况下,因为中国网络的封锁,知道《零八宪章》的人并不多,但是呢,知识分子知道得比较多,而且都是在中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集中了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律师、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他们要求中国能够出现一个法治的国家,宪政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个公民社会,但是所有这些要求被看成是颠覆现政权,被看成是犯了刑事罪。

香港支联会周六(8日)在葵涌地铁站外摆设街站,趁《零八宪章》发表十年,要求大陆当局实践宪章的理念,尊重公民权利及建设民主中国。口号:释放所有异见人士!释放所有良心犯!延续宪章精神!建设民主中国!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中国民联、《北京之春》月刊等组织,8日举办《零八宪章》1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首批参与连署及相关各界人士发表看法,为刘晓波等10年来逝世的12名连署者默哀,并派代表宣读《零八宪章》。

▲自由亚洲电台(RFA)12月4日报道:十年诘问:回首《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发表已经十年。宪章的首批签署者之一、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谈起十年前的这份宣言仍然充满热情。

徐友渔:“我还是在基本精神上坚持这个(宪章的)看法,除了走非暴力的反抗,和平理性的渐进的道路以外,要用共产党的方式来推翻共产党,这条我仍然是不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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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零八宪章》10周年 悼念者促继承刘晓波遗志
十二月 10, 2018

纽约举行《零八宪章》纪念活动,与会者为刘晓波等已去世签署者默哀。

今日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签署70周年,亦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发起《零八宪章》发布10周年,本港和海外有民众集会纪念,包括港支联会及纽约民运团体等。他们呼吁人们毋忘宪章精神,继承刘晓波遗志,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宪政努力。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称,中国面对冷战遭西方围堵,乃因中共拒绝宪章精神,习近平搞独裁所致。

总部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中国民联、“北京之春”月刊等组织,8日举办宪章1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多位首批参与联署宪章及各界人士聚会,与会者先为刘晓波等10年来相继去世的12名联署者默哀,其后派代表宣读宪章。流亡美国的资深民运人士、现任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胡平说,刘晓波发起宪章时没预料到会被捕入狱,但他的遗孀刘霞当时就警告当局肯定会抓人,且会锁定刘晓波。

“需要我们每个人不懈努力”

胡平表示,刘晓波当时意识到不少有资格成为道义典范的人均流亡海外,中国需要有“殉道者”,既然命运如此就要承担,因此晓波坚持服刑,可惜在可望获释前两年病逝,令人悲痛。胡呼吁继承刘晓波精神,完成民主先烈遗愿,“这需要我们每个人不懈努力”。同属宪章首批联署者的人权律师滕彪指,中国经济发展使统治者获庞大利益,同时自由思想传播、民众观念变化、反抗意识亦增强。

滕彪指,习近平高举“高科技集权主义”,还鼓动个人崇拜,毛泽东色彩越来越浓,完全违背《零八宪章》提倡的自由宪政逻辑。政论人士陈破空表示,有朝一日中国实现民主,刘晓波铜像定会矗立天安门广场。中国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但全球声誉排名不如台湾,显示中共不受国际尊重,“中国若要改变形象,只有从文明角度着手,遵循宪章和刘晓波主张,建设民主、人权、自由的国家”。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左二),与公民党郭家麒(左一)等人游行至中联办外,要求内地落实人权公约。朱永伦摄

支联会游行促放维权者

在本港,支联会8日下午设街站纪念宪章10周年。主席何俊仁指,刘晓波虽逝,但他倡导的宪章精神不灭,并借着维权人士抗争和工作彰显出来。支联会的声明指,中共拒绝宪章建议的宪政改革,在习近平治下政治,文革式管治手法重临,影响所及香港亦受累,呼吁港人“站出来说不”。支联会还邀请当年曾联署宪章港人,诵读宪章基本理念和部份主张。昨日上午,支联会又组织游行至中联办,要求内地当局释放被捕维权人士,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情况。

“刘晓波助澜会”昨在网上发帖指,过去10年,首批宪章签署人刘晓波、于浩成、陈子明、蒋培坤等已离世;唐荆陵、陈衞、陈西、刘贤斌等至今身陷囹圄。目前签署者已达1.5万人。相对庞大的中国人口这个数字不多,“但正是这万分之一的星星之火,才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曙光”。流亡德国的内地前记者苏雨桐昨在Twitter称“很骄傲自己是1.5万名联署者之一,那是我与最明亮的一群人最近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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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零八宪章》是中国迈入现代文明大厦无法绕开的门槛
十二月 10, 2018

2018年12月10日是中国发布《零八宪章》十周年。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新极权主义的野蛮肆虐下,人权倒退,法治毁弃,公正无存,强权横行,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各种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经济也在全局性腐败的侵袭下日趋没落,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成为时代无法绕开的命题。中华民族是融入人类主流文明还是继续拐离于人类文明之外,是继续以特色为名将毒化人类的极权意识当作人类的路径,还是悬崖勒马归依人类探索凝聚成的文明共识?这已经是个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课题。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所提出的《零八宪章》正是回答这个世纪追问,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指针。当此《零八宪章》发布十周年之际,民生观察呼吁一切对自身与民族有责任心者,一切想过现代尊严的人的生活者,一切期望中国走向民主法治人权宪政者,联合起来,为推进《零八宪章》的落实而奋斗!

《零八宪章》为了纪念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以及中国签署《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由中国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带头起草,并由刘晓波等人进行修改,第1批签署人数总计303人,由于内容强调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共和及宪政,更直言“威权体制日近黄昏”,与中国当局立场对立,因此《零八宪章》签署人遭受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

《零八宪章》共有19条,其中涵盖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公民教育、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其中第18条提出“联邦共和”理念,建议“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解决方案......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第11条“言论自由”则提到:“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零八宪章》发布前夜,中共当局拘押并抄家了张祖桦先生与刘晓波先生,随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刘晓波11年徒刑,最后将刘晓波于2017年7月关死于沈阳监狱。中共当局为阻止《零八宪章》传播,在全国对参与联署的数百人士掀起了疯狂的传唤、威胁、警告、抄家、拘押。十年来没有放松对《零八宪章》的封杀及对相关参与人员的监控、打压,至今一直对张祖桦先生实施严密监控与软禁。可见中共当局对《零八宪章》的仇视与恐惧。

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背离自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承诺,在中国推行极权统治,将整个民族带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全国持续掀起一场场侵吞财物与剥夺生命的灾难性运动。从土改到镇反,从反右到合作化,从大跃进到四清,从文革到清污,从八九屠杀到镇压维权,整个中华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无数的人被致家破人亡。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共统治集团借用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严密控制国民,将整个中国变成《动物庄园》与《1984》,中华民族日益远离人类文明大道,中国人的人权、法治与尊严不断遭到毁弃。中华民族如何挣脱这种灾难局面,已经是每个向往现代文明尊严生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中共极权的严酷统治下,中国人民不断奋起抗争。面对中共当局封杀《零八宪章》及拘押参与人士,中国公民没有畏惧退缩,在《零八宪章》发布不久,联署签名者就突破万人,至今已近1.5万人,而各种响应支持《零八宪章》的留言也已整理刊出40余期。一些公民还勇敢地走上街头宣传《零八宪章》。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在如此危境下对《零八宪章》的认同与支持。也可见《零八宪章》运动是不可扼阻的中华民族奔赴现代文明的大潮。

中共极权统治长期来尤其是1989年屠杀后,对国际社会采取欺骗愚弄,对国内采取高压恐怖,在畸形所谓经济改革下导致中国社会腐败泛滥,贫富两极,环境毁弃,正义缺失,公平无存,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四起,现在经济也终于走向衰落。中国权贵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给国民及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世界面对中共极权毒化也引起了恐惧。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世界对中共极权统治的警醒,一系列奋起抗击中共侵袭的行动以贸易战为契机而展开。虽然贸易战在一定程度冲击了中共经济发展,但并没有促使中共反省自身,更没有使其改弦易辙,中共依然顽固坚持自身的极权统治并意图扩散到世界,疯狂到要为世界发展提供指南。

中国民众面对各种社会灾难已经日益清醒认识到人权法治的不可或缺,认识到中国要想摆脱野蛮步入文明,就必须结束极权统治建立宪政民主,由此一批批人奋起为推进中国进步而不懈抗争,也因此一批批人被极权统治者投入监狱。尽管如此,中华民族向往文明与尊严的努力没有止息,《零八宪章》运动就是这不息抗争洪流的一部分。

当此《零八宪章》发布十周年之际,中国前途命运面临历史大转型时期,中华民族欲跳出历史的治乱循环,欲走向现代文明,欲步入平稳持续良性的发展大道,就必须真切认同人类数千年血泪凝聚的共识,就必须将普世价值在中国大地生根。作为普世价值中国化的《零八宪章》就是历史无法绕开的门槛,就是中华民族步入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所以,一切对民族与自身有责任与担当的人士,都应努力起来为中国实现普世价值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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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勇气源于监狱
十二月 10, 2018

2018年12月10日, 国际人权日

柏林

我一再说,我的勇气,我的一切都源于监狱,这是我和其他中国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在监狱里,我受尽折磨,自杀了两次,但我在监狱中学会了秘密写作,还跟一个80多岁的老和尚学会了吹箫。从箫声中体悟到“自由源于内心”。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是独裁政权的天敌,而政治观点倒在其次。关键是体验过失去自由、任人宰割的可怕和可悲,你才会全身心地为他人的自由而奋战,并把“为他人的自由而奋战”作为一种信仰。大多数时候,在写作之外,我是失败的。比如我的四次坐牢的朋友刘晓波,在2017年7月13日被谋杀在囚笼。我们曾竭尽全力营救,但是被打败了;虽然他的妻子刘霞后来被释放到德国,可代价如此惨痛——况且这一切很快会被忘记,中国依旧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战,不断持续的起伏震荡,已经在一点点抹掉对刘晓波夫妇的记忆——这个庸俗而残酷的世界不再需要刘晓波这样为祖国走向民主而坐穿牢底的殉道者——我明白这些,我明白虽然记录得够多,可还得写下去——正如两千多年前,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临死前的那场狱中哲学辩论。如果没有柏拉图留下来的文字,苏格拉底也会被时间抹掉,他的死也是一个渐渐远去的谜,不会至今还激荡着我们。

是的,我写出了《六四:我的证词》和《子弹鸦片》,两本书是一个整体,都记述了3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的受难者,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监狱毁了——他们虽然出了监狱,却在一座没有围墙的更大的监狱中,生不如死——“互联网将摧毁专制,市场化将催生民主”,这是美国一位著名政客的流行语,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不谋而合,于是中国被批准加入世贸组织,被给予最惠国待遇——20多年过去,不是“互联网摧毁专制”,而是专制政权大肆利用西方网络科技,对全中国实行全面监控,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只要是一个异议分子,都会被窃听和跟踪,你的任何一次银行进出和任何一段网上言论都会被记录,并随时转换成你危害国家的罪证。在酒店、车站和机场,你的人脸会被警察从手机或电脑屏幕自动识别——被西方人发明和不断升级的互联网和市场化,就这样有效地帮助了独裁统治。进而挑战西方民主——比如中国有防火墙,翻越防火墙,浏览海外网站是“违法犯罪”,警察有权抓人;而西方国家没有防火墙,几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还有不少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都可随意使用微信、微博、华为手机等等,却不知不觉被监视和跟踪,如果你有过激、可疑、讽刺或其它手段的颠覆言论,微信管理员就会发出“取消账号”的警告,甚至不警告就直接取消,你暂时“失踪”了,你在国内的家人、朋友说不定也会惹上麻烦。

独裁者不仅利用国际反恐,在新疆对上百万维吾尔人进行集中营式的强制洗脑,也利用互联网,让自由世界的人们不自由。我身边的众多异议分子,也使用微信,神鬼不觉地接受他们的控制。所以在当今,我,一个异议分子中的作家,只有拒绝使用中国产的智能手机,拒绝安装来自中国的电脑软件,在民主台湾和西方各国出版作品。更重要的是,不要退缩,不要沉默,继续为他人的自由而奋战吧,并在这种经常失败的奋战中,获取记录这个时代的激情。

接下来准备写书,准备在即将过去的历史中,转败为胜。

《1984》令人绝望,但写出《1984》,就不太令人绝望了。

【chinachange.org】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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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零八宪章十周年 起点还是高峰?
十二月 9, 2018

2008年的中国,大事件接连不断。与藏区骚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相比,《零八宪章》无论在媒体关注度,还是传播广泛性而言,都略逊一筹。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对于宪章的封锁及联署者的打压,却丝毫没有放松,令其成为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刘晓波便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例子。十年过后,这份文本为中国留下了什么?《零八宪章》联署者之一以及英文版翻译者、汉学家林培瑞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十年前的12月,在中国学界、法律界、民营部门和工人农民中,303名不同凡响的人士签署“零八宪章”,这是一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宣言。几天之内,几千名中国人在网上签名连署支持这份文件。

现在回过头来看“零八宪章”的结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2009年12月,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刘晓波11年徒刑。残酷的判刑带来唯一令人欣慰的结果是:20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多年来,诺贝尔奖委员会一直希能望支持以非暴力方式提倡人权的中国人,2010年,有一位诺奖委员会的成员说他们“觉得时机到了”。)但是在中国国内,宪章的结局却相当令人沮丧。“零八宪章”被全网删除,警察请连署签名的几百人“喝茶”,说不放弃署名“后果自负”。2017年,刘晓波在监狱中肝病没有得到医治,导致肝癌死亡。

同时,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专制,与“零八宪章”期望的变革正好相反。中央政府变得更加集权,更任意专断,更咄咄逼人,对人权和法治更不关注。2018年3月,习近平发起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理论上他想要统治多久就统治多久。不错,“零八宪章”提过“修宪”的要求,但这样的修宪吗?!与“零八宪章”背道而驰。

最近,我问过几位十年前参加过创制“零八宪章”的朋友,请他们谈谈今天的感受。没有一个人认为宪章达到了目的。有几位失落到不想加以评论的地步。有人说,如果早知道宪章会被打压得那么厉害,刘晓波会判11年,当初就不会签名。有的认为宪章可能太“激进”,中国当时还没具备条件。另外有人却不同意这种悲观,认为鲜花被碾压不等于本来不是鲜花。“当初我们以为它是起点”,一位当初是年轻人,如今年届中年的连署人说,“今天回顾,它不是起点,是高峰,但我宁愿有一个高峰,比什么都没有要强。”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零八宪章”应该算是后毛时代四十年来中国人挣脱专制枷锁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生活能够由自己支配吗?还是由他人从某个高度始终监控?”这个问题1979年在民主墙上提出,接着“个体户”(当时是被允许的唯一的非国营经济形式)在大街上开始展现他们的答案。政府强制关闭了民主墙,但是民间的努力仍在继续发酵。直到1989年的北京(以及各大省会城市)的街头上,挤满了要求威权政府松绑的人群,结果当局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平息”抗议。到了2003年的维权运动,理想主义的年轻律师们极大地运用了互联网,普及了人人有自己权利的概念。普通工人甚至偏远乡村的农民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酝酿“我们的要求”的不同文本,有“十条要求”的,也有二十、三十条要求的,最终都呈现在“零八宪章”的文本中。这些“要求”不仅涉及政治架构,也涉及教育自由、军队国家化、民族关系平等、环境保护等其他议题。2009年打压“零八宪章”,2015年拘捕维权律师群,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了当权者对民间的一贯应对方式。

每次这些来自民间努力都有其不同的焦点,但大目标是一致的。还是那句:“我们是否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有一位“零八宪章”的资深参与者跟我说他遇见了一位年轻人,对追求自由有兴趣但对历史并不清楚,居然问,“先生,不知道……您是89的还是08的?”

宣言,而非“请愿”

起草宪章的人怎么看待宪章,认为是一篇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宪章不是“请愿”,不是要求当局居高临下“允许”怎么怎么样,而更像“宣言”:是我们认为对国家有利,并且希望别人读了以后能赞同的一些概念。起草者把自己看作精英,为那些不太会表达的普通人们表达立场。普通人并没有投票选他们做代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民主代表。但普通人也从来没有选过当朝人物做代表,所以用民主标准衡量,“零八宪章”与政府有相平行的地方。宪章签署者没有提出要取代政府,只是希望像在民主制度之内忠诚的反对派那样运作,与政府互动——辩论和交换看法,提供监督制衡等等,也许哪天变成类似于民主制度里的国民议会。这就是为何“零八宪章”包含了那么多政府也许可以接受甚至已经写在纸上的内容。“零八宪章”的精神是“大家退一步冷静想吧,这些民主措施不是为我们国家更好吗?”

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这一年,支持“零八宪章”的人还可能觉得没有失败。是的,刘晓波被带走了,可是别人至多一两天就回家,而且一般推测晓波的刑期大概是三到五年。有人甚至觉得他只会被训诫一番再放回家去。许多人被喝过茶,但是还可以希望政府能够接受一点真诚的对话。

一直到刀把子落下来。判刘晓波的11年刑期以及随后对宪章的冰封的意思很清楚:“不行,绝对不行。”当局从未明确指出“零八宪章”里什么内容最为惹恼了他们,但关键很可能是侵犯了党的权力垄断的问题。宪章里包括这句话:“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况且,比个别字眼还要大的,大概是宪章的“身份”问题。要是真的成为“互动力量”,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它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社会团体有合法性。说到底,“互动”是“权力分享”。这可不行。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分享过权力。

在中共高层当时看,2008年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一年,“零八宪章”相比之下是很小的事情。他们看到北京奥运会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让他们的国际声誉飙升。同时,世界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和西欧——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相对地提升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相比而言,打压“零八宪章”是小事情,打扫自家房间而已。邓小平晚年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到了2008年这告诫显得有些过时了。1989年屠杀之后,中共一直推销一套说词,即民主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太大,国民的文化素质低,因此世界要耐心点儿。这套说词的前提是:终极目标还是民主政治。但2008年以后,这个前提消失了。现在中国统治者提供了他们自己的威权制度,由精英能人来掌权,他们能办事效率高,这个被拿来作为世界的新模式,不像民主制度那样老拖慢发展等等。“零八宪章”的出台,正好撞在中共转换思维的节骨眼上,这是宪章的不幸。

2012年习近平上位以后,这个模式日趋可怕。其中一些改变是从毛的保留剧目中借来的:权力集中在最高领导的手里,大大收紧对媒体和学校的思想控制,开展“反腐”运动来清除竞争对手并恐吓官僚集团,甚至搞个人崇拜(或“无个性崇拜”——借用白洁明对平庸的习近平的恰当观察)。但其他的一些方法倒是新的,是毛时代科技还没发明的,毛没有,而作家奥维尔(George Orwell)早已想象过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面部识别任何人的“天眼”系统;能够将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DNA存储到一台中央电脑里;以及一套“社会信用”体系,用根据公民的“政治可靠”程度来支配生活里的各种大小的好处和方便,从买火车票到选孩子上哪个学校。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人们极为需要清醒地面对这个进展中的新局面。近来,好几十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送到中国西北的“再教育营”;想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教授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在机场被阻止;课堂上的情报员随时向当局揭发教室里的“错误言论”,以及其他更多类似的现象。这种方法也已经开始传到海外。西方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在上课时回避所谓“敏感”问题,因为不知道班上哪一位同学会打小报告。海外人权组织的人想举办与中国人权有关的工作坊,哪怕是在西方国家的领土上,也会受到人身威胁和攻击。“零八宪章”?遥远得很。

诸如此类的措施虽然可怕,但同时也说明这个制度内部十分虚弱。假如统治者心里真的有把握和信心,那何必向社会推行那么多、这么细的措施?为什么要花巨量的时间和资源去监视每一个教室,给大街上所有的人拍照,每天请上千思想稍微出轨的人“喝茶”警告?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普通人们不在社会中言与行,只能减缩为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把社会黏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理念,而每个人只是考虑如何配合一个整齐划一的外表,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忠诚”只有在达成利益交换才能释放。地方政府像黑社会的小王国,对上级要求的是保护伞,而上级对下级要求的只是把民众的不满压制住不至于沸反盈天。两边互相利用而已。

中共特殊的“生存能力”

这种内在不稳定的制度能够持续下去吗?多久?这些是好问题,但很难有个精准的答案。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最像中共的两次暴烈朝代是秦朝(公元前221-206)和隋朝(公元581-618),两个都是较为短命的。中华文明此后再度复兴。

但是,毛之后的中共有其特殊的生存能力。有三次它面临严重挑战,在国内外的观察者看来,它的丧钟已经敲响,但每次它找到有效对应而活了过来。第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屠杀,一夜之间摧垮了中共的声望,令一些观察家纷纷预测这个政权的垮台;第二次是市场经济的成长,许多人(包括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预言会导致中产阶级的诞生,而中产阶级则会进而要求民主改革;第三次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似乎会瓦解甚至废除中共控制语言和思维的能力。目前我们还不能说这三个挑战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至少可以说中共回应的措施是比原先估计的更有效。中共的第一优先向来是维持自己的权力。日子久了,它内行到位。

中共的耐力对中国普通百姓(刨除意识形态的胡言乱语,他们从来不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又是一个问题。2007年,刘晓波写道:“假如中共把中国再次引上一条导致灾难的错误历史道路,结果自然是对中国人的再一次大灾难。”刘提到的“再次”是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毛时代的两次大祸害。文革以后,许多中国人发誓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刘的意思是:不一定。未来的灾难不会是跟毛泽东所炮制的完全一样,因为许多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但今天习近平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控制和好战态度的有毒混合物,可能会证明刘晓波的警告是对的。“再次引上错误的历史道路”已经看得出来苗头了。

有人指出,习近平向毛时代回归,背叛了邓小平的精神,邓是八十年代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势领导人。这样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是也不尽然。邓的主要贡献是“经济改革可行,政治改革不行”的模式,邓以后的继任者,包括习近平,都保留了这样的僵硬模式。中国想要融进现代国家行列,政治也必需改革。“零八宪章”的目标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文本。十年前,当这篇温和的、有社会各界支持的“零八宪章”出台的时候,有希望能够导致好效果。可是今天,在习近平的中国-一个充满了法西斯征兆可是又不稳定的中国——拥有这样观念的前景更加黯淡。

希望能够乐观是人性的一个特点。现在有没有办法乐观?长久地看,还是有的。秦朝和隋朝过去了,共产党的朝代也会过去。但是短期是另一回事。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能否建立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如果能,那对中国人及全球的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不行呢?万一中共崩溃了?在短期内也是可怕的事情,因为会带来一个混乱时期。中共统治了70年,消灭了所有可能取代它(哪怕现在很小,可是有可能发展到将来能取代它)的社会力量。1949年后遗留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很快就变成不独立的花瓶。1998年成立的人数极少的中国民主党,因为宣布不受中共控制,没几天就被镇压。中国有许多工会和学生会,但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甚至连诸如中国象棋协会这样的组织(以及几千个类似的协会)都是在中共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政府控制的“爱国”教堂是可以去的。去地下教堂呢?要么教堂跟中共达成某种默契,否则信徒就得活在恐惧之中。中共要是一夜之间倒台,留下的一个真空般的社会,人们就得在你死我活的丛林状态里挣扎,等待正常社会恢复。近几年来,中共把自己的“不可替代”说成优点,实际上是它巨大罪恶的结果。

短期内混乱的代价值得付吗?如果这个代价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的后共产主义中国的唯一途径,那恐怕只好说是值得付的。但短期内呢?有没有乐观的可能性?我看没有。观看当下的中国,乐观与理性无法同时成立。

作者感谢苏晓康及长平对本文部分观点的贡献。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讲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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