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期望王丹更上层楼

王丹作为八九民运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他坚持非暴力的现代民主理念,还是从一个年轻大学生成为一个民主运动的领袖,或者是从两度入狱的政治犯,到成为报国无门的海外流亡人士,事实上也是中国近十年政治演变的一个写照。

在集权专制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形态,除了秘密斗争外,通常要么是坐牢,要么是流放海外,王丹似乎并不主张进行秘密斗争,现在他走出了牢门,同时也被赶出了国门。对于一个立志从事民主政治的人来讲,再也没有比被迫离开自己的人民和祖国更痛苦的事情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无形的更残酷的监狱!

坐牢是中国异议人士的“必修课”

在王丹被“保外就医”流放美国之际,我又重阅了去年编《我们在写历史——王丹文集》时友人赠我的王丹《狱中回忆录》,这是香港观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也是王丹九三年二月第一次出狱后,对于自己监狱生活的回顾总结。显然与天安门民主运动高潮时摄像机镜头前的慷慨陈词不同,在三年零七个月的寂静监狱生活中读了近一千本书基础上作出的自我省思,体现了王丹新的进步。由此,他和他的难友也把秦城监狱戏称为“秦城大学”,把监房当作了大学的学生宿舍。

王丹对中国政治的现实有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大陆,政治文明的发展还没有到达反对派拥有言论自由的程度;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不想对非正义,非民主的行为保持沉默,就要有遭受压制的思想准备。因此,我把入狱看作是自己介入民运工作的一个必经阶段,看作为一个异议者在中国当代政治实践中的一门‘必修课’”

王丹把自由分为内外和外在两种,外在的自由是相对的,内在的自由是绝对的,当人生自由和基本人权被剥夺的时候,一个人对自由的全部热爱就会加倍的倾注到对内心世界的自由的追求上。在王丹看来,尽管他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殆尽,但只要仍旧保持精神上的追求,自己就仍然是一个自由人。于是,他就在阴暗的监狱中,继续在心灵上自由的描绘美好的蓝图。其中之一的构想就是“把秦城监狱改成纪念场所”:有朝一日,中国不再有因思想或言论而被拘捕、定罪的政治犯的时候,秦城一半是巴金一再倡议的“文革博物馆”,另一半是“六四纪念堂”。“让一座沉默的牢房作为历史的证人,让岁月在墙上刻下的痕迹昭示后人:中华民族为了走上民主之路,曾经走过多么艰辛曲折的道路,曾经付出多少难以弥补的代价!”

他的另一个努力是他在看书搜寻资料的同时,继续思考他在“六四”以前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写一本全面反映‘反右’运动全貌的著作,他发誓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反右’‘阳谋’的真实原貌写出来,“告诉人民灾难是怎么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告诉人民所有的苦难我们都不应淡忘。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对于被捕入狱,王丹自称是早就有思想准备的,在进入秦城的第一天,他在精神上已经有了“走上秘密刑场”的准备;或者是迎接“度过漫长的单独囚禁生活”。他不仅不后悔坐了这几年牢,而且还感谢命运给他作出了这种安排。从刚入狱时单纯幼稚的学生,现在至少已经拥有这种自信:比入狱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安逸的生活和幸福的环境里难以培养出来的。“它带给我的将远远超过我为它而失去的。”所以对于自己的选择,王丹觉得“无论从社会意义还是个人意义上都是正确的”。这从他一九九五年第二次入狱被判处十一年长期徒刑,和最近的被流放海外,都可以得到印证。

无论是被捕入狱,还是重获自由,王丹都报持着平静的心态,他在监狱中写了两句座右铭,第一句是:每过一分钟,就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第二句是德国诗人歌德的名言,痛苦留给你的一切,请细加品味;苦难一经过去就会变成甘甜。当王丹重获自由后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回顾那段不自由的生活,心中感慨万千,他说“失去学业,尤其是失去自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这种悲绝不是悲哀,而是悲壮。能够把个人的不幸与民族的悲壮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至今仍感到无上光荣!”

毫无疑问,王丹是一个非常有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在将近三十岁的生涯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在狱中度过的,虽然入狱之前王丹仅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才两年级的青年学生,但是从他的作为和言论来看,他不但在学历史,实事上王丹的潜意识也一直驱使他以自己的行动在写历史。

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天安门一代”

在反对专制的道路上依靠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遭到时代唾弃以后,民主运动在体制外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时,他的政治领导人除了传统的组织运作、理论宣传等方式以外,积累政治资源的方法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流亡,可以利用不同的环境条件整合新的政治力量或者通过研究深造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开拓国际视野,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等就是海外的流亡者,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有相当长时间里也处在这种状况之中;另一种就是坐牢——“革命者不怕把牢底来坐穿”,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王军涛、魏京生和王丹等民运人士起初度选择留在国内,因为目前似乎已没有毛泽东坚持不离开中国而从事农民革命的客观条件,继续留在国内,就意味着要过长期的监狱生活,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在狱中受到迫害的程度与他们获取的影响力和政治资源,客观上是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任何对于民主人士迫害,实际上就是专制政府在塑造英雄和烈士,同时也在准备自己的掘墓人。

北京当局者似乎也明白这种危机,在国际压力之下把魏京生、王丹等异议人士流放海外。魏京生、王丹等重新面临“得到天空失去自由”的挑战,有流亡人士甚至视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远远超过监狱的囚禁。但是,挑战和新的机会是同时存在的,虽然海外民运的政治生态不尽理想,但是高科技通讯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社会本身的持续开放,令魏京生在世界各国的巡回访问,使得国际社会在不同程度关注到中国的人权问题和集权专制,这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极为重要的外部压力。同时也为魏京生和海外民运活动家训练了一种国际视野。

如今刚到美国的王丹宣布将选择继续学业,不管他将来是当政治家还是作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不失为一种有眼光的选择,这将赋予他的流亡生活增添新的生机,为他重返祖国作建设性的积累,“六四”后流亡海外的青年学生中不少人都有类似的选择,因为他们明白,只有不断的充实和提高自己,才可能有机会在未来中国舞台上重新展现“天安门一代”的风采。愿王丹把今日的流亡也作为从事民运的必修课,在新的环境和学习过程中,继续勇于探索,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更上一层楼。

王丹新闻令胡锦涛访日黯然逊色

中共做事向来以“政治第一”作为标准,尤其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依然继承着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传统,每一项决策,每一个安排,甚至于外事部门官员每一句话的措词,都必须是精心设计,周密布置。最近将八九民运的代表人物王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流放到海外,外界虽然仍有批评,但多数意见认为中共是此举的最大获益者,不但卸下了一个大抱负,而且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的形象,并可以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争取到巨大的实际利益,这对于正在滑落的中国经济可能是一剂强心针。

不知是中共无意的失误,还是行程安排者别有企图,王丹到美国的时间几乎于胡锦涛开始访问日本的行程是差不多的时间。如果留意一下海外媒体分别对王丹和胡锦涛的报道,区别是十分明显的。王丹从抵达底特律的福特。亨利医院开始,就被大批的媒体记者追踪包围,他到达纽约时新闻记者超过了迎接他的民运人士,王丹在纽约的首次记者会,甚至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作现场实况转播。

胡锦涛首次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日本,当然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但是媒体对胡锦涛行程的报道绝对无法与对王丹的报道同日而语的,无论是在平面媒体还是在电子媒体上,也不管是外文媒体还是中文媒体,关于王丹的报道和评论,连续几天都是世界性的头条新闻,各个媒体还争相做他的独家专访,而关于胡锦涛的报道要低调冷清许多,各媒体基本上是作为一般新闻处理的,甚至还不如他本人在早些时候在九届人大会议上当选国家副主席的消息那么受人重视。

形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固然是新闻媒体发达程度美国远比日本要高,但更重要的是王丹与胡锦涛截然相反的背景,世界对王丹的重视,是因为他是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他遭受北京专制政权的长期迫害,以及他谦虚的态度为中国民主事业真诚的献身精神,所以,对舆论对王丹他反应,是人性人道和人权的体现,是人类良知和正义的体现。有人之所以重视胡锦涛,是将他当作一个大国的“王储”,款待他充其量不过是为未来与中国搞好关系的一种“长期投资”。

按照中共如意算盘,胡锦涛的这种出国访问是为他作为跨世纪的第四代领导核心“热身”,熟料一开始就被王丹抢了锋头。与王丹在新闻记者面前的坦诚机智,胡锦涛的访日行程就黯然失色了,他被日本记者描写成虽然是中国新一代有知识的领导人,但是讲话并没有任何新意。这句话讲白了,也就是胡锦涛没有自己的思想。而王丹迄今为止的言论,舆论基本倾向是持肯定性评论居多,与胡锦涛比说他光芒四射也不为过。

魏京生、王丹来美国就在美国特定的医院检查身体,总统或总统的顾问亲自过问,国会议员、纽约市长专门接见,这些对著名中国民运人士的礼遇,在中共的观念中是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享有的,对此不但令中南海恼怒,也使得许多评家大惑不解,甚至认为美国人是在利用这些民运人士。一九九三年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江泽民克林顿会晤前,我在采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仑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的时候,他对此发表过一个观点:“现在美国应该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包括民运人士,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要太偏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方面”。

前苏联曾经是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强,谁也没有料到它这么快就瓦解了,十年或二十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重新寻找合法性的权力格局演变同样是今天无法预料的,竞争是否会在魏京生等老民运分子和胡锦涛这一代之间展开,或者还要拖延到王丹代表的“天安门一代”与中共第五代进行角逐?当然,届时方觉等还有其他众多的政治力量也会加入期间,与各位政治人物和各种政治力量保持等距离关系,既是民主原则在外交策略上的一种体现,也是对中国这种待变中国家双边关系一种分散风险的“投资”。

如果说,中南海的确是真想把胡锦涛培养成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的话,把王丹流放美国和胡锦涛访日的行程安排在一起的“巧合”,无疑是北京自暴其短,也成了北京“机关算尽”的莫大缺憾。难怪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要说,他搞了几十年政治,结果对政治还是一窍不通。

民运人士须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策略

环绕这王丹被流放来美的这一最新发展,舆论焦点再度集中于中国人权的状况。多数意见认为,对外这是中国在克林顿访华之前送给白宫的一份礼物;更大的交易是,对华盛顿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不再提出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提案,北京作出的一个回报;对内是排除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可能发生公开要求放人的尴尬局面。不管怎么说,放王丹总比继续关王丹要好,比较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对异议人士的处置,这也是北京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一个进步。

但是民运人士普遍认为,尽管王丹的获释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人权有所改善,中国的监狱中至今仍关押着大量的没有国际知名度的异议人士,甚至连知名的刘念春、高瑜、刘晓波、李海等还根本没有放出来,当局者又罗织各种罪名将沈良庆、杨勤恒、李必丰、赵常青等再度抓进监狱。而且,把异议人士当人质进行交易或流放海外,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一种迫害,改善之说从何谈起?!真正体现人权进步的应该是:释放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宗教犯,并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铲除那种制造人权迫害的社会政治机制。

在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以人权价值观念作为立国精神的西方国家民主国家,近年来在与中共交往时,出于强大的现实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考虑,正在改变其施加人权压力的行为方式,从要求整个中国社会改善人权,到把要求集中在少数高知名度的异议人士获释上;从在国际论坛上的公开论争,变成私下或幕后的秘密对话……由此又出现了一个此消彼长的现象:西方国家把贸易和人权脱钩了,但是北京却把做生意和人权较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凡是在人权问题上与北京合作给中共面子的,就可以得到巨额的合同定单……西方国家与中共的人权较量的游戏规则,渐渐地,北京意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明显的成为一种主导性因素了。

西方政治家把人权原则从外交政策变成交易手段的时候,虽然它可以获得中国将王军涛、魏京生和王丹等少数几个明星级异议分子“保外就医”,足以应付自己的选民和国内舆论,但同时也把人权原则给庸俗化了,在以种种理由迁就中国的时候,也开始阉割、扭曲人权精神的本意。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领导着当今世界文明潮流的西方国家,他们标榜的人权理念实事上也成为中国民运人士奋斗追求的目标,而西方国家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客观上也有着巨大的牵引力(中国异议人士被流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但没有西方的“异议人士”反过来流到中国去,就是一个例证),但是当民运人士感到快要到达目的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这些目标理念已经被中共污染毒化了,其内心的失落是不难想象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的现代集权资本主义就能够为所欲为了,如果以前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作为参照系数,我们发现把异议人士大量的流放海外并不是今天中南海的专利,早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就曾把苏联的一批批异议人士驱逐出镜,并将这一做法制度化。在胡耀邦、赵紫阳当权的时候,中共内部就已经出现类似的建议主张……对比之下,中国目前的变化发展,正好处在从结束斯大林时代开始转向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过程中。然而,前苏联瓦解的结局已经昭告世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这种驱逐异议人士的措施,丝毫无助于化解集权专制分崩离析导致国家瓦解的固有矛盾。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到,北京的所谓“开明”“务实”便失去了实际意义。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内外从事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的人士,要十分清醒的看到国际社会和北京当局在人权较量上的上述变化趋势,并自己的战略和对策作出及时的调整。可喜的是一些有心人士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比如中国人权在去年的理事会上确定,将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大到国内失业工人和社会底层民众的最基本人权;最近海外民运人士在美国发起募捐,以资助大陆下岗工人自救;还有人以闯关的行动,令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海外流亡人士返回祖国的人权遭到剥夺,同时也进一步凸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魏京生谈王丹获释盼与王丹合作共事

王丹被以“魏京生的模式”“保外就医”流放到美国,正在意大利访问的魏京生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记者的电话采访,表达了自己对王丹获释的感受,及未来盼与王丹合作共事的愿望,同时还对海外民运的团结与作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谈到对北京当局释放王丹的看法,魏京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国际舆论指出,北京在此时释放王丹,是与美国的一种交易,魏京生表示:“首先,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要求中共释放王丹可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他们希望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改善,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在另一方面能够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出来,也是一件好事,政治犯不管以什么方式释放出来了,出来以后,你看王丹也有病,也应该治病,而且出来以后能做很多事情。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这种事情,一半好,一半不好,这主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处理了,我们出来要继续做很多事情呢,对中国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出来以后就什么事情不做了,只能是中共起到制造舆论宣传的作用,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话,就不是对中国的老百姓很有利了。”

记者问,这次王丹获释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有新的认识,等于在人权领域有新的进步、新的改善?魏京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很明显他们是在和美国做人权交易,想用这个制造一种宣传,好象看起来人权状况有改善了,但实际上在释放我和王丹的间隔之间,又抓了很多的人,有很多从事民主和人权运动的朋友被抓进去了;而且现在海外的朋友想回国仍然是一样的困难,所以不能说人权状况有大的改善。”

对于王丹这样的学运领袖到了国外,还能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产生什么影响,魏京生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想应该会的。我在北京的时候就认识他,这个小伙子和别人不太一样,他比较肯干事情,他比较有责任心,对于民主运动、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比较有责任心,我相信他会做很多事情。”

至于王丹来到美国之后对海外中国民运能否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魏京生同样表示肯定,他谈到海外很多朋友有时出于比较分散的状态,还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多几个人出来,给大家进行联络,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组织工作。另外,“我觉得海外民运的团结工作主要是一种工作上的、斗争上的团结,如果我们不进行工作,光在这儿天天嚷嚷团结完了坐在一起吵架的话,那种方式,我是反对的。所谓的‘整合’,那种整合是越整越乱。前面出来的朋友也吃这种亏,我想大家现在应该警惕。”

去年魏京生获释时,也曾经给海外民运带来过巨大的希望,如今魏京生本人是否愿意出面领导海外的中国民运?魏京生表示不拒绝承担这种领导的责任,“们和大家一起都在合作,凡是愿意做事的朋友现在都在跟我合作,这已经形成一种很好的团结合作的局面。但是有些人不愿意合作,他们只是表面上说合作,实际上他是要你听他的,对于这种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合作,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们吵架。”

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前景的分析,魏京生强调:中国的民主活动,就是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民主的这样(一种)方式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国内的朋友实际上在进行很大的斗争,这种斗争正从零散的斗争逐渐要联合起来,如果各个方面的力量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能够不一定通过暴力斗争的手段,就能够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是现在还处在联合的最开始阶段。

王丹是北大的精神和传统的象征

北京大学无疑是中国大陆最著名的一所大学,因为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她也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北大的有名,不仅因为她人文荟萃、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她还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发祥地,她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追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所向往的“圣地”。历经磨难后,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因北大的历史地位及率风气之先的独特角色,一直吸引着各地学子,“六四”后万马齐喑的北大校园,最近似乎又再次萌动春意。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北大形成了与其他高等院校完全不同的传统,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四十多年的全面专政以后,也无法让她完全泯灭,这就是立足自由民主精神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她是代表社会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悠久历史传统的延续。有人说,北大很象有培养政治家摇篮之称的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这可能只是从知名度方面作的比较。北大年轻的副校长陈章良说,北大更象美国西海岸的柏克莱大学,著名诺贝尔奖得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也有类似的比喻,从自由传统和叛逆精神方面看,这两所名校的确有相似之处。

王丹,原来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一九八九年当他才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因为领导天安门民主运动被捕入狱,并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除了李鹏等极少数中共死硬分子以外,多数王丹的同学、老师和校友们,认为王丹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他是北大自由民主传统的代表,也是北大叛逆精神的传人。自王丹被捕以后,海内外的校友就为他的重获自由奔走呼号,从某种意义上讲,王丹已经是北大的象征。连王丹本身也知道,他已经不属于自己。

王丹对北大也有非同寻常的情感。也许他父亲是北大教授的缘故,王丹从小就受到北大文化氛围的影响;他在北大不但创办了“民主沙龙”,而且从北大开始了自己投身中国民主运动的生涯。他在《狱中回忆录》中表示,他情愿在北大当一名园丁,也不愿意当中共的宣传部长。一九九三年,当王丹第一次出狱的时候,他立即申请恢复学籍、要求继续中断的学业,但遭到校方的无理拒绝,代表北大传统精神的王丹被拒之门外,事实上成了北大的耻辱,当时的校长经济学家吴树青为此被称作是“伪校长”。从蔡元培校长一直到因为“六四”下台的丁石孙校长,责无旁贷地保护学生人身安全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权利,已是北大传统精神题中之意;吴树青拒绝王丹,显然是对这种传统精神的一种背叛。

如果说,吴树青代表的北大耻辱,可能只是一种迫于中共高层压力的无奈,今天北大在筹备百年校庆之际,校方竟然提出要为江泽民颁授荣誉博士,简直就是北大的奇耻大辱了。这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不畏权贵的独立精神所不齿,而且也是对北大自由民主的传统、勇敢的叛逆精神的亵渎。暂且不论江泽民是否参与了镇压八九民运,也暂不追究他令王丹第二次入狱被判处十一年长期徒刑的责任,就是用北京大学颁授荣誉学位的标准来衡量,难道北大的荣誉博士评审委员会成员们不知道,给中共最高当权者江泽民颁授北大的这种最高荣誉,就有背叛北大传统与精神、献媚权贵的嫌疑?!即便迫于中国现实政治的压力,北大目前尚无法为代表北大传统精神的王丹颁授荣誉学位,但至少也用不着完全走向反面,因为向江泽民颁授荣誉学位而玷污北大的传统精神吧。

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乃是上海帮铁杆、江泽民的心腹,建议北大师生应该组织一次公听会,具体调查一下,提出向江泽民颁授荣誉学位的人与陈至立主政的教育部的关系,其中有无违犯规章程序的权、利交易……十五大以来,特别是今年人大以来,即便上海帮势力已经如日中天,陈至立也不至于要迫不及待地把颁给江泽民北大荣誉学位,当作自己新官上任的政绩来追求吧?

其实,授予江泽民荣誉学位固然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江泽民的虚荣心,可惜马屁拍错了地方,反变成了一道难题:中共向来就有一种上行下效的特别机制,以后别的大学给他颁荣誉学位江泽民要不要呢?或者各大学竞相给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颁授荣誉学位并形成一种风气怎么办?江泽民原想藉大肆庆祝北大百年校庆来装扮自己的开明形象,如果因为接受荣誉学位而可能令北大陷入玷污其传统精神的尴尬境地,不正有违自己的初衷嘛?

人们似乎有理由期望,去年曾经谢绝了哈佛荣誉学位的江泽民,大概是可以作出理性选择的。但当务之急是,现在一面在庆祝北大百年校庆,一面又回避、掩盖代表北大精神的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把北大这场运动的领袖王丹、刘刚、王军涛等流放到国外,又非法剥夺王有才、江棋生等北大校友的人身自由。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师生和校友们真正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江泽民代表中共为九年前伤害包括王丹在内的许多北大师生道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复苏北大的精神和光荣传统。江泽民到底是否拥有外界宣称的实际权力、他是否真正想要推动所谓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他到底是不是真正想要进行政治改革,这才是检验其能否经受检验的重要标志。

【北京之春】1998年6月号-封面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