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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RFA】国际人权日德国师生将在中国使馆前抬棺纪念刘晓波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德国莱茵—马斯职业学校的大约280名学生将前往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并唤起各界关注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以及其他身处逆境的异见人士。

据德国之声星期六报道,自从2010年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每年的12月10日,德国北威州莱茵-马斯职业学校的学生都会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到今年将是第8次举行抗议活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米勒(Herta Müller)也计划参加本周日的抗议活动。该学校老师罗兰德·屈纳(Roland Kühne)介绍说,2010年学校师生了解到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却不被允许前往奥斯陆领奖以及刘晓波身陷牢狱的消息后,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屈纳说,“后来我们就前往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前,在那里搭建了一个1比1大小的牢房,表达抗议”。再后来学生们决定,每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一天都前去柏林在中国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直到刘晓波获释为止。今年7月刘晓波不幸因肝癌去世,学生们今年的抗议活动也改为纪念刘晓波以及敦促中国官方恢复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人身自由。关于抬棺抗议的形式,屈纳老师说:“棺材代表了刘晓波已经去世这件事。虽然他已去世,但他的思想、他写过的文章会继续存在下去”。

责编:吴晶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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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二月

【RFA】刘霞亲笔信曝光,称自己孤单要疯了,没权力说话,像尸体般躺着

今年12月8日是《零八宪章》在中国发表9周年的日子。当天,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遗孀刘霞的好友、旅德诗人廖亦武,在社交网站“脸书”及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公布刘霞近日的一封亲笔信手稿,这是刘霞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的一封分行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赫塔:

廖亦武表示刘晓波生前最大遗憾是刘霞不能出国并重获自由,他呼吁外界和国际社会关注刘霞,并希望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依法释放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深度抑郁症患者刘霞。

责编:吴晶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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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十二月

【RFA】刘霞形容自己孤单要疯了,没权力说话像尸体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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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八宪章》发表9周年的日子,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遗孀刘霞的好友、旅德诗人廖亦武,在社交网贴出刘霞的亲笔信手稿,这封信是数日前刘霞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

刘霞在信中形容自己不能离开、自言自语,孤单和要疯了;刘霞又指自己没有权力说话,像植物一样活着、像尸体一样躺着。

廖亦武呼吁外界和国际社会关注刘霞的情况,希望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依法释放没任何犯罪记录的刘霞。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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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十二月

【图片】廖亦武在社交网贴出刘霞的亲笔信手稿

2017年12月9日,廖亦武在社交网贴出刘霞的亲笔信手稿,她形容自己像植物一样活着、像尸体一样躺着。(廖亦武Twitter图片,粤语组制图)

2017年12月9日,廖亦武在社交网贴出刘霞的亲笔信手稿,她形容自己像植物一样活着、像尸体一样躺着。(廖亦武Twitter图片)

来源:刘霞形容自己孤单要疯了,没权力说话像尸体躺着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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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十二月

廖亦武:我的呼吁

今天是《零八宪章》九周年,2008年12月8日午夜11点,一大帮警察涌向晓波和刘霞的家,擂门声一阵紧似一阵。晓波从电脑前站起来,冲刘霞喊:“快打电话!”但刘霞平时不用电话。不到一分钟,来不及了。刘霞说:“晓波开门吧。”

她早就有预感。并一次次提醒。

晓波是被黑布蒙住双眼带走的。一个多月后,晕头转向的刘霞被带到一个宾馆,在密闭房间中,他们重逢。晓波也是从另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被带到这儿的。

亲爱的朋友,你走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你也能看见一丝光,你总是结结巴巴强调:“我看,看,看到了。”我们没看到。刘霞说她也没看到。她最近的一组摄影叫《孤独星球》,你,我,我们,她,都是孤独星球。

你在临终之际,两条腿上上下下地走着,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走着。直至一个多小时后,呼吸和脉搏都嘎然而止。

你在那个孤独星球。而刘霞这些年为你买的书,还躺在书柜里。你最大遗憾是刘霞不能出国,没办法找到本该属于她的自由。所以我写下这些话,并再次为她公开呼吁。

希望中国政府出于基本人道,依法释放一个没任何犯罪记录的深度抑郁患者。希望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人权组织与活动者们,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寡妇的自由,继续与中国政府交涉。谢谢您们。

廖亦武

流亡作家,2012年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

2017年12月8日,《零八宪章》九周年

注:附件是刘霞在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分行信

【Facebook】20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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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十二月

【RFA】维权人士卫小兵探望亲人遭阻拦

据中国民间“民生观察”12月8日消息,四川芦山维权人士卫小兵近期向本地国保要求周末前去探望女儿及过世姐姐的儿子,遭到芦山国保大队杨队长拒绝。据公开消息显示,卫小兵因参与广州海祭刘晓波活动被捕,被广州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一个月取保候审后,即被广州当局遣返至四川芦山,此后被当地国保控制,不允许擅自离开本地,到哪里都要向国保打报告申请。报道说,卫小兵的家人都在广州,他却被困在四川不能离开,而他远在广州的母亲也遭到当局恐吓。

(责编:章丽)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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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十二月

【RFA】欧盟对中国人权恶化状况“深感困扰”

据法新社报道,就在即将到来的国际人权日前夕,欧盟驻华代表团于12月8日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国的基本人权状况“极度关切”。声明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保障和教育保障水平等有了明显提高,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在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网络自由等方面不断恶化的状况令欧盟“深感困扰”。此外,欧盟驻华代表团也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罹患肝癌后病逝表示遗憾,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包括江天勇律师和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在内的仍被囚禁的人权捍卫者。报道还说,欧盟驻华代表团的这份声明没有得到所有28个欧盟成员国的正式认可,北京方面也没有立即回应。

(责编:章丽)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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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十二月

【RFA】香港支联会悼念刘晓波要求释放刘霞

支联会、社民连、香港众志等多个团体二十多名人士,从西环的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示威抗议。(陈槃提供)

香港支联会星期五(12月8日)《零八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发起游行及联署,悼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的遗孀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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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会、社民连、香港众志等多个团体二十多名人士,沿途高呼“释放刘霞”和“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由西环的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进行示威抗议。他们批评中共从未停止对刘晓波等异见及维权人士的打压,在刘晓波逝世后,仍然软禁他的遗孀刘霞。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刘霞到现在仍然继续被软禁,像被货物一样被送来送去,被失踪被旅游,这就是所谓的全面依法治国,这个依法就是镇压人民的法律工具。”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我们的请愿就是希望送上温暖,去告诉依然被软禁的刘霞,她并不孤单;即使我们隔着一河之隔,我们未必能亲身送上祝福,但会在香港继续声援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

支联会将在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向世界各国议员发起联署行动,要求释放刘霞。

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人:“我们很希望世界有良知的议员,在今个月之内,发信给习近平要求释放刘霞;我们会在本月底到明年一月的时间内,公布我们今次各国议员签署的名单。”

由于中联办拒绝接信,抗议人士将公开信贴在中联办的门牌上。

支联会又呼吁海外人士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到所在地方的中国领事馆,提出声明及抗议,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霞。

(特约记者:陈槃)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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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十二月

【RFA】《零八宪章》九周年,逾三十团体中联办请愿促释刘霞

香港支联会、社民连等多个团体,趁《零八宪章》发表、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捕九周年,游行到中联办请愿,要求中方立即释放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同时会发起全球行动,促请各国领袖和议员去信中方促释放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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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会等31个团体的数十人,周五(8日)中午由西区警署出发游行到中联办,纪念九年前刘晓波生前最后一次被捕,以及《零八宪章》发表。团体要求大陆释放刘霞,他们在中联办门外宣读宣言,并将请愿信贴在中联办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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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刘晓波当年和300位知识分子发表《零八宪章》,是中国人民真正追求的“中国梦”,但可惜九年过去,在习近平治理下言论空间不断收窄,令人痛心疾首。

何俊仁说:这宪章非常重要,是彰显了中国人民,要争取真正自由和解放,人民真正希望实现的“中国梦”,但相比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表面上是一个复兴民族的梦想,但实际上习近平执政以来,什么都不能说,挑战政权的都不能讲,这九年来“文字狱”不断发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或全世界爱好自由、尊重人权的人,都感到痛心疾首。

目前获准保释等候上诉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都有到场,他指刘晓波和刘霞的遭遇,反映中共残暴不仁,希望刘霞知道香港人对她的支持。

黄之锋说:刘霞和刘晓波的遭遇,正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这个中国模式,只是有所谓大国崛起的形象,但缺乏我们所想的民主人权核心价值,希望告诉依然被软禁的刘霞她并不孤单,即使一河之隔,我们未必能亲身送上祝福,但我们会在香港继续声援大陆的维权运动。

社民连的梁国雄就指,刘晓波发表《零八宪章》后,他和大批香港人都有参与联署,香港人有责任营救刘霞。

梁国雄说:刚刚是《零八宪章》发表九周年,其实今天在此很多人有份签署,我也有份,我们真的责无旁贷;在情在理香港是不能令刘霞,继刘晓波后再被中共消灭。

支联会秘书李卓人表示,已经致函全球政界人物,呼吁他们去信要求中共释放刘霞,他特别希望和刘晓波一样,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近日与习近平会面,为中共政权“背书”的昂山素姬,都可以为刘霞发声。

李卓人说:我们已发信欧盟、美国、法国、德国、澳洲(大利亚)、纽(新)西兰,香港当然包括在内,我们希望尽快搜集到各国有良知的议员回应,尤其我是呼吁昂山素姬,竟然为习近平“背书”,我想她更有责任为刘霞,要求习近平释放她,既然你恭贺习近平当政,但习近平治下一个刘霞,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妻子,完全无任何控罪,都被拘禁七年多,我们觉得昂山素姬更有责任发声。

支联会稍后会将收集到的慰问圣诞卡,寄给刘霞、天安门母亲及狱中的异见人士,亦呼吁海外人士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到所在地方的中国领事馆抗议,要求释放刘霞。

(林国立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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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十二月

【RFA】香港支联会中联办示威要求还刘霞自由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12月8日示威,要求北京当局恢复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自由。

中央社报道说,支联会指出刘晓波病逝后,刘霞一直遭北京当局软禁,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约有20人参与这次示威,包括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和秘书李卓人。他们首先在西区警署集会,然后游行前往附近的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沿途高呼“释放刘霞”和“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

在中联办大楼外,何俊仁读出一份有数十个团体连署的声明,表示刘霞的情况令人担心,要求北京方面尊重她的人身自由。声明表示,他们稍后会向刘霞寄出在港收集到的2000张圣诞慰问卡。声明并指出,在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大陆人权更加恶劣,维权律师、非政府组织及地下教会成为打压的主要目标。

和以往一样,中联办没有派人接受这份抗议声明,支联会把声明张贴在大门上。

(责编:石山)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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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十二月

【图片】《零八宪章》九周年,逾三十团体中联办请愿促释刘霞

2017年12月8日,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到中联办请愿,正保释等候上诉的黄之锋都有到场。(林国立摄)

2017年12月8日,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将请愿信贴在中联办门外。(林国立摄)

来源:《零八宪章》九周年,逾三十团体中联办请愿促释刘霞

【自由亚洲电台】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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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十二月

【视频】香港支联会中联办悼念刘晓波要求释放刘霞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RFA Chinese

香港支联会星期五(12月8日)《零八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发起游行及联署,悼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的遗孀刘霞。

【YouTube】2017.12.08

文章来源:香港支联会悼念刘晓波要求释放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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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十二月

张祖桦: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

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博士在经受了长期持续的政治迫害和文字狱之后与世长辞。学识广博,才华超群,激情洋溢,能量过人的刘晓波把自己年仅61岁的宝贵生命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争取自由、捍卫人权与人的尊严、实现民主宪政的伟大事业。刘晓波不仅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和民主运动的主将,也是当今世界坚守普世价值和道义良知,抗击极权主义和专制强权的杰出精神领袖。

刘晓波英年早逝,世界各地的良知人士无不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纷纷用各种形式纪念他,追思他,感恩他,铭记他,为他和家人衷心祈祷!作为他的同道和战友,更有义务认真梳理刘晓波的精神、思想和政治遗产,以便把刘晓波的理想和道义薪火相传,含弘光大。故此,笔者不揣浅薄,提出几点陋见,供大家参考。

一、对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承与坚守精神

刘晓波一生最珍视的价值是自由,最憎恶的是桎梏自由的专制制度。从他青年时期接受与信奉自由主义思想之后,就从不动摇地高擎自由主义的大旗,坚守与传承自由主义的理念,英勇地捍卫自由主义学说,坚持不懈地进行自由主义的言说与实践。

何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当今文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和根本义理,是对抗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有力武器。李慎之先生尝言:“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1)

自由主义在其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拜伦、雪莱、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康德、约翰·穆勒(又译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阿克顿、潘恩、杰斐逊、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等先贤的阐发,逐步获得了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政治自由主义,基本主张是建立宪政政府,实行代议制民主,实行法治,保障人权;第二,经济自由主义,核心内涵是保护私有财产,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国家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第三,社会自由主义,关注社会正义,关注弱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保障;第四,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2)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个人自由、个人尊严、言论自由、信仰宽容、人民主权、普遍人权、法治、政府透明公开、限制政府权力、保护私有产权、基本的平等、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地方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主流文明。

李慎之先生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而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传入中国的时间才不过一百来年。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是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他翻译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中译《群己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一八九五年,面对甲午战败后岌岌可危的中国,总结鸦片战争以降的历史经验,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明确提出:西方富强而中国贫弱的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异耳”。(3)

在严复之后,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于一九0二年五月发表《论自由》,指出“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在《新民说》中进而指出“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于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大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因此,严复、梁启超、蔡元培三位先贤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严、梁、蔡之后,在中国扛起自由主义大旗的是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毕生都在为自由鼓与呼,包括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他还和同道一起把“自由主义”从书本搬到了现实中,形成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运动。他以怀疑精神,推动理性觉醒,形成独立人格;以报刊为舆论平台,倡导自由、容忍、多元的价值谱系;通过个人影响力反对政治独裁,倡导民主宪政的理念。而他所有的努力,都处于20世纪上半叶自由民主低潮、专制主义时髦的时代。尤其是他的一些朋友们都开始为各种专制独裁鼓吹时,他依旧坚贞不屈地恪守着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胡适周边,形成了一个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特征的新团体,包括努力社、新月社、独立评论社、自由中国社。在每一个圈子中,他都是当然的主角。胡适借此帮助中国刚刚形成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因此,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上,胡适成为公认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4)

一九四九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随着中共以非法的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胡适、蒋梦麟、蒋廷黻、傅斯年、梁实秋、殷海光、雷震等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迁居台湾,“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及童冠贤、顾孟余、晏阳初、钱穆等诸多博学贤明的国士流亡海外,自此,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花果飘零,满目疮痍。在共产极权持续不断的政治打压下,留在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一漏网,均受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打压,或被罗织罪名关押囚禁,或遭戴帽迫害与强制改造,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即陷入沉沦,归于空寂。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才开始重新萌动,到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悄然登场,遂成为抵制专制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思想利器。(5)

从七六年“四五”运动到七十年代末民主墙,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中国大陆产生了一批新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造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观念导向。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6)

胡平(1947年8月18日出生,现居纽约)于1975年7月完成了《论言论自由》,1979年2月完成第四稿,发表在民主墙时期北京的一家民办刊物《沃土》特刊上。第五稿完成于1980年初,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竞选期间曾抄成大字报张贴并以油印形式作为竞选文件而广泛流传于北京大学;之后,该油印本辗转传到海外,香港《七十年代》(即后来的《九十年代》)在1981年第3、4、5、6期连载。1986年,这篇文章第一次以铅印形式在大陆公诸于世,刊登在武汉的《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和9月号上。一时被四处传抄,风靡校园,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贡献很大。此后迄今,胡平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只因去国日久,加之当局刻意封杀,使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受到限制。

陈子明(1952年1月—2014年10月21日)是“四五”运动、民主墙、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民运的几朝元老,一生几度坐牢,勤于着述,撰写和编著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论述政治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运动史料方面的文章,最后汇编为煌煌12卷文集和多部著作(包括《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上下集;《宪政的萌芽——1980年竞选运动》(上)(下)卷;《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上)(下)卷;《中国改革的末路》等)。可惜由于当局的极力遮蔽,使陈子明的著作在中国大陆无法出版,公开的文论只能以笔名发表,幸逢网络时代降临,才使子明先生的文章思想得以流传。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较上述二人年轻,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之后分别于1984年、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艺学硕士、博士学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了《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赤身裸体走向上帝》(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选择的批判》注明是“内部发行”,后三本书都是刚出版即被查禁,《赤身裸体,走向上帝》还未上市就被收回销毁。这几本书的发表标志着刘晓波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青年转变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余英时先生指出:“晓波在思想成长最初阶段已完全认同自由的价值。但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中,他则不断地致力于自由的深化和扩张。从他最早(一九八四年)发表的《论艺术直觉》和《论庄子》两文来看,他是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中寻求自由。这正是为什么他特别注意到庄子的缘由。因为,一方面,《庄子》这部书恰好体现了最纯净的自由精神。自严复至萧公权,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现代学人,都对《庄子》有这样的理解,如《逍遥游》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至境,而《在宥》则是‘最彻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庄子》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但是晓波很快地便将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广大世界,一九八六年轰动一时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即其明证。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责的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但事实上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遥指‘党天下’的统治。这可以说,在扩充的过程中已将自由深化了。”(7)

刘晓波在《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后记中写道:“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阐发自己思想的天赋权利;平等意味着尊重他人的发言权。俯视众生的是神,仰视权威的是奴隶,唯有自由、平等的对话才是充分人性的。在学术上,我有权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无权剥夺你说出这种观点的自由。应该以生命为代价去捍卫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心理的权利。换言之,敢于并能够做一个自由的思考者的人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刘晓波言出践行,以生命为代价争取和捍卫个人权利与自由,使自己的生命历程放射出无比绚烂的光芒。

刘晓波在《审美与人的自由》论文中,更是以诗化的语言激情澎湃地论述了美是自由的象征,审美是自由的运动。通过美与审美,人的本质得到全面肯定,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生命得到彻底解放。“只有在审美中,人类才能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视功名富贵如浮云,彻底摆脱各种功利欲求对人的束缚,自由地来往于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中。”《审美与人的自由》可以视为美学的自由主义宣言。

如果说在一九八九年以前刘晓波还是一个学院派自由主义者,那么,经历过八九民主运动的刘晓波就迅速成长为主张人权、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在他起草的“四君子绝食宣言”中写道:“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

八九民运以后,刘晓波撰写了上千篇时政文章,特别是其代表性著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和他参与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深刻地阐释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和基本理念,对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

他在《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写道:“私有产权是自由宪政基础。私有产权之所以神圣,乃在于:1、私有产权,不仅是基本人权之一:个人拥有财物的权利,它不可剥夺,其界限也不可移动。2、私有产权还是基础性人权,与其它人权高度相关。它是个人自主地谋求自身幸福的最大资本,并为其它人权的确立和保护提供基础。……3、对私有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宪政民主的最基本制度安排之一,关乎一整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关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制度安排,以立宪方式来尊重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使个人得以独立自主地谋求幸福,使个人拥有自我保护的法定权利来对抗政府的强制,无数分立的个人产权可以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制约。”他还在该书中提出了以争取民权(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法定权利)为核心的9点政治诉求:1、经济改革;2、司法改革;3、行政改革;4、媒体改革;5、人大改革;6、选举改革;7、财政和税收改革;8、军队改革;9、教育改革。并且痛批“民主缓行论”。(8)

刘晓波参与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进一步指出:“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并具体地提出了多条落实自由原则的政治诉求(参见《零八宪章》第7-14条)。

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被捕受审,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地宣读《我的最后陈述》:“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刘晓波身处囹圄,面对构陷,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在祖国结束文字狱,实现言论自由和不同价值、思想、信仰、政见的自由表达,充分展现出大义凛然,舍生取义,义薄云天的大海般胸怀。

当代中国,对自由主义复兴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人数众多,(9)然而,若论及知行合一与社会影响力,则无人能出刘晓波之右。所以说,刘晓波是中国大陆第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

二、知行合一、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晓波高擎的自由主义大旗自始至终都是反犬儒化的自由主义。在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治的高压统治下,中国社会盛行不问世事,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而在刘晓波身上却充溢着知行合一,不惧风险,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的大无畏精神。

刘晓波在文章中写道:以“心学”和“知行一体”而著名的哲人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国知识人大都处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状态。在分工日趋详尽的当代世界,知识份子的知行一体,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权威所左右,诚实地说出你的知。而身处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谎言所恫吓所遮蔽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知行一体,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气,诚实地说出你的知。这是知识份子的天职。”(10)“面对愈演愈烈的分散的群众反抗运动,我们呼唤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各界社会精英们的良知和理性,现在已经到了不仅在言论上更要在行动上挺身而出的时刻了。”(11)“在不许自由的地方,如果要实现自由理想,只有用行动践行它;在泯灭真理的地方,如果相信真理不灭,就要用行动见证它。”(12)

刘晓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9年4月,当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刘晓波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但他毅然从纽约回到北京,主动投身到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的民主运动中,并始终坚守在运动第一线,成为运动中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六四大屠杀之后,当一些人纷纷选择出国避难甚至放弃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却选择肩负起道义与政治的双重责任,忍辱负重,继续坚持留守在国内进行抗争。此后的28年里,他不断地进出监狱,一多半时间在监禁中度过。在监狱外的岁月里,他一方面奋笔疾书,为自由民主人权大声疾呼;另一方面又不畏艰险地战斗在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的最前线,几乎无役不与,从不退缩。

1991年出狱不久,刘晓波就来到六四难属丁子霖老师家里。丁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那天他听蒋简述了连儿参加学运、遇难前后的情况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们彼此都沉浸难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在连儿灵前朗诵了他连夜创作的《给十七岁》。声音呜咽,不忍卒读。他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告,从家中厕所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13)此后,刘晓波一直冒着极大风险全力以赴地帮助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群体进行维权抗争,撰写了大量文章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在国际上争取支持,并带头发起和推进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刘晓波去世后,丁子霖老师抱病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表达哀悼:”晓波,您虽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拥有的人间大爱是世上任谁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

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12人联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提出了近期改革的7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5项目标。刘晓波还和包遵信先生共同发起要求陈子明保外就医的公开信,动员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汤一介、乐黛云,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何兹全、王富仁等人签名联署。1995年5月,刘晓波又和陈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包遵信、王丹、王之虹、刘念春、江棋生等14人发起联署。而他本人在正式发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直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

1996年8月,刘晓波到广州与著名异议人士王希哲会见,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商定向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在两党签署和平协议《双十协定》51周年的10月10日发表,也称《双十宣言》,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于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在该宣言正式发表的前两天,刘晓波再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处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市劳动教养所,直到1999年10月劳教期满才获释。

刘晓波在“我与互联网”一文中自陈:1999年10月7日,我结束了三年的牢狱回到家中,家中已经有了一台电脑,是朋友送给我妻子的。我一回来,电脑很快就变成了我的写作工具。从此,晓波就以电脑和网络为工具,以极快的速度写作和发表了上千篇传播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时政评论,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14)

进入新世纪以来,刘晓波一直站在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最前列,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声援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到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人权律师高智晟、滕彪的政治迫害,到参与发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晓波无不奋笔疾书,并参与和发起了许多封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公开信和呼吁书。

刘晓波秉持自由至上,人权至上的理念,多年来,他针对中共当局打压台湾民主、剥夺香港自由、侵犯西藏、新疆人权等方面的问题撰写了上百篇评论文章。二零零八年三月西藏镇压事件发生后,刘晓波与王力雄等人共同发表了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声明:“得知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在服长刑期间逝世,令我沉痛不已。我为他的妻子刘霞与其他家庭成员祈祷,并表示诚挚慰问。虽然他已不在人世,但我们可以透过发扬他长期体现的宗旨,来向他致意。这也将帮助促成一个更加和谐、稳定与繁荣的中国。”尊者还强调指出:“我相信,刘晓波在自由事业中长期付出的不懈努力,很快将取得成果。”(15)新疆维吾尔族人Mehmet Emin HAZRET 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刘晓波是维吾尔族的知心朋友。他在2000年11月发表的《自治的权利》一篇文章中要求中国的宪法和自治法应保障维吾尔族和藏族有权利拥有真正的自治。”(16)

2000年7月,刘晓波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为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11月当选第二届笔会会长;2005年11月2日再次当选连任第三届笔会会长;2007年10月笔会换届,刘晓波继续担任理事直到2008年12月再次被捕。在刘晓波担任笔会会长的四年间,独立中文笔会获得了长足发展,会员人数大幅增长,国内会员人数开始超过海外会员,笔会在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要求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的呼声空前高涨。同时,这也成为中共当局忌惮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晓波不仅始终关怀、倾心投入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且具有世界公民的人道情怀。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次日,刘晓波和友人一道发起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表达对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及对国际恐怖主义反人类暴行的强烈谴责。公开信在网上开放联署,共征集到673人签名。

对伊拉克在独裁者萨达姆的统治下屠杀平民,践踏人权,剥夺人民自由的暴行,刘晓波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对伊拉克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刘晓波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美英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出兵帮助伊拉克人民推翻萨达姆政权,刘晓波公开表示赞赏和支持。他在文章中写道:“冷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几大局部战争,就是现代文明的道义规则如何约束战争行为的最好实例:在战时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在战后尽量做到文明重建,最终让当地人民享有和平、自由和民主……从911后美国及其盟国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自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自由必胜的信念。正是对自由的信念使我相信:美英联军决不会屈从于流氓的恫吓和要挟,自由世界也决不会败于独裁残余及恐怖主义,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必将诞生。”(刘晓波:《美英自由联盟必胜》,2004年4月11日)

正因为如此,刘晓波的逝世,不仅得到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沉痛哀悼和深切追思,而且获得国际人权组织和正义人士的高度评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专门发表声明对刘晓波逝世表达深切哀悼!声明指出,中国的人权运动乃至全世界已失去了一位标志性的杰出人物,刘晓波将其毕生贡献给了和平、持续性地捍卫和推进人权事业,其本人更因维护这一信仰而被监禁坐牢。国际特赦组织专门表示,刘晓波是捍卫人权的巨人,他的逝世将给中国及世界留下永恒的遗产。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赛迪表示,“我们为失去一位捍卫人权的巨人感到悲痛。刘晓波知识渊博,坚持原则,幽默风趣,富有人道精神。”“刘晓波虽然去世了,但是他所代表的一切都将留下来。我们现在对他最好的悼念,就是继续为中国人权而斗争,珍惜他所留下的重大遗产。正是因为刘晓波,中国和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士受到感召,虽然面对打压,却勇敢地站出来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当局囚禁刘晓波至死的行径,凸显其政权的残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刘晓波为中国人权与民主奋斗的理念必将长存。各国政府应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纵然壮志未酬,刘晓波以自己生命浇灌的理念终将在他身后开花结果。”一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刘晓波在中国吹响的人权和民主的号角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希望。”“刘晓波的勇气、他的文章和他对民主自由的陈述将会永存,我们也会确保这些能流传下去。”

三、对中国宪政道路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经历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之后,刘晓波一直在思考面对中共推行的极权统治和暴力文化,选择切实可行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合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探索尽可能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国家的路径。为此,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撰写了许多篇论述宪政民主思想和中国民主转型道路的文章和著作,集中体现在2005年出版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他在书中全面探讨了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有利条件:民权与官权的相对涨落,产权的改革,人权意识的觉醒,工潮的兴起,基层民主自治实践,民间网路言论维权运动,新闻改革的民间动力和体制内异见的崛起;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他认为:1848年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整整百年的现代化努力,经历曲折、教训多多,但最终还是误入歧途,且是误入了最大的歧途──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共产极权。随着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中国重新开始了又一次现代化努力: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一直奉行着邓小平开创的跛足改革。到本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虽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正途,然而,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确达到百年未遇之良机,国际大势的明朗和国内民间的觉醒,正在共同推动着歧途知返的进程。

刘晓波在书中指出:“当共产极权体制在整体上崩溃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个人自由权利成为最爱尊重的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也不是来自所谓‘文化素质’或‘知识积累’,而是来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来自多元化的个人经验的渐进累积。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设计常常起到适得其反的强制压迫。然而,追求自由权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觉醒,就会导致难以抑制的自发行动,并通过渐进累积和成功示范而逐步变成普及性的社会常识,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赐的最好礼物,而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17)

为了汇集众人的智慧深入探索中国的民主转型道路与促成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目标,2006年10月,刘晓波和我与蔡楚先生一起在美国注册了《民主中国》网刊(18)。晓波亲自担任网刊主编,为《民主中国》确定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10字办刊宗旨,亲自负责刊物的工作计划和对外联系工作,组建了精干的编委会和高水平的顾问团队,联系和邀请了大批学者、政论作家和民运人士为刊物撰稿。创刊迄今,《民主中国》先后开展了纪念八九“六四”、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活动,首发了6000多篇文稿。全方位、多视角地研讨与中国民主转型相关的各种问题和难点,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同时,《民主中国》网刊还获授权编译了多篇来自其他国家长期研究世界各地民主转型案例和经验教训的学者的论文,作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借鉴与参考。《民主中国》网刊的作者中约有90%左右来自中国大陆,10%左右来自世界各地。所有这些工作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政体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丰厚的经验积累。

刘晓波还在2005年前后和我及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酝酿、讨论为民间民主力量起草一份建立最大共识的政治纲领,以便把分散在各地民间民主力量、人权捍卫者和自由派人士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这个纲领性文件就是2008年12月9日公开发表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全程参与了《零八宪章》的酝酿、筹划、起草、讨论、修改、征求意见、最后定稿、征集联署签名的整个过程。由于晓波当时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和《民主中国》网刊主编,事务性的工作非常多,所以,朋友们推选我负责起草初稿(暂命名为《政治文本》),何永勤(笔名温克坚)、王治晶(笔名王德邦)协助;包遵信先生进行统筹、指导;晓波负责联系各方人士,征集意见,对文本进行修订。初稿分为总纲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四个部分。因我对经济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故请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何永勤负责起草涉及经济的部分;涉及政治学方面的内容较多,我碰到吃不太准的问题就请教刘军宁博士,得到许多帮助;王治晶协助我召集了多次网上线下的文本研讨活动,搜集反馈了不少修改意见和建议;江棋生先生也是最早参与者之一,为文本的修改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被吸纳到文本中。结尾的最后一段文字在初稿中是没有的,在后期讨论中由赵常青起草添加。选举专家姚立法则在联络各地志士,征集联署签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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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十二月

艾晓明:我期待一场盛大的告别——我的校友刘晓波百日祭

这篇文章如此难写,我已经推迟了很久。但推迟并不轻松,每天我都在想,假如能够不写,我就放下了这个负担。但没有写下一点文字,我觉得对不起晓波,有很多的负疚感。

日子寻常,那些焦灼、酷热的等待和炎夏一起退去。你的骨灰沉入大海,汇入冰洋;到哪里去找那个沉坠的陶罐,从而发现你何时开始被肝癌的轨迹?智利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拍过一部纪录片,从海边打捞的一颗珍珠纽扣,寻访出政治迫害失踪者当年被独裁者飞机抛尸入海的秘史;而你的死亡终旅,表面上并无秘密。十几天里医院每日发布一个囚犯的危情通报,这破天荒的临终关怀真诚又诡异。随着你的生死挣扎,我们的记忆、责任和悲情被调度,终于再度窒息于合拢的铁幕里。

我们被迫习惯于苟活,活在耻辱中,活在笑话中,活在被强奸、被通奸或顺奸的过程中。当异见者被隔绝,只有稳控专班或者不穿警服的便衣客服经常与之言笑晏晏,那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见效的时刻。强奸变成顺奸变成同谋共犯,施害和受害共存于无是非原则的礼节宽待中,这种耻辱深深地刻入我们的生命。我说我们也许不确切,但至少不会是我一个人的独特经历。

我怎能无愧地写下你的名字,甚至呼出你的名字?我不配。犹如几个月前境外的友人所斥责:当他被监禁,已经监禁了接近九年,你们这些所谓的朋友在哪里?问得好,我们,第一批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好几百人,在哪里?做鸟兽散了吗?

你是我的校友,但我们几乎也是熟悉的陌生人。

一九八五年春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从外省来到北京,那时的我,循规蹈矩,算个好学生。我的师兄王富仁教授已是导师组成员,我们共同师承李何林先生。那是人们用极左和自由化评断是非的年代,在自由思潮激荡的的校园,常有各种名师讲座。学生们挤满教室,站在座位中间的台阶上,围在教室外的窗旁听富仁兄激情洋溢的鲁迅研究。

那时你已经是中文系的留校教师,你研读的博士专业是文艺学。我们之间少有交集,但你的名声如日中天。那时我一点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挑战当时的学术权威李泽厚或刘再复,我以为我的专业在现代历史,不想也没有能力介入到当代文坛火热的纷争。

我们只有一次交谈,是在1985年深圳的比较文学会期间。与会的年轻人晚上在咖啡厅跳舞,交流去沙头角买丝袜的信息。我偶然和你同桌就餐,你说你去坐了过山车,好刺激。

这点闲篇儿在你的生活中实在是无足轻重的细微末节,也足以说明我们的交往多么稀少。你在校园里有自己的家,我们这些来自外省的研究生住12楼,我们努力吸取京城的开放空气,骑着自行车在校内外图书馆奔走,到新街口的电影资料馆看外国片,亲耳聆听名师指点,感觉到身处学术中心的优越,享受自由的特权。北京真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我们先后毕业,我也留在北京任教;不久就是那个沸腾的夏天。某个下午,我去找富仁兄,得知他带着被子去了广场。他或许是想劝学生返校,或许是为对抗大军进城。对此,我的记忆已经模糊。戒严令已下,成千上万的人接连数日上街抗命。我参加了游行,摄像机镜头在我们队伍前面不断闪灯。隔日,我骑着自行车去广场,想找大师兄王富仁,人流汹涌,根本无法靠近纪念碑。那时我不知道你正在走向自己的命运,你就在广场中心。

后来是屠杀、抓捕和大清洗,你成了罪恶黑手。那些日子过去很久,我们在抗辩和妥协的夹缝中幸存下来。我没有看过你在电视上的证言,那些日子,我们内心的愤怒和悲哀被一再压抑。我们等待,嘲笑,觉得这一切的倒退如此不真实:怎么可以这样?现实如此无理,不可信。但没有逃亡、去国的人们,努力在政治清洗中生存下来;不想失去已有的东西:教职、工作,所有赖以生存的条件。

然后在九十年代的某日下午,我在校园宿舍的楼道里和你擦身而过。此时你已经从第一次囚禁中获释,你去我们学校一位同样有广场经历的教师家吃饭。我猛然认出你,就打了声招呼:啊,晓波,你好。仅此而已,我转身回家,生活中未有一丝涟漪。

就是这样,北京上百万人上街,无数的知识分子、无数名家学者教授艺术家、各大中央级机构……在风暴后沉默下来,让生活继续。

那时的我,从未想到我们可以是如此的朋友,在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仅有四位校友站出来呼吁:让刘晓波自由!

我们和你有着共同的求学纽带,我们以此表明情谊相依,生死不绝。百年老校,你的校友堪称千千万万;在你弥留之际,却只有我们寥寥四人向所有校友呼吁。我们中我和郭于华都是大学教授,文涛曾是新闻记者,我们全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了不给另一位在职教授带来麻烦,这里暂时略去名字)。

在回忆中,我和你开始走近,是在离校、离京多年以后。可能是在2008年,我们都用skype;看到对方在线,我们互通问候。我给你寄了我的纪录片:《太石村》、《中原纪事》等。有一次我们还语音通话了,记得你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说:你怎么能承受那么多痛苦?

这句话真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在你去世以后,我读到你的一些时评、你的狱中诗篇。我觉得,你那样谦卑、坚韧和认真地履行了思想者的道德责任:把一个民族、一场社会变革的艰难痛苦扛起。你完全不像八十年代那个张扬跋扈、桀骜不驯的青年了。

作为拍片的人,何尝真的承担了多少痛苦。我们只是痛苦的旁观者或者拾穗人,激起共鸣的是媒介的力量。这种媒介传达出被访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僭取了属于他们的荣誉。

把你我距离拉近的不仅是互联网,更重要的是社会运动的兴起和观念变革。以前的我,从未觉得政治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犹如王小波在回忆中说过,我们的家训是不学文科。

不学文科,意思是远离政治。我们的父辈在五十年代之后的政治运动中屡受打击,他们希望传承的教训就是逃避。我们的政治权利从童年家教中就被抹除了。记得童年时小学里也要发展民兵,要解放台湾。老师们在饭桌上高谈阔论参加民兵,练习射击。我对作为小学副校长的父亲说,我也想打枪;父亲怒喝一声:关你屁事!

父亲希望我们儿女接受阶级歧视,远离政治异议。远离的做法就是紧跟党走,但这不免成为一个悖论,因为党和发动政治斗争密不可分。经过文革、平反冤假错案,我们长大成人,学会了怀疑和与政治保持距离。好不容易回到个人立场,我从没意识到在独立学术的外衣下也隐藏着自动放弃政治责任。要到多年以后,我才会去反思,这种政治冷漠症同时也是权利意识残疾,有违作为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父辈的教训——与政治保持距离,固然可能幸存于难;但让渡公民与政治权利无法让我们摆脱政治难民的命运。

我在你的有关回忆和诗篇中,看到我们父辈共同的背影。也许你的家庭要更幸运一些(或亦更不幸)?你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运动,必有一颗赤子之心。好吧,这个可以被黑成“野心”,你自己也对此多有苛责;可是,有心会比在大悲剧中不动声色更坏吗?在政治高危的现实中投入社会运动,得有多少对公义和公众的信赖,这可不正是理想主义吗?

而那时的我,还记得文革中的集体狂热,对政治和社会行动多少有点出自个人主义的抵触。这可能还受到我正在热读的昆德拉小说的影响,我没有努力进入广场政治。但是,如果机缘凑巧,谁又能保证一定不会被裹挟卷入呢?现在想来,更有效的阻力其实是来自恐惧。我身边好多成年人,在表达了正义感后,顺势而退,不会走到更激进的一步。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强大的纠结:我们不相信军队会杀人/我们相信军队一定会杀人。不相信,是合于意识形态教育的表述;相信,则是经验的回声。我们无法依赖理性,又无法回避经验;二者之间,我去了广场,想找到我们的学生,我想劝阻他们:赶快回校,别再坚持。

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我会怎么做?像你一样,站在广场学生中间,和军队交涉,把几千学生带出广场?像后来被抓被打的北京义民,堵军车,抢救伤员?像千里迢迢直奔金水河下的义士,以二十年牢狱的代价张贴: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或者,像天安门母亲运动中的亲人们抚灵长哭,哀痛至死?

应该是回到源头,让这一切都不必发生:没有专制和个人崇拜,转向民主和开放社会,让为人父母者再也不必传授不学文科、不问政治的家训,让孩子们摆脱政治冷漠的残疾,而天然地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我1994年离开北京,此前我们曾在楼道上擦肩而过。2008年秋,也许是9月间,我们终于见面交谈。在北京海淀一个普通的餐馆,你还约了张祖桦、余杰,印象中还有莫少平律师。这是我们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堪称交谈的见面,谁能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

那时我们已经在skype 上传阅过零八宪章,我看到宪章草稿,记得还对有关措辞提过修改建议。那几年已经有很多有关政治权利的签名,我们更早的政治参与,则始于2003年为孙志刚遇害案的呼吁。政府决定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激励了我们想象公民运动的乐观前景。

那些年,我在南方教学,拍片;你在北方写作,探讨社会转型。你以你犀利的文风,进入有关中国政改、人权和宪政民主路径的讨论。你对体制内的异见知识分子抱有很多希望,你一点也没有抱怨命运不公:你被监禁数年,失去一切保障;而你的同学、校友平步升入体制内的优异阶层,顶有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导等耀眼桂冠。当然,你所遭遇的黑暗和敌意,最终是会降临到这些人身上的;但在那几年,共同的理想让我们同道而行。

2008年12月国际人权日,零八宪章公开了。我和其他三百多人一起签署了这份文书,但它成为你十一年牢狱之灾的原因,却是我不曾料及。你失去自由。这件事变成一桩政治要案,众多联署人遭遇调查讯问;但没有人比你失去得更多。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有165位宪章签署人联名表示: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我也参与了签名。再过一年,你被判刑十一年。次年,你获诺贝尔和平奖。你在辽宁锦州服刑,再没有消息传出。

2009年4月1日或者是2日,我和崔卫平等友人一起和刘霞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妻,在场的还有莫少平和刘荻等(以及在旁监视的便衣)。卫平和莫律师带给刘霞有关在捷克出席获奖仪式的消息,当年三月布拉格举行的“四海一家”国际影展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亲自颁奖,奖给刘晓波以及全体零八宪章签署群体。刘霞那天腿有小恙,她说是头一日和廖亦武喝酒,被他熊抱起来旋转不慎扭伤。回程中,我和卫平、刘荻一路,便衣一直跟着我们在地铁转线。

我曾和刘霞说,晓波服刑期间,我每年来采访你一次好吗?刘霞莞尔一笑说:好。她的语音温婉,眼神坚定直率。可是,自2010年后,我再也没能见她一面。直到两年后一个冬日,我看到徐友渔、胡佳冲破重围去探访的录像。刘霞满面惊恐,判若两人。

这是你和你的爱侣,为我们所有人承担的牺牲。

朋友曾相互允诺,每年陪着刘霞去大连;我们曾言之凿凿,共同承担责任。结果呢?不说我们,就说我自己吧,就像在地震中看见巨大建筑物下被压倒的难童,徒劳哀痛,掀不动那重负,无法分担你为我们担负的漫长刑期。

何况你不是停止呼吸的难童,你有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感受力。你已经被囚禁到第九年,就在你病危的最后几天,你的文笔依然能够自由舒展。看到你为刘霞作品所写的序言手稿,犹如看到一座冰雕,晶莹、精粹。即使是在监控探头的严密注视下,你的爱恋落笔之处,力透纸背,如歌如泣。囚禁这样的心灵,这是多么残忍的犯罪;而这还不是在中世纪!

在被刻意放出的生活视频里,我看到你身着囚服,你在跑步,动作机械;你在扫雪,你接受体检。我惟独没有看到你在收取书籍、你在阅读和写作的画面。如果可以送书给你,狱中的时光会好过很多吧。到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你这九年怎样熬过漫漫长夜,有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如果有的话,你的笔记是否交还到刘霞手里。

和你相比,从你最后一次失去自由的那一天到去世,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们作为自由人过的每一天怎能不算是幸福呢?不是说没有打压和挫败,没有人继续失去自由,被监禁,被噤声。而是说,把外面的生活比作无形的监狱,多少是夸大其词的。三千多个日夜里,我们有了微信、whatsup、人人美剧……我们多少还可以阅读、创作,与朋友圈分享;可以探亲旅行,健身淘宝,美衣美食……好多时候,我们哪里能分担狱中人的疾苦?我们在无奈中选择无视,少了一个那就是少了。诺贝尔和平奖当夜的欢呼真真是昙花一现,在此地。

我的校友,我无法呼出你的名字,为自己在你的处境上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而你在里面,又是如何想象外面的世界呢?你一定知道你拥有巨大的道义支持,但那辉煌的奖项并没能为你缩短一天刑期。而我们作为联署人,之所以还能享有自由;这全是因为你的担当而成。想到你,我就想到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你曾在给友人廖亦武的信中说: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

在我心目中,你成就了这个民族所缺乏的道义巨人的形象。在你之前,有林昭、黄立众、遇罗克等,与你同时,有唐荆陵、陈云飞、刘贤斌等……但我们的灵魂因此改变了吗?这是我们如今必须对自己提出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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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十二月

【ICPC】德国学生为刘晓波抬棺示威——紧急通知

兹定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坎姆普市莱茵马斯职业高校(Rhein-Maas Berufskolleg Kempen)学生在柏林举行为刘晓波抬棺示威游行抗议活动。

活动组织者:罗兰德•库讷牧师Roland Kühne(坎姆普市莱茵马斯职业高校Rhein-Maas Berufskolleg Kempen的教师、牧师)

活动协办者:廖天琪(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时间:12月10日星期日11-13点

地点: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门前(Brückenstraße 10, 10179 Berlin)

图片集

德国学生们是为《零八宪章》倡导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来,刘晓波虽然走了,他用生命烛光点亮了世间,融化在追求中国宪政民主的事业上,他的英灵不朽,精神长存!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灯塔,成为世人心里的一座丰碑,永远的丰碑!刘晓波不仅是中国人难以忘却的记忆,也是德国学生,及世界爱好和平自由人们的永远记忆!

当天抬棺示威游行后,棺木将停置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门前展示,学生们将朗诵刘晓波、刘霞的诗词,并有学生代表致悼词缅怀英灵!

学生们抬棺示威的口号是:习近平先生,刘霞在哪里?

我们敬请各位中国朋友互相转告和通知,期望和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参与!

独立中文笔会
民主中国阵线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
全德学者学生联合会
2017年12月5日

【独立中文笔会】201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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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十二月

滕彪: 作为人类精神事件的刘晓波之死

一、

我知道刘晓波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被中共定为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幕后黑手。最初了解他的言论和思想,竟然是从官方的宣传材料里看到的只言片语。那场“反革命暴乱”,后来叫“动乱”,再后来叫“政治风波”,再后来就成敏感词了。“刘晓波”成了禁区,他的肉身一次又一次地消失于铁墙之内,他的文字被重重阻挡在红墙之外。他的思想和抗争精神,则艰难地冲破牢笼,激励着一小撮不识时务的反叛者。

作为山沟里长大的七零后,没机会领略这位八十年代“文坛黑马”的惊世骇俗。我在1996年大陆民间悄悄传播的纪录片《天安门》里,才第一次才看到讲话口吃的刘晓波。那一年年初,他刚从半年多的监禁里出来,不到年末,又被判了三年劳教。

1999年他劳教期满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互联网,也有了防火墙。刘晓波当然又是当局最不希望人们检索到的名字之一。愿意和他交往的人也不多,认识他的人们亲切地叫他刘磕巴。这大概是专制体制下反抗者必然的孤独命运:肉身被囚禁摧残,言论被禁止传播,日常生活被骚扰,而犬儒的民众也避之唯恐不及。

2004年的某一天,我在一个饭局上第一次见到刘晓波,那时候民间“维权运动”刚刚兴起,他对维权运动非常关注,陆续写了很多文章评论维权事件和维权人物。新青年学案、太石村、陈光诚、黑砖窑、杨佳案,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热点案件,都能看到他那犀利的评论文字。从那以后一直到他2008年底入狱之前,我们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参加民主活动。我也把维权律师高智晟、李和平等人介绍给刘晓波、张祖桦等人,“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的界限,在那个时候已经慢慢开始淡化。我在2008年3月份第一次被绑架关押,他也特意撰文《黑暗权力的颠狂——有感于滕彪被绑架》,声讨当局肆意践踏人权。

刘晓波给我看了《零八宪章》的草稿,我也当面向他提了我的建议。当时我看的版本有20条“基本主张”,我说太多了,重点不突出,10条就够了。后来正式公布的版本有19条。《零八宪章》以自由人权为核心,以建立民主宪政为目标,反映了中国民间运动对中国政治未来方向的基本共识,是中国民间发出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零八宪章运动是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积累的民间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现,把1989年后的民间自由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北京市一中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里提到了我的名字,我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证言的证言》,提到:“我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去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内容,减少条目,重点放在人权法治和政治构架上。我的意思是,你们抓晓波而不抓我就没道理,不只他一人参与起草;我也愿意承担与零八宪章有关的法律责任。……刘晓波如果犯了罪,我就是”共犯“。作为零八宪章的首批联署人,如果你们认定零八宪章有罪,我要求承担同样的罪责。如果签署和传播零八宪章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也签署了,也传播了,而且还会继续传播。我要求分担刘晓波先生的苦难,因为这等于分享他的光荣。站在你们的被告席上,住在你们的监狱里,不是我的耻辱。”

因为签署零八宪章,我被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停课。但刘晓波被判刑11年,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是在2017年7月份之前,没有人知道——包括刘晓波自己——他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二、

刘晓波为什么重要?在中国的自由斗士和民主抗争者中,刘晓波是不可替代的:

思想的成熟与深刻。他是文艺学博士出身的文坛黑马,身兼学者、作家、诗人、教师,从事文艺、美学、文化批评自然驾轻就熟;他本是无拘无束的率性诗人和特立独行的先锋作家,但是政治现实使他又成为异议人士、民主运动人士、政治评论家、人权活动家、良心犯,在狱里狱外,他非常勤奋地阅读、写作,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武器,逐渐把自己磨成一个成熟的思想者。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不限于道德说教、伦理判断和美学分析,而是吸收和运用了政治学、哲学、法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并以富有他个人特色的有感染力的文字体现出来。他的文章犀利、理性、稳健并渗透着深沉的人性关怀,成为他最重要的抗争武器。他对民主、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人性、人权都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充满自我批判精神和自省精神。所有这些,都是难得的重要品质。

彻底的反专制。和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不同,他对专制、极权的批判是彻底的,不仅是是在理论层面,而且在政治、人性、审美、实践等方面,全方位颠覆专制主义。不抱幻想、不打折扣,不怕失去说话平台、不怕丢工作、不怕坐牢。而有些人因为认识水平而未能彻底与中共专制政权决裂,也有些人因为利益、或者因为恐惧,多少要进行自我审查。

极大的勇气和长期的坚持。他曾有过软弱、妥协,但经过反省之后他没有退缩,痛定思痛之后得到了精神的升华。一次又一次的软禁、失踪、抄家、劳教、判刑,长期地被骚扰、被孤立、被误解,都没有使他放弃抗争。他越战越勇,没有什么敏感会议他不敢组织和参加,没有什么话题和人物他不敢评论。总书记、一党制、腐败、天安门、良心犯、法轮功、西藏、新疆、民族主义,他都秉笔直书,对黑暗力量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批判,对弱者、受难者则予以热切关注呼吁。有些抗争人因为各种原因而退却、流亡,有些人因为恐惧、绝望而放弃,甚至有个别人因为利诱而投靠专制,但刘晓波一直在坚守。

广泛的人脉。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参与八九民主运动、创办独立中文笔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活动中,刘晓波在体制内外都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桥梁和节点,连接着党内改革派、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政治犯、屠杀受难者家属、民主活动家、维权律师、访民、草根NGO、企业家、大学教授、年轻学生等等。刘晓波虽然不是零八宪章主笔,但却因此被判刑11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当局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起了这封要求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宪章,并且征集到全国303名著名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作为发起人。这不能不引起中共当局的极大恐慌。

国际的广泛认可。刘晓波1990年起就获得了众多国际人权奖项,得到媒体、人权组织和一些西方政府的关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更加得到了全世界的报道、关注和尊重,他的传记、文集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最知名的中国民主斗士。

丰富的经验、卓越的行动力和领导力。在长期的抗争生涯和牢狱生涯中,刘晓波获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也从一个诗人、评论家锤炼成了一个有卓越行动力的民主运动领导者。

中国的一些民主人士和政治反对者或许符合上述六点中的两、三点或者四、五点,但同时符合上述所有这些方面的,除了刘晓波外,很难想到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他被迫害而死,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极大损失。善良的人们曾经期待,从11年黑牢走出来的刘晓波,将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刘晓波没有等到那一天;更准确地说,中共心怀恐惧地、蓄意地不让刘晓波等到那一天。

三、

和柏林墙倒塌、911事件、藏人自焚、叙利亚难民等事件一样,在我看来,刘晓波之死是1989之后世界史上最重要的精神事件之一。

1989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血迹未干,西方各民主国家就纷纷向中共抛出橄榄枝,迫不及待地用鲜花、红地毯来迎接独裁者和刽子手。贸易和人权脱钩,中共被允许进入世贸组织,允许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并一次又一次地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扮演越来越蛮横、越有挑衅性的角色,甚至想要取代美国和西方成为一些重要议题的全球领袖。

西方对中共低眉顺眼,不敢推动中国民主化,甚至不敢在人权问题上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学者、研究机构、媒体、出版社、商业机构纷纷采取自我审查、为了能够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或者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一些公司甚至配合中共作恶,帮助中共开发审查软件,或者把客户信息提交给中共国安。西方对中共专制政权长期采取绥靖政策,已经造成一些恶果、造成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破坏和威胁;但西方很少有观察家和政治家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刘晓波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公民,他很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对这样一个圣徒式的受难者,一个推动人类自由民主事业的英雄,国际社会对他的关注和声援虽然不少,但远远不够;而中共对这些声援和关注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并且变本加厉地长期严密软禁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刘晓波被判重刑、被监禁、被肝癌,直到死的那一刻仍然无法得到自由。刘晓波是继1938年死于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之后,第二位死于囚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甚至在刘晓波死后,骨灰被强行撒入大海,死无葬身之地;甚至在刘晓波死后,中共当局继续使刘霞处于软禁和失踪状态。

刘晓波之死是一场全球直播的“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帮助刘晓波获得自由,就在刘晓波去世的那段时间,西方领袖们仍在和中共党魁们杯觥交错,签下一个又一个订单;即使口头表达了一些要求,也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压力;全世界的人们只能无奈地在中共的傲慢和跋扈中看着刘晓波被虐杀,看着刘霞被失踪,看着更多的良心犯被逮捕、被监禁、受酷刑。刘晓波之死,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象征,象征着崛起的中共专制政权对人类正义和良心的极大嘲讽,象征着西方对华绥靖政策的恶果和未来更大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越来越体会到刘晓波的死亡,乃是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令人震撼的事件。

【民主中国】2017.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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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十二月

余杰:“她们”就是我们——读赵思乐《她们的征途》

中国的民主化尚未启动,但中国人从未放弃民主梦和自由梦,那是习近平的中国梦里严重缺席的内容。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一直面对亘古未有的中共之独裁暴政,为了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依然前赴后继、络绎不绝。正在发生的事件,必定成为历史中不能掩盖的一部分,若秉持此种信念,书写者就能秉笔直书,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

读赵思乐的《她们的征途》,宛如读一部另类“后六四时代”三十年的中国人权运动史。所谓“另类”,因为过去的人权运动史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英雄列传”,只是在缝隙间点缀着林昭及报道文学作家胡平在《中国眸子》中讲述的那些反抗毛泽东独裁统治的女性的故事。这一次,赵思乐将原本处于“边缘的边缘”的女性人权活动者作为主人公,男性反倒成了她们的陪衬。此前,法国思想家索尔孟前去采访刘晓波,却在书中将刘霞作为主人公,刘晓波成了刘霞的“附属品”。赵思乐跟索尔孟“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相信“巾帼不让须眉”。

由女性来写女性自己的故事,让我联想到台湾作家唐香燕的回忆录《长歌行过美丽岛》——唐香燕的丈夫是政论家陈忠信,美丽岛事件爆发之际,陈忠信正好是《美丽岛》杂志的执行编辑。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那个冬日寒冷的清晨,一阵猛然的撼门声打破了他们夫妻的睡梦,安全人员不由分说地将陈忠信抓走,也带走了唐香燕岁月静好的新婚生活。丈夫大难不死,系狱四年。但唐香燕从此不再是那个不识愁滋味的单纯女孩:“眼前的是一个以前一直存在,但我不曾真正面对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被迫害,尊严被践踏,与你最亲近的人也可能在你面前背过脸去,而感受到另外一种放弃你、背叛你的椎心的痛苦。”这何尝不是赵思乐笔下那些中国政治犯的妻子们的心情?

九零后出生的、似乎过于年轻的赵思乐,执笔写几代抗争女性的故事,刚开始让人担心她能否把握这个敏感而复杂的主题。但渐渐被此书吸引一口气读下去才发现,她本人并不是冷静而理性的“旁观者”,她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在广州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赵思乐,从小喜欢看香港电视。香港电视看久了,她以为自己是一名想上街就上街的香港人,直到去南京念大学,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在人权上“一无所有”的中国人。赵思乐学会翻墙上网,在网上直抒胸臆,然后为海外媒体撰写中国公民运动的深度报道,荣获香港人权新闻奖。再后来,她嫁给著名NGO“传知行”的骨干小树。不久,“传知行”遭到中共当局的毁灭性打击,小树被抓捕,赵思乐成为最年轻的良心犯家属。然后,两人婚姻破裂,在经历了一场抑郁症之后,赵思乐在人权主题的写作上越挫越勇。

当赵思乐正在为香港“端传媒”采写一篇维权运动的报道时,突然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国、堪比台湾美丽岛事件的“七零九”大抓捕。她与采访对象之一的异议人士莫之许困居四川成都郊外的一家民宿,在那段关闭手机及所有通讯工具、与世隔绝、警察随时追踪而至的日子里,采访者与采访对象之间擦出了火化、产生了美好的爱情。当年,张爱玲以沦陷时期的香港为背景写成《倾城之恋》,那座倾颓的危城,成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傅雷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我也重复傅雷的感慨: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赵思乐女士身上!

从天安门母亲到七零九难属

赵思乐书中的“她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犯的妻子”,如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以及“七零九”难属群体;另一类是自身为人权活动者的女性,如文学教授艾晓明、NGO活动人士寇延丁、出身“红二代”的维权人士王荔蕻、曾为性工作者的儿童权益维护者叶海燕等人。这两类女性,如同压伤的芦苇却不折断,也宛如长江和黄河,各有其人生轨迹,却又共同汇入蔚蓝色的海洋。

我曾以台湾的美丽岛事件比喻中国的“七零九”大抓捕,此比喻只是从统治者对异议人士的全国性大抓捕这个意义上而言。“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的政治案件从未中断,但即便是一九九八年的民主党组党、二零零八年的零八宪章,虽然当局抓捕不少参与者,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大案。在此前的政治案件中,也涌现出不少勇敢的政治犯的家属,如世纪之初“新青年读书会案”的家属。刘晓波在《心牢中的女人》一文中,特意表彰该案当事人之一徐伟的妻子王英,说她具有跟丈夫一样“坚强的决心,向邪恶的制度和法律挑战的勇气”。王英说:“在走投无路之时,唯有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不过,这些案件规模有限,当事人有限,难属也有限,未能形成更大的群体。

“七零九”大抓捕之后,积极参与救援的被捕者亲属被称为“七零九家属”,其中大部分是被捕者的妻子。赵思乐指出:“七零九家属团的横空出世让人眼前一亮。自天安门母亲之后,中国海不曾出现如此有影响力的政治受害者家属抗争团体。”这个难属群体的形成,与天安门母亲一样,是先有一个人站出来,再有第二个人与之并肩而立,然后其他人纷纷加入。“七零九”难属中第一个挺身而出的是王峭岭,或许此前丈夫已有过“被失踪”的经历,再加上她本人也是学法律的,她没有其他难属的惊慌失措。接着是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与王峭岭相遇、相知、相濡以沫,李文足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有人一起,你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斗志就起来了。”王峭岭则特别赞扬李文足的勇气并谦虚地表示:“李文足的出现是七零九家属团能形成的关键。”

“七零九”和美丽岛事件同样是抓捕异议人士,但抓捕之后,政治犯家人的处境截然不同,足以说明威权体制和极权体制之差异:在威权体制下的台湾,在美丽岛和其他政治案件中,政治犯的家人除了聘请律师为亲人辩护、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司法不公之外,可以打悲情牌、参加各级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并且胜出,如苏东启的妻子苏洪月娇、余登发的媳妇余陈月瑛、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郑南榕的妻子叶菊兰、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等人,都是如此阴差阳错地登上政坛。国民党不得不接受她们当选的结果。

在极权体制下的中国,政治犯的家人可做的事更少。一开始,家属连逮捕通知书都拿不到,也不知亲人关押在何处。王峭岭多次感概,如果警方带走李和平后,四十八小时内给她一纸通知书,允许律师会见,哪怕丈夫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她都不会走上抗争道路。“我大学读法律读得不好,但有一点记住了,你要按程序办事。因为程序是普通人相对强大权力的基本保障。”共产党之邪恶,就是从不尊重程序和法律,即便程序和法律是它自己制定的。

七零九难属群体不可能参与选举,但她们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用种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抗争,用李文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梳妆打流氓”。每次她们集体行动的时候,都穿上最漂亮的裙子,以最乐观的形象展示在公众面前。就连警察也奇怪地说:你们的表情也太高兴了,这哪像想念老公?李文足回嘴说:“那应该怎样?是不是应该每天以泪洗面,愁眉苦脸的?这我不太会,要不你给我表演一下?”这样的难属是不能被打倒的。

茉莉花、太阳花与黄雨伞何时合流?

在《她们的征途》中,主人公之一的寇延丁由山东小城的下岗女工,变成具备国际视野的NGO工作者的人生轨迹,可谓一波三折。她一开始只是为了帮助一位残疾人艺术家推销其作品,到政府部门及残联之类的官办社团屡屡碰壁,这才找到当时方兴未艾的NGO寻求帮助。然后,她一头扎进这个支撑公民社会的重要领域,从政府眼中“无害”的NGO一步步走向被政府视为心腹大患的跟人权、环保议题有关的NGO.然后,寇延丁意想不到地沦为阶下囚,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寇延丁认为这是一场“飞来横祸”,但在党国眼中,她完全是“咎由自取”,她已触及党国的“红线”——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寇延丁在访问台湾和香港期间,偶然遇到两场社会运动,即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黄雨伞运动。她好奇地加入抗议人群,观察、记录、体验。然而,这一切逃不过“老大哥”无所不在的眼睛——她以为“自由行”真的是一场以“自由”为愿景的旅行,但“老大哥”担心的是她要将在台湾和香港学到的一切用到中国来。

秘密警察审讯寇延丁时候,威胁说她的罪行已经到了足以“杀头”的程度。寇延丁及其NGO同伴,早已成为中共精心设计的一盘大棋局中的“弃子”,如同六四屠杀之后,中共虚构出一群杀害解放军士兵的“暴徒”,以便为其血腥镇压提供合法性一样。这一次当局也为香港的镇压预案设置了一套说辞,寇延丁正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个涉及两岸三地的大阴谋,他们的领导,或者领导的领导,有着另外一种高瞻远瞩——有关部门已经确定了占中清场的进程和方式,一旦失控,他们需要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关于一群罪魁祸首的颠覆者。”

幸运的是,香港占中运动和平结束,没有失控,也无需镇压。寇延丁说:“小伙伴获释,不是因为无辜——他们早就知道我们无辜。放人,只是因为不需要我们了——香港仍在掌握之中,他们不需要讲故事了。”这个细节值得香港人和台湾人好好思考。中共的这种做法还会在以后两岸三地的公民运动中再次使用。李明哲事件也是其中之一,共产党最怕两岸三地反对运动串联、团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对于中共是致命的威胁。

那么,什么时候,茉莉花、太阳花和黄雨伞可以实现真正的链接与整合,携手抗爆,终结黑暗?可惜,所谓海外民主运动一点也不争气,大都不敢突破大一统、大中华、爱国主义的教条和框架。在香港议题上,他们最多跟香港传统泛民阵营一样,标榜“反共不反中”,在“民主回归”的幻想中自欺欺人。他们“走出党国”的距离,并未超过香港泛民的精神领袖司徒华——司徒华在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大江东去》中披露,直到晚年他也未放弃左派意识形态,幻想由共产党扶持成为“香港的李光耀”。对此,旅美前辈学者高尔泰批评说,这是“最奇怪价值观的错位,没有时间差”。而香港的年轻一代经历了近年来的政治风雨,不再有不切实际的“中国梦”,“港独论”乃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台湾议题上,中国民运人士的主流是统派、民国派、国民党派、蒋介石派,这都是我无意品尝的、过期和变质的“派”。他们看不到国民党早已蜕变成共产党的傀儡,他们号称追求民主自由,为何敌视台湾人的住民自决权?中国民运前辈、当年数一数二的政治学家严家祺,流亡美国近三十年,仍是磐石般的统一论:“随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两岸的和平统一必将提上议事日程。……从地缘政治来看,蒙古会回归中国,西藏、新疆没有独立可能,香港独立只是几个人的‘香港梦’。”一说“统一”,他们立即跟他们反对的共产党如出一辙。老先生为什么看不到香港有七成以上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实情呢?

如何摆脱反抗者与反抗对象“精神同构”之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糟糕的观念是“为尊者讳”,官方的历史叙述当然如此,即便是异议人士写异议运动,也不脱此窠臼。赵思乐之可贵,就是“不为尊者讳”,如实写出异议人士的人格缺陷和异议运动的精神短板。这样写,无损于异议人士和异议运动的伟大,因为即便是后来在美国被推崇备至的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在美国民间的书写中,也有种种不堪的真相,如马丁·路德·金本人常常嫖妓,声称非暴力的民权运动也跟崇尚暴力的黑豹党有勾连。这就是历史的真实,“真”的价值高过“善”和“美”。

反抗者与反抗对象的精神同构,一直是反抗运动的“阿基琉斯之踵”。天安门学运期间,有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长跪数小时递送请愿书,学生和市民跟解放军对峙时双方唱的是同样的革命歌曲。这种情形至今没有改变:在声援因言获罪的福建网友的“四一六”活动现场,王荔蕻拿着扩音器喊:“三网友无罪!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手系黄丝带,戴着蓝色胸牌,站在制服警察层层叠叠的包围圈中,跟着她齐声呐喊,场面一时震撼人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是温家宝的一句讲话。选择这句话,是为了增加行动的合法性。然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严重伤害了民间运动的主体性。

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因言获罪的网友游精佑获释之后,推友们一起聚会,人们不知在谁的提议下合唱起了革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首让我厌恶的共产党宣传歌曲。中国异议人士精神世界之贫乏,由此可见一斑。在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年轻人自己创作了《岛屿天光》等振奋人心的歌曲,难道中国新一代人权活动人士不能自己创作新歌吗?

书中也如实地描述了叶海燕这位前性工作者,当发生校长强奸年幼的女学生后,打出“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横幅而一举成名,但其立场总在不断变化:“她一会儿为政治犯疾呼、一会儿说应该再给共产党进步的机会、一会儿抗议政治的保守趋势、一会儿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她要与习近平一起做公益。”实际上,不仅是叶海燕这样的草根维权者常常首鼠两端,即便是那些鼎鼎大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时时进退失据:红黄蓝幼儿园孩童遭凌虐事件发生之后,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再度签名上书,其中有以哈维尔的中国传人自居的名流——他们居然那么快就忘记了,几个月前刘晓波是怎么死去的,与虎谋皮会有用吗?

而书中最让我震惊和难过的是,赵思乐为了写“七零九”难属的故事,与王峭岭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写出了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夫妻生活“内幕”。我跟李和平、王峭岭夫妇是多年的老友,也在同一教会受洗,但下面这个细节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有一次,在高压下,王峭岭对丈夫发作了,大喊说:“我鄙视高智晟!你们这些人我都鄙视!”“啪”地一声,王峭岭被煽了一个耳光,她惊呆了,这是结婚十多年来丈夫第一次动手打自己。

王峭岭感到壮怀激烈,她盯着李和平气红的眼睛继续说:“我就是鄙视高智晟!”“啪”又是一个重重的耳光。“我就是鄙视高智晟!”又一个耳光。

后来,李和平好像不忍心再打她的脸了,他开始打她的屁股。两人就这样,一个人说一句,另一个人打一下,一直打到李和平再也没有力气。

当王峭岭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她听到一句话:“你去跟他道歉。”王峭岭觉得自己是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走回去对李和平说:“神让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侮辱了你的价值观。”

李和平闷闷地好像没有反应,王峭岭继续对他说“对不起”,李和平终于看着她的脸说出一句:“我都把你打肿了。”但没有道歉。王峭岭默默在心中选择相信他一定是心疼后悔的。

李和平是我第一次被北京警方传讯之后,赶到我家来为我妻子提供法律咨询的朋友,我对他深怀感激。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对妻子施行家暴,于我而言,这是难以谅解的恶行。在美国,若妻子或旁观者就此报警,施暴者必定要承受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维权律师在外面追求法治和人权,却在自己家中施行家暴,他的人格和理想就是扭曲的、残缺的。

而王峭岭的反应同样让我无法理解。我也是基督徒,但我不能接受圣灵驱使受害者向加害者道歉这种说法。我听说王峭岭在一间倾向灵恩派的教会聚会,她在教会是否接受了某种有所偏差的教导,我不得而知;而上帝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她讲话,我更无从判断。我只能说,我信仰的上帝是爱和公义平衡的上帝,没有公义的爱必定是危险的爱。

赵思乐的书中的这些细节,显示出行动者群体迫切需要精神和文化更新。若没有精神和文化更新,久久地凝视深渊,自己有可能变成深渊;长期反抗共产党独裁,自己有可能被党文化所毒化。从胡适、殷海光一直到刘晓波的精神遗产,需要反抗者群体加以重视和吸纳,首先完成自我的重建,才有可能重建社会。在此意义上,“她们”就是我们,我们都在路上。

【民主中国】20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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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十二月

刘霞: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分行信

亲爱的赫塔:

我蜷缩成一团
因为有人敲向了门
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
我却不能离开
我自言自语
我要疯了
我那么孤单
我没有权力说话
大声说话
我像植物一样活着
我像尸体一样躺着

来源:廖亦武:我的呼吁

【Facebook】20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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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十一月

【图片】艾未未华盛顿“踪迹”展览

中国异见艺术家艾未未正在华盛顿的赫希洪博物馆举办展览“踪迹”(Trace),展出176位人权活动家和流亡人士的乐高积木肖像。(潘加晴摄)

来源:艾未未华盛顿“踪迹”展览,日常物品表达政治诉求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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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十一月

【RFA】艾未未华盛顿“踪迹”展览,日常物品表达政治诉求

中国异见艺术家艾未未正在华盛顿的赫希洪博物馆举办展览“踪迹”(Trace),展出176位人权活动家和流亡人士的乐高积木肖像。(潘加晴摄)

中国异见艺术家艾未未正在华盛顿的赫希洪博物馆(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举办展览“踪迹”(Trace),展出176位人权活动家和流亡人士的乐高积木肖像,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除了刘晓波、魏京生、李旺阳、陈光诚、高智晟等30多名中国人外,还有美国的斯诺登和缅甸的昂山素姬等人。

艾未未说:这些人权活动人士,有社会变革的理想,为言论自由而战却因而变成阶下囚,失去了自由,所以我决定用我的作品给他们发声。

他说: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因为捍卫人权和言论自由,曾经也是一名政治犯。我认为个人或艺术家们捍卫这些价值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构建文明社会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本台记者现场采访了来自广州的美国留学生高小姐说:我觉得其实言论自由是一件好事,因为总要有人发言。要有的观看,人们才有机会能够判断思想、一件事的对与错。

来自波多黎各的政治系学生Shariamh 说:现在呈现的艾未未作品,就是个鲜明的示范。他展现了如何利用日常用品表现政治诉求,就像他现在这样利用乐高(Lego)积木拼出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的肖像。

艾未未这组作品曾于2014年在美国旧金山的阿卡拉监狱岛(Alcatraz Island)展出过。这次展览,他新加了一幅墙纸,墙纸上的画的是由监控摄像头、手铐、铁链和Twitter的小鸟标志组成。正好像是他自身关押时所遭受的经历。

艾未未在赫希洪博物馆“踪迹”作品展免费对公众开放,到明年1月1日结束。有兴趣朋友,切勿错过。

(潘加晴/霍亮乔/马立克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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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十一月

【RFA】郭家麒宣布参选港区人大,建制派揶揄搏宣传

香港反对派政党“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宣布参选港区人大代表,是今届首位宣布参选人大的非建制派人士,他说参选是要反映人大制度不能代表港人争取自由、民主和法治,他有信心有足够提名成为候选人,但不会签署今届人大选举要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声明。有港区人大斥责郭家麒的做法无聊,只是搏宣传。

郭家麒星期一(27日)开记者会,宣布参选人大,是首位宣布参选的民主派人士,他有信心获得最少10名选举会议成员提名,成为候选人,但知道无可能当选,参选是要反映人大制度不能够代表港人争取自由、民主和法治。

郭家麒说:不要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建制派的人,如不获祝福,就算建制派自己人都选不了,既然叫港区人大,而最令我们觉得遗憾的是,在很多次香港发生重要事情时,我们的港区人大,不单没有帮香港人,并一直损害香港,损害一国两制,损害港人治港,这我是有必要去挑战,已经在做或将来要做的人大代表,这是我的责任。

今届人大代表选举加入新要求,候选人要签署声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郭家麒表明,现在的中国宪法违反民主人权,所以他不会签署,他亦希望将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有份起草的《零八宪章》带入人大,预期有可能被取消参选资格,反映人大选举本身就是一场戏。

郭家麒说:其实人大选举是一个假选举,如果你说我在做政治骚,将会在下个月选举的所有的人大选举,都是假到不得了的一场戏,你会相信这36个人大是真的选出来的吗,如果你说整个是一场戏,今天在北京发生,全部是一场戏,整个人大会议是一场戏,人大常委是一场戏,所有都是戏,既然这么多人做戏,为何我不能做,为何我不能参与,让大家知道这场戏是多离谱,多违反香港人的意义。

除了郭家麒之外,多个民主派政党都表明不会参与人大选举,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是党团的决定,而是否会提名郭家麒参选就要再商讨。

胡志伟说:我们不会,已经答过了。

记者问:会不会提名?

胡志伟说:我们说了不会选人大,其他事情再讨论,党商讨过了,我们自己在中央详细讨论过,我们不会参与人大选举。

港区人大廖长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郭家麒既要参选,又不愿意签声名拥护中国宪法,做法无聊只是搏宣传。

廖长江说:完全觉得无谓,一个国会级的议会中,作为组成人员之一,拥护国家宪法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一个国家做出这个要求,都不会觉得不合理的一件事,我想他都是想找个平台搏出位。

港区人大选举目前正接受提名,选举下月中举行,由1989个选举委员,选出36名港区人大,选举采取全票制,而民主派只有200多票,预料不会有任何民主派人士,可以当选港区人大。据报人大选举,流传一份中央的祝福名单,当中包括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前局长谭志源、律师会前会长林新强等人。

(林国立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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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十一月

【RFA】“牢笼中的刘晓波”雕塑在美国完成 雕塑家陈维明:刘晓波仍活在我们心中

雕塑家陈维明在美国完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塑造的雕像,题为“牢笼中的刘晓波”。

曾为纪念“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制作大型浮雕的雕塑家陈维明,近日在美国完成“牢笼中的刘晓波”雕塑,并表示将放置在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表示,希望用自己的艺术表现刘晓波这一中国民主自由的象征。他又说,刘晓波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仍“活在我们心中”。“牢笼中的刘晓波”雕塑在刘晓波头像两旁还雕有诺贝尔奖章和一把空椅子,象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以空椅子代表身陷囹圄不能出席颁奖的刘晓波。陈维明表示,雕塑表现刘晓波虽被囚禁,但从他的眼神可见“自由之光在闪烁”,而他的微笑则象征中国民主自由终有一天会到来。陈维明表示,制作雕像的想法由异议作家胡平提议,他在刘晓波逝世前两星期开始动工,完成雕像历时4到5个月。

责编:吴晶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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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十一月

普鲁托:向刘晓波致敬,为对抗“暴政”的勇气

刘晓波曾面对的暴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认为是什么暴政。这是因为对于什么是暴政大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对于甲认为是暴政的东西,乙却认为这不算什么,忍忍就过去了。这就是说乙的暴政标准比较高。

就像今冬北京对外来人口被驱赶,有的人认为是苛政、暴政,有的人认为不过是执行粗暴而已。

同样,关于红黄蓝幼儿园的大量删帖,有的人认为是知情权、言论自由的暴政,有的人认为删帖不过是在阻止谣言的传播罢了。

不过,这并不是我所要说的重点。我要说的是,在我们不敢保证一辈子都不会面临一次暴政的情况下,我们会做怎样的选择。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算作低端人口,但我知道当我被驱赶的时候我会忍受。我连微博都不会用,朋友圈也不大,更不敢指望新闻媒体,于是我也会选择沉默。

刘晓波能够对抗到死,这是我的致敬点。

【西西河】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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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十一月

【图片】在美造“牢笼中的刘晓波”雕塑 雕塑家陈维明:刘仍活在我们心中

01

02 雕塑中刘晓波的头像两旁,分别刻有诺贝尔奖章和一张空櫈

03 “牢笼中的刘晓波”成品

04 陈维明表示,从刘晓波的眼神可以看见“自由之光在闪烁”

来源:在美造“牢笼中的刘晓波”雕塑 雕塑家陈维明:刘仍活在我们心中

【明报】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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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十一月

【明报】在美造“牢笼中的刘晓波”雕塑 雕塑家陈维明:刘仍活在我们心中

曾制作刻画六四事件大型浮雕的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在美国完成“牢笼中的刘晓波”雕塑,雕塑完成后会放到自由雕塑公园。陈指刘晓波已成为中国民主自由的象征,他希望用自己的艺术将这象征表现出来,又说刘虽去世,但“还是活在我们心中”。

图片集

刘晓波在2010年获颁诺贝尔奖和平奖,但他因被中国监禁而无法前往撕威奥斯陆领奖。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以空櫈代表身陷囹圄的刘。“牢笼中的刘晓波”除刻有刘晓波的头像,两旁还有诺贝尔奖章和空櫈。陈维明指完成后的雕塑展现破败、黑暗的画面,雕塑中的刘晓波虽被囚禁,但从他的眼神可见看见“自由之光在闪烁”,而他的微笑就象征中国民主自由终有一天会到来。

陈维明表示,制作雕塑的想法由异见作家胡平提议,他在刘晓波逝世前两星期开始动工,完成雕塑历时约4、5个月。陈指自己制作这个雕塑,是为公义而非为钱或为名誉,他要“用自己的艺术”表达刘这个“中国民主自由的象征”。他又忆述刘死后骨灰被安排投进大海,“不能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安葬”,他希望雕塑能让刘在自由雕塑公园有一席之地,他的思想和精神将在公园发扬,“他虽然去世,但是他还是活在我们心中”。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正式判刑,刘晓波自2009年起系狱近8年,至今年6月26日被公布确诊肝癌晚期,获准保外就医,却一直不获准出国,最终在7月13日因多个内脏功能衰竭病逝,终年61岁。刘死后第三天被火化并即日海葬,内地当局安排其兄刘晓光见传媒,称海葬安排获他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同意。

【明报】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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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十一月

【希望之声】笔会香港颁奖4得奖中国作家2人被关押1人被监控 杜斌:奖项能给予鼓舞

独立中文笔会今年的颁奖礼(11月24日)在香港举行。(摄影:梁路思)

独立中文笔会今年的颁奖礼星期五(11月24日)在香港举行,4名得奖者全是中国大陆作家,其中3人因身陷囹圄或被监控,不能亲身来港领奖。来港出席颁奖礼的中国知名作家杜斌认为,奖项能给予中国异见人士及在囚作家们一个难得的声援和鼓舞。

【希望之声2017年11月25日】(本台记者梁路思采访报导)独立中文笔会今年的颁奖礼星期五(11月24日)在香港举行,4名得奖者全是中国大陆作家,其中3人因身陷囹圄或被监控,不能亲身来港领奖。来港出席颁奖礼的中国知名作家杜斌认为,奖项能给予中国异见人士及在囚作家们一个难得的声援和鼓舞。

香港大学法律副教授戴耀庭出席颁奖礼。(摄影:梁路思)

颁奖礼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来自澳洲、日本、台湾、中国大陆及香港的作家们聚首一堂,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香港大学法律副教授戴耀庭均有出席。今次笔会4个奖项的得奖者为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异见人士朱虞夫、已故领导人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及著名异见人士秦永敏前妻、大陆作家李金芳。4名得奖者中,伊力哈木及朱虞夫被中共当局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7年,不能来港出席颁奖礼。长期受到监控的鲍彤,同样不能出境,要由在港的儿子鲍朴代父领奖,并宣读父亲得奖感言。鲍彤表示,绝不会放弃追求中国的宪政民主路。

鲍朴代父领奖,并宣读父亲得奖感言。他表示绝不会放弃追求中国的宪政民主路。(摄影:梁路思)

鲍朴:“我代表我的父亲鲍彤,感谢独立中文笔会,下面是他的一个书面获奖感言:我将承担责任,追求到底,一息尚存,绝不放弃;我愿意,和一切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同道,各尽所能,同舟共济,并对反对宪政,反民权的制度,采取批评和不合作态度。”

能来港领奖的仅有李金芳,她是著名异见人士秦永敏前妻、获得林昭纪念奖。中国知名作家杜斌发表颁奖辞,他提到在中国目前的局势下,虽不能为林昭申冤昭雪,但林昭已存留在人们的心中。

中国知名作家杜斌发表颁奖辞。(摄影:梁路思)

杜斌:“目前看起来,谈不上为林昭政治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更不用说建立纪念碑,不过,在终将到来这一天之前,林昭已被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为记忆和纪念的对象,独立中文笔会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代反抗极权,为争取光明的光辉典范而设立的一个奖项。”

得奖的李金芳心情激动,她告诉在场的本台记者称,很荣幸得奖,认为奖项对她是一个鞭策。她又说,来香港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用翻墙。

著名异见人士秦永敏前妻李金芳获得林昭纪念奖。(摄影:梁路思)

林昭纪念奖得奖者李金芳:“我也感到很荣幸得到这个奖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鼓励和鞭策,其实也很激动。(是第一次来香港吗?)来了很多次。(感觉到两地有什么气氛差异?)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终于不用翻墙了,我终于可以自由浏览网站。”

杜斌最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4名得奖者实至名归,他非常高兴。这次颁奖礼在香港举行,得奖者全是中国作家,他认为消息传到中国大陆,能给予关心大陆民主的人及在囚作家们一个鼓舞和支持。

杜斌:“我觉得这些得奖者、这些消息一旦传到国内以后,会让关心大陆民运的人,或亲民主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感到很欣慰,因为,他们已经入狱那么久了,还有人惦记着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也鼓舞了这些生活在大陆的异见人士和民主人士。”

出席今次会议的还有大阪教育大学山田正行教授、柏林文学节的主席Ulrich Schreiber、台湾女作家李昂、日本华裔女作家刘燕子、香港学者魏时煜。中国大陆作家有12名,包括中国大陆异见人士何德普等。按照惯例,颁奖礼一年一次,大多数在香港举行,不过,多年来,获奖的作家及笔会成员因被中共监禁或限制,很多都不能顺利来港。

记者:梁路思
责任编辑:李涛

【希望之声】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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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十一月

【图片】独立中文笔会香港会议(2017)

独立中文笔会举行颁奖典礼(2017年11月24日 美国之音记者海彦拍摄)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举行颁奖典礼

【美国之音】2017.11.24

来源:笔会香港颁奖,三获奖者被囚或遭软禁

【希望之声】2017.11.25

独立中文笔会今年的颁奖礼(11月24日)在香港举行。(摄影:梁路思)

香港大学法律副教授戴耀庭出席颁奖礼。(摄影:梁路思)

鲍朴代父领奖,并宣读父亲得奖感言。他表示绝不会放弃追求中国的宪政民主路。(摄影:梁路思)

中国知名作家杜斌发表颁奖辞。(摄影:梁路思)

著名异见人士秦永敏前妻李金芳获得林昭纪念奖。(摄影:梁路思)

来源:笔会香港颁奖4得奖中国作家2人被关押1人被监控 杜斌:奖项能给予鼓舞

【希望之声】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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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十一月

【希望之声】笔会香港颁奖,三获奖者被囚或遭软禁

图片说明: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颁奖仪式和研讨会,共有14位大陆作家成功赴港出席。但四位获奖者,有三位被囚或遭软禁,只有一人亲身来港领奖。

独立中文笔会,星期五在香港举行颁奖仪式和研讨会,共有14位大陆作家成功赴港出席。四位获奖者均来自大陆,但有三位被囚或遭软禁,只有一人亲身来港领奖。

颁奖礼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除了获林昭纪念奖的大陆作家李金芳,亲身来港领奖外,其余三个获奖者,包括被囚禁的作家朱虞夫和伊力哈木,和被软禁的前中共高官鲍彤均缺席颁奖礼。鲍彤之子鲍朴代父领奖,并代读父亲领奖感言。

鲍彤之子鲍朴:“我将坚持建立普世公认的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制度而努力。”

今年共有14位大陆作家成功赴港出席,北京作家杜斌认为,颁奖给狱中作家,即是对他们勇气的肯定,也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北京作家杜斌:“因为他们已经入狱这么久,还有人惦记他们,这是非常好,也鼓舞了这些生活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和异见人士。”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梁珍采访,黄容报导。

【希望之声】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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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十一月

【VOA】独立中文笔会举行颁奖典礼

独立中文笔会举行颁奖典礼(2017年11月24日 美国之音记者海彦拍摄)

香港 — 由社会活动家和作家廖天琪任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11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2017年独立中文笔会颁奖礼,将“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授与中国狱中异见人士朱虞夫和维族作家伊力哈木,将“林昭纪念奖”授与中国知名民主人士秦永敏的前妻、独立作家李金芳,以及将“刘晓波纪念奖”授与中国知名异见人士、前开明派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鲍彤。鲍彤之子、香港出版人鲍朴代父领奖。李金芳本人从内地赴会领奖。

廖天琪在致开幕辞时,首先提议全体与会者为今年7月狱中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任两仼会长的刘晓波和11月8日病逝的狱中笔会会员杨天水默哀一分钟。廖天琪透露,共有12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笔会会员得以到港赴会。

会议随后邀请曾与刘晓波相识的日本教授山田正行、香港前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柏林文学节主任施莱伯,以及北京自由作家、异见人士何德普相继发言,谈论与刘晓波的交往或为香港争取日渐收窄的自由的感想。

从内地来港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作家赵达功为“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致颁奖辞,介绍杭州的异见作家朱虞河夫和维族学者、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的情况。

此前,由流亡诗人贝岭和孟浪主持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11月17日将2017年自由写作奖、林昭纪念奖和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分别授予广州自由诗人浪子、女权主义者和作家赵思乐,以及狱中作家李必丰。

(海彦)

【美国之音】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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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十一月

【RFA】独立中文笔会活动在香港举行,大陆多名异见人士顺利出席

独立中文笔会周五(24日)在香港举行年度颁奖典礼,以纪念2位已故的民主斗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异见人士杨天水。已故领导人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获颁发“刘晓波纪念奖”,他表示得此奖要继承刘晓波的事业,他又希望刘霞获得自由。

今届颁发的“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由在狱中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及朱虞夫获得。至于“刘晓波纪念奖”就由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获得。

长期受到监控的鲍彤,没可能到香港领奖,他向本台表示,他觉得获得这个奖项是一种责任,刘晓波是为宪政被捕、被判刑,最后被死亡。现在把纪念刘晓波奖颁给7个人,他是其中1个,他跟其他的得奖者要继承刘晓波的事业,很沉重的责任。

鲍彤说:我们都承担一种责任,就是要继续刘晓波的事业,就是要继续追求中国的宪政,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这是一种责任。

至于刘晓波遗孀刘霞仍被限制自由,鲍彤指出,刘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判她有罪,她是中国公民,应该跟其他公民包括国家主席一样,可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自由行动,而受到中国保护,她应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包括行动及人身自由。他又指,自刘晓波去世以前,对其妻的最大愿望是希望她能够去自由的地方,他希望刘霞得到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大陆资深记者高瑜指出,之前接到笔会来电,鲍彤获奖让她说看法,由于她不能写文章,所以在电话中说了几句。她认为鲍彤应该得这个奖,他跟刘晓波是好朋友,特别零八宪章上,他们联系密切

颁奖礼在香港城巿大学举行,据知,获邀出席的大陆异见人士均能抵达香港出席,与以往有点不同。高瑜又指,一个少少独立中文笔会算什么,而且大陆作家有名气不太多,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去参加活动,香港已是中国的领土,她认为让他们参加是正确的做法,以往阻止是不对的。

高瑜说:香港早已经回归这么多年,到香港参加一个会有什么了不起。过去阻止,我也被阻止过,阻止到香港参加会议,我觉得是违宪行为,你凭什么不让中国人到香港开一个中国作家会议。

颁奖礼由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主持,同时举行“中国女作家和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会议,台湾女作家李昂、日本华裔女作家刘燕子、香港学者魏时煜来港出席。此外,香港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及香港前立法议员梁国雄也出席谈香港言论自由情况。

(海蓝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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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十一月

【RFI】刘晓波纪念奖得主鲍彤:争取民主自由是初心

“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不要再为祖国担忧,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这是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首次颁发的刘晓波纪念奖的鲍彤先生13岁时学会的歌,事隔七十三年,他日前在86岁寿宴上朗读歌词,足证那争取民主自由是他的初心,相信亦是刘晓波的初心。

刘晓波因推动宪政民主,草拟《零八宪章》,因此被中共以言入罪,判监十一年,至死未得自由,成为惟一死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纪念刘晓波,独立中文笔会在他逝世四个半月的今(24日)天,在香港颁发以其命名的奖项,得主鲍彤,是因同情民运而下台的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刘二人都曾因争取民主而入狱,但时间和刑期长短不同,就在2007年这个两人出入牢房的间隙相遇,并成为一月一会的朋友,后更因讨论《零八宪章》而见面频繁。

未受推动《零八宪章》而入狱的鲍彤,在牢外继续为民主自由和刘晓波呐喊,刘晓波死后,他冲破官方封锁禁令,痛斥当局对刘晓波俨如谋杀。为鲍彤录制颁奖词的独立记者高瑜指出,当局为此施行报复,在其妻子蒋宗曹重病手术期间,不批准其儿子鲍朴回中国内地探亲,至今已经五个月。

由于鲍彤不能来港,其子鲍朴代父领奖。

颁奖礼开始时,与会者默站一分钟,悼念分别于7月和11月去世的刘晓波和政治犯杨天水。

笔会同时颁发2017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亦即第12届“狱中作家奖”)予三度入狱的民运人士朱虞夫和维吾尔笔会会员伊力哈木·土赫提,“以表彰他们长期不屈不挠争取自由的恒心、毅力和勇气”。

颁奖礼后,来自台湾、日本、香港和加拿大等地的女作家讨论“中国女作家和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

【法广】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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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十一月

【参与】《刘晓波纪念文集》发布会暨刘晓波精神遗产讨论会

时间:2017年12月9日(周六)下午2点至4点半
地点:喜来登宾馆六楼会议室纽约法拉盛39大道135-20

民主中国、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诚挚邀请您参与一项隆重献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的活动:《刘晓波纪念文集》发布会及刘晓波精神遗产对话。文集由蔡楚主编,达赖喇嘛、林培瑞、张祖桦作序。文集撰稿人包括海内外中国学者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刘晓波先生的朋友与同事,以及外国专家。在美撰稿人、外国专家、政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应邀将出席发布会及随后的讨论会。

文集由民主中国和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共同出版。民主中国是刘晓波先生曾经领导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刘晓波先生曾担任民主中国总裁和《民主中国》网刊主编。《民主中国》编辑团队在《08宪章》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主中国网址::http://minzhuzhongguo.org/。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性智库和教育机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出版、教育、对话等活动,为将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做准备。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址:: http://chinademocrat.org/。

请发邮件到 wangtiancheng2009@gmail.com or caichu@hotmail.com,确认您是否能参会。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了解更多情况,欢迎与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联系。

蔡 楚 敬 呈

《民主中国》发行人、主编
电话: +1 251 510 4788
电邮: caichu@hotmail.com

王天成 敬 呈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
电话: +1 646 763 5887
电邮: wangtiancheng2009@gmail.com

【参与网】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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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十一月

【视频】刘晓波死了,但却还活着!

Wenmi Dayi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自中共专制独裁以来,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零八宪章起草者,刘晓波在身陷囹圄8年以后,因肝癌晚期保外就医不治,于2017年7月13病逝;并且死无葬身之地,骨灰被强制抛洒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雕塑家陈维明为诺奖得主塑造了一位牢笼中的刘晓波,以此来纪念他;并且鼓励后来人继续追求中国真正的民主宪政。

【YouTube】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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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十一月

【新唐人】笔会香港颁奖,三获奖者被囚或遭软禁

独立中文笔会,星期五在香港举行颁奖仪式和研讨会,共有14位大陆作家成功赴港出席。四位获奖者均来自大陆,但有三位被囚或遭软禁,只有一人亲身来港领奖。

视频

颁奖礼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除了获林昭纪念奖的大陆作家李金芳,亲身来港领奖外,其余三个获奖者,包括被囚禁的作家朱虞夫和伊力哈木,和被软禁的前中共高官鲍彤均缺席颁奖礼。鲍彤之子鲍朴代父领奖,并代读父亲领奖感言。

鲍彤之子鲍朴:“我将坚持建立普世公认的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制度而努力。”

今年共有14位大陆作家成功赴港出席,北京作家杜斌认为,颁奖给狱中作家,即是对他们勇气的肯定,也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北京作家杜斌:“因为他们已经入狱这么久,还有人惦记他们,这是非常好,也鼓舞了这些生活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和异见人士。”

(新唐人记者梁珍、宋碧龙香港报导)

【新唐人】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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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十一月

【RFA】法国外长访华前夕人权观察呼吁其聚焦中国人权及刘霞

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将于11月24日至27日展开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行程。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11月23日)向他致函,呼吁他会晤中国新领导班子时,应公开敦促尊重人权,要求北京立即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

人权观察的公开信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8月30日曾就中法关系表示,与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不应该掩盖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否则将是对法国自身价值的背叛。勒德里昂在北京期间应公开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霞,并关注高智晟律师以及江天勇、王全璋等“709”律师的命运,同时对中国日益加强介入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损害其维护人权的使命表达忧虑。人权观察法国分部负责人尚尼洛表示,长久以来,法国一直是全世界基本人权与自由的捍卫者,面对拒斥人权价值的中国领导人,勒德里昂部长的访华表现将是法国对人权承诺的试金石。

(责编:寇天力)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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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十一月

高瑜:伟大的朋友,可敬的老师——鲍彤获2017年刘晓波纪念奖颁奖辞

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朋友,就像需要亲人一样不可或缺,伟大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也不例外。有幸的,鲍彤是刘晓波的朋友,而且属于最珍贵的朋友之列。

刘晓波和鲍彤相识在2007年,很快成为一个月见一次面的好朋友。鲍彤写过“2008年有一次,他到公园来,说几个朋友在起草《零八宪章》,希望一起商量。自此,我们见面就不仅每月一次了。”鲍彤是刘晓波、张祖桦主持和起草《零八宪章》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们的理念、智慧和勇气都因《零八宪章》凝结在一起。

从刘晓波被抓、被判、坐牢,刘霞失去自由之后,鲍彤一直在关注、在呼吁,可称为“如椽之笔”,产生巨大影响的,首推鲍彤。刘晓波被迫害致死后,当局首先让鲍彤禁书禁言,巨大悲愤中鲍彤冲破禁令发表纪念文章,痛斥暴力和谋杀,当局能够采取的,就是灭绝人性、违背人伦的报复,在他妻子蒋宗曹夫人重病、手术期间,不批准儿子鲍朴回大陆探亲,至今已经5个月。

今年中国最大的事情就是十九大,这件最大的事情不能不联系到一个人,就是郭文贵。鲍彤先生是郭文贵爆料最早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以他丰厚的学养、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难以企及的政治阅历作了这样的评论:“马恩考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本:除了枷锁,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郭文贵不是无产者,他是大有产者。他爆料的成本非常高昂。他必须随时准备付出马恩无法想象的代价。由此可见,郭先生的初心,他的高尚和勇敢,是与马恩为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所无法企及的。”

今年也是“初心至上”的一年,习近平谈初心,郭文贵谈初心,鲍彤也谈了初心,他从南洋中学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到中共中央的文胆、智囊,到中共的叛逆和阶下囚,再到异议人士的精神领袖,针砭时弊的时评大家,始终不忘初心。他的初心是什么?11月5日,在朋友为他庆贺他的第86个生日宴会上,他背了一首诗,是他13岁学会的一首歌的歌词: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不要再为祖国担忧,那么多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前走!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令人惋惜悲伤。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学!不要再为祖国担忧,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

85周岁的鲍彤依然走在宪政民主的路上,弱小者、被欺凌、被迫害者,他的帮助和声援弥足珍贵、铿锵有力;彷徨者、渺茫者,他的言说能指点迷津、为你带路。他的大智慧、他的高尚、他的良知因无畏和勇敢而迸发,他是可敬的老师,他是伟大的朋友!

今天他获得刘晓波纪念奖,名至实归!

2017年11月5日鲍彤先生生日留影

刘晓波纪念奖铜制塑像和证书

朋友相聚,恭贺鲍彤先生寿辰

鲍彤先生和高瑜女士

【明镜网】201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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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十一月

【明镜】独立中文笔会年会在香港隆重举行

廖天琪与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希林-伊巴迪博士

11月24日,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中国女作家和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香港会议。

近年来,每年的独立中文笔会年会几乎都在香港举行,廖天琪会长解释道:“这是基于香港地理位置优越,虽然不能享有台湾那种程度的自由,但是和内地相比,依然算是一方尚未沦陷之地,享有远超过大陆地区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会议在此举办方便内地、香港和海外的笔会会员和其他人士聚会和交流。”

本次会议是重点纪念今年两位因言获罪,被折磨至死的刘晓波先生和杨天水先生,他们将生命融化在对宪政民主的追求上,用生命烛光点亮了世间,他们永远活在世人的记忆中,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灯塔,成为世人心里的一座丰碑,永远的丰碑!

本次会议将颁发独立中文笔会2017年的多奖项,“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获奖者是伊力哈木·土赫提和朱虞夫;“刘晓波纪念奖”:获奖者是鲍彤先生。会议还将座谈香港的言论自由现况,部分聚焦于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境遇的历史与现状。

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有香港当地的政治家刘慧卿女士、梁国雄先生、有来自德国柏林的文化节总裁乌尔里希·施莱伯(Ulrich Schreiber)先生、大阪教育大学山田正行教授、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庭等。

本次会议还请到了两岸三地的知名女作家参会,她们是:台湾女作家李昂、香港学者、电影导演魏时煜、日本华裔女作家刘燕子、旅加作家石贝等。请她们谈谈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主题和女性意识,并兼论女作家的写作自由及女性的其它权益。本会来自大陆的会员能藉此机会与香港和台湾的女作家和女权人士直接交流沟通,得以了解香港和台湾民主人权、尤其是女权运动发展的艰辛之路以及取得的成就,期盼能由此借鉴,进而推动中国包括香港的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发展。

廖天琪会长从德国飞抵香港,主持本年度独立中文笔会年会,出席会议的还有齐家贞副会长(澳大利亚),蔡咏梅女作家委员会协调人(香港),武宜三、张永攀、加拿大的石贝,日本的班忠义等。

23日晚餐后,出席香港会议的与会者们在碧波押街坊艺术空间聚会,原本只能在网络上叙谈讨论的会友们,一下子从网络走到了现实,见到了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会友们,相聚相见分外亲切,大家交流着、叙谈着个人的经历,生活的遭遇,话题虽然沉重而悲怆,但会议厅里还是盛满了一屋的友情和温馨……

(会务组供稿,蔡咏梅、廖天琪摄影)

【明镜网】201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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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十一月

【议报】公民力量奖颁奖仪式在东京举行

11月16日下午四时,2017年度公民力量奖颁奖仪式在日本举行,牧野圣修、伊力哈木、王峭岭获得本年度公民力量奖。

颁奖仪式在日本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国际会议室举行。作为第十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活动的一部分,参加研习营活动的各族群活动人士参加了颁奖仪式。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和澳大利亚国会议员Michael Danby共同为获奖人颁奖。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博士宣读了给三位获奖人的颁奖词。因伊力哈木和王峭岭无法出席颁奖仪式,维族人权活动人士Ever Can和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台湾无任所大使杨黄美幸分别代表伊力哈木和王峭岭领奖。王峭岭女士发来了书面答谢词。

日本国会议员生方幸夫,森山浩行以及前国会议员五十岚文彦到会祝贺。

公民力量奖由公民力量每年颁发一届,授予一个或多个提名人,旨在追随褒奖如下杰出个人、组织或私人企业。

1,全身心奉献于人权事业和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为促进和维护中国的人权做出卓越的贡献;
2,发挥领导作用,克服困难和障碍去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并不惜为此承担风险、遭受损失和做出牺牲;
3,有深远的社会影响,鼓舞激励人们在中国创造尊重人权和维护人类尊严的环境;
4,采取创新和勇敢的行动来表达、监测和报告侵犯人权行为,提升全社会意识,以消除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一切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并身体力行,为催生可持续的社会运动作出贡献;
5,鼓励扩大社会和谐,和平过渡到中国的民主法治,推动人权和普世价值;
6,曾在中国维权或帮助受害者过程中担任领导人,维护宪法和国际法,增进全体人民的权利。

公民力量奖颁奖仪式一般会在当年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活动期间举行。

附:给三位获奖人的颁奖词

1.给王峭岭的颁奖词

在中国法治的黑暗时刻,在中国人权倒退的冷风中,身为弱女子的王峭玲让我们深切地理解了一些词语的含义:爱情、友情、勇气、担当……在此之前,我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但她是李和平的妻子,在丈夫身陷囹圄的时刻,她勇敢地挺身而出;她是李文足的朋友,她本能地以拥抱向李文足、向更多的朋友传递温暖;她以无畏和智慧的行动,展现709案件受害家庭和中国人权捍卫者对未来的自信!

709律师以自己的牺牲书写中国律师的光荣,这是中国法治的希望之光,自2015年7月起,以王峭岭为代表的709律师家人共同承担了这份牺牲和光荣。她承受了丈夫的行动带给家庭的灾难。但她始终微笑着为正义奔走,因为她相信丈夫的品行和选择。我们荣幸地将本年度“公民力量奖”颁发给王峭岭女士,让更多人见证这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为709律师及其家人献上真诚的敬意和祝福!

2. 给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的颁奖辞

我们极其荣幸地授予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2017年公民力量奖,以彰显他为推动维吾尔人与华人之间的和平对话与理解,和为维吾尔人争取在中国获得有法律保障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平等权利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曾经任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是中国最著名的维吾尔族公共知识分子。他着书立说,温和地批评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支持非暴力和平解决维吾尔族和华人的冲突。尽管他接受中国对新疆的主权管辖,只要求实现中国法律规定的少数民族的自治和权利,但他仍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2014年初他被指控“分裂主义”罪名而遭逮捕,当年九月经过两天的电视公开审判,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正在新疆乌鲁木齐服刑。

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目标是成为维吾尔人和华人之间的桥梁,为此他在2006年推出“维吾尔在线”中文网站,成为维吾尔人和新疆人从他们自身的角度进行讨论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以使华人可以更好地了解维吾尔人面临的现实处境和问题。

基于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矢志不渝追求非暴力、和平和平权运动,基于他为其观点和倡导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们以他为公民力量的典范,向他致以无上的敬意。

3. 我们极其荣幸地授予牧野圣修先生2017年度公民力量奖,以表彰他为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和维护人权所进行的的长期努力。牧野圣修1945年生于中国东北,对中国感情深厚,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化。牧野25岁起当选日本静冈市、县议员,1993年起先后4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先后出任羽田内阁法务副大臣,野田内阁经济产业副大臣,日本民主党副干事长。2015年9月创立日本人权财団任理事长。牧野2006年出席了柏林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被推举为副主席,2006年在日本成立“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任主席。2012年11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日本时,在牧野的安排下,第一次在日本国会公开演讲。牧野是日本支持西藏议员联盟的会长。2010年12月牧野出席了在奥斯陆举行的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牧野圣修等21名国会议员2012年10月21号在日本国会成立支持刘晓波议员联盟,并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保障言论自由。牧野参加了每年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牧野指出,八九民运对中国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2017年8月牧野参加“第一届四笔会平台国际会议——寻求共识空间: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获会议颁发的“刘晓波纪念奖”。过去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维护基本人权进行强烈呼吁。

(记者张帆)

【公民议报】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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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十一月

【RFA】刘霞已做子宫肌瘤手术抑郁症严重,外界吁尽早允其出国

刘霞(推特图片)

仍在当局严密监控之下的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日前被传抑郁症严重。了解情况的维权人士胡佳向本台表示,刘霞一个月前做了子宫肌瘤手术,另一方面现在重度依赖药物,担心她可能会寻短见,呼吁中国当局尽早允许刘霞出国。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于今年7月13日因肝癌逝世后,他的遗孀刘霞至今仍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中。

日前有消息传出,刘霞做了手术,且抑郁症的情况十分严重。刘霞的好友,北京维权人士胡佳11月19日向本台表示,刘霞一个月前做了子宫肌瘤手术,她几年来一直遭到软禁,对她的精神及身体状况都是非常大的摧残,目前刘霞重度依赖药物,很担心她会寻短见:

“在一个多月之内做了一次子宫肌瘤的手术,女性如果长期处于恐惧、压抑,非常容易得乳腺癌和妇科的肿瘤。可以想见一个人长期在封闭、孤独的家狱之中,而且在过去的两年多,先后失去了父亲、母亲和挚爱的丈夫,如果哪天听到刘霞用自杀的方式了断,我一点都不会惊奇。以前去找她的时候,她用的最多的词就是绝望、崩溃。她长期依赖药物,才能够安定精神。”

胡佳说,目前对于改善刘霞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是允许她出国:

“能够打破这个魔咒的唯一方法就是她离开这个国家,去德国或者美国。最近我也和有关的外交官接触过,都是说要向政法委系统启动在今年8月9月中断的类似于谈判,因为这是现在唯一的道路让刘霞脱离苦海。”

今年11月中旬,香港支联会发起“爱心寄刘霞”的活动,一连多天在多个地区设立街站,邀请市民在圣诞卡上签名,以支持、祝福刘霞。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将挑选一些圣诞卡,在12月的圣诞节前寄给刘霞。何俊仁说,刘霞被国保严密监控,还被“搬来搬去”,他们非常担心她的健康,希望中国当局能尽早还她自由:

“我们现在非常担心她的健康,她不单是做了手术,我们最担心的是她长期、严重的抑郁症。在她丈夫在的时候,她已经长期受到打扰,她常常都有自杀的倾向。现在她的丈夫去世,她完全没有自由,没法和她的亲友一同生活,还被国保搬来搬去,完全不像一个人。强烈呼吁让她出国求医,她需要好好治疗,希望中国政府马上还她自由。”

(特约记者:扬帆)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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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十一月

林培瑞:《刘晓波纪念文集》序言

刘晓波(网络图片)

1999年,当刘晓波从大连的劳教所走出来的时候,他已脱胎换骨成为中国许多年来出现的最深刻和博学的思想家之一。他以最广阔的视野观察人类生活,运用最高的原则加以论述。他的洞若观火般的智性,令他注意到他人习而不察的现象。他似乎对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社会中的任何话题都感兴趣,即便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也可以冷静分析。这样的冷静大多出自一个惯于独处的人,比如一位隐逸的诗人或者象牙塔中的学者,但是刘晓波却是一位活动家。他仿佛无视肆虐、危险和坐牢,再三去他想要去的地方,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把他所见、所闻、所阅读的对象,通过内心消化,留下了精神记录。

这对读者来说是幸运的,刘晓波总是无畏地写作。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写作者,包括那些最好的,他们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脑后总是会有政治上的顾忌和阴影。如何表达?触碰什么话题?如何才能曲折隐晦地把话说出来?刘晓波没有这样的问题。他的写作直截了当。读者能够直接读到他想要表达的。

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当毛泽东发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励青少年造他们老师和父母的反、揪出“牛鬼蛇神”、“闹革命”的时候,刘晓波才11岁。三年后的1969年,刘家被贬斥到内蒙古。回头看这段历史,刘晓波却认为这样的变化对他是有好处的。失学“让我自由”,他后来写道。没有老师告诉他政府要求他读什么书,他开始自己思考问题。他对此乐在其中。毛本来想把小孩子变成“红小兵”,可是却不期然地造成了相反的后果:他制造了像刘晓波这样的自由思想者。

这段经历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刘晓波坚定的独立意识,这也可能出于他的天性。假如有直率的基因,刘晓波很可能就有。八十年代,刘晓波作为大学青年教师、在职博士生,批评几乎所有当代中国当红作家成为著名的“黑马”:文学巨星王蒙政治上投机取巧;像韩少功那样的“寻根”作家把眼光朝向过去;甚至像刘宾雁那样替大众说话的作家,也太轻易寄希望于像胡耀邦这样的“自由派”党的领导人。没人称得上足够独立。“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作家的问题”,刘晓波1986年写道:“他们不能创造性地写作——他们没有这能力——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属于他们自己”。

他把直言不讳的风格带到国外。1988年他驻留奥斯陆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欧洲很多的汉学家不会说中文,而且幼稚到将中国政府的声明照单全收:“98%是废物”,他观察道。离开奥斯陆他又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那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试图告诉他如何作为“次等他者”来感受周围环境,这让他很不爽:难道不是应该由他本人来告诉那些人他的感受吗?

1989年的春天,先是在纽约然后在北京的两段经历,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思考和人生。那时候他刚刚完成一部书——《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在书中试图借助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自省。但是在访问西方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书并非切题。像能源危机、环境保护、核武器以及他称之为“纵欲和商业化”等属于人类的问题,不分东方或西方。此外,参观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后他突然有了觉醒:没有人能够解决“个体不完整”的精神问题。甚至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尽管他的小说丰富地揭示人的道德麻木、虚伪、迷信和残忍,但是刘晓波认为鲁迅没有进一步与黑暗作斗争。鲁迅在他的散文诗中尝试过,但最终还是收手了:他“不能直面坟墓里独处的恐怖”,“无法找到帮助他继续的超越性价值”。

《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已经交付出版社,但是刘晓波决定加个“后记”。以他特有的诚实,刘晓波用这一“后记”来削弱此书的主题。他写道:“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必须得“同时进行两方面的评价”:首先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其次“以自我的、个体的创造性来批判西方文化”,为此他必须从头开始重估一切。他在1989年三月完成这篇文章,结尾用了这样的句子“这篇后记让我精疲力尽”。

1989年四月,他得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迫切感觉自己有义务支持他们的行动,于是他登上了从纽约飞往北京的客机。“我希望”,他这样写道:“自己不是那种站在地狱之门摆一个英雄姿态,但却开始犹豫不决的人。”

到了北京,他呼吁理性、宽容和妥协。六月二号,他和三位朋友发起绝食。他们的绝食宣言这样声明:“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互相尊重、互相宽容、互相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不到两天后,刘晓波就得到了实践他的和平哲学的机会。当坦克车开往天安门广场,许多人已经被屠杀的时候,刘晓波和他的朋友同戒严部队谈判,允许学生从广场安全地撤退。这次妥协挽救了多少生命难以估量,但至少几百人,甚至更多。

不久,政府指控刘晓波是“反革命暴乱”的幕后“黑手”,把他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在警察压力之下,他写了悔过书。我们不清楚他写了什么(因为文本仍在警方手里),但是我们知道刘晓波对自己写了这份悔过书深切地痛悔。他的“错误”令他沮丧,并且让他以前所未有的谦卑重新审视他自己。

从1989年“六四”到他死去为止,刘晓波一直被天安门丧生的学生和工人的“亡灵”纠缠困扰,他们的生命在那天晚上永远地停止了。他写道他可以听到他们从地下传来的哀哭——“微弱、无助而又痛彻心扉”。每年的六四屠杀纪念日,他都写一首祭诗来礼赞那些“亡灵”。2010年10月,他妻子刘霞把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告诉他,他对她说:“这是给那些‘亡灵’的”。

1991年当他走出秦城监狱的时候,刘晓波被禁止在中国出版,并且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教职,尽管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的演讲。通过在港台和海外发表文章,他开始以写作谋生。二十一世纪初,网络在中国的兴起也使他的文章广泛传播,不仅在海外,而且也在国内,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的防火墙把他的文章传入国内。1989年以前,他的文章侧重于文学和文化批评;这之后,他的写作涉及历史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充分展现了他的博学。他文章和诗歌所涉及的话题广度惊人:孔子、康德、圣奥古斯汀、江苏农民、奥运选手、中国式幽默和捷克斯洛伐克、黄色作品和政治、网络革命、奥巴马选举、被屠宰的宠物小狗、国际关系、达赖喇嘛、中国的“经济奇迹”等等。

与他1989年后“没有敌人”的哲学相一致,他的写作风格也从早期的飞扬转向冷静,但是他的直率——他似乎不能不直率——丝毫未变。到2000年代中期,刘晓波是中国公认的异议领袖之一。2008年春,他的一些朋友萌生了写作一份呼吁中国自由选举和宪政的公民宣言。他们称其为《零八宪章》,很显然地表现出对哈维尔和捷克“七七宪章”的敬仰。刘晓波一开始并没有加入,但是到了秋天,草稿在不断地完善,认同的人们越来越多,刘晓波开始全力投入这项活动。他不断地修改文本,删去不必要的过火语言,以便让更多的朋友加入。他勤恳地邀请大家签名,不仅面向知名的异议人士,而且也面向普通工人和农民,以及所有支持更开放和自由中国的人们。宪章的语言很温和。大多数的内容已经出现在中国和联合国的文件中。但是有个别的语句,比如“我们必须取消一党专政的特权”,肯定超出了中国统治者的容忍底线。

2008年的零八宪章、2009年刘晓波被判的11年刑期以及2010年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三者肯定有因果关系。2010年12月在诺贝尔奖的晚宴上,遴选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告诉我,她的团体一直在找寻一个中国候选人,前一年的事件“终于令此事正当其时”。中国主席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或许会沮丧地意识到:监禁刘晓波成全了他获奖。

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修改宪章使其趋于温和、“没有敌人”的提倡者,竟然会被政府挑出来遭到惩罚?其他几位宪章活动人士被短暂拘留及被审问,没收了他们的电脑,但是只有刘晓波被判刑。当然,共产党中国“杀鸡儆猴”再正常不过,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和平主义者会被政府选上。

答案或许是:宪章运动被看成刘晓波领导的一个未被批准的“潜在组织”。近期以来,中国统治者对网上的批评可以容忍,只要这些批评来自孤立的个人。但如果是一个未受批准的“潜在组织”,尽管再温和,也会被镇压。宪章团体必须被压制,第一步就是逮捕其最重要的领袖。

零八宪章以及随后的诺贝尔奖似乎在短期内给中国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中国人习惯于在共产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摇摆,常常寄希望于这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但是零八宪章似乎指出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另外途径。

人们若读了零八宪章很少有人不赞成它的内容,这就是政府领导人最担心的:人们会被它感化传染。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压制宪章,监禁刘晓波,谴责他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努力很有效:大多数年轻人不知道刘晓波是谁,稍年长的人尽管知道,同时也充分意识到——公开提及他所要付出的代价。

习近平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政府的极权主义变本加厉,中国走向了与零八宪章背道而驰的方向。我们必然要问:宪章是否就是浪费时间?问题很尖锐,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宪章运动是被压制下去了,但宪章的理念并没有死去。政府方面殚精竭虑在全国范围耗时耗钱地压制任何类似宪章理念的长期努力,就是民主价值观对统治阶层形成威胁的明证。

刘晓波已经与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季相提并论,后面三位各自在他们的祖国因为追求民主政治而自愿付出坐牢的代价。但是曼德拉、哈维尔和昂山素季都挣脱了迫害他们的残忍政府活着而重见自由,刘晓波却没有活下来。那么刘晓波的历史地位是否会远不及这三位?运动的成功与否是否构成其领导人足够英雄的前提条件?

或许。但是,将刘晓波和习近平相比或许更为有意义。两个人年龄只相差两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失学被贬到了农村。习近平凭借他父亲共产党内的精英地位,利用这段经历打造自己的简历,使其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问鼎最高权力。相反地,刘晓波利用这段时间自己读书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一个人在封闭的官僚体系学会了各种往上爬的谄媚和诡计;另一个人学会挑战各种成见,只保留经过严格独立检验的信条。对一个人来说,价值取决于权力和地位;对另一个人来说,价值取决于道德含量。在他们最后的较量中,一方“赢”了,另一方“输”了。但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那些把曼德拉、哈维尔和昂山素季关进监狱的独裁者们?被后人所知晓和铭记的——是刘晓波富有洞察力的智慧光芒,还是习近平的平庸凡俗?

林培瑞作
林丹霜译

【民主中国】20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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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十一月

【RFA】刘晓波遗孀刘霞转做手术,陷重度忧郁

据香港《明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日前接受了手术,她还深受忧郁症的困扰。

《明报》星期六引述流亡德国的前中国媒体人苏雨桐11月15日的推特说,“不久前刘霞做了一个手术”,而且她的忧郁症非常严重,因为家中有许多她为刘晓波买的书籍,睹物思人,时时陷入巨大伤痛。接近刘霞好友的消息人士向明报证实了刘霞手术的消息,但未说明是什么手术。此外,苏雨桐还说,刘霞不满国保人员经常在敏感时间将她带离北京,说自己“像货物一样被搬来搬去”。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最近在推特上质问:刘霞像货物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被搬来搬去……这就是全面依法治国吗?这就是19大吗?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吗?

又据明报援引消息人士称,不少驻华外交官员仍然关注刘霞的情况,还在向北京争取让她出国,但刘霞的另一位好友认为机会渺茫。

(责编:吴晶)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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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十一月

patience:从刘晓波与川普的待遇看包子的馅

话说天安门广场的腊肉,转灵为当今的习包子,最大的教训,莫过于朝鲜战争。死几十万上百万平民子女不是什么大事,把需要吃炒鸡蛋的太子烧成芭比Q,这玩笑开得有点过大,把彭德怀杀了,哪里能解心头的节?看来对付美帝还得用三十六计。于是川普的接待规格自然是最高的。但对于毛来说,最亲近的,就是最危险的,那种好,是迫不得已装出来的。所以说,川普这次访华,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失败。美国精英很可能不明白自己的敌人,至少是最危险的敌人是谁了。何况是普通百姓。几个人会去回想不久前骨灰被抛入大海的若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呢?

【万维读者网♦天下论坛】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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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一月

【RFA】支联会圣诞卡寄刘霞冀好好活下去

支联会发起圣诞卡“爱心寄刘霞”行动,鼓励刘霞好好活下去。(陈槃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已经病逝4个月,其遗孀刘霞至今仍被中共软禁,行踪成谜。支联会发起圣诞卡“爱心寄刘霞”行动,鼓励她好好活下去。

视频

支联会星期六起一连多日在香港多个地区设立街站,以“爱心寄刘霞”为题,邀请市民在圣诞卡上签名,以示对刘霞、天安门母亲在内的内地异见人士支持和祝福。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刘霞一直未能自由联系,十分忧虑她的精神和身体状况。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她的迫害,停止对她的软禁,我们在这里也祝福刘霞,鼓励刘霞要好好的生活,要为她丈夫经历的一切苦难,要为自己国家、民族、人民,在一党专政下经历的苦难作证。

支联会之后会将圣诞卡寄往内地,希望能顺利送到。

(特约记者:陈槃)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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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一月

【视频】支联会圣诞卡寄刘霞冀好好活下去

Pan Chen

【YouTube】2017.11.12

来源:支联会圣诞卡寄刘霞冀好好活下去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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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一月

【图片】支联会圣诞卡寄刘霞冀好好活下去

支联会发起圣诞卡“爱心寄刘霞”行动,鼓励刘霞好好活下去。(陈槃摄)

来源:支联会圣诞卡寄刘霞冀好好活下去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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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一月

【自由时报】川习会:川普关切中国人权

[驻美特派员曹郁芬、编译茅毅/综合报导]美国总统川普九日进行第二天的访中行程,就美、中贸易逆差、北韩及美中关系未来的问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川普虽直言中国对美国“不均衡且不公平的”贸易顺差,但“不怪中国”,针对北韩核弹问题,川普亦敦促习加紧努力、尽快采取行动。

九日上午,北京气温约摄氏七度,习近平伉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以军礼正式迎接川普及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美、中领袖共同检阅共军仪队,期间施放廿一响礼炮,川普除数度主动与习握手,还频频轻拍习的肩膀及背部。

在人民大会堂时,川普除了大加赞扬习近平对他的欢迎仪式令人永远难忘,也恭喜习近平成功举行了十九大,称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你的人民都以你为荣”,两人之间有“良好的化学作用”,并感谢习近来在遏止北韩领袖金正恩的核弹计划上之支持,惟川普也强调,“时间就快耗尽,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能采取比任何人更快且更有效的行动”。

习近平则指称,两国关系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与美方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为双方乃至全球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

提勒森:没提台湾议题

白宫也公布了国务卿提勒森九日对媒体进行的简报会内容,会上没有提到台湾议题。提勒森说,川普向习近平提出了对人权问题的关切,有华府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有意在川普返美后释放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提勒森在简报会上表示,中方并未要求川普停止在北韩议题上发表煽动性言语,美中在北韩问题上没有歧见,双方都表明不能接受一个拥有核武的北韩。根据白宫的新闻稿,习近平说,他和川普重申了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坚持非扩散机制的立场,双方会继续完整并严格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案,同时也承诺会透过对话与谈判寻求解决方案。

在贸易议题上,川普批评中国对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提出技术转移的要求,这使我们无法与中国公平竞争,美国要公平互惠的贸易。

川普稍后在其对企业领袖发表的八分钟演说中,亦指责美、中双边贸易严重失衡,令美国每年付出达三千亿美元的代价,但他说,“我不怪中国,毕竟,谁能怪一国为其人民而占另一国的好处”。川普随后数落起几位美国前总统,“我的确真的怪过去的(美国)政府,坐视这样失控的贸易赤字出现并扩大,我们必须改善它,因为这实在行不通……绝不可继续下去”。

【自由时报】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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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十一月

一平:从“六四”血泊中升起神圣意义——走上祭坛的刘晓波(之三)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左二)发起四君子绝食

1

1989年4月27日,晓波由美国返回中国后,很快便参加到运动中。开始,他很理性,尽力劝阻学生不要绝食,返回校园。

5月7日,晓波在北师大校园张贴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份意见书《我们的要求——校园内的自由论坛》。该意见书对学生运动提出了一些批评,包括:口号多于行动;不遵循民主程序;不讲究用法律推进民主;提出的目标过高;农民式的仇恨。他要求校方设立自由论坛、支持自治学生会、与学生对话等等。总之,他对此次学运评价不是很高,而是期望从大学内逐步推进民主。

5月13日,晓波参加了阎明复召集的统战部与学运领袖的座谈会。会上晓波发表的意见温和、理性,提出了双方妥协的方案:政府要肯定此次学运势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会;与学生公开、坦诚对话;而学生则需要让步、宽容,撤出广场。该妥协的方案是恰当的,但中共作为极权统治者,没有可能认错——否定“4.26”社论,也不可能承认学生自治会。该政权傲慢惯了,反正有刀把子,人民就该顺从。这是“八九”悲剧的结症所在。

会后——次日凌晨,晓波在广场首次演讲。主旨是呼吁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回到校园推进民主;并批评学生没有民主的襟怀,不让政府官员讲话。在演讲中,他遭到学生不断地喝倒彩、嘲笑、谩骂,“学贼”、“懦夫”、“被收买了”、|“滚下去”……。这让他很是沮丧,甚至想不再参加运动,“尽快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返回美国。以后,晓波在运动中变得激进,应该和此次受羞辱有关。

但是晓波很快就恢复了自信,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刘晓波,他不可重复”(《独白》)当吾尔开希请晓波帮忙,劝说学生撤离广场,晓波的沮丧一扫而光,又恢复了亢奋,立即就去了。

在广场,他看到完全没有可能让学生停止绝食,离开广场;进而他被绝食学生们的悲壮精神所感动。他记述“政府的冷漠激怒了我,学生们的献身精神和悲惨处境刚动了我。……我不能再旁观了,应该和他们一起受难。”“广场上悲壮的就义气氛和献身精神笼罩着我,我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下决心和绝食的学生们同生共死。”此后,他积极参与了支持广场学生们的绝食、抗议活动。

2

6月2日,晓波发起“四君子绝食”。该绝食,一是抗议戒严和军官;二是对知识分子的软弱表示忏悔。其道义性无可置疑。但当时形势危机,当局镇压在即。此时最重要的是说服、促使学生撤离广场,避免流血、牺牲。由此,“四君子绝食”很不得当,等于鼓励学生坚守广场。此后,晓波一生不能为之原谅自己。事实是,即使没有“四君子绝食”,学生也不会听劝撤离广场,当局也会如期进行血腥镇压。

晓波发起“四君子绝食”的因素是多重的。一是出于对当局的义愤;二是受广场悲壮精神的感染,欲与学生共命运;三是出于政治考量:动员更大的社会能量,将运动推向新高潮,瓦解戒严;四,隐含的个人动机,渴望英雄的光环,成为运动的中心,青史留名。

其一是为正义:其二是被悲壮精神所感动:其三是对政治形势的误判。如果说此三者均情有可原,但是其四则甚有害。甚至可以说,这是“八九”学生领袖们普遍存在的心结,其推动运动不断激进,错失让学生回到校园,避免流血的时机。因此对“六四”这场血难,学生领袖们也是有责任的。

在政治中,最要不得的是政治家对个人得失的计较,特别是在民众抵抗运动中。因为,其扮演的角色是公众人物,代表民众、社会、国家,由民所授权。他必须放下自己,承担公众领导者的角色,负民众、社会、国家之责任。

“六四”血案,罪责当然在政府,但是学生领袖们——包括晓波亦难免其责,其中最有害的即领袖欲及英雄的光环。膨胀的个人与激情,使他们沉迷于群众的欢呼,而失去现实感,不计后果,忘却对民众的责任,而将运动不断推向高潮。这是永久的教训。在民众运动中,以“公众领袖”的身份,不顾后果,却图个人“英雄”之光环,即使悲壮,也是“犯罪”。

晓波在《独白》中记述“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我就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我暗自得意:这次绝食太对了。运动又有了新的热点,我也有了新的角色。”“绝食使我们四人成为运动的中心了。我们以无所畏惧的行动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和信任,……我们也成为运动的主角。”

他后来反省:我“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感谢晓波的坦诚与反省!这是民众运动中最危险的情绪。而这却是“八九”学运领袖们大多有的心态。晓波为之做了忏悔,真诚地说:六四“流血事件的责任也有我一份,我犯了罪。”膨胀的个人,推动“革命”比赛,“比赛”将运动推向极端。

“八九”运动过去近三十年了,除晓波外,至今没有一位当事者做出过这样真实、深入而真诚的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晓波平常显得不拘小节,放言无忌,甚至有粗话,但内心深处,他对生命有近乎严苛的道义要求。

“六四”后,面对血泊和千百罹难者,晓波有深深的负罪感。其后二十多年,他拒绝离开中国,和“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守护“六四”亡灵,始终不渝地为之呼唤正义。作为异议领袖,他立足民间,坚定地倡导自由民主精神,批判中共独裁统治,推动中国进步。他之如此,原因之一就是,他要对得起死难者的鲜血和亡灵,他要为自己的“罪责”赎罪。因此,他一直否认自己是领袖、英雄;而将自己当作罪人。

3

人性从来都是多面的,彼此矛盾冲突。晓波同样如此,并不完美;他是血肉的、人性的,在真实生活中左右冲突。

他记述:一个我是理智的,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一个我是现实的,另一个我则煽情演讲:一个我对学运弊端不满,欲退出,另一个我却离不开学运领导层和人群;一个我意识到运动将失败,另一个我却要将运动推向新高潮;一个我鄙视投机运动,另一个我却在投机中;一个我为自己的安全顾虑重重,另一个我却沉浸在英勇献身的悲壮中;一个我感到自己无能,只想找一块净土,另一个我则陶醉于虚幻的社会角色中……(《独白》)

一点也不奇怪,人就是这样,“To be,or not to be”是人性永恒的主题,但最终人还是要选择,如何选择?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在“八九运动中”,晓波最出色的表现不是在广场慷慨演讲,发起“四君子绝食”,而是在6月3日夜,当军队开进广场之后。

镇压已经开始,广场转眼即可能成为屠场,学生陷入恐慌和盲目。此时,晓波却显出他“大哥”的理智、勇气和担当。作为广场上的核心人物,“四君子”担起责任,商量如何应对。最终,他们决定撤出广场,由周舵、侯德健前去与军方谈判;晓波、高新劝说学生撤离。晓波记述“望着他俩一阶阶走下纪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阵阵揪痛,我不知道他俩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来,戒严部队的枪口是无情的。如果他俩遭到不幸,我就会背一辈子负疚的十字架……”

在“懦夫”“学贼”的叫骂声中,晓波拎着扩音机,声泪俱下地劝说学生撤离,甚至为此挨了一铁棍。有一情节,很是揪心,两个市民持一挺机枪,誓言拼命,只要他们扣动枪机,无数市民、学生就将倒于血泊中。晓波赶去,挡在枪前,说“你们或者将我打死,或者把枪放下。”事情急迫,众生命悬一线,最终晓波失声痛哭,给他们跪下,恳求他们为了数千年轻的生命,放下枪。于是三人抱头痛哭。晓波如此自尊之人,忍如此之辱,乃是为数千生命。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忍辱是晓波的一个重要品质,非此他无以承负道义之重任。

在撤离广场前,即有学生劝“四君子”先撤,因为他们是当局欲镇压的“要犯”,但晓波坚持要同学生在一起,共命运。在整个撤离中,晓波是核心人物,坚持到最后,他走前,还去查看帐篷有无落下的人,直到冰冷的枪口顶着他的后腰,他才离开。广场上的学生得以安全撤出,晓波起了重要作用。

离开广场后,晓波躲进澳大利亚外交官周思家。次日,他起草了“四君子”给世界的《呼吁书》:“向全世界一切维护人权和民主的政府呼吁,向全球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暴力的良知呼吁,给中国的法西斯政府以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制裁。”

从离开广场至被捕,晓波完全有机会躲进澳大利亚大使馆,或者逃离中国,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在我没有见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绝不离开北京。”“如果我进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或逃亡国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将在国外或使馆中背一辈子道德的十字架。”但同时,他却力劝德健去香港。“德健开始时不同意,但到最后,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德健,我们四个人必须出去一个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你出去的条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许人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清场的事实。’”告别时,周思的妻子琳达哭着和晓波吻别,说“小波,和我们一起走吧。‘,他’固执地摇摇头‘。(《独白》)

当晚,晓波坐周思的车离开外交公寓。“开车后,周思问我:‘小波,你想进使馆吗?’我说:‘不想。’周思问:‘为什么?’我说:‘周舵和高新怎么办?’……车到大使馆门前,周思又一次问我:‘小波,你想进去吗?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说:’不,谢谢。‘我拿起自己的东西下了车。“。(《独白》)两个小时后,他即被捕。

在这两天,晓波确实是个英雄;而也就是在这惊心动魄、生死存亡之际,他却偏偏放下了自己,既没想到悲壮、英雄,也没想到生命的神圣价值。风头、时尚、名声渺无踪影,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焦虑的只是数千学生的生命,必需要让他们安全地撤出。他的所为不是出于思考,而是遵从生命的直接指令。鲜血、死亡,驱散了虚假,晓波归回自己最真实的生命,那就是他:必需担当,必需救助学生、必需守义,必需负重,必需有勇气、有尊严。

什么是生命的神圣意义?基督走上十字架即是象征:为公义、为众生而受难。这是所有文明的基点,也是文明的最高价值,“人”由此而建立。中国已沦为一片废墟,我们从何而归复文明?我们从哪里而重新为“人”?归根结蒂,我们必需回到那个基点,从那里开始,从那里奠基,文明必需有其神圣的意义。

“六四”的血奠定了中国未来之文明,那些鲜血、年青的生命是为国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奉献的牺牲。这是“六四”的神圣意义。晓波虽未死,但是他的生命汇入了其中。确如晓波所说:人没有强壮与瘦弱、聪明与愚蠢、文明与野蛮、伟大彧渺小、高贵与低贱之分,即使是罪人,重要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

如果说,青年晓波是个扭曲的狂人,那么他则在“六四”中确立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六四”唤醒了他,“六四”的血改变了他,他放弃了那个戏剧化的夸张的“我”,而复原了那个崇尚神圣意义的“本我”,他伏下身子,却恢复了真实之生命,他从“六四”的血泊中,走上中国自由的祭坛。

2017年10月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201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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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十一月

李平:习近平诺贝尔小镇计划的荒谬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美国笔会发起联署,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让她享有言论、会客、旅行的自由。联署由50多位知名作家牵头,至昨日已有逾7,500人签名支持。中国当局未公开回应联署信,但习近平“钦定”的河北雄安新区就宣布拟建诺贝尔小镇。一个长年禁锢诺贝尔奖得主及其家属的国家,竟要建诺贝尔小镇,其荒谬堪媲美世界互联网大会把永久会址设在网络封锁最严厉的中国。

长年遭软禁 刘霞健康堪虞

刘霞自2010年起就长年遭软禁,失去自由。今年7月15日,她在刘晓波葬礼现身后又被失踪,迄今未能如愿出国治疗,其健康状况令外界深为担心。美国笔会敦促习近平解除对刘霞的一切限制,同时呼吁特朗普本周访华时为刘霞发声。令人失望的是,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并不在特朗普访华的议程上。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解释,美国在处理对美国有战略意义国家的人权状况时,会小心翼翼,以免影响一些可以为美国人创造职位的贸易协议。

西方国家为经贸利益而绥靖中共,在刘晓波病逝事件上已表现得无以复加。刘晓波在狱中被确诊肝癌晚期后,要求出国治疗,同时希望协助妻子刘霞重获自由,但欧美领袖都袖手旁观,在德国举行的G20峯会未令习近平感受到一丝压力。由此可以想像,美国笔会的联署行动,也只能在网络世界和少数报章激起一点浪花,不会在中南海引起一点涟漪。

巧合的是,河北省长许勤11月5日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联盟主席罗伯茨一行时,提出了被中国官方报章、网站称为雄安“又一大计划”的设想,即河北愿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联盟在雄安新区设立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创新论坛和国际应用科学大奖、建立诺贝尔奖得主中国实验室、建设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小镇。

雄安新区是习近平催生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要与邓小平的深圳特区、江泽民的浦东新区媲美的经济增长点。新区的重大人事、政策、规划异动,都必须得到习近平办公室的同意。中共十九大闭幕后,新任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上任三天,就赶往雄安,名义上说是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向习办表态,保证执行习近平“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理念。

争设永久会址 贴金又谋利

在雄安新区筹建诺贝尔小镇,显然能迎合习近平的要求。不过,诺贝尔小镇无论是计划宣布的时间与美国笔会联署要求释放刘霞巧合,还是中国的诺贝尔小镇不能不令人想起刘晓波这位冤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给人荒谬的感觉,这个小镇在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们的实验室时,会不会也成为他们的思想牢狱?同样荒谬的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竟把永久会址设在浙江乌镇。一个封锁了Google、facebook、twitter的国家,一个屏蔽外国网站、过滤国内外讯息成常态的国家,何德何能永久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

举办国际会议、赛事,对中共来说,既是满足脸上贴金的需要,也是争取西方国家绥靖的需要,对地方政府来说,既是大白象工程上马、从中谋利的机会,也是宣扬政绩、邀功请赏的机会。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落户广州南沙,东盟博览会永久会址落户广西南宁,大连与天津争抢达沃斯夏季论坛永久会址,同样有明显的经济动力与政治动机。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标志,诺贝尔小镇会否是西方绥靖中共的又一个标志?

【苹果日报♦苹论】201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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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十一月

余杰:狗吠火车有用吗?——金钟主编《三十年备忘录:开放时代一百篇精选》

金钟主编《三十年备忘录:开放时代一百篇精选》

我与《开放》杂志结缘是在一九九九年。那一年,学者徐友渔从香港访问归来,给我带来一本《开放》杂志以及因转载我文章的一笔稿费。那一刻,我不可抑止地爱上了这本尖锐坦率、酣畅淋漓的政论杂志,并开始爲之撰稿。此后十多年,在《开放》杂志上,我的文章常常与刘晓波等少年时代尊崇的前辈知识分子的文章编排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特别值得自豪的事情。

二零零三年夏天,我访美归来,在香港短暂停留,见到了金钟和蔡咏梅两位《开放》的灵魂人物,《开放》也爲我主办了在香港的第一场公开演讲会。此后七年间,我每次访问香港,都会去位于轩尼诗道上的《开放》编辑部小坐,跟金钟和蔡咏梅等青梅煮酒、谈天说地。我几乎一期都不间断地爲《开放》撰稿,《开放》从不会删去我文章中的“敏感”部分,它确实是一份拥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的媒体。我也先后在《开放》出版了《拒绝谎言》、《天安门之子》和《中国教父习近平》三本政论集,是在《开放》出版专著最多的作者之一。

然而,这些年来,我也跟《开放》杂志一起经历了中共极权体制对香港自由法治的蚕食鲸吞。尤其是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在北京变本加厉的打压之下,逐步走向无法遏制的崩坏。二零一二年,我逃离中国之后,再也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二零一三年,当很多人对中共新党魁习近平啓动政改翘首以盼之际,我完成了批判习近平的著作《中国教父习近平》,计划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未曾料到,原来答应出版的两家香港出版社先后放弃出版计划——或因出版者被骗到中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重刑,或因出版者接到来自中国的恐吓电话而取消合约。金钟冒着风险接手出版该书,却成“天鹅的绝唱”——等到两年后我要出版第二本批判习近平的著作《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时,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桉让香港出版界风声鹤唳,金钟在家人的劝诫下放弃了新书的出版。以后不久,传出《开放》停刊、金钟退休并移居美国纽约的消息,真可谓“三十功名尘与土,自由事业血和泪”。

对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台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狗吠火车”。大约是日治时代,日本殖民政府爲发展台湾经济,大量修筑铁路,以呼啸的火车爲象征的工业文明打破了长久以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文明。狗的惊恐的叫声,当然不能叫停奔跑的火车;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民主化不可能寄希望于一本或数本像《开放》这样的海外媒体,但《开放》这本靠两三位同仁苦苦支撑的杂志,却借助香港昔日言论自由的环境,对中共的暴政展开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狗吠火车”,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历史学者汤晏认为,百年来最有影响的华语政论刊物有四本:民国初年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抗战前夕胡适和蒋廷黻办的《独立评论》、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五十年代雷震和殷海光在台湾办的《自由中国》。那么,我要再加上一本金钟在香港办的《开放》,《开放》的寿命超过了前面四本杂志加起来的总和。

谁也不知道压倒中共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就好像一九九一年更强大的苏联政权崩溃前夕,没有一个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的命运作出准确预言。非理性的极权政府的垮台,大都无法用某种既定的理论来沙盘推演。但是,《开放》的编者和作者都能骄傲地宣称:存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开放》杂志,肯定是骆驼背上的稻草之一。如今,金钟从三十年来《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多达一万三千多篇文章中精选出一百篇,结集成《三十年备忘录:开放时代一百篇精选》一书,堪称这个时代最诚实、最坚韧、最勇敢的见证。

从炉灰中寻找尚未熄灭的火星

这本选集中的一百篇文章,充分呈现出《开放》百无禁忌、百家争鸣的编辑方针。金钟在序言中说:“既没有后台,也没有黑手,完全出自我们的感觉和良知。因为我们是来自中国千百万浴火重生家庭的一群,我们力求以历史的、国际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分析中共人物、体制与事件。我们没有政党背景、社会势力的瓜葛,没有任何原罪感的困扰,甚至不愿迁就市场的压力。因此,《开放》被中联办视为‘五毒俱全’的杂志。”当时的“五毒”,包括中共最忌讳的台独、藏独、疆独、海外民运和法轮功,如今还要加上港独——世上本无港独,是中共“西环治港”、倒行逆施,才逼迫本来期盼“民主回归”的港人大梦初醒,走向港独之选项。金钟对这些议题抱开放态度,爲作者提供自由言说的平台。一九九八年香港支联会公布被禁止入境中国的三十人名单中,惟一的媒体人是金钟;此后,金钟到澳门旅游,居然被澳门政府拒绝入境。中共清清楚楚地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一切都“不是误会”。

很多海外的华文媒体和公共人物,即便敢于公开表达反共的观点,却从来不敢质疑、反思大一统或大中华的民族主义。在台独、藏独、疆独等议题上,吊诡地跟他们反对的共产党如出一辙。早年在其他香港媒体工作时,金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香港思想界对中国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资源还停留在保钓的民族主义水平上,其狭隘性滥觞于泛民主派而未止。……由保钓,而文革,而批毛,而九七回归——都是香港民主派和主流意识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的一团乱麻。”因此,他感叹说:“不跳出民族主义的巢臼,怎能面对中共不断强化的防火堡垒?”所以,当金钟自己独立创办《开放》杂志时,《开放》一开始就成为香港极少数敢于触碰“帝国边缘地带”的独立问题的媒体。当香港泛民阵营中很多人意淫于中华民国的“秋海棠版图”之时,《开放》就已大篇幅报道台湾本土意识的勃然兴起和独派的人物与思想;当中国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勉强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中间路线”之时,《开放》是第一个报道思想更爲“激进”的藏青会的华文媒体。《开放》敢于报道他人不敢报道的新闻,而此类新闻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比如,本书中收入旅美学者李江琳于二零零九年撰写的《“藏青会”四十年》一文,让长期以来被中共宣传机构妖魔化的藏青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被很多中国人谈虎色变的藏青会,成立于一九七零年,现有三万会员,总部在达兰萨拉,下辖八十一个分会,多数成员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故而也是最早实现民主的藏人组织。藏青会尊重达赖喇嘛作为精神领袖和民族领袖的地位,但并不是百分之百拥护达赖喇嘛的政策。藏青会坚持以西藏独立爲理想,又坚持用非暴力手段达成这一目标。李江琳引用冈托克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的话说:“藏青会的存在是一个象征,它表明西藏流亡社会正走在政治民主的道路上。……通过藏青会的活动,藏人在学习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规则,学习政治表达,学习投票选举,学习结社集会。”在此意义上,以藏青会爲代表的流亡藏人社群的素质、品性和组织、动员能力,远远领先于一团散沙、尔虞我诈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圈子。

《开放》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如同从炉火的灰烬中寻找尚未熄灭的星火,多年之后读来仍然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比如湘西剿匪滥杀无辜、黑龙江土改血腥往事、河南大坝崩溃水灾、河南艾滋病血灾、核基地与四川大地震……在中国,这些事件仍然是言论禁区,对这些事件的探究和报道仍然成为脍炙人口的新闻。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本书中收入若干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是《开放》杂志的强项。金钟利用香港地处东西、中外文化交汇的中心点的便利,以及他本人丰沛的人脉资源,访问了华人世界的各类人物。书后附录的《开放》杂志专访人物名单,足以构成当代华人的“群英谱”。政界和宗教界有李焕、彭明敏、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司徒华、何俊仁、朱厚泽、李锐、哈维尔、李洁明、达赖喇嘛、大宝法王葛吗巴等人;学术界有余英时、金耀基、杨小凯、茅于轼、周有光、李慎之、黎安友、冯客、马悦然等人;文学界有倪匡、吴祖光、柏杨、高行健、廖亦武、张戎、陈若曦、郑愁予、严歌苓等人;艺术界有李翰祥、侯德健、周令飞、许鞍华、吴子牛、田壮壮、栗原小卷等人;异议人士则有方励之、刘宾雁、陈一谘、万润南、鲍彤、苏晓康、高尔泰、王丹、陈光诚等人。我喜欢读人物专访,如果访问者具备广博的学养、敏锐的触觉以及丰厚的人生阅历,跟受访者能够形成心灵的撞击、闪烁出思想的火花,那么专访稿甚至会比受访者自己撰写的文章更加精彩。金钟正是这样一位一流的访问者,他撰写的很多访谈不仅在当时石破天惊,多年以后仍然脍炙人口。

一九八八年,金钟访问刘晓波的《“文坛黑马”刘晓波》一文,因为刘晓波说了一句“三百年殖民地”而惊动天下,其争议直到二零一零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和二零一七年刘晓波在狱中被共产党凌虐至死亦未能停息。不过,儘管那些僵化迷狂的民族主义者不能接受“三百年殖民地”的说法,它却逐渐赢得更多年轻人的认同。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年轻一代成了“天然独”;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年轻一代也成了“天然独”;台港两地知识界对日本殖民统治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有了相对客观、甚至趋于正面的评价;再加上历史学者刘仲敬及有一批中国海外留学生组成的“诸夏文化协会”所倡导的“诸夏”和“秩序输出”概念的流行,使得刘晓波三十年前的这句名言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感叹有如先知的预言般精准。

一九九二年,钢琴家傅聪访问香港,接受金钟专访,不仅披露了一九五八年二十四嵗时出走英国的前因后果,还无拘无束地畅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拜父亲傅雷严格的家教所赐,傅聪既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也是一名思想深刻的公共知识分子。傅聪指出:“共产党来了后,证明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帮会、最可怕的黑帮,它那套秘密的无孔不入的帮规,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帮会。”他也观察到,红卫兵文化流毒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无所不在:“这些年,那些红卫兵来到海外,翻云覆雨,没有一点点做人的基本道德,他们被毛泽东几十年的熏陶,已经不知道谎言和真话的分别。……红卫兵的那一套,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很成功。”一九九二年,到西方的中国人还不多,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移民络绎不绝地抵达西方世界,红卫兵文化前所未有地冲击和腐蚀着西方的文明与秩序。傅聪也跟刘晓波和廖亦武一样,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分裂:“中国越分裂越好,中国太大了,这么大的地方,永远搞不好。……我看中国根本就不应该统一。……小国有利于实行民主。大一统国家客观上很难,为了管治,就必须高压、要中央集权,只有小国,或联邦才能分权,民主才好实行,欧洲就是这样。”

反左:不仅是中国的斗争,也是全球的斗争

在华文媒体中,《开放》是少有的一本持“右派”或保守主义立场的杂志。它不仅反共,也反对在欧美世界肆虐的左倾和“政治正确”的观念。它推崇英美及基督教文明,对形形色色的左派,无论“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无论“毛左”还是“白左”,都作出严厉批判。虽然它偶尔也会刊登诸如香港最歇斯底里的极左派记者张翠容的文章,但更多地刊登华文世界和西方知识界中的保守主义言论。

在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开放》迅速转载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呼吁欧美团结起来捍卫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抗争。《开放》当然不会刊登丧心病狂的“白左”代表人物、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的阴谋论——乔姆斯基认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是自作自受,甚至恐怖袭击是中央情报局自编自导的阴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乔姆斯基的言论自由要靠美国宪法来保护,他很聪明地躲在美国的大学裡胡言乱语,而不会去伊斯兰国的统治区大放厥词。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一则以乔姆斯基爲主人公的段子,即便不是真实事件,也足以表明此类西方左派在中国早已无法蛊惑人心:乔姆斯基到北京大学当访问学者,在北大校门口看到三个警察用警棍暴打一位年老的上访老妇。老妇被打得大吐鲜血、大喊救命。他惊诧于警察何以如此惨无人道,现场数百名学生和教授何以冷漠旁观。他试图以老弱之躯阻止警察的暴行,警察竟说要连他这个“洋鬼子”也一起打。他只好感叹说,真后悔来到一个如此麻木变态之国。

左派幼稚病是一种比艾滋病毒还要顽固的精神疾病。本书中收入历史学者程映虹的《格瓦拉主义的衰落》一文,对切?格瓦拉的“伪理想主义”提出尖锐的批判。这篇于二零零零年发表的文章,至今仍未过时——因为“格瓦拉主义”并未完全衰败。

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杀五十年纪念日,《纽约时报》和BBC等西方左派媒体发表大篇幅的纪念文章。BBC记者威尔?格兰特从圣克拉拉发回题为《切?格瓦拉——从古巴英雄到世界偶像》的报道:“五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名字仍然出现在古巴的每个角落,从钞票到标语牌。他可谓拉丁美洲最广为人知的人物。……在古巴纪念格瓦拉的活动上,播出了一九六七年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宣布格瓦拉死讯的讲话录音。卡斯特罗呼吁古巴的孩子们‘像切一样’。”文章指出,多年来,格瓦拉的名字成为“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义词。支持者说,“他是英勇的游击战士,是为信仰奋斗献身的英雄,有为全人类自由抛头颅洒热血的国际主义浪漫情怀”。格瓦拉已成为国际间广为流行的一个文化象征,其肖像出现在壁画、游行、音乐会、海报等各种公共场合,也成为T恤衫、邮票、杯子、钥匙链、皮带、棒球帽等商品上的图桉。该报道热情地评论说:“对很多人而言,格瓦拉已超越了为穷人谋利益的革命英雄范畴,成为当代的一个神话和偶像。”

与之针锋相对,十七年前程映虹在《开放》发表的文章中,揭露了格瓦拉的“古巴人民爲了解放,不惜被核战争一扫而光”的狂言,跟毛泽东的残忍冷酷如出一辙。格瓦拉是毛的崇拜者,在大饥荒后期访问中国,从毛那裡获得六千万美元的援助,周恩来说这笔钱不必偿还。格瓦拉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最狂热地反对改革、反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力量。程映虹严词批判在北京隆重上演的、受左派追捧的戏剧《格瓦拉》,这也正是我当时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投票反对其剧作者、毛派法西斯分子张广天申请加入笔会的原因。程映虹指出:“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中,那些指责社会黑暗,发动革命并进行社会改造的革命家,多数是没有最起码的专业训练和社会知识的文人,他们长于用一知半解的社会批判和肤浅的道德激情煽动底层民众,而对社会的实际构成与运行没有基本的了解,其结局必然是一塌煳涂。从格瓦拉幻想几十个不怕死的游击队员就可以解放美洲,到毛泽东发动十亿愚民去砸烂旧世界,结果不是一场游戏,就是一场浩劫。其愚昧和疯狂的本质是一样的。”为什么人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千夫所指,却对同样邪恶的毛泽东和格瓦拉情有独钟,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

《开放》的谢幕,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相信,有《开放》的香港和没有《开放》的香港是不一样的。金钟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三十年奉献给了《开放》,他没有大发横财,依然是两袖清风的书生,但他无愧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他可以欣慰地说:“我看见,我书写,我编辑,我出版,我守望,我从未沉默。”

《开放》遁入了历史,下一个时代的香港,虽然不再拥有《开放》,却涌现出《热血时报》、《立场新闻》、《众新闻》、《评台》、《香港花生》等由同样热爱自由的年轻一代所主持的网络媒体。江山代有才人出,香港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不愿做奴隶的“天然独”,对于香港及中国的未来我们不必过于悲观。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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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十一月

【RFA】旧金山华人追思刘晓波:刘晓波是上帝赐给汉语世界的自由魂

旧金山华人追思刘晓波(CK摄)

11月4日,周六,数十位旧金山华人和中国民运人士与来访的89民运学生领袖聚在一起,举行刘晓波追思会。发言者指出:刘晓波是上帝赐给汉语世界的自由魂,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他。

追思会由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主持。在低回的音乐声中,与会者向刘晓波遗像默哀。

前89民运学生领袖周锋锁发言,他说:“我们那一代,受刘晓波的影响非常大。我是学物理的,但是我非常喜欢文学,喜欢晓波写的书。现在你听着这些名字,你就会觉得那个时代多么的不一样:《审美与人的自由》、《赤身裸体走向上帝》、《选择的批判》……。我是第一次接触了自由这个概念,从他的书中感受到震撼。”

从中国来的刘晓波的一位友人在追思会上介绍他所了解的刘晓波:“晓波老师是个非常豁达的人,刚才周锋锁说的写《审美和人的自由》、《赤裸裸走向上帝》时的刘晓波,叫‘黑马’刘晓波,文学批评写起来洋洋洒洒毫不留情。但是21世纪的刘晓波,是个非常包容、宽容、能够团结更多力量的人。在我的心目当中,刘晓波堪称上帝赐给我们汉语世界的自由魂。他走了,我相信他播下的自由的种子,将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陈天石是89民运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是刘晓波的学生。他说:“晓波老师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贡献了一生,他的学生没有多少人敢叫他一声老师。我今天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晓波老师有一句名言,6月3日晚上他最后一次回到北师大演讲的时候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得了集体的软骨症,今天我要回天安门广场与同学们共存亡,就是要医治这种软骨症。但是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的同学们,有很多人生活过得很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里头称呼一声晓波是他们的老师,这是我们北师大的耻辱。”

旅居美国首都华盛顿的89民运学社领袖王丹指出,中华民族是个健忘的民族,但是国人不应该忘记刘晓波,他说:“晓波有两个事值得我们中国人记住他:一个是他为我们中国人争光,像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荣誉,不仅是刘晓波个人的荣誉,也不仅是刘晓波代表的六四群体的荣誉,外界很多人说中国人就知道吃,就知道挣钱,不愿意追求民主,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等于告诉世界,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晓波替所有中国人争回一个面子。第二点,晓波是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太大的牺牲,他不是而为他自己,几次坐牢都不离开这个国家,最后死在监狱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永远记住他。”

(特约记者CK )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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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十一月

李金芳:在深重的黑暗面前——纪念刘晓波先生

没有什么比一种暴政更残忍了,那就是在法律的阴影下,披着司法的色彩去施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2017年7月13日,这一天,毫不懂音律的我,第一次听到《殇》这首大提琴曲,随着旋律响起的瞬间,我的眼泪肆意地流下,那一夜,我一遍遍反复轮流播放着《殇》和赵雷的一首《辞行》,整个人被无边的黑暗包裹得透不过气,心沉入深深的绝望中,虽处炎炎夏日,却犹如生活在最严寒的季节。因为,那个叫刘晓波的人走了。虽然自6月26日得知刘晓波先生罹患肝癌末期的那一刻起就心生大恸,但我还是没有预料到他的离开会对我造成如此之影响,最直接的反应是20天里体重下降10余斤。一个人走在路上大脑是空洞的又是繁乱的,眼泪会毫无知觉地流下来,数十年来不管我面临何等的困厄,都从未有过在如此长时间的绝望和无助里无法自拔,直到多天后我终于能够和祖桦先生通上话,我才重新拥有了一个人应该有的正常思维。

其实,我对刘晓波先生并不熟知,更不能记述其精义于万一。但因着《零八宪章》,自认为就与他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血脉相连,于是这样的哀恸和思念自然便自灵魂深处发生了。而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莫过于继续他未竟的民主人权事业,走他没有走完的路。

在实现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华民族付出的血泪多。仅本世纪80年代末以学生为主体的全体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因遭到六四血腥镇压而使刚刚在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尚未恢复元气的国家再次陷入灭顶之灾。刘晓波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放弃了国外优偓的生活而投身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数度坐牢终无悔。然而,最终他在最黑暗的时刻却没能和我们一起等待黎明的到来。

当下,莫说民间社会处于最低谷,整个社会都已经处于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下,从日常出行必须要面对的摄像头,到随时的身、物查验,可以说到了无所不及的境地,而全民被禁言更是无以复加。在互联网时代,网络高墙越筑越高,一般人断难翻越。一方面,官方加大意识形态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核心、一个思想统领媒体和网络,使得民间无法获知真相而广泛受欺骗蒙蔽;另一方面,各类秦皇治民的恶法频频颁出,企图以此扼制异见言行。一时间,普罗大众不得不接受着愚民统治,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说话和思考的权利。哪怕你无惧压制甚至不畏失去自由而坚守良知,但凡具启蒙、稍有思想的文章不是被秒删就是遭屏蔽,可笑的是就连微信的群主都需要对群组内其他成员的发言负有连带的法律责任,仅仅因为传播一句话、一张图片就被以言治罪早已不是个案。当权者处心积虑地想把恐惧植入国民的心脑,并妄图使之生根。面临如此的大黑暗,我们该怎么办?

刘晓波先生用他的生命为我们诠释出了最好的答案!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准之一,就是国民是否拥有自由言说的权利,而社会的进步更离不开独立媒体的监督,因此才会将记者称为“无冕之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媒体不能把真相及时地通报社会,那么又怎么可能杜绝“谣言”呢?纵然统治者穷尽一切手段,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失语者。刘晓波先生便是传播真相,捍卫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先行者之一,而他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的遗愿还没有实现,现在自由言论的空间日趋狭窄,逼仄到快无法呼吸了。也正因此,才需要我辈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拒绝接受谎言,坚持说真话是最起码的底线。

做为自由战士,在全民失语的状态下,我们拒绝暴力和谎言,并耻于与之为伍;我们选择良知和正义,永远与被侵害被损害的弱者站在一起;我们避免与同道纷争,因为我们的信念相通,只有求大同存小义才能扩展我们有限的力量;我们不忘初心,纵然九死终无悔,坚信民主自由终有实现的那一天,因为我们的良知和勇气,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会有坦途更没有捷径,亦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可以完全照搬的样板,尤其是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将会是最黑暗期,时间的长短无法估量,民主化的到来取决于多方因素,然而只要我们具备长期坚守的心理准备,不乐观不悲观,以一颗平常之心,做好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再暗的夜,徜若有足够多的星星之火也终将可以照亮整个天空!

专制的铁幕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异见者先行者如是,普罗大众如是,权贵们和那些利益既得者们又何尝不是呢?今天位高权重,明天变为阶下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当你握有生杀大权时,一定要守住你的“一厘米主权”,所谓“一厘米主权”,即是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力。那些动辄以“职责所在”为借口的施害者们,请听一听这个故事吧。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有4个年轻的前东德守卫军面临宣判。案由是一名叫克利斯的年轻人和他的好友相约偷越柏林墙,希望能够逃向自由。然而,克利斯被子弹击中而断气,九个月后围墙被推倒,他成为柏林墙下最后的一名遇难者,而射杀他的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厅最终因为杀人罪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被告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罪不在己。法庭则称,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知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却还要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于是,柏林法庭判处开枪射杀平民的守卫英格·亨里奇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如果你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你坚持揭露真相,报道禁区,可能会承担审查、监控、停职甚至失去自由的风险,“媒体姓党”使得你无法行使一个新闻工作者正常的工作权利,但你可以做到“我不能够停止记录,这是我的最基本的态度。”而真实的记录也会给未来保存一份完整的历史,这又何尝不是公民不服从的一部分呢。

中国的民主事业筚路蓝缕,步履维艰,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尤其在这万马齐喑的时代,我们必将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这时候更需要自由战士们守望相助,抛开派系、圈子之争,向着共同的大目标努力,这应该也是刘晓波先生“我没有敌人”的深刻内涵中的一种意思吧。

前路纵然多风雨,有了刘晓波这盏灯塔为我们引路,我们将不会再惧怕黑暗。

2017-11-3

【民主中国】201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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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十一月

【RFA】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刘霞没回应国际作家公开信

50多名国国际作家在美国笔会网站,发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解除对刘霞的限制,有关信件有逾2500人签署。(美国笔会网页截图,日期不详)

50多名国际知名作家在美国笔会网站,发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关注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持续被软禁,要求解除对刘霞的一切限制,又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时会向中方提出;有关的公开信至今有逾2,000人签署。

而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道,该中心人士周六(4日)接通刘霞家中的座机电话,告知有关国际作家的联署信,刘霞只是听而没有回应。

至于健康情况,她说身体没大问题,但仍有些小毛病需要休养。问到出国问题,刘霞显得心情好些。

不过,刘霞的好友胡佳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认为,现时最重要是要透过西方国家或人权组织施压,让刘霞能够尽快出国疗养。胡佳预料要到明年两会中央政府换届后,当局才会对是否让刘霞出国,有较明确的取态。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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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十一月

【图片】50多名国国际作家在美国笔会网站发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解除对刘霞的限制

50多名国国际作家在美国笔会网站,发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解除对刘霞的限制,有关信件有逾2500人签署。(美国笔会网页截图,日期不详)

来源: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刘霞没回应国际作家公开信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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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十一月

白夏:知行合一的刘晓波

当我最初听说刘晓波已到肝癌晚期时,我正在香港,真希望能跳上一架飞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去见他一面。不幸的是,他的“获释”是非常相对的。我很快就知道,不可能去向一个我已经八年多没见过面的老朋友告别了。

他去世后,当我看到刘霞露面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时,我忍不住哭了。不过,当我听到刘晓光感谢党对他弟弟癌症的处理方式时,我非常生气。感谢党?为什么?为救治诺贝尔奖得主的无所作为吗?为监禁他11年只因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吗?2017年7月13日是我此生最悲伤的日子之一。

我不禁回想起上次见到他的时候。那是2008年10月,我们取笑所有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他曾向我介绍过的民运人士。那天,晓波处于怀旧心境。他大谈友情,他说友情高于一切.那是一个怀旧的夜晚,是我见到他和刘霞同在的少有几次之一。

那晚的几月前,他很厉害地骂我:我在北京曾试图像往常一样联系他,但他被软禁了。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他要我去他家等他。我去了,他妻子刘霞让我进去,告诉我晓波出去了,监视他的那些便衣警察就会跟踪他,使我得以进他的公寓,因此我就可以等他了。我们刚开始还没说几句,就有一名保安敲门,对刘霞说:“这里有个外国人。让他出来,否则我就叫警察来。”她否认了,但保安离开时,我很担心。几分钟后,又有敲门声,这一次保安差不多要闯进了。刘霞和我决定,我留在她那儿对她来说太冒险,因此我就离开了。当天半夜,我接到晓波的电话,他叫我胆小鬼,说西方人真的太怕中国警察。我试着解释自己离开是为了保护刘霞,我绝对没有担心自己的风险。但是,他拒绝听取,简直是狂怒。我感觉真糟,因为我以为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但我仍然认为自己的行动没错。我回到法国几个月后,收到了一封晓波的电邮,告诉我刘霞要到巴黎,问我能否陪她和帮她。我说当然很高兴地见到刘霞。她告诉我,晓波已经承认那天晚上对我有点太粗鲁了。当我在2008年10月见到他时,我说,我那次对他非常生气,但我知道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我们畅怀大笑,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晓波和刘霞当时都处于某种怀旧心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友情的重要性。我怎么能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呢?在他被捕后,我经常跟刘霞见面,并钦佩(而且仍然如此)她那不可思议的勇气。尽管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她还是学习并竭尽所能试图使晓波获释。这些年来,她一直处在警方监视下,但直到今年4月,她才能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她丈夫。近十年来,她一直忍受着可怕的苦难,而且仍是如此。

黑马

我第一次听说刘晓波,在上海金山参加一个会议,该会议由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组织,颂扬“新时期文学”。我虽然不是文学专家,但我对毛泽东去世后出版(或在民主墙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描述了中国民众在毛泽东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在会议第二天,《深圳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复印件在参会者中流传,那些参会者本身是著名作家,在“伤痕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篇文章反响强烈,很快大家都在讨论它所带来的“极端性”观念。实际上,那时候,那些作家仍然是保守派和毛派攻击的对象,所以当一位年轻的自由派文学评论者这么厉害的批评他们的作品和人格,他们被震惊。更重要的是,刘晓波的文字特别尖锐:他强烈谴责知识分子的自我满足,以及他们要担当御用文人的倾向。从文章流传的那天起,刘晓波的文章就成了所有议论的中心:无伦保守还是自由派作家都批判了那篇文章;当然在讲台上的辩论中则从不提及。

我对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他的激进使我想起了他那些“五四”前辈。

刘晓波根本不把改革派反对毛主义的斗争放在眼里,他不考虑后果地谴责他自认为的那些错误。他当时的言论很大胆:敢攻击“寻根”,敢谴责中国知识分子自诩为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受害者,而普通民众则遭难多多。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开始追踪他的作品。我读得越多,就越意识到他不怕震惊读者,也不像他的许多同行那样,为了自身目的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

他在接受香港《解放月报》(后改名《开放》)采访时说:“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震惊了西方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也包括我。但是,经过反思,我明白这是一种挑衅:当时(1988年),许多中国思想家?相信中国封闭西方思想是它经历悲剧的原因之一。刘晓波那时只是把这个想法推到了极端。事实上,尽管他当时情愿被指责为“全盘西化”,但是他并不欣赏西方人跟他接触的方式。他曾被邀请在挪威逗留了三个月,在那里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那些不理解他思维方式的西方汉学家们无知。

在哥伦比亚大学逗留期间(当时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梦想),他显示了他把中国的未来放在心上,决定回到北京参与正在震撼全国的民主运动。他据我所知,是唯一的走过这条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晓波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多星期,直到“六四大屠杀”。他对运动的参与,并没有阻止他批评学生们的反民主行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这位敢回来留在他们中间的人表示钦佩。

大屠杀之后,虽然他有逃亡的机会,但他还是留在北京,并被逮捕。官方媒体猛烈攻击那个示威活动背后的“黑手”。晓波在监狱里度过了近两年。

活动家

1992年6月底,我终于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和周舵在一起,周也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他们在大屠杀的前夜发动绝食,此后又帮助谈判撤离天安门广场。周也曾被监禁过,而两人都想继续抗争。

我对晓波的态度非常惊讶:我本来期待与一个“愤青”交谈,因为他在我脑中本是1980年代的挑衅者,但是当时我面对的却是一位非常理性地分析一般局势的知识分子。我们谈了八九民运,以及中国的民主前景。“关于我在六四发挥的作用,我明白了,不可能完全实现理论。参加政治的跟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一样。……应该把思想简单化,应该妥协。”我很惊讶,但更多的接之而来:“在八九民运中,我反对批评邓小平。……当然他是个独裁者,但攻击他毫无作用。如果他没有感到受威胁的话,他本来可以改变主意的。……我认为,一旦对话发生,学生就应该停止他们的运动。但他们太激进了,没有妥协的经验。此外,他们完全无法与其他社团协调行动。‘联席会议’的决议从没有遵循。”在那漫长的夜晚,刘晓波告诉我,他信任“老三届”在中国变革中所能起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思想非常开放。他告诉我,在体制内,许多人赞成民主。

他还告诉我,邓小平的“南巡”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它可以为民主化铺路。他说:民运人士应该与支持南巡的改革者们合作。尽管周舵宣称他对“新威权主义”感兴趣,但是晓波说他反对,因为他认为它在中国行不通。总之,我第一次见他是个巨大的惊喜,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位冷静、理性和温和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才明白,“六四大屠杀”改变了他,他的使命变成了为民主而战,以便能够面对那夜的“亡灵”。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经常与晓波会面。每年我去北京,都要花几个小时与他一起讨论中国局势,谈论知识分子在民主斗争中的作用。晓波已经成为一名活动家,被民运各方所赏识。1993年,他获准出国,实现了大多数异议人士的梦想。然而,几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开始发起大量的联署信,以维护那些敢于挑战当局的人士。他成为民运中最有联系的活动家之一。

作为一位多产作家,他将一些有关政治局势的非常敏感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争鸣》、《开放》,以及在美国发行并且他后来主编的异议人士杂志《民主中国》。每次我们见面,他都向我解释民运正在如何发展,描述其成败,提供了关于局势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画面。尽管事实上他有很强的个性,但是晓波总是愿意让自己想法得到质疑,并且很好奇别人如何看待他的立场观点。从1992年被释放到1996年,他参与了大部分争民主的行动。在劳教三年服刑的沉寂之后,他在1999年马上又活跃起来,组织了无数请愿,以使那些敢于挑战中共的人得以获释。

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人,但是他也能够与不同背景的活动人士妥协和团结。2008年,他得到了支持民运的大多数行动者的尊重,这在看起来严重分裂的群体中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工人、共产党离休人员,都愿意与他联系,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这些特点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在2008年决定逮捕他。人们常说他因《零八宪章》而被捕,其实虽然他确实参加了其阐述,但不能视为主要作者。不过,他花了很多精力去说服不同背景者签署。尽管他对《零八宪章》的效率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决定承担其写作的主要责任。

由于这些原因,刘晓波的被捕对于民运而言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在民运中所得到的尊重,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始终都很粗暴地对待他,最后迫使其遗孀刘霞将他的骨灰撒进海洋,因此就不会有坟墓让人民得以在中国集会纪念他。尽管如此,但自从他去世后,一些纪念活动已经发生,中国的万里海岸线已经成为其追随者集会纪念他的所在地。中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这位个性强者。然而,那些在中华大地继续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们,将继续向这位为此事业牺牲自己生命的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敬意。

(白夏:法国汉学家,《民主中国》顾问。)

(张裕 译)

【民主中国】2017.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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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十一月

小乔:向死而生——怀念晓波

照片为7月9日作者前往中医大附属一院探望刘晓波所拍(作者提供)

刘晓波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经百日。数月来,我沉浸在难以言诉的伤痛之中,却不知能以怎样的方式,去表达对先生的哀思。先生“没有敌人”,视您为“敌”者却将您囚禁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您在禁锢之中离开这个冰冷的世界,陪伴您最后时刻的只有您挚爱的伴侣霞姐和寥寥几位亲人。日夜牵挂着您、与您被迫分离已九年的朋友们无法与您最后道别,无法送您一程。剥夺您自由的当权者甚至不允许在您身后有一个正常的葬礼——在您离去的第三天,他们就匆忙将您的骨灰撒入大海。各地公开表达悼念之情的公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入狱。即便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仍旧对您恐惧入骨!

刘晓波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和挚友。最早与先生相识,是在2003年春,先生携爱妻霞姐来南方旅游,那天杭州朋友温克坚开车送先生伉俪来沪,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而此前,我早已在文字中熟悉先生并引为精神导师。从我学生时代文章惊宇内的文坛“黑马”,到后来在那个难忘的春夏之交中断国外访学毅然回国,在那个血色黎明,与死神擦肩而过,从容带领数千学生撤离死亡广场,既而被钦定的“黑手”,经历了20个月的牢狱之灾后,一位广受学子们欢迎的优秀教师失去了讲坛,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在自己的国度被封杀从读者视野里消失。这样的传奇经历,令我在与先生结识之前就已心向往之,原以为这样高大上的人物,只可远观,高山仰止,然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打破了专制者的信息封锁,我竟有缘与先生相识、相知。与晓波近距离接触后我才发觉,这个激扬文字、狂放不羁的文学才子,私底下其实是个很平和的人,或许生活的磨砺,早已经将您淬炼成钢,岁月褪去了桀骜“黑马”的几许年少轻狂,更积淀了一份沉稳、大气与从容。晓波很为朋友着想,他本身是一个积极行动者,但从不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更不以道德高标去责难别人,他甚至对待长年监控自己的“有关部门”的同志都平和、友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晓波的理念和行动在我眼里都堪称完美。

那几年我在颠沛流离中,只为了在网上的率性表达,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晓波在自身的困厄中,却时时不忘给予朋友和同道暖心的帮助,如同许多受到过先生无私帮助的人一样,我也得到过先生很多的鼓励和帮助。一多半是出于对先生人品才情的仰慕,我申请加入了先生所主持的独立中文笔会,还冒昧地请先生做了我的入会介绍人。

我与上海国保部门的关系日益紧张,父母和朋友们都为此惴惴不安!在晓波的关怀和笔会的直接帮助下,2008年初,我得到一个国际援助机构提供的机会,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文化部邀请我出访瑞典一年。在接到访问邀请后,我与上海的国保展开艰难的“谈判”,其间的曲折和屈辱,令我一度想放弃出国的机会!当另一位我亲近的朋友告诉晓波我和国保之间爆发的激烈冲突,朋友后来转告我,晓波却以责怪的语气抱怨我:这样子还怎么走得了?朋友告诉我说晓波非常担忧我的处境,怕我继续待在上海会不安全……当我终于忍不住在网上向晓波倾诉委屈郁闷时,晓波耐心地开导我,劝我尽量忍耐,尽可能争取成行,否则很多朋友前期付出的努力就都白费了。终于我在警车的“护送”下,在父母的不舍而又庆幸中——他们不必再担心女儿会沦为“国家的囚徒”了——离开了故国。原以为只是离开一两年,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告别,孰料世事无常,这一去,我就此失去了至爱的母亲,我也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导师、朋友和兄长般的晓波。

此后不到一年,晓波为《零八宪章》再度入狱。尽管我们联名签署了“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公开信,尽管我也到香港“中联办”门前举牌要求回国与您“同罪”,然而真正承受最多苦难的却是您和霞姐,我们谁也替代不了、分担不了分毫!我只能在遥远的异域,在失眠的夜里牵挂、思念着您和霞姐。

先生的受难也成就了您的荣耀,在奥斯陆,我和朋友们悲喜交集!见证和分享了您的荣耀。悲的是您在替我们所有的人受难,连您的爱人霞姐也在诺奖宣布之后被与世隔绝;喜的是国际社会看到了您的贡献,给予了中国人权民主事业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激励。

2013年岁末,在反复权衡、计划之后,我决定绕道越南肉身“翻墙”回国,并在2014年元旦后成功从越南进入云南,回到我的父母之邦。彼时,晓波已在牢里度过五年多,十一年的刑期将近过半。虽然我对先生能提前跨出炼狱几乎不抱希望,但此前我从不怀疑您会扛过这十一年,会归来与我们相聚!我期待着我们早日的重逢。

然而现实竟是这般残酷!得知先生患病的消息,我如遭雷击!那几日,我神思恍惚,寝食难安。在一次次失眠的夜里,打开网络追踪沈阳“中国医科大附属一院”官方网站的每日病情通报和网上或真或假的消息传闻,不觉泪流满面!此前与先生仅有的短短数面之缘和网络交流,也不断地在眼前闪回。我想起九年前我去国前夕在北京与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见,记忆中先生一直是那样乐观、坚定、生命力顽强!难道这竟成我们最后一面?先生在被捕前和我最后一次网络聊天中,还建议我与瑞典邀请方协商,看能否将我在瑞典的访问期延长半年,这样我可以避过20周年的“敏感期”再回国,或许阻力会小些,我回国以后的日子也会好过些。您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可如今得知您正在生死边缘,我却做不了任何事!

在您的病况被公诸于世十天后,我终于不顾有关部门的劝阻,在一个周末悄悄去了沈阳,虽然明知无望见到您,可这是我唯一能为您做的了。那个凌晨,我在北国您所在的城市的旅店里醒来,想着先生就在离我不过数百米远的一所医院里,正辗转于病床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我却思念无从寄,惟有泪沾巾!悲伤如潮水般瞬间吞没了我!

手捧为您精心挑选的祈祝平安美好的百合花,却无法送到您手中!我在中医大附属一院徘徊彷徨,预料之中的“查无此人”,我把手机里晓波和霞姐的照片给人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打听有没有人见过你们,却终一无所获。

我感觉晓波的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流逝!晓波,你在哪里?你能感应到我来看你吗?你能感应到外面无数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的牵挂吗?九年来离你最近的一回,可是拼尽我全力,还是无法看你一眼……晓波,不要离开我们!还有那么多未竟的事业等待着你……天空中飘起了细雨,莫非苍天也在为你伤悲落泪?我心碎地意识到,这是我们今生最后的诀别。

仅仅在我从沈阳回来后的第四天,便传来晓波的噩耗。从当局不得不公开您的病情,只不过短暂的三个星期,您的生命就已走到尽头。我想起民初汤化龙挽宋教仁先生的一幅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您与宋教仁先生一样,是为理想殉身的殉道者。而苍天何忍?每至历史的关键时刻,都给了中国最差的一种选择!这片土地难道真的被诅咒了吗?

晓波走后,我的心沉陷入一个巨大的黑洞!回国数年来,为不惊扰八旬老父,我活得麻木而隐忍,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然只要有先生在,我的心便存有希望。如今先生竟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被蓄意谋杀以至无迹可寻!我的悲愤无以复加!您以善意待人,有情有义,不负初心。在一个被“斗争”哲学和“敌人”意识浸淫了七十年的国度,您以杜鹃啼血、精卫填海般的勇气和坚忍,放弃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机会,不惜半生为楚囚,为国人求自由,为民族谋未来。令人无限悲哀的是,却有那么多的国人不了解您为何而死,甚至完全不知道您的存在。您“没有敌人”,却遭庸碌宵小们四面攻击。自私颟顸的当权者封杀您打压您囚禁您扼杀您;被奴化教育蒙蔽心智的“小粉红”们咒骂您是“卖国贼”;狂妄无知的海内外激进分子、野心家们诽谤您诋毁您。您生命中的最后九年,依然被冰封雪藏,至今几乎没有信息传递给外界。在您辞世百日后,也几乎无人能联系上您的爱妻霞姐,她被持续隔绝于孤独的黑暗之中。这个世界亏欠您太多!

“好好活下去!”一位远在异域多年不能回国的兄长在网线遥远的另一端叮嘱我。是的,我们都应该好好活下去。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未来。但也正因为死亡的存在,令有限的生命更有意义。多年来先生以“亡灵”的嘱托鞭策自己,替代那些倒在血色黎明的亡魂而活,终将自己点燃为火把,以自身对理想的献祭,驱散尘世间无边的黑暗,使生命绽放出眩目的光华。如今您已魂归大海,回到那生命之初的源地。晓波,您安息吧!您已完成尘世的使命。后死者将更奋然前行,继续走您未竟的路。

晓波,我们爱你!

晓波,想念你!

2017年10月

【民主中国】2017.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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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十一月

【VOA】美国笔会呼吁习近平释放刘霞

华盛顿 —
50多位美国和国际知名作家11月3日联署请愿,发出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他释放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

这50多位国际知名作家,包括美国小说家罗斯(Philip Roth)、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爱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尼日利亚女性主义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以及不久前获得英国“布克奖”的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等。他们在“美国笔会”(PEN America)网站联名发出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刘霞。据悉目前已有近百人参与联署。

公开信说,“身为作家、艺术家,以及美国笔会的支持者,我们写这封信,表明我们对诗人刘霞持续遭到软禁的关切。”

公开信要求习近平解除对刘霞的一切限制,包括对人身自由,以及与亲友、媒体自由会面及发表言论的限制。

信中表示,“知名诗人、画家和摄影家刘霞尽管从未遭到起诉,但是从2010年起却一直遭到软禁,这显然是因为她是刘晓波的妻子。由于多年遭到强制独居,据悉刘霞的心理及生理状况堪忧,被诊断出忧郁症及心脏疾病等。”

信中说,“刘霞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7月15日刘晓波的葬礼,自此之后再未曾公开露面,亲友也无法与她会面,试图造访她住所的媒体与外交人员也都遭到安保人员的阻挡。刘霞在8月公开的短视频中说,希望大家给她“哀悼的时间”,但几乎肯定这是按照剧本演出,刘霞本人并没有发表言论的自由。“

信中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德国驻华大使馆等机构都希望习近平解除对刘霞的限制,确保她行动的自由。身为作家、记者以及言论自由支持者,我们同声与他们共同呼吁。”

这封公开信提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刘霞遭到软禁,显然违反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2011年确立的国际规范。中国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员,遵守这些国际义务显然重要。

另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笔会执行主任诺塞尔(Suzanne Nossel)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希望他届时能表达美国对中国不人道、不公正囚禁刘霞一事的关切。

【美国之音】2017.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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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十一月

【RFA】哈金访谈(下):人民有起义权,“郭文贵”是很好的小说题材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观点节目,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本期观点节目,我们要去拜访的还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先生。

哈金先生1985年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时,并不太关心政治。1989年发生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他在电视上看到“六四”镇压的画面,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哈金先生提出了一个可能扭转“89民运”结局的想法。从此以后,据哈金先生说,他就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那么,哈金先生当年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惊人计划?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对今日中国有哪些独到的观察?作为一名作家,美国富商郭文贵会不会成为他下一部小说的人物原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和哈金先生聊一聊。

记者:您说过,您既是移民作家,也是流亡作家。流亡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政府根本就不给您签证,所以您父母去世的时候您都不能回去。(您之前告诉过我)中国政府不给您签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您当年参与签署了《零八宪章》。您之前其实都是远离政治的,当年为什么会签署《零八宪章》呢?

哈金:《零八宪章》(我签的时候)是在德国。有人找我,说你看看,我们希望你能签。当时我看了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文件),我就签了,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最近有一个老师告诉我,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个(不让我回国),实际上是因为“六四”,我还是因为“六四”在黑名单上。“六四”是这么回事。“六四”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士兵进天安门广场了,就开始打人了,我非常气愤。当时有人就问,咱们怎么能够制止他们,当时我非常气愤,我就说了一句,把他们这些高干子弟都抓起来。

记者:原来(您写的小说)“自由生活”里武男那个情节说的就是您自己?

哈金:是,我真的那么说了,当时我不敢做什么事情,因为我孩子还在中国。

记者:您说者无心,人家听者有意?

哈金:他们不但有意,他们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当时要是真有几个有勇气的人去做的话,可能历史还会改变。因为当时李鹏的孩子还有好多人,薄熙来的姐姐也在我们学校,就是MIT Sloan school 当中有一批高干子弟。但是谁都没有那个勇气,但是这个话就传出去了,就一直在案。

记者:原来是这样。说到“六四”、《零八宪章》,其实“六四”和《零八宪章》也改变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刘晓波。

哈金:对,是。

记者:刘晓波先生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但他其实一开始也只是一个诗人,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刚刚去世,您如何评价他最后这个应该说是有一点悲壮的结局的呢?

哈金:我和他只见过一面,“六四”之前在哈佛大学的一个讲演,以后他就回去了。但是,他这个结局真是……我觉得这个结局实际上是习近平无能。

记者:为什么?

哈金:(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这么大的事情,他却被抓起来。你作为国家领导人,你必须把一些基本的事情做好、想好,究竟怎么做。

记者:大原则上(要把握好)。

哈金:对,大原则上的事情,你小破事什么的(就算了),这么大的事情,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多大的破坏!上面的领导无能才造成这种现象,这种悲剧你可以说是底下人这么做的,但是你作为国家top leader(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这种事一开始不想呢?而且确实是象魏京生他们说的,是一种系统性的摧残一个人,进去就不让你们出来。可是刘晓波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犯啊!

记者:对,而且他是一个很温和的。

哈金:很温和的,所以我说习近平他们无能,他那么温和的一个人你给他整死,你说你这个国家谁还能存在?

记者:您说到这个我就想问您,刘晓波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改革派,刘晓波最终的结局,让很多人认为,在中国象甘地式的所谓的“和平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哈金:对。

记者:中国需要的不是变革而是革命,因此很多异见人士之间分成了很多阵营。我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呢?

哈金: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崇尚暴力的。虽然我“六四”的时候提出过……

记者:当时是年轻气盛。

哈金:对,年轻气盛,再是确实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现在时间长了,我是不崇尚暴力的。但要是有人真是反抗,象杨佳那样的,你也不能说你不理解,你也不能说你反对。就是说,人民有起义的权利,这是没办法的。这就要看你共产党怎么做吧,你要真是把老百姓逼到那个份上,那你也没有办法的。而且,海外民运,大伙儿吵、观点不同实际上不重要的。他们有革命派和改良派,我属于改良派,但是没有革命派那种压力的话,你想共产党他能改变吗?崇尚暴力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而且他们存在、他们组织活动,也都有他们的道理,也是应该的。

记者:当年印度也不光有甘地。

哈金:对,不光有甘地。

记者:各种不同的力量最终促成了印度的独立。

哈金:甘地实际上对人民自下而上起来的暴力,他也不反对。其实要没有暴力对强权的一种威慑的话,改良是不可能的,什么都得有。

记者:近十几年来,中国民间几乎每年都会评出一些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哈金:对。

记者:我记得应该是从2004年的“南方周末”开始的这个传统,包括您最新出版的这部小说“折腾到底”里虚构的人物冯丹林,也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对吧?

哈金:对。

记者:但您说过,“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您为什么那么说?

哈金: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独立。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在生活、经济上独立,这太难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宗教吧,这几十年当中一直被压下去,所以国家就变成你价值系统后面的支撑者,这个东西不牢固的。很难有知识分子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你的价值支撑者是国家,国家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你面对的敌人有时候还是国家,这个就难了。但是反过来,西方它往往有另一个系统,往往就是宗教。为什么海外民运人士很多都入教了?变成一个基督徒?他需要更强大的一种价值观来对抗共产党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西方它有一种艺术,是和政治分开的。面对政治、面对国家,我艺术家可以跟你对抗。可是中国都不存在这个,因为艺术家是国家的一部分,艺术这整个系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为国家机器服务的。所以各种价值系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在精神上有强大的、系统的支持力量。

记者:您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您如何观察今天中国?一方面,象您之前也提到的,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极端;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分析也提出,中国的模式似乎是越来越可行,中国的领导人在外面也越来越有面子。而且,前一段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中国有一个电影叫“战狼二”?从这个电影票房收入这么好,这是一个爱国题材的电影,起码是有很多中国人还是真心地很爱国,以中国人为自豪,您如何观察今日中国这个有点矛盾的乱象?

哈金: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所谓的爱国,因为中国这几十年,宗教受到压抑,人们实际上宗教的感情没有发泄的地方,所以都转到国家身上了,把国家神圣化、神谕化,这很可怕。你想想世界历史上,特别近代史中,几乎所有的暴行邪恶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去进行的。中国多少的错误——祸国殃民的错误,实际上都是国家在后面。国家要是神谕化,就变成上帝式的一个存在了。实际上,国家不应该是世俗的东西。国家应该不断地受到控制、挑战,因为国家总是在不断地犯错误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实际上,看中国表面的风光,这钱也都是纳税人老百姓的。习近平不要再折腾了,因为他现在“一带一路”几千亿撒出去了,可你现在跟印度(起冲突),它一下就把你的路给堵住了。你不能修路了,你往哪里走?

那种短视,那不穷折腾吗?你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强大的价值观,你怎么能够出去呢?你把国内的事请做好就不错了,实际上中国是很难的,如果按现在这种做法,什么红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人喊打的、以世界为敌的状态。你越有钱,大伙对你越害怕。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国内的民众,他们的这种爱国情绪高涨呢?

哈金:其实这没有用的,民众实际上是被利用的,象“战狼二”他们觉得很好,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印尼当年杀那么多中国人,几百万,中国政府做什么了?柬埔寨杀那么些(中国人),什么都不做的,只是那么说而已,只是大伙儿精神上感觉痛快。

记者:您觉得未来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

哈金:还是希望舆论开放,政府一步一步民主。(中国)只能走民主的路,别的走不通的。但我个人并不崇尚那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希望用西欧或者北欧那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有一份权利,同时多党存在,也受到舆论监督。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会不断地受到挫折。

记者:我之前对您电话采访播出后,有不少喜欢您的读者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位读者给我们留言说:特别喜欢哈金,欣赏哈金的勇敢和诚实。“勇敢和诚实”,您认同这样的评价吗?我很好奇,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不光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有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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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十一月

【RFA】国际知名作家致信习近平呼吁释放刘霞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3日报道,50多位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知名作家在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函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以捍卫言论自由为宗旨的美国笔会组织了这次呼吁活动,参与签名的作家包括罗斯(Philip Roth)、库切(John Coetzee)和泰勒(Anne Tyler)等。作家们写道:“她的健康状况糟糕,与亲近的人被隔离,她因失去丈夫而悲痛欲绝。她应该享有与家人、朋友见面的自由,也应该有到世界上任何国家旅行的自由”。作家们还在信函中向习近平的“良心”和“同情心”发出呼吁。

刘晓波于今年7月13日离世,并于7月15日被迅速火化。刘霞出席15日丈夫的葬礼后便同外界失去联络。西方国家和人权活动人士不断呼吁北京允许失去丈夫的刘霞自由出境,但中国当局至今未予理睬。据报道,美国笔会请求特朗普总统携带该信访华。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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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十一月

【DW】国际作家致信习近平呼吁释放刘霞

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50多名作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德国之声中文网)作家们在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函中写道:她的健康状况糟糕,与亲近的人被隔离,她因失去丈夫而悲痛欲绝。作家们在信函中向习近平的“良心”发出呼吁。

今年7月,遭受癌症折磨的刘晓波在中国一家医院中去世。2009年,刘晓波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因为他参与撰写了呼吁保障公民权利的“零八宪章”,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宪政国家。刘晓波系狱期间,妻子刘霞遭软禁。

西方国家和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北京应允许失去丈夫的刘霞自由出境。中国当局迄今未予理睬。

作家们在致习近平的信函中指出,“只因身为中国视为异议人士的妻子,刘霞便不得不受难。她没有犯过罪,她也没有受到过犯罪指控。”签字的52人中包括作家库切(John Coetzee)、罗斯(Philip Roth)和泰勒(Anne Tyler)。支持这一签名活动的美国笔会将请求特朗普总统携带该信访华。

凝炼/雨涵(德新社)

【德国之声】201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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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十一月

【RFA】突然通知父派出所外死亡,卫小兵誓追究责任

曾因海祭刘晓波而被打压的四川维权人士卫小兵,继其母受到恐吓后,其父突然在派出所附近死亡。卫小兵怀疑父亲临死前曾到过派出所,要求与儿子见面,他指责当局长期禁止他与亲人见面,所以要对他父亲的死负上最大责任。

卫小兵周五(3日)晚对本台表示,他早上突然接获四川雅安市雨城区警方的来电,表示父亲刚刚去世,他立即赶到雅安市处理父亲的后事。他表示,父亲周四(2日)还跟他通过电话,当时并没有说感到身体不适;父亲多年来只是患上一些例如高血压等等的老人病,并没有患上什么大病,加上他是于雨城区河北派出所外死亡,认为父亲死亡充满疑点。

卫小兵说:他(父亲)就这样说的呀,昨天(周四)他打电话跟我说,说这个让我下去这个雅安去看望他,我说我现在这个国保不让我过去,他就不相信,你又(没有违法)犯罪其么的,他就跟我说你要去找他们(当局)知道吗?因为上午就发现死在派出所对面那个椅子上,所以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法医鉴定是猝死,喝了酒吧,他可能有些生气,知道吗?他本来有高血压。

卫小兵表示,自从今年8月他因海祭刘晓波取保后,一直都被当局控制在四川芦山县老家,就连离开探望父母亦不获批准,所以他认为父亲去世,当局是要负上最大责任。卫小兵已向涉事的河北派出所查问,但警方却表示不清楚事件,他现在打算向警方追究责任。

卫小兵说:它(当局)肯定有责任,连我去看我父亲,有病的父母亲都不同意,知道吗?我肯定会去这个讨说法,肯定是的,是吧?怎么就那么奇怪就倒在派出所门口,下一步我准备讯息公开,让他们公布昨天(周四)从下午5点钟到这个晚上的监控,如果说他没有去过,那就没关系,如果去过,肯定去找他们的这个肯定是出了问题,是吧?

对于卫小兵的父亲于派出所外死亡一事,本台致电雨城区河北派出所查询,当值警察承认卫小兵父亲于派出所对开死亡,但就否认他父亲曾到过派出所。

警察说:今天(周五)早上发现在派出所对面的一个长椅上躺着,然后躺着就死了。

记者问:他之前有没有来过你们派出所,有没有进去?

警察说:反正之前也没有来过。

卫小兵的朋友、广东维权人士黄永祥表示,现在卫小兵虽然可以到雅安市处理父亲的身后事,但就一直被警方监视,没有自由。而卫小兵的母亲仍在广东,而且身体不好,希望当局不要再控制他,好让他与家人团聚。

黄永祥说:他现在出去,因为他父亲这次死亡,他出去雅安市那边都是当地警方陪同他出去的,这次海祭之后就限制在芦山,广东这边一直都不让他回来,母亲是有病的,要在广东这边,帮他处理一些事情,他想过来这边(广东),但经过多次申请都不批准。

黄永祥表示,现于网上呼吁民众关注卫小兵的情况,设法帮助他度过难关。

(黄乐涛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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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十一月

【RFA】美国笔会︰特朗普访华应携给刘霞自由公开信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笔会发表来自美国和多个国家,50多名作家和艺术家的联名公开信,呼吁中国全面解除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软禁,允许刘霞和家属自由外出旅行。

作家们在致习近平的信中指出,只因身为被中国视作异议人士的妻子,刘霞便不得不受难。刘霞没有犯过罪,刘霞也没有受到过犯罪的指控。她应该可以自由地与家人、朋友和国际社会的人员会面,并按照她自由意愿外出旅游,与外界联系。

该信函签字的包括作家Chimamanda Adichie,Margaret Atwood,Louise Erdrich,Robert Pinsky 和Philip Roth等人。支援这一签名活动的美国笔会将请求总统特朗普携带信函访华。

刘晓波2009年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刑11年。刘霞则长期遭软禁,受北京当局严密监控。今年7月,刘晓波癌症末期住院治疗期间,两人再度聚首。刘晓波生前除表达想到海外治疗,也希望刘霞能一同出国。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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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十一月

【RFA】海祭刘晓波被打压,母遭恐吓禁卫小兵赴粤

曾参与海祭刘晓波的多名维权人士,释放后仍被当局报复打压。四川维权人士卫小兵,其母受到警方恐吓,要烧掉所经营服装工厂的货品;而广东维权人士黄永祥,在获释后禁止与外界联系。

四川维权人士卫小兵周四(2日)对本台表示,其身在广东陆丰市的母亲周三(1日)告诉他,大批国保当天到他们经营的服装工厂作出恐吓,对他母亲表示,必须禁止儿子到广东,否则就要对工厂进行破坏。由于母亲近日身体很差,卫小兵原本打算从四川到广东照顾母亲,但现在遭到当局的恐吓,加上四川有关方面又禁止他离开居住地,他为免再受打压,唯有暂时听从当局的指示。

卫小兵说:昨天(1日)又去了20多个国保,20多国保威胁我的母亲搬走,然后都不搬走的话,要把她……因为我们做衣服生意的,就要把衣服烧掉,工人肯定吓到,工人很怕,不愿意再帮我家做事了嘛,后面我妈她就怕了嘛,就不要我过去嘛,然后他们就走了,就这样嘛。她没有报警,还有穿警服的,还有几个警察穿制服的,还有国保,有那个特警,还报什么警呀,是吧?我们下一步就是说,我根据我父母那里情况,我再打算投诉他们吧。

他表示,早前与其他维权人士海祭刘晓波而被当局关押,现正取保候审,至今一直控制在四川芦山县老家,完全没有自由,不能与任何维权人士联络,而且又不许他做生意维持生计。

卫小兵指,他现在已经出现经济困难,日后亦不知怎样生活下去。虽然受尽当局的打压,但他亦不会放弃做维权的事。

卫小兵说:维权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是不会放弃的,你知道吗?就是自己追求这种,民主法治的这种理想,我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就说现在我动不了,知道吧?就没办法,维权人士我也不能见,人权律师也不能见,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情况就很恶劣,你知道吗?我生活都没办法了,你知道吗?我本来就想去卖一些农产品,在网上卖的,他们也不许。

另外,曾经与卫小兵一起海祭刘晓波的广东维权人士黄永祥,被当局拘留30天后,近日获释返家,不过未能恢复自由,不能与外界接触。本台周四(2日)致电黄永祥,但他不愿接受访问,然后立即挂线。

黄永祥说:我现在不方便,你或者迟来再打过来吧。

记者问:现在是否有国保在你身边?

黄永祥说:是的。

本台晚上再多次致电黄永祥,但电话没人接听。

广东维权人士王爱忠表示,由于黄永祥海祭刘晓波事件,当局认为非常敏感,他估计黄永祥可能要控制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自由,他现正取保候审,若果他在这段期间再犯事,会再被关押。

王爱忠说:扰乱公共秩序,应该是这个罪名,他应该是通过取保出来,那可能是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会有些压力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

王爱忠希望,黄永祥尽快恢复自由继续一起做维权的事。

(黄乐涛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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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十月

【RFA】西方科技巨头向习近平献媚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和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周一(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会见。这些科技界巨头在会面中祝贺中共19大会议成功。评论人士呼吁这些企业坚守致力信息自由的理想。

据中国官媒央视、新华社等报道,周一(10月30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其中包括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和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美国前财长鲍尔森等人。

官媒称这些海外商界精英祝贺19大胜利召开,而习近平所作报告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扎克伯格的发言亦援引了习近平的“不忘初心”,并称中国的发展令人震撼。

上周六(10月28日)扎克伯格已在脸书上发文称自己在北京参加清华的活动,一年一度的机会让他更好的了解到中国的创新和创业发展。

在中共19大闭幕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这些海外商业精英对中共示好表态颇为引人注目。

下月3日,iPhone X将在中国上市,外界评价库克此行拜见习近平是为即将上市的产品站台和护航,毕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是苹果最重要的市场。

旅居德国的时政评论人林飞向本台表示,扎克伯格及西方科技精英们是否还记得他们的初心是什么?而今天面对中国的市场,他们是否要降下企业那面猎猎飘扬的理想旗帜?

林飞:像苹果、Facebook以前说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如果这个作为一个旗帜和企业是一个整体的话,我们也要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会不会突破底线,会不会成为强权压迫个体的工具?我觉得他们去中国的行动、去对中国的领导集团溜须拍马是非常拙劣的。在中国做生意意味着他们必须参与帮助建立“1984”这样的系统,实际上他们是和初衷背道而驰的。如果他们总是突破底线,可能会被西方支持者抛弃。

旅居英国作家张朴认为,扎克伯格就如同传媒大亨默多克早年间为试图进军中国市场一样,不断迎合中共高层的规则。

张朴:中国这个市场很大,但在政治上很多生意人还是看不透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脸书这个创始人想跟中共拉关系,想把脸书推广到中国去。默多克当年也是签了许多协议以在中国开拓电视市场,最后狼狈地退出来了。以为凭这些就可以讨好中共让中共开绿灯,让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中国,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

参与组织捷克“2000论坛”的一位人权活动家奥帕维斯基,在扎克伯格脸书上写下评论:在中国没有保障言论自由的制度,很多人权律师和行动者在狱中或被失踪,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被肝癌死,他的妻子还被软禁。扎克伯格,你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感到难过吗?

尽管中共当局在2009年已将脸书逐出中国大陆市场,但扎克伯格显示出对中国市场的强烈野心。他曾先后主管互联网和宣传部门的中共官员鲁炜、刘云山会面。

(吴亦桐/ 程文 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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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十月

【RFA】维权人士卫小兵申请探望异地生病老母被拒,处境艰难

据中国民间权益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10月30日报道,因海祭刘晓波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的维权人士卫小兵日前透露,他目前处境艰难,既不能去广东陪护有病在身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也不能找份正当工作,赚钱养家。

卫小兵8月中旬获释后被遣送回四川芦山县老家。10月初,他被告知,居住在广东陆丰的母亲身体抱恙急需有人照顾。卫小兵立即向芦山县公安局提出请假,要求批准前去陆丰照顾母亲。公安局答复称,“十九大”结束后才准去。但与此同时,广东当局出动几十人对其母威逼协迫,让老人写下不要卫小兵去陆丰的书信。见到母亲的“哀求”,卫小兵放弃了去广东的计划。“十九大”结束后,卫小兵希望赚点生活费。于是申请去临县商洽农产品货源,打算帮农户销售农产品。但他的申请遭到国保队长的反对,理由是“主管意识形态的竹姓副局长不同意” 卫小兵离开芦山县。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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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十月

【RFA】“海祭案”被捕第九人黄永祥取保获释

据“自由刘晓波工作组”10月30日发布的消息,当天下午,因“海祭案”于9月30日被捕并羁押在新会看守所的广州维权人士黄永祥取保获释,被五六个国保送回户藉地。至此,因“海祭案”被捕的所有人均已取保。

7月13日,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坐牢期间因肝癌离世。7月19日,刘晓波头七当天十多名广东网民聚集在新会举行海祭活动。之后,黄永祥成为因悼念刘晓波被捕的第九人,罪名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在新会看守所,黄永祥被一名管教要求写悔过书,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祭奠行为无罪,无需写悔过书,因此被管教威胁不给吃早餐和限制购物。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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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十月

杨建利: 中国同样渴望人权——在意大利参议院非暴力激进党2017年跨国大会上的书面演讲

主题:文化、价值与原则的冲突:RIGHT OF THE PEOPLE OR HUMAN RIGHTS?

2017年10月28日 罗马意大利参议院

感谢非暴力激进党的朋友们邀请我在本次跨国透明度大会上讲话,我深感荣幸,同时我也钦佩非暴力激进党对讲述真相与促进知情权的承诺。

在中国,一项最基本的真相就是中国人同样渴望人权。我加上“同样”这个词,听上可能有些令人尴尬。真实情况是:中国人民对人权的渴望不仅被中共政权压迫,而且也经常被国际社会或多或少地忽略。我经常被问道:“你经历了这么多,你的信心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我的信心在于中国人渴望人权这一简单的事实上。”

“你是真的相信这样吗?”有些人鉴于中国现状发出怀疑的声音。那么好,让我为您建议如下的实验,以供您自己做出判断:

请设想您在造访中国,随身携带一份《世界人权宣言》,在街上任意选取一些市民,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向他们展示出这份文件,问他们是否想要这上面列出的各项权利。您会期待他们说什么呢?您相信他们会说“不,我不想要这些权利”吗?这不可能。这时候您会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中国人民:没有人想要成为奴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人民没有区别。渴望自由与尊严的的确确是普世真理。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普世尊严、正义、善良、公平、平等、自由与博爱之路的探寻。今天的这一代人,也朝向这些目标做出了一些重要推动。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中国人勇敢地起来反抗政府的贪腐——而这种贪腐被《零八宪章》称作“腐蚀了人性”——他们同时发出了为了民主与自由的呼声。那位独自站立在一排坦克前面的坦克人的形象激励了整个世界,而我们倒下的兄弟们的精神已经成为激励人们在中国实现这些崇高目标而继续斗争的最伟大的源泉之一。

《零八宪章》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之际发布,旨在明确说出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和建立宪政民主所需要的变革,一经发布,即获得一万四千多位中国公民的联署签名,尽管中共竭尽全力对媒体施行严格管控,互联网却让人们连接起来分享信息。在中国,签名人需要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但这没有阻止这一签名的持续。

现在,全世界仍在哀悼《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与组织者、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逝世,110天之前,刘晓波在承受了九年的监狱生活后殉道而死。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是一面旗帜,它将继续把单一的抗议转化为全面系统性转型的长期持续的运动。

有赖于刘晓波这样的勇敢者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人权与民主的概念逐渐在中国普罗大众的心中扎根发芽。《零八宪章》发布之后,草根阶层对这一宣言的支持是迅速和空前的——当然,那些用真名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们来自于社会的多个阶层。即便如此,中共政权仍试图阻断其传播。

但当政治反对运动有了清晰的方向,人们就会逐渐向共产政权施加越来越强的压力。随着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平民抗议的升级,共产政权内部不同派系的斗争将会更加明显,一旦外部压力超过临界数量,中共内部各个竞争派系将不得不认真对待公民的声音并且寻求他们的支持以自保。民主转型的突破必将来自于民间,而不太可能首先始于重视稳定压倒一切的根深蒂固的中共政权内部。

没有人能够精确预测疾风骤雨般开启的转型时刻将会何时降临中国。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范围内六十多次和平民主转型,几乎每一次都让西方社会感到惊讶。一个原因就是外交官们、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经常忽略学生们、工人们和农民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不注意这些国家的零散的街头运动,不注意在专制国家的民间文化心理在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人显然正在面临革命性的转型。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保持对我的同胞们的信心,相信他们愿意并能够加入当今自由国家的价值主流。转型的开启也许会在几个月后来临,也许是几年,但没有共同的努力——包括来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它就不会来临,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并且做好准备,保持信心。

“留心观察、增强信心,因为时间正在逼近”,从基督徒的迫害者转变为信仰基督的圣保罗曾经这样告诫人们。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时间也正在逼近,我们必须留心、必须抗争、必须支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翻译 张帆)

【公民议报】201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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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十月

王德邦:不意一别成永决——深切缅怀刘晓波老师

2017年7月13日上午,当地国保来电查问我动向,我借机向他们明确提出要前往沈阳探望病危急救中的刘晓波老师。为获得当局同意,我还表示愿意接受他们派员跟随前往。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网上传来晓波老师已去的噩耗。

莫大的悲愤使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争取出席晓波老师的告别会。于是我向北京的师友们了解晓波老师最后告别会的有关安排事宜,但发现没有一个师友得到相关信息,大家只有等待晓波老师家属或当局的公告通知。

15日,网上居然发出了刘老师被举行告别仪式及骨灰被撒入大海的图片。看到这些,我完全不敢相信是真的,进而一遍遍反复查看有关消息,最后绝望地久久呆坐于电脑前,任凭脸上泪水垂落,口中喃喃自语——难道晓波老师就这样了结了?难道事情就这样完了?

初识晓波老师是1988年。当年刘老师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后,引起学界很大轰动。有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甚至复印了刘老师论文的部分内容在校园中三一八纪念碑前散发与宣讲。在那个中国难得的思想学术活跃的年代,一匹文学思想界的“黑马”跃出,当然赢得众多青年学子的追捧。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自习时,路过师大一阶梯教室,发现许多学生爬到窗户上,还有许多挤在教室门口,甚至有不少人就站在教室外草坪上听。我好奇地前去问一个同学,才知是晓波老师在演讲。我也就想努力设法挤进教室看看,但人实在太多,最后还是没能进入教室,于是只好在窗外墙根下听。那有些嘈喳的扩音器中传出一个稍带口吃但字句宏亮而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其中洋溢着指点文坛、睥睨天下、傲视群雄的气概,给人一种千古文坛舍我其谁之感。事实上,读刘晓波先生当年的文章,也能强烈感到他那种言词的犀利、辛辣、离经叛道与不可一世。所以,听其演讲与读其文章,都给我一种晓波老师是个孤傲不群而难以接近的人的感觉。后来,爬在窗户上的一个同学累了,下来休息时,我乘机爬上去探头远远看了眼里面讲台上坐着的刘晓波先生,由于相距较远,又加里面人实在太多,因此留下的印象并不深。而八九反腐爱国民主运动期间,我在高校对话代表团中活动,而刘老师在天安门前引领抗争,因此也没有机会接触,以致十多年后,再见到时,我都认不出他来。

2002年秋的一天,任不寐先生到北京出差,住在动物园附近的宾馆,电话约我过去一见。我到时发现房间中坐着好几个人正在围着一个说话有点口吃者热烈辩论。任不寐先生上前介绍这个被围者是刘晓波。当时我有点吃惊,仔细看了看,才模糊地感觉有点似曾相识。于是上去握手说:“刘老师可是我们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偶像啊。我是北师大85级哲学系的。是听过您讲座的学生。”当时刘老师楞了一下,辩论中断,似乎想问我点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刘老师读研期间与曾教过我们85级哲学系认识论后出任教育部部长的袁贵仁先生是室友,因此可能他对我报出85哲学系有所触动,或者想了解点什么。然而,在我与刘老师随后数年的交往中,却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与袁贵仁先生的交往事宜。

记得当天围着刘晓波先生辩论的人中有万延海,另外几个人的名字就不记得了。由于当天我有急事,大家去吃晚饭时,我就先行告退。之后应师友们之约,在参加北京同仁们的聚餐时,又有幸碰到刘老师,于是渐渐熟识起来,感觉刘老师与我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孤傲不群印象有很大出入。

2003年春节前,在一次聚餐时再碰到刘老师,席间谈到独立中文笔会,我表示愿意加入笔会,而时任笔会会长的刘晓波老师则当场表示愿作我入会的介绍人,这让我感到晓波老师待人的真诚与平易。

还有一次由包遵信先生出面召集在京师友们聚餐。当天由于人较多,虽没有与刘老师说上几句话,但那次聚餐中刘老师的一个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一名服务员来收盘时,有个盘中还剩下几根青菜,那服务员已经将那个盘子端起准备拿走,只见刘老师赶紧伸手从服务员手中接过那盘子,将盘中剩菜与汤汁一并拨到自己碗中全部吃掉。那种节俭,真让人感动到吃惊的程度。后来,我多次与刘老师吃饭中,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个情况,发现晓波老师都保持着此可贵的光盘习惯。

2004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下午,我到刘老师家拜访。当时我在北京一民办中学做管理,于是他较详细地问了一些民办学校的情况。我因身在民办学校中,对其中存在的投资者唯钱是从问题深表忧虑。他听后不无疑惑地问:“民办学校虽有很多问题,但总比公办学校要好吧?”对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显然无法说清,我只是说中国专制极权下的民办学校与民主社会市场经济下的民办学校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与教育的本质脱离得更远。后来,刘老师表示愿意在方便时到民办学校去实地看看。由于我不久就离开了那所民办学校,原本想请刘老师前往考察的愿望也就没有实现。

2005年夏,代理陕北油田案律师、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朱久虎被陕北地方当局拘押后,知识界掀起了营救热潮,我为此写了《风雨维权路──记朱久虎律师的维权历程》予以声援。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接到晓波老师的电话,他说自己也写了篇为朱久虎呼吁的文章,其中有些材料引自我的文章,特意告知我一声。我当时听到很高兴也很惊讶,为刘老师治学着文的严谨而深深感动。这也为我以后写文章树起了标杆,让我在任何引用证据材料上都不敢草率。

2007年11月3日,中国当代民主导师包遵信先生不幸去世后的告别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当天早上因警方阻扰而使告别仪式无法按时举行。我赶到时看到刘晓波老师与到场警察交涉无果后那种悲愤落泪的情形,这是我唯一一次亲见晓波老师落泪。当然,那是为鲍老去世还遭到如此不公对待的伤感落泪!但谁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晓波老师自己离去时的遭遇竟更倍凄惨与不公。

2008年7月22日晚上,借奥运会严控到来前的间隙,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老师召集刘晓波、王力雄、唯色、莫少平与我,到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先生家附近一酒店聚餐,83岁高龄的于老在他女儿陪同下前来饮酒聊天,而晓波老师一如过往地以茶代酒。席间大家合影留念,我与晓波老师合影时,我站到晓波老师后边,让晓波老师坐着,结果晓波老师坚决不同意,要求要么两人站着,要么两人都坐下。此举动一扫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刘老师性格孤傲的判断,深深感到晓波老师原来是如此平易近人。

当晚聚餐大家谈得热烈,喝得尽兴。但不知何故,我竟有种隐隐的不祥之感,当时我捕捉不到这种不祥究竟来自哪里,反复思考后感觉好象是张祖桦老师在做入狱前的后事安排。因为当时《零八宪章》行将发布,相关工作已进入紧张运作。说实在的,对于《零八宪章》出台的风险,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惟张祖桦老师有最准确而充分的预估,因此他为入狱作好了准备。但局势诡异的是,最后居然当局没有将张祖桦老师投入大牢,却重判了刘晓波老师。如果说当局没掌握情况,那显然不是,因为张祖桦老师面对警方都公开声明自己对《零八宪章》负责,但最后当局却放了张祖桦老师而重判了刘晓波老师,虽然后来有人解读这是为了逼晓波出国,但当局深知《零八宪章》的历史份量,有意避开政治家张祖桦老师而免于树起政治强敌,却将国际聚焦转向文学家刘晓波而稀释掉宪章的后续冲击力,并由此使刘晓波老师在有形的监狱而让张祖桦老师在无形的监狱中予以控制,这可能也是当局的一大图谋。当然,刘晓波先生在《零八宪章》上所起的作用及其八九之后为中国人权民主的不懈抗争,使他有足够的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一批人如天安门母亲、张祖桦、刘贤斌、陈西、郭飞雄、高智晟、秦永敏等等,几十年不懈为推进中国人权民主进步而顽强抗争者,都配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耀。

当晚,聚餐者虽明了随着奥运即将到来的严控,会在一段时间无法再见面,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与晓波先生自此一别成永决。

2008年12月8日晚上,我正在电脑前浏览信息,忽然接到张祖桦先生、刘晓波先生被警方带走并被抄家的消息,认识到当局对行将公布《零八宪章》的镇压开始了。之后刘晓波先生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后虽被改为监视居住,但之后又被逮捕,并于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被判处11年重刑。

2009年元月10日晚上,我被北京市国保总队刑事传唤并抄家。当时国保余总队长在与我谈话中讲刘晓波老师说了我参与《零八宪章》中的一些活动,要我交代有关情况。我当然知道这是国保用晓波之名来讹诈我,但考虑到晓波老师被拘押后一直与外界没有联系,就想乘机设法见见,以了解晓波老师的情况。于是就要求国保让我与晓波老师当面对质。国保自然也没有同意。再见晓波老师之愿就终没有实现。当然,在晓波老师开庭判刑当天,我被房山区国保看守在家,无法前往法院。到判刑宣布后,我曾不无讥讽地对国保说:“你们终于将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人争来了!”并且直言:“难道你们真能将刘晓波先生关押11年?”我当时坚信:中国已到了随时大变的关口,不会再延迟11年的,所以刘晓波老师必然在刑期不满中得到释放。

然而,事实却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中国不仅没有转向文明,而且在野蛮倒退中狂奔,而晓波老师在监狱中熬过了9年,眼看就要刑满出狱,却忽然于2017年6月26日传出他罹患肝癌晚期,并随之很快走完了人生之路。

我生有幸得识晓波老师,由八十年代认为他傲岸不群到后来接触亲感他温和理性而平易近人,期间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剧变的劫难对个体生命的改变。诚如晓波老师自己所言“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 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但在这纷纭变幻的外相中,晓波老师有着顽强坚守的不变的本原——我没有敌人!

对于“我没有敌人”之论,各界争议较大。要想真切理解晓波先生此论的深意,还得回望此论出台与演化的历程。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在天安门召集侯德健、周舵、高新举行绝食时,起草的《六。二绝食宣言》中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 1.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在北京市中级法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开庭时作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其中再次明确宣示:“我坚守20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并作出解释:“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由晓波老师自己的陈述中,可以看到“我没有敌人”是对自我的要求,是自我的人生准则,而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更不是否定社会存在民主与良知的敌人,因为他明确看到了“政权的敌意”。所以,当下许多对“我没有敌人”的争论都是脱离了晓波本意。

“我没有敌人”虽然是晓波老师人生坚守的信条,但它点到了后极权社会的命门,是后极权体制的死穴,具有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的意义与高度,本质上与东欧转型期哈维尔、瓦文萨等一批思想家的精神相通,在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就是东欧转型思想的中国表述。

事实上,后极权社会需要敌人,患有敌人“依赖症”,因而会持续不断制造敌人。

因为:后极权社会需要不断揭批、防止、镇压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如果没有了这种“敌人”,后极权社会就显示不出自己意识形态的坚守,而这种立足阶级先进与落后斗争的“敌我”意识形态,只有不断寻找斗争的“敌人”,才彰显其革命性。所以后极权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展开反对、清理“敌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普世价值等等运动。

如果后极权制度不在外塑造起“敌人”,在内寻找各种超越权力控制的势力定性为“敌对”,就找不到行使制度镇压惯性的依据,制度的镇压机能就面临丧失,这会根本危及后极权社会的统治,所以后极权社会需要“敌人”来延续制度。

后极权主义面对合法性问题通过寻找“敌人”阴谋来对民众恐吓,对统治集团自身警戒、安抚,从而为延续自身粉饰、壮胆。

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阻止社会改革,社会中那些可能触及、影响既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诉求就被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名之为“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或“西化”,从而将一个社会改革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与政权问题上,由此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维护变现成政权维护与意识形态捍卫,使社会改革问题政治化,改革路径分歧“敌对”化,进而实现绑架组织,绑架国家以维护自身利益之目的。这种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借用“敌人”来救助,在后极权社会是极为普遍而有效的。

后极权主义对“敌人”的需要显示出其存在的严重合法性危机。在外,世界对极权主义的危害已产生普遍的警惕与扼阻,在内,民众的法制与人权意识日益觉醒,抗争事件越来越多。由此导致了统治集团的整体性恐慌,而恐慌的直接反应就是对一切质疑与反抗进行严酷镇压,将一切异己的声音与行动“消灭于萌芽状态”,这就需要挖掘“敌人”甚至制造“敌人”,通过对敌人的发现与镇压来达到恐吓民间与凝聚自身之目的。所以“树敌”也成为后极权社会赖以存在的一大支柱。为填充虚空的合法性,后极权体制努力寻求社会“敌人”普遍化、暴力化。在这种强烈需要“敌人”救济情况下,后极权主义向前迈进到主动制造“敌人”上。从某种意义而言,极权主义与人类为敌就是在制造敌人。极权主义将人类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竞争上升到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高度,从意识形态高度宣判了“敌人”的灭亡与“我方”的胜利,使相互竞争变成“我方”消灭“敌方”的历史、道义责任与使命。在这种使命下,“敌人”成为一种制度性依赖。

在后极权社会需要敌人、依赖敌人而存续的情况下,“我没有敌人”岂不正好痛击到了极权毒蛇的七寸,是对极权体制的釜底抽薪,因而具有现实与理论层面的价值。就此而论,中共当局重判刘晓波正是被“我没有敌人”打到痛处的反噬。

刘晓波先生永垂不朽!

2017年10月21日,刘晓波离世百日纪

【民主中国】201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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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十月

春涧:给刘霞

这世上最不自由的地方,
你选择了自由地结合。
既然被抛入龌蹉的泥塘,
你偏要绽出并蒂的清荷。

在人间探监的路最艰难,
迎风雨、顶白眼、负斥吓……
树压成煤,仍有火的心肠,
金碾成粉,还是金的价格。

阴阳撕裂的日子最难忘,
哀痛默、记忆抹、身名灭……
比翼铩羽,失伴悲雁何时还,
四海惊涛,日夜长啸,不肯歇!

就像大漠的悍风刮不倒胡杨,
恨,永远不能把爱淹没!

2017年深秋写于广州

【独立中文笔会】201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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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十月

一平:由“唯我”走向荣耀——走上祭坛的刘晓波(之二)

1

晓波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带有那一代人鲜明的烙印。一方面,毛意识已破产,他们对之弃如弊履;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未曾有过完整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是空白;于西方文明也仅是读翻译书;加之文革中暴戾风气,那一代人满“野蛮”的。

青年晓波的中心词是:自由、个性。个人即中心。青年晓波的“个人”主要是叛逆,而有关“个人”的文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有野蛮性。但他的叛逆针对极权统治,他的指向是“自由”、个人权利;因此该叛逆有文明意义及指向。

方励之先生记述晓波,有个细节:“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只有C同我们聊。……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这确是晓波当年的风格。

八十年代,晓波作为一匹黑马,闯入文坛。他生命力旺盛,野心勃勃,锋芒毕露。其成名作《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发言),剑锋直指当时中国文坛。那个时期的晓波可谓狂人,其言惊世骇俗:“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今天再读这些文字,满可悲的!叛逆、唯我、狂妄不羁是当时中国青年的流行风潮,类似长发、喇叭口裤。他们的叛逆是对“共产”的反动,但却与红卫兵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批判、斗争、唯我唯是,只是在“新时期”有了新的指向和语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的致命处——狂妄、蛮横、自我中心、攻击性。中国八十年的文学当然有局限,“一党专政”下,思想解放仅仅是开了一道缺口。即使是晓波,当时也仅批文学,而不敢及“政治”。况且,当时的新文学毕竟是对“党文化”的反动,向人文精神复归,是废墟上嫩弱的青草,且遭当局摧残,需要保护和扶植,晓波当时对之发难,挺蛮横的。

青年晓波有野蛮性,但其中有需要肯定的内涵:1、他是个人的,以个人挑战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的集体化;2、立于真实生命,富有勇气;3.渴求自由、追求探索真理;4、而最根本的是对中国极权体制的叛逆和抵抗。青年晓波的叛逆、挑战,骨子里是对抗中国极权统治,只是当时不能明说,于是“文化”便成了发泄口。我们看到,晓波最终站了出来,成了该体制的公开挑战者和“敌人”。待他找准对象,也就不再提那些文化妄言。

青年晓波的“狂”有些戏剧化,那也是当时中国青年的“时代病”。长期的极权统治,一片文明废墟,压抑的青春生命赶上“改革”,一旦遇到缝隙便野蛮、扭曲、疯狂地生长。道理很简单,为了一鸣惊人,就必需蛮横、极端,挑战权威,耸人听闻。因此,我们说,狂人晓波是他自己和社会潮流共同制造出来的——文革废墟上自我戏剧化。他记述“我能意识到自己的种种弱点,意识到社会舆论的放大乃至虚假,意识到我沉浸到这种虚假角色的可悲。然而在内心的深处,在自己的具体行为中,我却相信这种角色的魅力,只要已走上讲坛,一面对人群,面对闪光灯、摄影机和记者,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全力扮演这种虚幻的社会角色。向那些掌声和欢呼献媚。”(《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简称《独白》)如果说,晓波的生命本质是悲剧的,那么青年晓波上演的却是喜剧。真是不幸!如果不是“新中国”,不是“文革”,青年晓波大致不会扮演这个角色,他本该是哈姆雷特。

本质上,晓波是很真诚、严肃的:现实、理智、坚韧、担当,追求终极真理与价值。可以说,他的性格中有“大哥”、僧侣的成分。只是由于1949年后,中国恐怖荒芜的文化背景,这些健康的生命元素不得生长,而转为极端的叛逆及扭曲个性的膨胀。

熟悉晓波的人都清楚,“六四”之后晓波大变。是“六四”的血,唤起他的良知,他由一个抢风头、唯我的狂人,成为一个承担道义、担当公共责任的异议领袖,殉难者,“为了他人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2

1988年,晓波受邀访问挪威奥斯陆大学,之后到美国访问、讲学。1989年4月15日始,中国爆发“八九”学潮。随即晓波发表公开信,支持北京学生。4月26日,晓波毅然中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由美国返回北京,参加学生运动。当时在美国,众多中国作家、学者、留学生对北京爆发学运兴奋异常,慷慨激昂,但毅然回国参加运动的,仅晓波一人。

危难关键之时刻,方见人的真性情。晓波毅然“弃”美回国,奔赴“前线”,显现他的真诚、满腔热血、身体力行,敢作敢为。这是其生命的光彩一章。当然,晓波回国,也有“抢风头”的因素,要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机遇中,留下他的名字。行前他对朋友说“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

有人当面质问晓波“你回国是不是投机?”实而言之,此问挺无理,怎么可以坏意揣测人家的义举?即使晓波是图个人风头,毅然回国参加运动,也是壮举,可敬可佩。那毕竟是生死之事,其抢历史之机,欲青史留名,但冒生死之险,担责尽力,无可厚非。

有关回国的内心考量,晓波在《独白》中有详尽的记述,包括他对危险性、返回美国的估算。晓波的考量也好,他人的评述也好,这些都在理性范畴。命运之择,远非是投机还是义举所能说清。在晓波的一生中,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仿佛冥冥中,命运一定要将他推上祭坛。那一场鲜血的祭奠已备好,等他“自投罗网”。人类各文明的建立和延续,需要一批批终极道义的殉难者和持守者。道义永远是以生命和血来滋养的。在一种文明体或族群中,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注定是要殉道的。

命运关键之刻,人的选择实超乎理性——尽管给自己摆出种种道理,凡生死决断,必出于生命深处不可抑制的内在呼唤。晓波说他回国参加“八九”运动,“既不是犯傻,也不是壮举,而是我之为我的必然。”这个必然是什么呢?晓波毅然回国可谓是其一生的象征:面对死亡,冲向悲剧的中心,实现生命的神圣意义。这是一个殉道者的生命姿势及内心情结

有关生命,晓波在决心绝食的前夜,有反复的思考:“生活和人生就是悲剧,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生命的意义……是在正视无法回避的悲剧情境中,投身于其中,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去完成辉煌的一生,哪怕短暂,哪怕瞬间,也要投入。”在决定绝食时,他记下“看看我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难,我的生命能否在关键的时刻超越生命的极限——死亡。每次激动,每次痛苦,每次身处逆境,都会为一个人提供超越死亡的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就等于超越了死亡——不是死毁灭了生命,二是生命创造了死亡,创造死亡就是创造一种神圣的价值。……(这)是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是超越性的、圣洁化的,接近绝对价值的个人主义。”“死亡提供了一种超凡的动力,在死亡中能够完成一种惊天动地的创造。”(《独白》)

“个人”最简单的形态就是唯己唯利,但这是生命的低级形态。而一个严肃的个人主义者,有意义的要求: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没有信仰,又分离于他人与社会,那么在茫茫的时空中,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陷于了虚无,要不要活下去。这是个人主义的根本困境。如果生命不甘抹去自身,即要为自己创造出意义;生命意志越强,其对意义的要求也就越高越强烈。

青年晓波的主要思想来于尼采。尼采将个体生命的张扬推到极端。既然上帝死了,“我”即要取代这个位置,创造自己,超越世俗、超越道德、超越人,成为超人。但这仅是精神上的妄想,做不到的。青年晓波受尼采的鼓励,狂傲不羁,惊世骇俗,且而取得了成功,成为突起的“新星”。但这是世俗的成功,却构不成哲学上所表述的人的意义。不是做超人,而是要是要实现人的终极意义——生命的神圣价值。由此,晓波告别了尼采。

晓波反复提到“生命的神圣价值”,这是他生命的核心,终极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慷慨激昂的知识人,唯独他毅然回国。“八九”学运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感动了世界,代表了人类的自由、正义、勇气、理想。他要投身其中,提升创造自身的生命,以接近那个神圣的价值。即使是死亡,也是生命的辉煌创造和实现。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晓波将个体生命提升到神圣的境界,或者说他赋予个体生命神圣之价值,并以此要求自己。注意,这里晓波关注的是“我”——我之个人的意义及价值。但是,什么是“神圣的价值呢”?它的内容是什么?你又怎样抵达到那里?难道这一场伟大的运动就是为了成就你个人的神圣价值吗?如果是这样,这还称得上神圣吗?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该价值就不仅算不得神圣,甚至是危险的,为了成就自己,你可以将这场伟大的运动及无数的生命作为赌注。于是,晓波陷于困惑,他自问:如果殉难仅仅是为了成就自己,“那么民主呢?大众呢?民族呢?如果离开了这些让人肃然起敬的辞汇,殉难又有什么意义?”(《独白》)

在此困惑中,晓波还有一段记述“我忽然感到世界上最美的杰作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上的形象。人类的苦难由他一肩担起,他代表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他的受难不是屈辱,而是荣耀,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从根本上说,人与人之间没有强壮与瘦弱、聪明与愚蠢、文明与野蛮、伟大彧渺小、高贵与低贱……之分。……重要的仅仅在于面对殉难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圣人。退怯者即庸人。绝食也许会是一次殉难,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殉难时机,我不下地狱谁下!我不做殉难者谁做!”

当然,这段记述还是关于他个人的:其个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但是在他的意识中,基督形象的出现,喻示了“神圣价值”。如果仅仅是为成就自己,走不到那个神圣境界。神圣价值必需是承负人类的苦难,替人类接受上帝的惩罚。也就是“神圣”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而为众人受难。虽然,此时晓波尚未走出“个人”,但基督的出现显示了他生命中蕴含的殉道情结——殉难者的命运。生命相对于死亡,无论怎样思辨,只要面对鲜血、死亡,晓波才最终完成了他的蜕变——由尼采到基督,舍弃个人,而为国家的自由受难。

今天重读这段文字,可体会到,殉道是隐藏在晓波生命深处的一个隐秘情结,这是他生命的核心,是他迎向死亡,走上殉难之途的力量源泉。是这个“秘密”在冥冥黑暗中引导他推动着他,让他把自己摆上祭坛。这个“秘密”自他诞生,便在他的生命中。晓波的一生曲折跌宕,但最终履行了这个“秘密”,实现了他的生命祈望:归属生命的神圣意义与价值。不是他创造了神圣的意义与价值,而是将他的血、生命奉献给了人类神圣的意义与价值,他的生命最终汇入了那里,而属于了那里。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获得了生命的神圣意义与价值。为此,他的死不是屈辱而是荣耀!

2017年10月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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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十月

崛武昭:中国面临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之间的困境和矛盾——刘晓波去世后的一点思考

通过多年从事国际笔会的各种活动,我有机会认识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正因为如此,几乎每年十月到来,我都被一些主要报纸的日本记者追逐。人们期待他们会为读者挖掘令爱国者振奋的消息,因此他们必须聚精会神不至于错过如此这般的机会。换句话说,我几乎每年都面临痛苦和快乐之间的困境。

痛苦的工作是使我要睁大眼睛,看谁将是当年的得主。因此,为了准备入围名单,我不得不向国际笔会的一些同仁探问。此外,我还得询问一些最著名的出版商和文学批评家。实际上,这项研究相当费力耗时。

不过,这并非我努力的结束,而是开始。在这初步工作后不久,我就得进入下一阶段,即从许多候选人中筛选出几名决赛者。然后游戏开始下注,日本的评论家和记者们纷纷开始打电话给我。

无论我对世界文学有多少了解,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那些追逐同一只兔子的人无处不在,分享几乎相同的信息。这是公平的游戏,或至少是竞猜。

可以轻易指出几点理由。首先,瑞典文学院(获授权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机构)的评选标准从不公布。

我敢说,即使瑞典文学院有时也面临明确界定这些标准的困难,因为必须反映出国际社会在不同时期的期望。另外还涉及很多过程,而最后将由文学院十八位院士的讨论来决定。瑞典文学院曾经是绅士们的机构,但现在感谢其结构性的改变,已有不下三分之一的院士为淑女。此外,具有文学专业知识的初选委员会成员必须处理最难的工作:每位候选人的背景,对提名候选人的正式规则应用,文学选择,对各种各样提名的清理,等等。不可能将标准评定或整体原则泄露给外界。

这就是文学界为什么在十月份兴奋准备庆祝诺贝尔奖的公布。有些情况确实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我看了三岛由纪夫先生起草的英文推荐信,他强烈推荐川端康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在1968年得以实现。看他所表达的一些有趣用语使我着迷,甚至超出我的想象。然而,这样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手法不会每年奏效。

比较安全的是猜想这个过程类似于天气预报,即使在使用超级电脑的世界里,后者也总是基于一定程度的预测,因此在正式公布后,每个文学评论者都可以这么说“它本来就会像我曾预料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我曾精确预料的特例。日本文学记者们即使来找我听预测,但也曾不予置信。那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在许多强有力的候选人中,我强调了一位中国作家,但无人相信他会赢。他们认为其他作家更有机会,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只是想要相信自己的信念。

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为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告发布后,世界各地流传着一些传说和批评。其中一些确实有说服力,值得相信。但是,一般而言,那些流言蜚语是无法证实的。因此,让我们把它留给每个人的想象或怀疑。然而,我敢说有个巧合与此奖项相关。从2009年到2012年,我曾集中精力追索中国政府和莫言的行为轨迹。通过追踪他从一处到另一处,我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的大部分观察都是通过国际笔会的各种活动来学到的。

现在全世界都很谨慎地看到,中国在社会经济上取得了大跃进,并成为一个与美国和俄罗斯同一档次的超级大国。因此毫无疑问,当我们谈到她对世界影响之大时,主要是指经济和政治方面,但它在文化和文学界方面也正在增强其影响力。

我可以提供另一个具有详细背景的类似例子,那就是2009年伦敦书展。当时,中国的合作方是英国文化协会,他们荣邀中国为当年主宾国。当然,英国知识分子们,包括英格兰笔会,都大发牢骚,并公开谴责这一决定。知识分子严厉批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指出滑稽的是邀请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包括媒体在内的所有出版物都受到政府审查机关严格管制。

然而,英国文化协会却站在前面,顽固地维护中国的立场。他们明确表示,坚持长期持续而耐心的谈判,就会导致中国社会转变,并声称那个特殊决定正是这种期望的一部分。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强国,也开始把中国视为经济增长最有前景的最大市场。

由于英国书展的成功,中国政府受到鼓励,决定在文学和出版领域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喊道,它正式加入了国际出版商协会。

再谈伦敦书展,据我所知,有超过180家中国出版商报名正式参展,57位文学艺术家出席。此外,译员、公关、行政、共产党官员等等,都在中国代表团里,作为书展的最大代表团。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莫言。

我有机会与他简短交谈,而以非常轻松和友好的问候结束。2008年,在伦敦书展一年前,日本笔会为庆祝70周年举办“自然灾害与文学”活动,曾邀请莫言为主宾演讲人。

他和明显受中国共产党派遣的中国笔会中心秘书长一起出席。他自信而雄辩。那么,何不借此机会谈谈中国笔会中心的会员问题呢?

在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笔会中心实际上自外于国际笔会的任何活动。我强调了我的想法,他们可以回到会场而不争论政治问题。我强调,在友好的气氛下,我们双方都有一个讨论文学的空间,但有一个条件。国际笔会大会对任何坚信言论自由者是一个开放场地,而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因此,中国笔会中心的代表,必须与流亡海外的藏人和维吾尔人,与台湾以及因任何理由居住海外的中文诗人和作家们,分享同一场地。这是非常深入而艰难的交谈,但他是耐心的。

我还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场合,那就是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世界最大书展。中国派出了一个超出我想象的大规模代表团,而且发生了完全同样的情况。中国是2009年的主宾国,许多作家抱怨并抗议法兰克福书展组织者的邀请。法兰克福书展组织者的借口和伦敦书展一样,重复了同样的声明。组织者试图妥协的一件好事是,接受流亡的中文作家和藏人作家,如贝岭、杨炼、戴晴和高行健(中国出生的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异议作家,作为同一讨论会的参与者。中国曾拚命试图阻止他们参加。

与此同时,北京书展和上海书展也在中国举行,莫言在那里也备受瞩目。

201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中国政府高调自豪地宣称,中国现在甚至在文学界已经成为了伟大强国。中国人民也对这个消息感到振奋。这正是中国政府非常想要的奖,而且他们设法的方式确实也很完美。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当刘晓波被授予和平奖时,却没有一个中国媒体甚至说过一句话。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东京举行的研讨会上见到的莫言行为。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错的),我猜测莫言本人确实正面地估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或重要性,只要他继续在中国生活。他一定知道该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好处。

与此同时,瑞典文学院的决定也让我产生了一些疑问,从而认为这个决定可能是瑞典文学院的一种妥协,有鉴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所站的地位。瑞典文学院肯定已重估那两个授予华人的诺贝尔奖(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刘晓波于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影响和价值,尽管和平奖是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我觉得瑞典文学院在可预见的将来需要调整与中国的距离感。

无论如何,莫言和高行健在东京的文学活动中见面,对他们而言是相当尴尬的遭遇。但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可以说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俩都是温文尔雅的人,我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到他们生活的曲折,以及他们从心底里潜伏着一种周身平静气氛的信念。的确,正是在那里。

在那之后,我再次访问北京,希望邀请莫言作为2010年在东京举行的笔会国际大会的嘉宾。然而,中国当局代他给我一个借口。他们说,他回到家乡照顾她的女儿,她随时都会生个孩子,那是他当时的首务。通过那次谈话使我归结到,中国当局一定是出于某些原因在看守他。

而在2017年6月,惊人的消息传遍全球。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仍在监狱的刘晓波,被释放出狱。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入狱十一年。当局解释说,原因是他患晚期肝癌,需要在狱外进行专门治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逐渐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严重,而且一直在恶化。当然,刘晓波和他妻子表达了愿望,要在西欧特别是德国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治疗。德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他们。与此同时,欧洲的人权活动家们、国际笔会、国际特赦组织等各界纷纷开始大规模活动,要求释放刘晓波和刘霞出国:

“这与死刑完全一样,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肝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恶化,中国当局有责任明确解释为什么他的癌症如此迅速地进入晚期。”

然后,令人震惊的消息是刘晓波在中国医院死亡。

中国当局马上说,“他家属的愿望”就是刘晓波遗体立刻火化,并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当局最后评论说:“这是他自己的愿望”。

关于这个悲剧,世界指责中国当局导致这一悲惨死亡,而且没有给他所需要的治疗就让他死于监禁。

刘晓波之死象征着中国政府严厉打击民主、言论自由和人权。

中国政府因此点燃了世界各地的抗议声音,一连串纪念活动一直在各地举办,并且仍在继续。

当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发生大镇压,大量学生和作家被迫逃到国外流亡。作家们置身于西方民主社会,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中国的批评,从而导致建立独立中文笔会,而刘晓波虽然自1989年以来一直留在中国,但也是该会创始人之一并当选为第二任会长。

至此,我试图概述,中国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之间的整体状况。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再说一遍关于刘晓波之死的特点。他的去世为中国的未来历史开创了新的一页,不管一党专政政权将持续多长时间,也无论民主化的中国是否出现,这一页将永远不会被除去。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刘晓波之死树立了面对“坚不可摧、不可战胜的真理”的坚实量度。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深陷所谓“不忠于事实”的泥潭。

我们应该记得几乎80年前的谈论中国的另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那本书是赛珍珠写的《大地》,她以中国农民在其肥沃的土地上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描绘了中国的场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事实是,大部分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在独裁专制政权下创作的,而与此同时,和平与杰出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显着的区别。

毫无疑问,刘晓波在为了“实现民主开放社会”的精神下失去了生命,必定会被全世界下一代所继承,随着“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名言而立于不败之地。

简而言之,中国在革命后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为了和平的刘晓波,以及为了文学的莫言。

然而,就中国政府而言,两者之间在的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你参观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博物馆,在其展览引介中非常明显,对两位得主间完全没有任何歧视。相反,中国只欣赏文学奖,并自豪地发表了官方声明,表示“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而中国就和平奖而言却忽视了刘晓波。相反,他的生命被毁于监狱,正如折碎生命之树。

我对中国有相当好的经验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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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十月

【RFA】中国维权人士:习新时代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将更严厉

中国官媒近日异口同声为习近平大唱赞歌。有中国维权人士担心,在习近平的新时期,当局将更严厉打压民间社会,但高压政策会唤起更多人觉醒,起来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

据法新社10月27日报道,中共十九大把习近平抬高到与毛泽东比肩的地位,开启了习近平新时代。但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不断加紧对公民社会运动的打压,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成为当局镇压的目标。在十九大开上,习近平的长篇报告再次强调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不会放松。最近几年,中国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通过了网络监控等一系列法律,进一步加强监控公众言论。

中共十九大期间,很多维权人士被软禁被旅游。江苏无锡民间环保人士吴立红就是其中的一位,本台记者接通了他的电话,询问十九大结束后他的处境如何。

吴立红说,

“别人我不清楚,但是地方政府告诫我,要到这个月底才能恢复自由。他们担心我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单独出去活动。”

法新社的报道说,尽管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改进中国司法制度,比如提高中国法官素质等,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为不同政见者带来任何好处。今年7月,北京当局拒绝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治病的请求,刘晓波病故给中国维权人士心灵上蒙上了又一层阴影,他们看不到习近平时代会有政治改革的希望。吴立红认为,习近平的新时代让他感到很担心,

“十九大期间,北京的菜刀都要管治,共产党到底还怕什么?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对维权人士绝对不会手软。”

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开幕礼当天发表公开信表示,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权恶化、法治倒退、酷刑泛滥、冤狱横生。中共当局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实际中国无自由、无民主、无平等、无法治,有的是权贵当道、贪腐横行。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此表示,中国有一批不怕坐牢的维权人士,

“我们不怕再进监狱,这是我们争取民主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更多的公民会觉醒过来,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抗争。”

余文生律师的公开信列举了近年来中国当局打压维权人士的案例:如2013年中共当局镇压“新公民运动”,大规模抓捕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2014年中共当局镇压“香港占中”运动,北京、广州大规模抓捕“支持香港占中”的公民。2015年“709”事件,中共当局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

(记者:高山)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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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十月

【RFA】法新社:人权活动人士担忧习近平的“新时代”里打压会更严厉

据法新社10月27日报道,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习近平时代”,但人权活动人士担忧,打压还会继续。报道说,习近平在19大开幕式的长篇讲话中,没有给人任何宽松统治的希望。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驻香港代表弗朗西斯-艾娃(Frances Eve)说,“中国警方可能会继续依仗‘国安法’,起诉敢于批评政府政策的人士”。她预计,中国今后会出现更多的“压制,逮捕和无所不在的监视及审查”。

习近平在过去五年的执政期间,已加强了独裁主义。2015年,大约二百名中国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被逮捕;今年七月,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拘押中死于末期肝癌;他的遗孀刘霞自2010年以来,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一直受到软禁。

法新社报道还指出,中共19大期间,北京律师余文生在网上发布公开信质疑中共政权,他随后被捕。美国塞顿霍尔大学中国法律专家玛格丽特·刘易斯(Margaret Lewis)说,中国共产党谈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其实这些在中国都不存在。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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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十月

【视频】中国民运波茨坦会议授刘晓波纪念奖

中国民运波茨坦会议授刘晓波纪念奖(《明镜现场》)

(发布者:Mingjing Huopai)

解说:廖天琪(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摄制:潘永忠

【YouTube】201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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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十月

张裕:刘晓波诺奖无敌

“赤子心”诗人出世

刘晓波于1955年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五兄弟中排行第三。他父亲刘伶时任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次年被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乔巴山大学讲学,他夫妻带了次子和刘晓波同去,直到1959年回国。

1969年,文化大革命第三年,刘晓波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后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3年,刘晓波全家一起返回长春,他也回到原校继续上高中。1974年7月,刘晓波高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送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插队当农民。1976年11月,他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为抹灰工人。

1977年,刘晓波考取吉林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的首届大学生;次年3月,他随所在的“七七级”新生正式入学;1979年,刘晓波加入徐敬亚、王小妮等六位同学组成的“赤子心”诗社;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硕士研究生。随后,他与同年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语文学院任教的高中女友陶力结婚,儿子刘陶次年出生。

“文坛黑马”惊世骇俗

1984年4月,刘晓波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上发表处女作《论艺术直觉》,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论庄子》,同年获文学硕士毕业,留在该系任教。他继续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学和文学评论,其中1985年6月和8月先后发表的《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无法回避的反思──从几部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谈起》,支持具有叛逆精神的“新潮文学”,批判当时提倡忍辱负重精神的主流文学作品而初露锋芒,被作为后来引起文坛震撼的“刘晓波现象”之开端。

198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刘晓波到场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即兴发言,以中国“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使用当时被认为惊世骇俗的语言批评受到普遍肯定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并概括为整个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众更深更厚!……中国作家仍然缺乏个性意识。这种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

1986年10月初,刘晓波的该次发言由《深圳青年报》整理发表,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更大轰动,被称为“文坛黑马”。同月,他又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其作品由此从文学评论发展到思想文化批判层面。同年,刘晓波成为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并连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学、美学和思想评论文章。

1987年,刘晓波发表首部著作及成名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1988年,创刊不久的文学评论双月刊《百家》第二期开辟了“第一百零一家”专栏,发表刘晓波的《论孤独》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讨论“刘晓波现象”的论文。

同年6月,刘晓波发表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其论文答辩会在数百位大学生自发旁听下,由九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应聘为该系讲师。

1988年8月,刘晓波应邀作为访问学者出国,先后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

此后,刘晓波开始在香港刊物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其中《解放月报》(现名《开放》)10、11、12月号连续三期发表《在“气功热”的底层》、《混世魔王毛泽东》和《文坛“黑马”刘晓波》等,直刺中国官方当时的言论禁区,如:

“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

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此外,刘晓波还在采访中激烈抨击并贬斥了几位当时颇受异议人士尤其年轻人尊崇的几位“思想领袖”和“青年导师”如刘宾雁、李泽厚、金观涛、刘再复等名家,当时也在民间引发诸多非议,如对他在倍受海内外尊重和同情的刘宾雁先生因敢言获罪被开除党籍两年后还加以讥讽颇不以为然,认为他缺乏恻隐之心,不过是以苛求名人为己扬名。

“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1989年4月15日,因“八六学潮”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及全国高校学生相继以悼念活动发展成大规模的街头抗议运动,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刘晓波也随即参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声援活动。

4月20日,香港《明报》报导《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要求“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

“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同日,刘晓波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与海外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主席胡平共十位中国留学生、学者连署发表并转发到国内。

刘晓波中断原到1990年才回国的计划,于4月26日离开美国,27日回到北京,并立即参与学运活动,向“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民联首任主席、“中国民主党”主席王炳章等留学生、学者的捐款数千元美金和万余元人民币。

5月13日,北京数百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静坐,刘晓波次日到广场支持和协助学生,参与广场绝食团的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应邀负责《北师大绝食团通讯》筹款、组稿、编辑和发行,并参与“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我们的建议》等传单。

6月2日,刘晓波与周舵、高新和台湾歌手侯德健联名发表《六二绝食宣言》,开始四十八至七十二小时绝食,为此获得广场上学生的信任,得以于6月4日清晨与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谈判后,说服数以千计的学生安全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世称“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当天,刘晓波听说戒严部队开始抓人,遂与侯德健一起躲入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汉学家周思在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的住房中。

6月6日,刘晓波鉴于“四君子”无法都逃亡的义气,谢绝了奉调回国的周思请他躲进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以求出国政治避难的建议,在使馆门口告别离开后不久即被警方拘捕,此后关进著名的北京秦城监狱。

随后,刘晓波被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之一,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王昭的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此后当局又出版批判文集《刘晓波其人其事》。

同年,刘晓波的两本著作《形而上学的迷雾》和《赤身裸体,走向上帝》与其他作品一起遭禁,9月,他被开除公职。

“末日幸存者”悔罪遭批

1989年9月,北京中央电视台播放对刘晓波的一段采访,主要描述他亲历的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清场的过程,包括他作见证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

1990年8月,刘晓波和陶力离婚。

同年11月,刘晓波在亲属劝说和监狱当局要求下写了一份《悔罪书》,被当局印发到各大学,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宣传材料。

1991年1月,刘晓波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判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被判定“能认罪悔罪”,以及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作为“重大立功表现”,从而获判决免予刑事处分释放。

此后,刘晓波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从事写作,并继续参与人权活动,但他在狱中的上述表现令许多海内外人士失望和非议,因此一度颇遭冷落。

1993年1月,刘晓波应邀前往澳大利亚和美国访问,接受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摄制组采访。5月,他谢绝了不少朋友要他在国外申请政治避难的建议,毅然回国。此举又令人佩服。

同年6月5日,刘晓波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随后在台湾出版六四回忆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在自我反省和忏悔的同时,也抨击了学运的诸多错失,甚至对“八九民运”作了否定性的批判评价,在海内外异议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汲取血的教训”东山再起

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共十二人连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提出了近期改革的七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五项目标。5月,他又和陈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江棋生等共十四人发起连署,但他在正式发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

1996年8月,刘晓波到广州与王希哲相见,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商定向国共两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在两党签署和平协定《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全称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是一个旨在结束国共分裂局面,建立民主政权而发表的会谈纪要,签订于1945年10月10日。]五十一周年的10月10日发表,也称《双十宣言》,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于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但在该宣言正式发表的前两天,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次年1月被移送大连劳动教养所。

1999年10月7日,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此后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2000年,他在两岸三地出版三本书──《向良心说谎的民族》(台湾)、《刘晓波刘霞诗选》(香港)、与王朔合著的《美人赠我蒙汗药》(大陆)。

这个时期,刘晓波的形像有所恢复。1999年,刘宾雁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中心担任访问学者一年,他对上述的国内知识界连续发出联名信的评价很高,谈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时,提及刘晓波自1995年起有明显转变,并表示期待他经过劳教考验后有更大进步。

独立中文笔会“黄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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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十月

【RFA】香港支联会举办追思会,悼念刘晓波逝世百日

香港支联会于刚刚过去的星期六(10月21日)晚在尖沙嘴钟楼旁举办追思会,纪念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百日,并要求中国当局尽快让刘晓波遗孀刘霞恢复自由。

追思会于周六晚八点半开始,约二百人出席。他们手持白腊烛,并默哀一分钟悼念刘晓波。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强调,刘晓波的坚持激励了为自由、为权益而奋斗的人。他说,即使刘晓波的肉体已经消失,骨灰被倒进大海,但是他的思想还是留在民间,激励着不断为自由、为权益而奋斗的战士,慰籍着在狱中失去自由的良心犯,刘晓波精神长存。何俊仁表示,支联会继续努力争取刘霞得到自由,实现刘晓波临终前的卑微愿望,会与系狱的良心犯并肩,在香港用尽一切空间和自由发声。追悼会现场设立有悼念展览,介绍刘晓波的生平、著作,以及刘霞失去自由的现况,吸引不少大陆游客观看。支联会还设立吊唁册让市民留言。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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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月

【RFA】二百人香港夜祭刘晓波逝世百日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百日,香港支联会星期六在尖沙嘴钟楼旁举办办追思会。(陈槃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百日,香港支联会星期六在尖沙嘴钟楼旁举办办追思会,并要求尽快让其遗患刘霞恢复自由。

视频

追思会星期六晚八时半开始,大约二百人出席。他们手持白腊烛,并默哀一分钟悼念刘晓波。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强调,刘晓波的坚持激励了为自由,权益而奋斗的人。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即使他的肉体已经消失,他的骨灰被倒进大海,但是他的思想还是留在民间,激励着不断为自由,为权益而奋斗的战士,慰籍着在狱中失去自由的良心犯,刘晓波精神长存。

何俊仁表示,支联会继续努力争取刘霞得到自由,实现刘晓波临终前的卑微愿望,会与系狱的良心犯并肩,在港用尽一切空间和自由发声。

现场设立悼念展览,介绍刘晓波的生平,著作,以及刘霞失去自由的现况,吸引不少大陆游客观看。支联会还设立吊唁册让市民留言。

(本台记者陈槃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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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月

【RFI】廖天琪:19大之后,中国依然是一个缺乏宪政、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国家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主办的中国民运会议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本次会议的召开恰逢中共19大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聚焦的主要话题集中在:中共19大以后的中国政治局势、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复辟、反腐、反恐与反宪政民主等议题上。参加本次会议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您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将对中国今后的前途产生怎样的影响?

廖天琪:我想应该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习近平在这次大会上确实是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他表现了充分的对自己个人的自信,以及对中国未来前途的一种自信。首先他回顾了以往这五年他当权以来,他的成绩,他表现出一种承前启后的、自己的“丰功伟业”。首先他提出来中国要更加快速地进入小康,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已经进入小康,但是要更加速地进入小康社会。同时他提出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反腐和经济建设的成绩。第二点,很重要的是,中国的军队必须要现代化,要信息化、要机械化。同时中国的军队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叶成为世界上领先的一支现代化的部队。他又强调,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党的绝对的权威。所以这不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化,这是一个党强化的、以军事力量支持的这么一个党。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三点,很重要的是,他提到港澳台的问题。提到港澳必须要继续繁荣、安定、和谐。他也提出九二共识,同时反对台独。关于港澳台问题,稍微令我感到安心的是,他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时间表。虽然关于统一台湾的言论甚嚣尘上。

综合我以上所提的三点,可以看出,习近平要笼络人心,要提升人民的“爱国”情绪、要他们有民族骄傲(感)。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中共政权一向所犯下的罪行。他没有任何的反思,检讨。所以中共未来也许在经济上会继续发展,但是他们还是一个缺乏宪政精神、缺乏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这么一个国家。同时生态问题极为严重,虽然他提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

法广:随着19大的举行,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他将开启第二个任期。2012年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国内局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廖天琪:中国国内的局势表面上是稳定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维稳经费极度地提升,已经超过国防军费。中共政权全面地掌控了国内的局势。虽然抗议活动、方对的声音一直不断,却都遭到压制。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对于异议的、不同声音的压制非常强烈。有709对维权律师的压制、还有今年年中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重得不到治疗,让他死去。这些事情让我们非常非常地寒心。所以我想,习近平一再提出要有中国梦,但这个中国梦是他一厢情愿,是他自己的梦。他要做一个强国的领袖,他要做一个世界领袖。这是他的梦。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梦。中国人民的梦,是要在一个富足的社会有尊严的活下去,他们的权利要得到保障。无论这个社会多富足,但如果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出现任何不公平的事件,公民都没有地方申诉,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生活,人民不会有安全感。

法广:最后请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民运会议。此次会议选择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有什么特殊意义?

廖天琪:波茨坦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英美苏三国的领袖在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那个时候已经决定怎么样对付在纳粹倒台以后如何收场、如何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后来在七月底,中美英三国的领袖也一同宣布波茨坦公告,同时决定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对于中国人、对于亚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民运会议选择在波茨坦举行,就是要让大家对于历史有更清楚的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格局、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扭曲性的发展,从1950年开始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造成的中共政权的反人类罪,还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都没有得到处理。我们的会议选择在波茨坦举行,就有这么一个历史的意义。

(流芳)

【法广】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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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月

【RFI】港美澳百日祭刘晓波,促还刘霞自由

22.10 百多人出席刘晓波百日祭

因言获罪而到死仍未获自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至今已逝世101日,香港、美国和澳洲等地的市民未有把他遗忘,以不同形式为他举行百日祭,而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刘晓波百日祭追思会”,则有一百多人参与。包括支联会在内的各地主办追思活动单位均促请中国当局尽快还刘晓波遗孀刘霞自由,可惜现时只知道她在十九大举行期间不能留在北京。

虽然各地人民可以自由悼念刘晓波,但与刘晓波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不能悼念,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追思会上透露,自刘晓波“头七”起,至少有十人因悼念他而被刑事拘留,当中,参与新会海祭的黄永详至今仍在看守所,日前更被安排与其他囚犯观看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讲话直播。另外,刘晓波去世百日前夕,广州警方分别约谈或控制浪子、野渡等至少七人,警告他们不能参与任何纪念刘的活动,严防再有人举行海祭。

在香港尖沙咀举行的追思会,参与者手持蜡烛,聆听维权人士胡佳、前学运领袖王丹及独立中文笔会代表蔡咏梅等人忆述刘晓波追求民主的理念和感言;出席者又写下纪念卡,为刘祝愿,并为刘霞打气。

比香港更早举行百日追思活动的,还有美国和澳洲的民众。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人权观察”19日在国家大教堂举行刘晓波逝世百日祭追思会,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和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亲到现场致祭,而同为和平奖得主、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则发表录像讲话。达赖喇嘛说,仰慕刘晓波在道德与民主方面的坚定立场,相信他的精神将永远长存。而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Sophie Richardson)表示,刘晓波理应获得国葬,而刘霞更应享有自由。

在美国波士顿,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出版自由共同体及多位刘晓波生前好友在20日傍晚于唐人街的六四纪念碑前举办百日祭追思晚会。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贝岭亦有出席。

另外,网上社交群组可见,澳洲布里斯本连日来亦有民众分别在昆士兰大学六四纪念碑和海边悼念刘晓波。

终年61岁的刘晓波,生前投身民主运动,先后四度系狱,在狱中累计渡过十五年光景,最后一次是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刑11年。到今年6月26日确诊末期肝癌,7月13日逝世。死后遗体被强制火化,骨灰撒入大海。其妻刘霞则自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一直被软禁。

(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

【法广】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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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月

【图片】百多人出席刘晓波百日祭

22.10-百多人出席刘晓波百日祭

来源:港美澳百日祭刘晓波,促还刘霞自由

【法广】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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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月

裴毅然:评刘晓波思想遗产之一——《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网络图片)

2010年1月4日,我在上海接到北京丁东先生转来的崔卫平女士群访帖,诚邀中外几十位知识分子对刘晓波重判11年作出“反应”。我立即敲出一段文字,回帖“反应”,崔卫平摘选编辑后,载其推特:

裴毅然的看法:非常赞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晓波当然是为民主蹲狱。对晓波来说,则可谓家国不幸晓波幸!一次比一次光荣呵!嗣同有后呵!惟一安慰的是:有这么多人在外面“陪”晓波。

这次蔡楚先生希望我剖析一下刘晓波的思想遗产,囿于网文篇幅,不可能全面展开讨论刘晓波思想,只能分析一下那篇颇引争议的法庭陈述——《我没有敌人》,然后简述晓波思想遗产的价值。

2009年12月23日,晓波当庭《我没有敌人》一出,海内外“反响”一片,奈何我在大陆看不到(本人很笨,还不懂“翻墙”),只能从港刊上寻觅“出口转内销”。最初,我也很纳闷,怎么会“我没有敌人”?没有敌人,中国民运的对立面是谁?为什么需要斗争?尤其恐怖暴政源头的中南海:毛泽东、邓小平、李鹏……“六四”向学生向人民开枪,偌大血债,还不是人民的敌人么?再说了,弱者宽恕强者,岂非自作多情太“阿Q”?中南海在乎你的宽恕么?

曹长青的批评

2010年3月号香港《开放》,刊载黑大老同学曹长青的评论《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批评“我没有敌人”混淆了一系列重大原则,贬斥赞同“我没有敌人”的人“莫名其妙,简直不可思议”。曹文主要观点:

宗教情怀不能等同政治,不能无视中共政权的残暴性,没有对专制独裁的深恶痛绝,就不可能有对自由的挚爱追求,政治犯怎能赞美监狱?在刺刀面前“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既丢了原则,也自相矛盾,泪水无法感动专制政权,只会使中共政权“万岁”。

混淆原则,认为“我没有敌人”混淆重大原则,“如果连中国的精英们对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不清楚,都没有根基,还谈什么结束中共专制?”

应该说,老同学曹长青的质疑,戳到“我没有敌人”的软肋,起诉晓波的检察官、判决他有罪的法官、执行中共政权旨意的警察,以及“六四”向学生、市民开枪的士兵,当然不是为私仇,而是执行中南海邓小平、李鹏集团的意志。面对残暴野蛮的中共政权,曹长青怀疑刘晓波:他到底是真那样理解中共政权,还是在写瞿秋白式《多余的话》——希望得到轻判?曹的质疑与笔者最初的“第一感”有所暗合,我也认为不加解释地直接宣倡“我没有敌人”,岂非混淆正义与罪恶、民主与专制等原则性界线?

江派眼中的晓波

2010年8月8日,受《领导者》、共识网社长兼主编周志兴之邀,笔者曾出席一次沪上餐聚,其他出席学者:刘吉(1935~,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汝伦(1953~,复旦大学哲学教授)、萧功秦(1946~,上海师大史学教授)。刘吉先生乃江泽民幕僚,“三个代表”起草人之一,他说了一段至少代表江派对刘晓波的评论——左派右派都是一派,右派帮了左派的忙。我们说阶级斗争不能讲,没有了,左派便指刘晓波说:怎么阶级斗争熄灭了?因此,从这意义上,左右两派都不行,就是一个派,互为依存。从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就是枪毙刘晓波也没什么。

听到没有,今天看来还算开明的江泽民,人家也是以“枪毙”看待刘晓波的“历史作用”,以“死有余辜”评价您的“历史地位”。从人际对等角度,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实在有失平衡,相当地“表错情”。不过,晓波会不知道自己是中南海的死敌么?不知道是人家的掘墓人么?会不明白自己这厢“我没有敌人”,人家那头仍一定视他为“最危险的敌人”。我以为这正是晓波的精明处,他明白这一切,也明白自己打这张牌的“宣传效应”——反差越甚,传播越广。

理解晓波

另一方面,刘晓波确实深受基督教影响,“我没有敌人”清晰体现宽恕一切罪恶一切敌人的基督仁爱。由于在法庭上不可能展开论证——为什么“我没有敌人”,我们无法得知晓波之所以选择这一表述的论据。但根据基督精神,我渐渐理解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深层内涵——除了力倡基督泛爱理念,可能还包涵两层政治作用:一向民运界内部郑重强调“非暴力”,既然“没有敌人”,也就没了“暴力对抗”的必要。二尽量降低中共的敌对感,降低中南海对民运的恐惧,即降低民主转型过程的人为因素。以基督式的高姿势感召中共与世人,或以彻底慈爱映衬中南海的血腥残暴。

无论如何,以爱迎恨的“我没有敌人”极大彰显了晓波思想的温和度与包容力,从政治上,也可视为最大限度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尽量凝聚朝野共识,以期合力完成民主转型。

曹长青先生乃政论家,走的是形而上的纯粹理性,可以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但作为形而下行动的实践者,刘晓波必须考量方方面面的原因,不可能追求“彻底”,也不应该设立“彻底”的目标。因为,作为历史现阶段人物,能够完成目前亟需的民主转型,就已阿弥陀佛——千难万难功莫大焉。因此,对刘晓波来说,他必须虑及各阶层各族群对《零八宪章》的认同度,得追求最大公约数。

更重要的是:晓波有他选择如何表述的自由,何况是在刺刀之下的“陈述”。从大方向上,晓波的主要思想、价值旨归已经凝结于《零八宪章》,当然旨在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完成中国民主转型。“我没有敌人”终究只是手段,意在力挺“非暴力抗争”。若放远眼量,中国已被近一个世纪的“阶级斗争”搞得只剩下仇恨,数代国人一生滚爬于仇恨泥淖——反右、文革、六四,还不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么?弄得国人一生“满腔仇恨”、“满大街都是敌人”,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一个最应该仇恨中共的政治重刑犯竟宽恕所有“仇家”,倡导基督普爱,客观上也有一份矫正时弊的作用。以“爱”换“恨”,大方向毕竟正确。

民运界内部不必揪住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不必质疑他的“革命坚定性”。就“革命大节”,刘晓波一再放弃流亡海外、坚持在大陆抗争,他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中国民运标志性产物——《零八宪章》,以入狱、瘐毙向中外昭示中共的残暴,以“我没有敌人”实为昭示他彻底的“非暴力”。这些,都是晓波留给中国思想界、中国民运弥足珍贵的遗产。

我在渐渐理解晓波的同时,也感觉对待任何人都不必求全责备,套用一句熟语——宜粗不宜细,只要大方向对头,枝节问题上不必细抠。事实上,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也不可能影响我们对中共政权残暴的“深刻认识”。

晓波的价值

晓波虽逝,光芒永存。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他的名字仍有绝对号召力,仍是中国民运一面相当夺目的旗帜,中共仍将持续忌惮他。他的思想遗产,我们当然要郑重继承、发扬光大。

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授予晓波,当然是表彰《零八宪章》,表彰刘晓波与他的同志们为中国民运矗立的标竿——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人权,以及非暴力抗争。晓波也以自己的生命“回馈”这份国际承认、忠贞捍卫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荣誉。

当然,《零八宪章》也是时代的产物,起草过程中免不了有种种不得已的妥协——降低中南海接受的难度,动作不宜过大……如未涉及中共政权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未沾碰这一最麻烦的意识形态障碍,而是直接表述各项政治述求。因为,对中共来说,他们的政权已与马克思主义牢牢捆绑,其政权“合法性”全都源自这则红色邪说,倒旗意味着失魂,意味着自弃“合法性”,这也是习近平至今拧紧意识形态阀门,高调宣倡“不忘初心”的价值根柢。

不过,中国乃14忆中国人之中国,不是中共一党之私产,中共党史、大陆国史也不能任由中共自导自演。对于未来,当然只能鉴古辨今、知往察来。马列主义如此荒诞悖谬,国际共运如此罪恶昭着,中共政权如此恶劣残暴,相信绝大多数国人心里都在问:“红旗还能打多久?”都在心里盼:中国何时摆脱中共这一历史包袱?相信中南海红墙内的政治局大佬,也早就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早在谋划自己的各种退路。

中国当然只能走向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难道不以成功的欧美宪政为范例,还会继续坚持失败的苏联东欧模式——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算中共想坚持想使“红旗飘万代”,岁月无情,历史终将淘汰罪恶累累、血迹斑斑的马列主义。如今的中共政权,无非依靠暴政惯性在维持,天安门城墙的毛像摇摇欲坠。难道中共暴政还能万岁么?百岁都不可能矣!我们这拨异议分子虽然被赶出来了,但大陆到处都是我们的同志,都是“国保”、“国安”防不胜防的中国民运“第五纵队”。

晓波未远,遗音在耳,自由必有接班人,中国民运在继续、《民主中国》在路上……

2017-10-16 Princeton,East Windsor

【民主中国】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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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月

何清涟:刘晓波与他代表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近20多年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将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予当作促使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工具,曼德拉、达赖喇嘛、昂山素季与刘晓波等人士,由于在他们的国家具有的象征意义先后获奖。国际社会这份苦心收获不一:曼德拉生前在南非实现了国际社会的寄望,从社会和解、打破种族界限,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但也留下了腐败甚至逆向种族歧视等诸多社会问题;达赖喇嘛以藏人领袖之身份得到诺贝尔奖的加持 ,极大的扩展了藏人的国际活动空间;昂山素季虽然成功地让缅甸达成了民主化,但因缅甸那棘手的罗兴亚穆斯林人问题,引起国际社会一片指责。但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去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命终结,还意味着非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破局之举:非暴力抗争主张在中国成为一种理念

刘晓波的异议生涯始于1989年六四运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作为2008年《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及主要发起者,在推动《宪章》联署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零八宪章》继承了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精神,提倡在中共暴政压迫之下通过非暴力抗争促进中国和平转型,与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遴选标准契合,因此,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代表人物,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授奖辞中阐明授奖原因:“委员会的意图是通过颁奖来凸显人权、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早在那时(1989年)非暴力就成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个核心因素” 。2017年7月刘晓波在被囚禁中病逝,该委员会再次强调:“通过向刘晓波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强调,发展民主与创造和确保和平之间存在着根本联系。此外,委员会发现,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

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在中国人中引发的争论,几乎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状态相映照,却显得非常奇诡:作为主张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刘晓波在1989年之后曾几次入狱,这一经历将他从激进的文学青年熬炼成主张非暴力抗争的温和反对者,这一角色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加持;与此同时,他代表的非暴力抗争主张,却在政府的政治暴力与网络革命党日趋严重的暴力倾向这双重煎熬下,进入奄奄一息之境。刘晓波及其爱妻刘霞的悲剧人生,更成了主张暴力革命者用来反证非暴力抗争路线失败的例证。

但是,正如《零八宪章》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学者徐友渔2017年7月15日在纽约各界举办的刘晓波追思会上所言:《零八宪章》倡导通过非暴力抗争,促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的思想,并非刘晓波个人独创,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做了深刻反思后形成的共识。1989年流亡海外的作家苏晓康在《刘晓波把激进煎熬成温和》一文中,细述了刘晓波获奖之后,他本人及《零八宪章》代表的非暴力抗争路线遭遇的尴尬:海内外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质疑声中,当然“包含了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的疑问”。非暴力抗争路线在当下中国的处境,意味着刘晓波戴上这顶桂冠的同时,就背负了道义的十字架。也正因如此,刘晓波在知悉自己获奖后称,这个奖是颁给六四亡灵的。苏晓康对此做了总结:“在一定意义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在中国,从来是暴力革命主张大行其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暴力抗争的提法虽然时有出现,但成为一种理念,有代表人物,有为数不多的各阶层人士共同信奉、并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加持,却是刘晓波获奖前后才出现的中国现象。

非暴力抗争的幼苗能在暴力革命的温床上成长么?

只有经历过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这句话蕴含的沉重。1989年之后流亡海外的前辈学人李泽厚与刘再复深刻反思后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对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巨。在主张非暴力抗争的知识分子当中,以胡平的看法最为系统。胡平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理论研究,他认为:暴力反抗暴政有其正当性,但面对高度现代化热兵器的专制政权,斩木不能为兵,一般民众不具有暴力反抗的工具;我们没有枪,如果不甘屈服,唯有从事非暴力抗争。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抗争,但六四屠杀使很多民众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胡平进而阐述:“有人以为,一旦民众认识到非暴力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投入暴力抗争,这个推断不符合实际;若人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非暴力抗争,实际上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又由于他们不参加实际的非暴力抗争,因此使得实际发生的非暴力抗争总是形不成声势和规模,形不成足够的力量,既不足以对一党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同时又比较容易被当局所压制。这反过来又使得民众进一步失去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就要让人们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舍此之外,别无捷径。” 胡平的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选择以暴易暴这个终极目标,还包含现实的策略考虑。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古往今来数千年,不断出现张角、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这种暴力革命,就连中共政权也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将这一理论发展成今天的“维稳论”。由于政府通过它高度操控的教育系统,长期对国人实行意识形态洗脑,统治者与反对者共享一套以“剥夺剥夺者”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的“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价值观,因此,在神州大地,暴力革命从来就不缺信奉者。

在这样一个崇拜权力与暴力的国度,究竟会发生何种类型的革命?这是笔者多年来都在观察、思考的问题。在刘晓波去世之前,推特(Twitter)中文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

“郭氏推特革命”是未来中国革命的演练

我曾在《“郭氏推特革命”是对中国革命的隐喻》一文中,分析了郭氏推特革命展示的暴力化倾向及对财产的诉求,认为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倾向相当严重,与文革的语言暴力几乎相等。这种暴力化倾向从两方面体现:

第一,相当多的支持者抱持简单化的敌我观念,即毛泽东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主导。“郭粉”当中一些推号表现出十足的痞子化倾向,对于一切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缺乏宽容,与毛泽东极权体制不容忍异见一样,动辄围攻,痞话脏话铺天盖地,而且毫无是非感,表现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强烈倾向。他们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仇恨、蔑视更是溢于言表,其推文与当年的“文革”大字报相近。除了各种将郭吹捧成空前绝后的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领袖,比如“中国民主第一人”、“耶稣再世”等谀词颂语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郭文贵的,必须予以打击;凡反对郭文贵的,必是中共特务五毛”。

疯狂是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法国学者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对这种现象曾做过深刻评析:“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一个劣迹斑斑、依靠国安系统敲诈、勒索发家的失意奸商郭文贵,成为中国网络革命党的主人。

第二,公开鼓吹血淋淋的暴力。一位自我介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国际法硕士、在京从事律师职业近20年,现居加拿大的赖建平于8月9日发的一条推文,更是将这种暴力推到了极致:“我有权各(个)别地或与他人联合起来集体地反抗专制官员,我拥有的反抗手段及其正当性并不因为这种联合而失去或减损,当很多人一起行动时,就叫民主革命。革命过程中同样可以咒骂、欺骗、造谣、伤害、杀死他们。我有权以这些手段对付任何一个或多个或全体压迫者,怎么有效、怎么管用就怎么来,就这么简单。”i意思是说,他认为自己的目标是正确的,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可以视他人生命为草芥随意剥夺。另一位现居加拿大的维权律师郭国汀在8月21日发表的推文中说:“如何制约流氓暴君下屠杀令扑灭宪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后下令开枪及下令执行暴力镇压令的任何人,一律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未成年儿童可除外)处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随时就地正法,凡是执行其死刑者皆予重奖”。ii

这两位前中国律师的言论充满了血腥,几乎完全否定了近几十年国际社会坚持的文明底线,与中共革命初期言论及恐怖组织ISIS没有任何区别。

上述言论的出现,离刘晓波逝世才一个多月。这一事实揭示的中国现实非常残酷:中国有以暴易暴的制度文化传统,再加上红色共产革命洗劫过近百年,以及中共意识形态教育,从来就是暴力革命的温床,非暴力抗争理念在这块土地上,注定是株难以长大的弱苗。

这当然不是刘晓波个人的悲剧,而是这个民族的悲剧。

i 赖建平 @ljpJames, https://twitter.com/ljpJames/status/895166811171418112

ii Thomas G.Guo(郭国汀)@thomasgguo,https://twitter.com/thomasgguo/status/899755983802556416

【 民主中国 】 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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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月

【VOA】香港举行刘晓波病逝百日追思会

视频

香港 —
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10月21日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展览及追思会,悼念中国异见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百日。

“刘晓波百日祭”追思会星期六晚8点半开始,参与人士手持蜡烛,以烛光悼念刘晓波逝世百日。大会表示,香港是中国国土中唯一能公开悼念刘晓波的地方,呼吁路过尖沙嘴的市民前来参与,有近两百人出席。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追思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刘晓波虽然逝世,但他的精神依然长存,激励着一些正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我们希望看到复兴的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属于真正人民的中国。我们不希望看到人民再受奴役,自由继续被剥夺,大众还是活在压迫和恐惧之中。”

大会随后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并朗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诗词。

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曾因参与1989年由学生发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曾担任两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2008年,刘晓波因发起和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遭中国政府逮捕,第二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年6月传出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6月底官方证实消息,7月13日刘晓波在沈阳病逝。

支联会表示,自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后一直遭当局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至今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无法与外界自由联系,希望各界继续关注刘霞的状况,呼吁立即让刘霞自由。

(记者:谭嘉琪)

【美国之音】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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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十月

【视频】二百人香港夜祭刘晓波逝世百日

(上传者:Pan Chen)

【YouTube】2017.10.21

来源:二百人香港夜祭刘晓波逝世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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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十月

【RFA】支联会办百日祭追思会,悼念刘晓波促释刘霞

视频

图片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约百天的日子,香港支联会特别举行百日祭追思会,主席何俊仁表示,追思会除为了悼念刘晓波外,亦要求大陆当局尽快释放刘霞,以及其他因悼念刘晓波而被打压的维权人士。

周五(20日)是刘晓波逝世100天,支联会周六(21日)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旁,举行刘晓波百日祭追思会及悼念展览,介绍刘晓波的生平、著作,以及其遗孀刘霞失去自由的现况。

大会悬挂“悼念刘晓波”和“释放刘霞”等横额,以及刘晓波在囚期间,代表无法出席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纸制空凳。

大约200个市民到场出席追思会,他们手持蜡烛,默哀1分钟悼念刘晓波。有参加的市民对本台表示,不理解大陆当局为何仍然要软禁刘霞。

王小姐说:我之前都有听过他(刘晓波)的事迹,他的理念是非常好的。其实祸不及家人,他已经被你(大陆当局)逼害了,你应该放过他的家人、他的妻子。

对于不少人因悼念刘晓波而被当局打压,另1市民廖小姐认为,只要有更多人关注事件,刘晓波才不会“被”遗忘。

廖小姐说:我会希望多些人关注,你自己首先要来,只要人多,才会引起关注。我们有祈祷会,会为刘霞祈祷。还有,就是我觉得就算我们希望释放刘霞,也不能遗忘了刘晓波这件事,其实刘霞就是因为刘晓波才会这样,就算刘晓波不在世上也好。

亦有不少大陆游客途经时,驻足阅读展板,其中1位朱先生认为,刘晓波的逝世令人感到惋惜。

朱先生说:正好看到今天刚好是百日,还是挺感慨的、挺难过的。当时2010年他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未能过去就是1个遗憾。现在刘晓波先生已经过世了,还是希望能够尽早能把她(刘霞)释放出来。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刘晓波的精神会长存在人民的心里,又希望刘霞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何俊仁说:一方面是悼念刘晓波,另一方面是想告诉中共当权者,纵使刘晓波逝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仍然是深入民间,仍然是鼓舞着很多人,很多无论是狱中还是民间奋斗的人。当然,我们相信很多人绝对不会忘记,刘霞直至今天还是失去自由,我们是会不断继续争取刘霞早日得到释放和自由。

追思会现场提供心意卡予市民写下心声,何俊仁希望能够早日将这些心意卡送到刘霞手上。

(谭丽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201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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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十月

邵江:刘晓波的抵抗——从民主墙到互联网

刘晓波(网络图片)

刘晓波从出生到青少年经历毛时代集权制度的兴衰,独立思想始于挑战邓小平重塑集权制度的民主墙时期。自1978年起,刘晓波以文学和美学自我启明,实践和坚持批评自由。1989年,刘晓波放弃在海外安全发展的学术生涯,投身于中国民主运动,实践公民抵抗。六四屠杀后,刘晓波将每一次牢狱经历自省为下一次继续抵抗的起点,揭示集权无所不在对人的塑造和异化,探索何以超越专制循环,摆脱人被奴役的状态。刘晓波的抵抗与民间纸媒出版和互联网传播密切相关,他实践的结社和集会权利旨在建立自主和独立的民间社区。

刘晓波抵抗之始,是在大规模人祸结束的后毛时代,民主墙的出现导致了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重塑新集权延续党天下的政治制度,经济上融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的控制采用防微杜渐的高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比重大幅增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投资,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与中国的官产学媒觥筹交错、利益交换,公享全球霸权和特权。

在江泽民后期和胡温时代,再次出狱的刘晓波借助互联网实践言论、集会和结社权利,被判十一年徒刑,诗人和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在习近平声称打通毛泽东和邓小平前后三十年的时代,刘晓波是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全球媒体直播下被中共谋杀、毁尸、并销毁证据,刘霞的自由被完全剥夺,身心备受摧残。如何对待刘晓波的遗产、刘霞的命运如何,标记着这个世界的走向。

刘晓波的生命实践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阿伦特所指抵抗的对象是帝国包括纳粹帝国以及苏维埃式的集权。而中共打通的毛邓集权也正是纳粹和苏联模式的混合体,其更大的背景是当下帝国主导的全面聚合权力和资本的全球化。刘晓波为这个动荡的世界留下了最重要的抵抗遗产。

实践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刘晓波参与《赤子心》文学期刊的写作和编辑,积累了以杂志创造公共空间的经验。他和同道写作者以文学为起点和支点,认识自我、揭示当下人的生存状态,探讨文学、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80中期和后期,刘晓波以美学探索和想象深化自我生命的意义,揭示知识人与体制的关系,实践批判自由,争取言论自由的空间。

1970年代末诗刊《赤子心》像当时其他高校的学生文学刊物,可以使用校系的油印机,刻板油印成刊,定期出版和组织相关活动,形成校园诗人、作家、文学青年的聚集空间。在一些刊物中经常刊载与官方风格不同的绘画与其作品呼应。这类刊物在高校之间相互邮寄与读者交流,形成了在中共检查制度之外的另类文学和话语,并生成公共场域。

1979年,十三个高校的学生文学刊物包括《赤子心》,共同创刊了新的刊物《这一代》。《这一代》 以“四五”运动作为一代人的标志,以反抗专制建构这一代的主体意识。[i]《这一代》实践跨地域结社,触犯中共控制社会最主要的禁忌,压制随着而来,导致这份季刊几乎腹死胎中,由于武汉大学办刊学生的坚持,首期终于以残缺版出刊和传播,这是民主墙时期跨地域结社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后来跨地域的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和其它的跨地域民间组织或网络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高校学生自办出版物与同时代的校外民主墙相呼应,形成可移动的活版印刷刊物。各地的民主墙更像是一本巨型杂志,汇集高校学生、城市工人、知识人所办杂志和其他社会阶层张贴的大字报,提供了社会各阶层的交流,共振互动的公共平台,直接挑战和绕过检查制度,成为民间自主集会的聚集地。各地民主墙作为连接点,构成了跨地域结社和集会的空间。

1979年底,中共全面镇压各地民主墙,高校也开始转入地方人大代表竞选,将民主墙的可移动民刊转变成为独立参选刊物。校园外民主墙参与者继续出版地下和半地下民刊,加之香港杂志和《中国之春》等海外刊物在大陆流传,可移动的民间出版和多渠道传播成为民间交流的主要公共场域。

1980年,中共开始整肃文艺届。许多文学刊物对寒冬的隐喻, 在更被禁锢中寻找自由表达,与被整肃的作品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和《太阳与人》之间言说共振。《赤子心》的表达形式愈趋多样,其中刘晓波的作品更集中探索独立人格和自我担当。[ii]

中共30年执政制造不间断的灾难,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千疮百孔,集权宣传的调试钟摆从垄断释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中共为应变其意识形态的破产将一些流行的伤痕文学转化为宣传样本,寻找知识界的合作。这类宣传模式通过解说苦难,回避灾难与中共制度的关系,将个人亲情和伦理移情于专制,沉醉于苦难中的幻觉激情, 将集权抽象为对母亲的矫情,祖国成为滥情的寻根之源,怀旧和矫情成为浪漫容纳暴政的温床,制造了热爱祖国与忠诚集权不可分割的幻象 。

这种宣传配合“清除精神污染”,锁禁知识人紧箍咒并与实施更系统的检查制度结合,成为中共在镇压民主墙以后, 以现代化的宣传、合作、检查、和镇压结合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而同期的美学、文学、哲学、物理学、新闻界和出版业等领域的有识之士反击和解构这种专制现代化的紧缩围剿,不断突围。

对比1957年上半年的美学讨论,1980年代中期的美学讨论直接从中共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突围。这时的知识届更主动拒绝接受中共1950年代模式的思想改造,扩大挑战官方设限范围,使官方的检查制度漏洞百出。美学的讨论也可以通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渠道的传播延伸到到各地的大学和都市的工厂,美学和文学通过纸媒的转播以及讨论会转换为与政治相关的讨论场域。这些讨论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阅读和回应。

刘晓波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的发言-《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从学界的讨论直接在《深圳青年报》 出版。这类非主流的言说通过其他不同形式的复制和传播, 利用官方、半官方渠道,形成灰色空间,广泛讨论和多种解读文学、美学和政治、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知识人的角色和批评自由,对几代人在集权下的解魅和去昧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6年是刘晓波公共演讲文学和美学最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末,他受到邀请到北大发表了关于美学和文学的演讲。 在问答期间,不同意刘晓波的学生对他大喊,“刘晓波,我想揍你!”刘晓波大声回应:“上来…..让我们辩论,我不赞成你所说的,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场内从初始间歇的嘘声和哗然,到喝彩和掌声。

1980年代形成的评论空间,多途径复制和传播途径。对掌控话语者的反抗,实践批判的自由,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相似性。刘晓波的博士论文深化他前期办刊、创作和公共言说,通过文学和美学对自由的追寻、空间的想象、路径的抵抗,雕刻生命的意义。[iii] 而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将狭窄的学术议题转成公共议题,答辩会的讨论延伸到对人之当下处境的讨论。

1988年到1989年4月,刘晓波在海外游学,他在《解放月报》等境外报刊发表更直接清晰言说中国当下制度和如何反抗。“民族劣根性,诸如「愚忠」、「群体至上」、「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iv]

刘晓波回国参与了1989年民主运动中,在北师大、广场和广播车讲演,戒严后组织和参与四君子绝食。当戒严部队在北京街头屠杀和平示威者后,四君子和许多参与者在天安门广场坚持非暴力抵抗,戒严部队包围了广场后并准备使用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定时清场时,四君子与军队谈判,劝说广场数千名抗议者撤离。

六四屠杀后,刘晓波被关押二十个月。1991年,刘晓波出狱后,被大学开除,他的作品被封,生存和抵抗的空间被大幅度压缩。随后的二十多年,刘晓波为海外十几个刊物撰稿并出版书籍,参与创立境内网上论坛和境外网上刊物,联通了内外抵抗空间。

创造结社和集会空间

刘晓波第一次出狱后,短暂访问海外,这是他在六四以后唯一一次可以在海外旅行,以后被禁止出国旅行。自1990年初,在邓小平的防微杜渐消灭于萌芽中的维稳体系下,对一个实践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坚持留在极权统治下抗争的战士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继续在这种集权统治下,再创各种不同的空间,而空间的创造和扩张依赖于实践集会、结社和言论权利。

蒋培坤是刘晓波博士论文的答辩老师,也是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刘晓波第一次出狱后,丁子霖和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寻访和调查六四死难者是刘晓波 忏悔、反省、再寻抵抗路径的起点。这个阶段,刘晓波参与的异议群体发言看似上书,实际是对社会发言,也是一种扩大网络的方式。

八九后,民间聚集空间被大幅限制,民间的聚会场所经常改在旅店、饭馆、朋友住所或公园。

刘晓波参加的聚会我也去过几次,最长一次是刘晓波和周舵1993年最后一次去国后转辗回到北京,通宵畅谈,谈他们在海外见闻,评论不能在大陆出版的书籍。最后一次会面是1996年8月底在深圳的饭店,刘晓波提议每人讲一个笑话,一位讲到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坐同一辆车,路遇一个丁字路口,邓小平指示打左灯向右转。刘晓波评论中共左右同吃。另一个笑话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给上帝打电话,询问上帝何时他们各自的国家可以实现民主。[v] 刘晓波当时对这条笑话没有评论。聚会结束后,刘晓波问我当地是否有可以言说并行动的人,于是有了与王希哲在广州兰圃见面和联名发表的《双十宣言》。宣言发表,随即刘晓波被拘留而后被判劳教三年,王希哲被迫流亡。这是六四后到《零八宪章》之间刘晓波坐牢最长的一次,刘霞一次次乘坐“集中营的那列火车”…

1999年,刘晓波再次回到大监狱后,更多的社会问题彰显,社会分层也更明显,知识界也更加分裂。刘晓波以匿名方式和王朔的对谈《美人赠我蒙汗药》是在更为冷漠的消费环境,借助灰色渠道出版的书籍。这种空间已经不像1980年代,言说转瞬即逝,很难形成对公共议题持续讨论。从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刘晓波,以他的政治评论开辟新的空间,他的时事评论,将集权体制利益集团、虚幻盛世和民间抵抗记录于笔下,传播网上,转为公共议题。

刘晓波的言论只能通过网络发表,不像八十年代观点对立学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和辩论。在 纸媒到互联网转换时期,反对党和地下杂志、有批评意识的学者刊物、从官方空间突围的媒体、新生成的灰色空间、独立社区、独立媒体,在多数时间未形成广泛的讨论旋即被压制或消灭。独立民间社会成长依赖与连接不同的抵抗以及使用不同形式的突围。刘晓波批评当权者的专制,支持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其他民间人士争取权利。[vi] 这是他连接碎片化社会阶层和族群的轨迹。

刘晓波看似惊世骇俗言论,实际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学者的主张,如他主张中国需要实行类似香港的三百年殖民地。提供以他者为模式摆脱中国长期专制和中华帝国法西斯化的方案。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和刘晓波的这类言说可以是一种互文解读改变循环专制制度和变革社会的方案。鲁迅对这类言论评价颇为中肯:“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如从自主抵抗角度辨析刘晓波的这类观点,应从被压迫者何以被压迫,压迫制度的来源和如何运作,如何通过被压迫者的自我教育,实践自主抵抗。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是对中国人的专制千年坐稳奴隶的民族主义的反抗,从外部借力。 但是当下的问题是,中华集权帝国和其他强大帝国霸权操控全球资本,共谋分赃。以资本和实力政治主导全球化的模式不变, 民主国家不能消除制度中的特权、人民不能有效和直接参与重要的公共事务,强大集权国家的统治利益集团与目前民主体制中的特权和精英阶层进一步合作,当下民主制度被集权制度将逐步演化,距离进一步民主化愈行愈远。自主抵抗不是借西山老虎打东山老虎,或反其道而行之,借东山老虎打西山老虎,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把所有老虎关进笼子,否则人类只能继续在不同类型的野蛮和强肉弱食之间跋涉,被压迫者并不能根本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命运。本雅明揭示自甘于奴役和统治者的关系:“寄与胜利者。一切统治者都是他们之前的征服者的后裔。因而寄与胜利者的移情总是一成不变地使统治者受益。”因此命运自主和摆脱奴役的抵抗,只能是既抵抗集权又反抗帝国。

最值得重视的是刘晓波的博士论文最后一章提出摆脱人被奴役的无望——“即使徒劳,也要抗争”。2000年之后,对林昭抵抗的回顾成为民间自主抵抗的重要资源。刘晓波以林昭的抵抗为借鉴,实践当下抵抗,建立民间社会抵抗的主体,依靠民间自主和自觉的努力,改变政权和政治。[vii]如同林昭的抵抗,刘晓波将自己不断放入直面强权,在反抗中检验自己,在抗争中反省,这是刘晓波和所有以生命抗争人士对这个时代的启明。

刘晓波参与创建了独立中文笔会,实践的结社自由也扩展了大陆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笔会的成立行使结社、集会和言论权利,这是一次更大范围跨地域的抵抗。刘晓波参与救援狱中作家、反对文字狱以及对中国独立作家的支持,实践言论自由和人道主义,建立了跨国界和不同代际共同抵抗的模式。

刘晓波参与的《零八宪章》初始是一个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平台,以不同层面的政治主张连接碎片化的社会群体和不同民族,对《零八宪章》的讨论和批评也体现民间社会的活力和多元。《零八宪章》的传播也体现民间出版多样性和可移动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共同抵抗集权、保持民间社会自主最重要的持久动能。中共恐惧刘晓波征集《零八宪章》签名,更惧怕中国民间社会滚雪球式实践集会和结社权利,以及中国民间抵抗与全球抗争结合-埋葬集权和帝国。

精神家园

刘晓波与刘霞的诗文和友人的通信,探索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被监禁时,刘晓波的阅读、思考、写作和言说是他留给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抵抗遗产。刘晓波与刘霞的书信往来是在专制现代化中,人抵抗异化,如何生存和抗争, 实践审美生命和心灵超越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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