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徐文立和路透社驻北京记者艾伯乐的谈话

[编者按]本刊得到了徐文立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路透社》驻北京记者艾伯乐的谈话,现发表如下。

艾伯乐:你是不是能跟我谈谈刚刚释放的魏京生先生?

徐文立:魏京生先生是我一九七八年民主墙时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当前他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和做他要作的事情,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再继续谈他,是不适当的。

今天,我主要想谈谈中国的民主运动问题,特别是大陆的民主运动问题。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包括各国的媒体,甚至包括驻京的各国记者,似乎都像蒙上了一层面纱,有点搞不太清楚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想做些什么。所以,你今天想跟我进行谈话,我非常高兴,我想借此机会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我这些个人看法是在听取了许多朋友、特别是许多老前辈的真知灼见后形成的。但这以下的意见、看法都是我个人的,不代表任何其他人,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将会是漫长的,不可能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很快的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只有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才不会急躁,急于求成,才可能有一个长远的工作上的打算和安排。

艾伯乐:是不是有个说法“进二步退一步”?

徐文立:(笑)是有一点这样,而我认为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架构起来一个,如果借用计算机的语言,这是个“平台”,把它架构成功了,那么谁是领导人,谁在这个平台上表演,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平台,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制约的平台。这样一个相互制约的平台上,就使得任何一个领导人,或者一种政治势力,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中再凌架于整个社会之上,不可能再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形成之后,谁再做领导人并不重要了。那个时候,就真正是“主权在民”了,主权在老百姓了,就真正是“选择在民”了,由人民来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可以执政,什么样的领导人可以作为国家的代表。要达到这一步,我觉得在中国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道路。

我们这一代人,是中国民主运动当中承前启后的一代人,我们所承的前,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至于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台湾之外,大陆也时有一些民主上的要求,但有的不是非常自觉的。后来经过一九五七年的进言上书,尤其是一九七八年的“四五运动”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民主墙时期,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阶段。而我们这些成长于民主墙的这一代的民主战士,有可能和各个阶段的民主人士及全国人民一道,完成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历史给不给我们这个机会,是不是真正可能达到那一步,很难讲。也许,我们只是铺路石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重要的是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去推进。要推进,就要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民众的一般诉求。今天的中国,已是进行了十几年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它的中共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进行的,它都在“休养生息”方面产生了有利于民众的结果,除了老少边穷地区之外。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当然两级分化也日益明显,有亿万富翁也有赤贫百姓,有下岗工人的不满,也有农民对苛捐杂税的抗议,更有中国不光彩的人权记录为世人所知。由于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许多需要借助政治改革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却长期地困扰着改革的进程。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自由度的加宽,人们的诉求和视点正在分散,大多数人的安居乐业,使得民众中“求稳怕乱”的思想成为主流。

另外,由于经济改革所产生的新的机制带来了经济问题有可能在经济层面内解决。有许多经济层面的问题,和政治层面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有些问题是需要用经济层面的经济手段去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社会,他们依然也存在着经济层面的问题,并非不存在失业呀,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著名的“可口可乐”公司最近就要大量的裁员。但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和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它们相互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象下岗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包含着政治问题,它是过去计划经济那各非常臃肿的机构,那种社会主义“大锅饭”造成的结果,今天仅仅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是不完全能解决的,还要人在政治层面在上去解决,所以必须要有政治上的改革。另外下岗的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它也会转化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我说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主要应该在经济层面去解决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主要应从政治层面去解决问题,但是不意味着把它们看成是孤立的、相互不联系的部分,经济问题很多是由于政治问题带来的,所以那些问题必须从政治层面去解决,将来要找到出路,也要从政治层面去找到突破口。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非常清醒。应该分清楚到底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但是因为我对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可以说不是非常精通,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和研究。对这两方面问题,我都需要去加以学习,才有可能深入地去了解它们。经济问题对我来说更是如此。由于我毕竟从事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政治活动,所以对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可能考虑得稍微多一点,但是也不见得考虑得多正确。

明年就是西单民主墙的二十周年的纪念年了,所以我在这纪念年到来之前发表这样一个看法,也是对西单民主墙的一份纪念。

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我想中共也不能否认,只不过是他们所想进行的改革,或者每次进行了一些改革以后又止步不前的这种情况,我们是要批评的,我们会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大的动荡。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事情我们暂不讲,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在政治上不断采用搞阶级斗争、搞运动这样一个方式制造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动荡,使得中国人民对政治有些冷漠,他们特别希望:凡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你们可千万注意,不要因为你是执政者方面,还是持不同政见者方面,说老实话,老百姓都不愿意。应该指出的是,当今中国是但凡产生动荡,其主要原因和主要责任者是执政党,是中共,不是其他的人,因为它独揽着大权。但是,不管怎样的动荡,中国老百姓都不会欢迎,他们不是不希望改变,但是希望这个改变是比较平衡的,是渐进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或者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来说,都应该顺应民众的要求,不应该违背民众的要求。特别是从事民主事业的人你既然有了民主的理念,就意味着把人民的意愿看得高于一切,那么就要遵从人民的意志来从事你的活动,所以在当今中国经济上有所复苏、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民众恐怕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顺应民众的这种希望稳定,希望在稳定的同时求发展的要求,所以用渐进的改革方法来推进,才可能顺应民众的基本愿望。那么,我们想进到什么样子,我们就觉得比较理想呢?我个人的看法,可以用二十四个字、四个短句来表示,我认为,中国民主运动应该追求的目标是:

结束一党专制
建立第三共和
保障人权自由
重塑宪政民主

这四个方面,在我一九九五年就一些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当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内容,现在我把它给精练了一下,就是这二十四个字。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所说的这四点的大概含义。第一点,结束一党专制,鲜明地不同意由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党来专制中国,希望出现一个多元的、多党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要架构的那个多元的社会结构的含义。这一点是非常鲜明的。但是它又不意味着有任何要打倒、推翻。如果是倒了,那应该从他们自身去找原因,不要去怪别人。所以,我说的结束一党专制,是用的“结束”这两个字,不管谁来结束,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在某种压力下自己提出来结束,或者是各种政治力量强大到共产党不得不结束,不管是什么形式去结束,它是结束,不是打倒,也不是推翻。如果共产党作得好,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选择,那么它依然可以在未来的社会成为执政党,或者成为第一反对党,这种可能性都是完全存在的。前苏联的变化也是这样,比如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在俄国当今的政治派别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关键是看你中国共产党作得怎样,这是我一贯的想法,我没有任何想推翻和打倒中国共产党的意思。对于中国共产党近十几年来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我是予以肯定和支持的。当然其中有很多带有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我也希望他们解决好。

第二点,“第三共和”的提法久已有之。中国经过了长时期的民主运动,在当今,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朋友都提出这样的主张和想法。那为什么叫“第三共和”呢?许多人恐怕不完全清楚,我要作一些解释。因为它区别于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那“第一共和”。很可惜“第一共和”葬送在各路军阀和蒋介石手里了。那么,人们要问,我国是否出现过“第二共和”呢?应该说,有过一个暂短的第二共和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是毛泽东的那一篇《论联合政府》。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可以看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是提出了建立一个不同于“第一共和”的“第二共和”这样一个纲领性的东西。这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后发生的。很可惜,它被毛泽东自己破坏和违背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存有帝王思想的毛泽东不可能不违背和破坏这第二次共和,尽管是他本人提出来的。所以,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过一些民主主张的人,未必不会走到到自己的反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内心深处追求的是什么。从一九五四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政协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还基本上是按照《论联合政府》这个纲领做的,但是很快他们就放弃了。所以说,中国曾经出现过暂短的第二共和时期,后来又葬送在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些依然要坚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的手里了。所以,我们想再追求一次“民主共和”的话,这次共和就可以把它叫做第三次共和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很重要,否则一般人不明白为什么叫“第三共和”。它是有连续性的,第一次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以《论联合政府》那个纲领性的东西为契机的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后的第一次政协会议为止的那段时间,虽然他们并没有把这称为第二共和。今后建立的第三共和,从总的方向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是连续的。但是,这中间的间断非常长,在这三次共和中间有两次是专制的。出现过国民党的专制,也出现过共产党的专制。

艾伯乐:第三次共和的特色是民主宪政的?

徐文立:“第三共和”特别强调保障人权自由。这次共和倡扬的民主甚至有些不同于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来的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义是民族主义。当今应该说在中国的整个版图之内,不是说不存在着民族问题,但基本上已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冲突。孙中山先生当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满清政权,所以当时他提出民族主义是有道理的。但是到了今天,依然没有变化、没有发展地看这个问题是不够。现在的民主共和应该特别注重保障人权自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民主可以叫作“人权民主”。不知道我这样一个概念准确不准确。这个社会特别注重保障人的基本权力。这个权力指的是各个方面,而不仅仅象中共所说的现在主要是要保障生存权,这个权力是广泛的。这个权力是与生俱来的,是天赋人权,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无权剥夺的。当然了,任何一个社会是要有管理的,需要法治。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法治,只要是法律规定不允许从事的事情。那么民众要加以遵守,特别是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它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不是无序、放纵的。

第四点,为什么提“重塑宪政民主”呢?其实民主的本身就是讲究法治,这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但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突出一下宪政呢?因为一个民主社会很重要的特征和内容是宪政,它由一系列的母法、子法和法规来保障任何人、任何政党都必须按照人民和议会制订的宪法和法律来进行它的活动。为什么提重塑呢?那就是因为现在中共领导下的并非没有宪法,它们曾经制订过好几部宪法,宪法当中也规定了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示威、出版等自由,有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只不过没有兑现罢了。目前不谋求改变现有的宪法。只要求他们兑现言论、选举、出版站社等等自由,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对于未来社会这个宪法就显得非常的陈旧的。因为它当中还有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这样的内容。所以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那是民主社会的宪政,那是新的宪法指导下的一个法律体系,所以我用了一个“重塑”。但是目前阶段,我们可以首先提出要求中共兑现他们所制订的那个宪法当中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和被选举等等自由。

艾伯乐:现在至少要执行宪法当中的那些关于自由的规定?

徐文立:对。我现在所讲的是未来社会的问题,还没有谈到现在的问题,是顺便谈一谈。以上就是我认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主要目标。那么,我们的行动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有一些行为规范,我个人认为,这也是许多朋友的共识,那就是:“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第一是公开的,即要实现这个目标,是采取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而不是秘密的。第二是理性的,这个理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要从街头政治转移到目前宪法允许的合法的领域当中来。当然,不排除有的时候所出现的必要的街头政治。但,不是以街头政治为主要的活动手段。

艾伯乐:那么天安门运动错了吗?

徐文立:没有错!天安门“六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运动,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民主运动,它完全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错误。但是民主社会的逐步形成,将不会以广场式的街头政治为主,要逐步地转移到议会政治。在现在就要转移到选举人民代表的活动当中去,去争取选举中有民主人士入选。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在某种条件下,不见得就不会出现街头政治的情况,这种情况不要说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西方的民主社会也会出现街头的游行、示威,甚至法国的卡车司机还在高速公路上设路障,进行罢工示威。这二者之间不是冲突的,那要看当时的情形,当时的需要。

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非暴力,因为从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几次大暴力产生的政权,完全是一种旧的专制的重复。鉴于这样的历史,我们认为暴力,依然不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个安定的、繁荣的、均富的民主社会。鉴于这样的历史,我们主张和平与非暴力。不希望又是过去的恶性重复。比如蒋介石把所有的军阀打败了,然后上了台,他本来也是跟着孙中山搞民主革命的,但是他却成了一个独裁者。这种军事的、高度集中的领袖人物,上台以后,不可能不搞独裁,不可能不搞专制。毛泽东也一样,这种打江山的人总觉得自己有理由去独坐江山。去当皇帝,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包括他们的功臣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就应该去享受,去享受不应有的特权。所以,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我们这些人并非没有看到现在的这个政权有武装力量,非常强大,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还主张用和平的非暴力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再重复我前辈的许多人所犯过的错误,不希望再出现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如果建立起了一个民主的机制,那么谁想独裁也作不到,谁想专制也作不到。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才追求和平的、非暴力的。并非我们那么傻,我们不懂得那枪杆子是很有力量的,我们也懂得枪杆子也很重要,也知道毛泽东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懂得的,但是我绝对不采用这种手段。这是因为我们不想重复蒋介石、毛泽东的错误,不想用牺牲又换来一个独裁黑暗的社会。希望中国将来是民主的、和平的、光明的社会。

我第三个方面要谈的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目前侧重要作、也可能作的三件事情。

一、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关于人权。因为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大陆有很不光彩的人权记录,侵犯人权的问题相当严重。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来解决。现在在国际社会的帮助和压力之下,中共也开始意识到,确实这个问题很严重,有的时候很丢面子,很影响他的国际形象,但是他们还是基本上采取一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能掩盖就掩盖的方法来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共这种态度该改变,是到改变的时候了。

为了说明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举几个最重要的人权个案来谈一谈。第一,如果说中国有最大的人权个案的话,那就是赵紫阳先生这个个案。很可惜,这个首案为各国政府、各国舆论界、甚至包括大陆、海外的民运人士所忽略。这可能是因为赵紫阳先生曾经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共的领导人,所以他的人权被侵犯就觉得不那么值得同情,我想这一点是不应该的。现在我们知道,赵紫阳先生、特别在他最近发表了致中共十五大的一封信之后,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最新消息传他又将受到专案审查和进一步的迫害。应该看到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是站在人民这方面的。至今坚持这个正确立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作为一个中共的领袖人物,能够作到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有了这一点,不管他过去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或者有什么样的缺点,都显现了他值得我们钦佩的品格和勇气。他这样一个人,能够获得言论行动上的自由,对于中共进一步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鉴于这样两点,我个人认为,赵紫阳先生的人权个案,是中国的最大的侵犯人权的个案,今后应加强对他的关注。希望西方愿意在人权方面和中国政府对话的国家能够关注这个问题。

第二,还有象王丹、孙维邦、刘晓波、胡石根、周国强、刘念春、陈/涛等等一切包括西藏、新疆地区在内的因政治、宗教信仰不同而被监禁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孙维邦是民主墙的老战士,两次入狱,“六四”后被无理判刑十二年,目前仍系狱中。

宗教界的良心犯,常为人所不注意,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仅仅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就被视为反革命罪行,现在反革命罪被取消了,那么,那些人被判的反革命罪是不是应该取消啊?另外,给那些正常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安上了其他许多罪名,都是错误的。总之,一切因政治、宗教信仰不同而被监禁的政治犯、良心犯都应该得到释放。

艾伯乐:马上得到释放吗?

徐文立:至于怎么样去操作这件事,这是中共的责任。当然,能一起释放,最好。如果他们觉得有困难,逐步地释放这些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应该有承诺。而且再也不要制造这种政治犯了,否则,就会在世界面前更丢脸,让侵犯人权的这个噩梦缠绕着中共。

第二,进一步地敦促中共尽早地签署,批准《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公约》,并不附带任何条件。

签署、批准之后就应该用这个公约,来规范自己的人权行为,我不希望中共签这个约的时候还有附加条件,强调中国的所谓特殊国情,在人权这个意义上,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你能讲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吗?对呀,都是人类,是人类就应该在人权问题上遵守同样的标准。这不是具体的经济问题和一些只跟中国自己有关的政治问题需要考虑自己的国情。只要你承认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一样是人,那么国际社会制定的这个人权国际公约就应该无条件去遵守它。如果能够作到这一点,中国的人权记录将会有很大的改善。我希望中共如果真的签署了、批准了这个条约,会逐步地去遵守它。不遵守的时候,国际社会就会拿这个条约去批评你。包括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也可以用这个条约去审查政府的行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二、关于重新评价“六四”的问题。请注意,我的提法是重新评价“六四”,而不是平反“六四”。过去常用“平反”这两个字,那是共产党的一个发明,这个平反是居高临下的,是从上面恩赐给下面的。不对,“六四”的重新评价不需要任何的人恩赐,只要求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改变自己过去的错误结论和评价,是他们改正错误的问题,是一个重新评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要向“六四”的死难者和他们的亲属们谢罪!当然,仅仅谢罪是不够的,还要赔偿死难者家属的一切损失,特别是其中老者的赡养问题,让他们老有所养,另外关于遗孤的问题,确保死难者留下的那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三、关于中国大陆将要面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的换届选举问题。这是我们在大陆的民主运动人士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这种换届选举,(包括下届政府的人选)。基本上就是一次“黑箱”作业。代表是从省或者是直辖市直接被推举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的。这个推举的过程,被推举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资格作为人民代表?他有些什么业绩?他有什么政治主张?他将代表人民在这个代表大会里起什么作用?作些什么事情?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来说,一概都不知道。而且这个推选的过程,中国大陆的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参与,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换届的过程,基本上是剥夺了人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这种作法违背它现有宪法的。所以我们应当关注这场换届,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

下面我将谈谈我们大陆的民主运动的这些人采用一种什么方式进行活动。据我知道,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采取一种“广交友、不结社”的方式进行活动。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基本上都不追求建立什么组织。就是所谓的不结社、在交友的过程中互相交流切磋。这可能也会成为今后民主社会中的一种行为方式。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这些独立的思考者根据自己的思考来提出问题,并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尽可能发挥各自特长。当然,不排除吸收一些朋友的意见和智慧。我自己就常常这样做。各自提出问题、各自发表意见,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民主事业作出各自的贡献。

谈了以上这些,可以说,就基本上把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面纱揭开了。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怎样进行自己的工作,这样也避免产生一些误解和误会。当然,我所说的这种方式,决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表示只允许这种方式。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我所说的,是我观察到的基本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艾伯乐先生,有关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情况我就谈到这里,我可以回答你所想问的问题。

艾伯乐:徐先生,假如你是江泽民主席的顾问,你将建议他作什么?

徐文立:谢谢你提出问题。但是我绝对不可能成为江泽民先生的顾问,我曾经是中共的阶下囚,而且我现在是立足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样一个地位上从事着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是请我,我也不会去给他当顾问,何况他也不会请我。我倒是可以借此机会以一个民主运动的老战士的身份,向他和中共中央提出五点建议:

现在中共和江泽民正面临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尽管在经济改革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正在复苏、发展。国内的政治局面相对也是稳定的。国际社会除了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批评比较严厉之外,出现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周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很大的冲突,虽然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与有些国家的边境线还没有划定,过去朝鲜战争有遗留问题,那比过去的问题要小得多。总之,国内外较为宽松的环境为中共提供了一个可以较为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绝好时机。其实,抓得住抓不住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

首先我要建议他们,还给赵紫阳先生——你们党内的一个老共产党员、曾是你党的领袖,还给他人身和言论自由。如果,你们还更宽宏大量一点的话,倒是可以聘他为最高顾问,比如象新加坡请李光耀作资政一样,充分发挥他的余热和智慧,继续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作出他的贡献。这样作,非但不会动摇江泽民现有的地位,只会提高他的社会形象,让人们觉得你们很大度。

第二点,继续释放政治犯、良心犯。

第三点,重新评价“六四”的问题。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相对经较稳定,中共若能审时度势,主动地重新评价“六四”,肯定“六四”的伟大意义,向“六四”死难者家属谢罪,赔偿一切损失。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震荡,将会是最小的。

当年“六四”时,北京市的市民和学生完全是和平、理性的,对中国的民主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他们的表现,完全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第四点:在经济领域方面,中共经过十五大,已决心走向市场经济,并进一步走改革的这条路。这一点是对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不是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种和世界经济接轨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要用敷衍的办法,用对付的办法解决政治改革的问题,要诚心诚意,比较彻底地进行,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那真是中国人民之大幸,也是我们这些为民主运动而奋斗的人的大幸。当然,应该按照民主社会的方式进行,而不是走一步停两步,应该是逐步地渐进地实行。

第五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改革中非常容易作到的,那就是放宽言论自由,而且确保不因发表了不同意见而受到迫害。

如果他们能采纳这些意见,我相信,他们就能作出彪炳千古的功业。我觉得,他们应该作出这样的功业。

【北京之春】1998年1月号-特稿