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平:从精英到囚徒——访著名政治观察家、作家刘晓波先生

近年来,刘晓波先生的作品频频见稿于众多海外媒体与网站,不少时候一天之内竟有数篇之多,有如井喷一般。很早便想采访他,这天下午终于得偿所愿。

刘晓波先生非常健谈,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能引起他的鸿篇大论,上穷碧落下黄泉,以致原以为时间尚有富余的采访没能按时完成,只得以电话采访加以补充。十分遗憾。

转向

刘晓波先生的父亲是东北师范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家中有众多藏书,加之居住于高等院校,学习环境非常优越,少年时便阅读了大量书籍。然而由于当局恐惧真理,在思想上实施极端严密的控制,当时中国合法的思想资源除去马列主义著作外,只有一些左倾俄罗斯文学作品。因而说来十分有趣,今天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刘晓波,当年曾无比热情地一头扎入马列主义的怀抱。

他说,自己十四、五岁时便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当时曾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至今仍然记得部分内容。在笔者看来,尽管与很多青少年一样,当时他萌生的是文学梦,但已经为以后学习方向的转变埋下了伏笔。他表示,大学时研究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按照少年时形成的西方哲学史的脉络展开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莫大讽刺的是,少年时即开始文学梦想的刘晓波,二十多岁时不仅没有进入文学圈,却不得不去做一名五大三粗的建筑工人。好在这段极其邪恶的历史很快便终结了。一年后他成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

大学时他选择了中文专业,圆了少年时的文学梦。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思想、哲学领域的知识有更大的兴趣。于是未来的刘博士便经常逃课,独自躲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书籍。因而一般人会遇到的,文学的形象思维与哲学的逻辑思维之间的巨大鸿沟,于他而言并不存在。他由文学向美学的转向自然而然,十分顺利。

刘晓波表示,今天回过头去看,对其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正是在卡夫卡那里,他才知道痛苦居然能够用那么平静冷峻的文字描述,而且更为有力。哲学思想他服膺康德。他认为,康德是现代众多哲学流派的共同源头,他对人的理性局限性的研究十分重要。

厚积薄发

1984年,刘晓波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获留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说到这两年的执教生涯,尽管已过去了近二十年,他仍然恋恋不忘。他说,他喜欢给学生上课,十分留恋课堂上的那种感觉。

直到1986年,刘晓波并没有写出有影响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写作。一切在这一年完全改变了。他先后在《中国》等多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美学泰斗李泽厚,引得众人侧目,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众口一词:哪里冒出来一匹黑马?

短短两年间,他出版了多部专着,如《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审美与人的自由》等。与此同时他还在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并经常到北京及周边多所大学甚至区县文化馆演讲。如此旺盛的精力,如此巨大的成绩,很可以套用一句古话:厚积薄发,或者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刘晓波认为,自己与李泽厚的本质分歧在于,李泽厚是将康德融入马克思的体系,但他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资格融入康德。从某种角度讲,李泽厚的作为仿佛拆毁一座巍峨的殿堂,将珍贵的楠木材料搬入破烂的茅草棚。李泽厚的思想强调社会本位,而自己强调个人本位。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87年,李泽厚的博士生向他下战书,双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饭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结果,李泽厚的四名博士生大败,遭到台下观战的社科院研究生痛斥。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程映虹,当时是台下观战的社科院硕士研究生。近二十年过去了,他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近期还撰文提及此事。

出国讲学

80年代中期,刘晓波这匹文化叛逆“黑马”的影响日见隆盛,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1988年8月,风头正健的刘晓波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三个月后,转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并进行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1989年3 月,刘晓波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转赴海外前,刘晓波曾在香港短暂停留。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殖民100年有如此巨大的发展,以中国幅员之广大,殖民300年也许能解决问题。此论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卖国贼的咒骂犹如海啸般,铺天盖地向他袭来。可以想象,其中虽不乏纯粹由爱国激情主导者,但圈中如此激烈者到底有多少人那么单纯、丝毫不夹杂嫉妒与仇视情绪呢?

笔者问刘晓波,当初他说这话是出于文人一时的义愤,还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他表示,他是认真的。因为殖民是落后国家进步的捷径,而且最坏的殖民者也有法治观念,也比本民族的独裁政权对人民宽容、和善。他说,自己当时还表示,中国已经失去了被殖民的机会,十分遗憾。一是因为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二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人口太多,没有一个宗主国能够背负得起。该观点记者没有报道,否则一定会引来更多的唾沫星子。

转折点

到美国不久,“八九”民运便爆发了。作为一名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士,刘晓波自然不愿意成为这一波澜壮阔民主运动的缺席者。他安排好相关事宜,4月26日毅然决然返回北京。

一回到学校,他便倡导开展校园民主活动,并与陈小平等人组织教师自治联合会。5月12号,他参加了由中共改革派高官、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组织的座谈会,从此深入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会后,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劝导学生们撤离,但非常遗憾,没有人响应他的理性呼吁。于是他转而办了一份刊物,希望循序渐进地影响同学们。

但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知识分子所有阻止学生们激进行动的努力都告失败。刘晓波认识到,如果不能与学生们站到一起,根本就不可能影响他们。于是他约请另外三位知识分子与自己一起绝食,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

6月2号下午四点,他们四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宣布绝食72小时,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刘晓波说,第一次面对数十万人的支持与信任,人一下子就懵了,不由得自我膨胀,真以为自己能够扭转乾坤。

知识分子的绝食重新聚积起广场上的人气。王军涛等人立刻认识到此举的重大意义,马上安排了三人一组的接力绝食计划。然而大屠杀旋踵即至,刘晓波他们的良好愿望彻底落空。

为避免更大的牺牲,保留民主运动的火种,刘晓波等人反复劝说学生主动撤离广场,但学生们坚持不撤。于是他们决定一面与戒严部队谈判,一面继续劝导学生。

正当他们准备按照谈判协议安排学生们撤退时,军队却突然发动了进攻。在军人的野蛮攻击下,大部分学生在他们的带领下冲出了重围,但刘晓波与数百名学生却被堵截在包围圈内。他于是带领学生们来到广场北京市红十字会所在地。天亮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出广场。

刘晓波等人先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宿舍休息。没想到那样紧张的气氛中他居然一觉睡到下午,可见他已疲惫到了怎样的程度。醒来后他去到朋友处。在朋友的安排下,他来到澳大利亚大使馆。在使馆大门口,他问使馆官员,另外两名大陆绝食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与自己一起申请政治避难。对方很为难。刘晓波不可能抛下朋友,独自逃生。他毅然走下了车。

刘晓波深知,自己走出汽车的那一瞬间,深陷罗网的命运便注定了。为了让自己在那一刻更踏实更勇敢一些,他决定回家迎接厄运。

6月6日晚上11点,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正往家赶,后面突然冲出一台白色面包车,将他别倒在人行道上。七、八个彪形大汉如狼似虎地扑上来,给他戴上眼罩、塞上口衔,将他架入车中。他说,当时大脑非常清醒。首先想到的是,深更半夜,这帮家伙要是把自己拉到荒郊野外一枪干掉怎么办?那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呐!而且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不止,直到近一刻钟后才完全停止下来。

1991年1月,经历了近二十个月的牢狱生活后,刘晓波重获自由。

评说与反思

对于“八九”民运,刘晓波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说,“八九”民运的巨大悲剧导致执政集团中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终止了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进程,客观上是很大的倒退。但另一方面,“八九”民运对中国九十年代之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贡献。邓小平所以在高层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形下力排众议,以南巡的方式启动远较八十年代深刻的经济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九”民运使当局彻底丧失了道义合法性。面对极其巨大的政治压力,当局只能通过厉行改革,以政绩合法性维持独裁统治。如果没有“八九”民运,之后的经济改革就不会那么全面深刻的在全国展开:“八九”民运唤醒了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中国人的人权意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极其淡薄。“八九”民运之后,尽管当局始终保持着残酷强大的压力,但以民间政治反对派的集结和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社会底层的维权活动为代表,中国人权意识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其必将对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产生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鲜血换来的人权意识的觉醒,远较此对官方道义合法性的摧毁重要得多。

说到教训,刘晓波表示,当局改革派与精英知识分子、学生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和合作是最大的问题。

屡败屡战

出狱后,刘晓波继续进行写作和民运工作。1995年5月,当局又展开了一波大镇压。刘晓波因为呼吁为“六四”平反、保障人权,被关入北京西郊香山一个四合院内,直到1996年1月才获得释放,无理无法软禁长达八个月之久。获释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拿起如橼巨笔,向专制主义发起新的冲击。当局对他极其仇视,九个月后再度抓捕了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关入劳动教养院,三年后才重获自由。

尽管多次遭受当局的严酷打击,虽然走出监狱只不过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囚笼,刘晓波早已完成了从精英到囚徒的角色转换,但他从不气馁。他说,虽然自己认识到生命有很多痛苦,但一直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它,是一个积极的悲观者。因而失去自由时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一旦重见天日,立刻再度起而战斗。

希望在民间

刘晓波颇有信心地表示,中国自由的希望在民间。他认为,由于当局的长期剥夺与压制,“民间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参与饥渴”,只要民众能够持之以恒地开展真话运动,就能解构当局的独裁统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2005年11月12日星期六于北京香山

【争鸣】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